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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如果讀者真有點興緻讀我所寫的這些東西，一定不要把它看作真正的學術著作。它們也隻是一個過來人用筆傾訴過往的“經曆”，對“經曆”的隨機即興體驗。背景是“大曆史”，人人都參與其間的“大曆史”。如遇知我者，讀齣我在這種“大曆史”中所思所惑，罪我非我都無礙，博我會心一笑，則萬幸萬幸矣。

——王傢範

內容簡介

《明清江南史叢稿》是作者治明清江南史三十餘年的研究成果。文章按類型分為四部分：“專論”數篇論文是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散論”以個案為主，談江南的官、紳、民，情理皆佳；“講談”“序跋”兩部分側重方法論和治史心得，保留瞭講談的原味和對人對書的點評臧否。附錄為作者所撰迴憶錄的一部分，讀者由此可以瞭解作者早年的成長曆程。

作者簡介

王傢範，1938年9月生，江蘇昆山人。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終身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1957年夏鞦之交，投考華東師大，從此定居於麗娃園。自1962年起執教中國通史，持續46年，對大學曆史課堂教學有特殊的感情。80年代起，從中國農民戰爭史轉嚮社會經濟史研究方嚮，以明清江南為中心課題，對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探索也多有興趣。已齣版論著《中國曆史通論》《百年顛沛與韆年往復》《史傢與史學》《漂泊航程》等，參與閤編的教材有《大學中國史》等。

目錄

以平常的心走自己的路（代序）

【專論】

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曆史價值初探

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

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

明清蘇州城市經濟功能研討——紀念蘇州建城兩韆五百周年

從蘇州到上海：區域整體研究的視界

【散論】

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曆史命運

晚明人眼中的晚明世相

重評明末“封建與郡縣之辨”

顧炎武的第三種眼光——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如何讀懂顧炎武？

昆山三徐：康熙朝鄉紳的一個側麵

動亂以彆樣的方式降臨小鎮——讀《庚申年陳墓鎮紀略》

富貴在天，平安可求

最後的鄉紳

【講談】

發展與憂患：明清史再認識

“總體史”與社會變遷理路的整閤——明清史研究走嚮臆測

復雜的曆史，需要復雜的頭腦——從“黃宗羲定律”說開去

明清江南的“市鎮化”

我們瞭解農民嗎？

尋找曆史通感

地方誌的價值論

地方史誌有“腦補”功能

陳墓二硃——“新文化運動紀念”門外談

從知縣形象看明清基層政治生態

山水自然，開發有道

社會風氣與天下興亡

徐光啓個人價值取嚮研究建言

【序跋】

疏通知遠：中國經濟史通識的獲取——《國傢力量與中國經濟的曆史變遷》序

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序

感受與體驗萬年史的心境——《大學中國史》原序

《清代地方吏役製度研究》序

明清地方官的“貓鼠遊戲”——《明清歇傢研究》序

《近代江南農村經濟變遷》跋

【附錄】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存稿

精彩書摘

　　明亡前後江南士大夫的曆史抉擇
　　“功名富貴”與“治國平天下”兩種價值定嚮在士大夫身上一般是可以並行不悖地暫時共存的。當然，兩者並不隨時隨地都能相互包容而不緻發生撞擊。“治國平天下”是基於儒傢內核文化而産生的道德規範，它要求社會成員理智地壓抑個人的欲望和本能，服從社會群體諧調發展的需要，以“仁學”（即所謂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實際上有等級結構的愛，或可謂之古代人道主義）的理性去消融任何個性要求，將國傢（及其君主）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經過長期曆史沉澱，它已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原始心象”），深深地紮根於整個文化教育之中。即使如此，在心理的深層，仍潛伏著欲望、本能等無意識暗流，可以被壓抑，卻不能被消滅，時時還會從海底上升到水麵，偶露崢嶸。宋明理學，就是針對商品經濟發展刺激起來的“人欲”，企圖靠“內省”壓抑“情欲”的再一次嘗試。傳統社會“功名心”所包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在不同的環境影響下，可以因人因時而異，有多種多樣的錶現。尋求簡單的“統一”將會使人失望。同是江南士大夫，甚至同屬復社成員，也並不是都如此瘋狂地熱衷於利祿，追逐、角鬥於官場，置國傢、民族利益於不顧的。特彆是到瞭亡國之禍臨頭，大難從天而降，我們也確實在許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瞭儒傢人格原型。
　　晚明畸形的“人纔過剩”，既造成瞭角逐科舉官場的病態，也撞擊齣一種與之離心的力量。在看透科舉官場的種種弊害之後，有些人産生瞭對當時流行的價值指嚮的懷疑和否定。例如歸莊，自嘆“讀書二十年，做秀纔十年，不曾一望見場屋”，曆經摺磨，幻想破滅瞭，“今心已呆，氣已盡，卻不復知有所謂愁悶也”，總算從“功名富貴”的價值觀中解脫齣來。由於時勢使他與科舉、官場相隔離，他的心理較少受到汙染，對政治還保持著一種鮮明的儒傢理想主義色彩。他自許“壯夫薄雕蟲，《草玄》亦可已。我有救時策，他日獻天子”，已經不汲汲於當時的功名追求。他在送其好友黃淳耀、周上蓮會試時，殷切贈言“今日所急者經濟，經濟尤要者兵農”，望他們“守其素履，以報國傢”“必以匡國傢、安社稷為心”，即反映瞭中國古代士大夫高尚的人格與傳統的政治理想，同時也多少暴露其不諳世情、富於幻想的弱點。因此，這些人一旦涉足官場，目擊瞭種種黑幕慘狀，經受不住政治風雨的煎熬，就迅速由狂熱跌入悲觀失望。由此，我們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視政治為私利工具的吳昌時，也看到有視富貴如浮雲、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最典型的便是常熟瞿式耜。崇禎初他由進士授官戶科給事中，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充滿瞭憧憬，寄“中興”之望於烈皇帝，連連疏奏，提齣瞭許多治國主張。終因烈宗忌刻，又牽涉進瞭老師錢謙益的政治糾紛中，丟官卸職，鋃鐺入獄，差一點送瞭命。由此，他幾乎懷疑自己由科場到官場是一場噩夢：“憶從早歲誤桑蓬，滅沒翻身濁浪中。”“浮生空自嘆飄蓬，眨眼都拋役夢中。”這種心灰意懶、視功名似浮雲的心情，一直到明亡後他南下桂林、勉力支撐永曆危局時，依然非常強烈。他在給常熟傢人的信中，一再錶示“吾生平不愛官爵，且受過幾許風波患難”，“宦興索然”，不“貪位慕祿”，隻求做一個“太平百姓”，對晚明政局絕望至極，憤嘆道：“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更有一人後來看破紅塵、入禪削發的，這就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桐城方以智。他原是一個“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的貴公子，在桐城組織“澤社”，在金陵結交天下名士，又與陳貞慧等起草《留都防亂公揭》名震當世，很是顧盼自得。想不到崇禎十三年赴會試，恰逢其父為時相所忌，以失律罪下獄。方以智在長歌當哭之後，淡然於功名富貴，唯求歸隱，以著書自娛。明亡後，又遭到阮大铖的殘酷報復，流離於南方各地，歸隱於深山之中。永曆政權曾多次召授他為東閣大學士，他十次上疏辭退，堅不齣仕。瞿、方兩人在廣西相遇，成為莫逆之交。桂林為清兵攻破後，瞿壯烈殉國，方則萬念俱灰，削發為僧。但方以智並沒有虛度餘生，在隱、禪期間寫成瞭《東西均》等皇皇巨著，著作等身。
　　（插圖“瞿式耜墓”）
　　瞿、方兩人的經曆代錶瞭士大夫價值的一種轉嚮。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使一切正直的士大夫不能不受到“治國平天下”理性意識的強烈感染，始終不能忘情於國傢、民族的群體利益，“自我”的價值必須在社會價值中得到承認，個性意識相對朦朧和薄弱。隻有當這種價值觀受到現實政治的摧殘與無情嘲弄後纔會發生某種轉嚮。這是一種在精神心理學中可以謂之“移情”的心理動嚮。瞿既不願身居宦職，卻一直以內閣首輔的身份勉強主持著久曆內爭不已的殘局，作為自己的歸宿。城破後，明明可以脫身，卻坐以待死。這就是一種以壯烈殉國代替苟且偷生的“移情”。方比瞿更超脫，始終不願任職，名謂“著書自娛”，實則在經曆九死一生之後，熔儒、道、禪於一爐，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對天、地、人深邃的哲學思考中，頗有發明。他關於“閤二而一，一分為二”的自發辯證法思想更是曠古未有的獨創，在世界哲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這是又一種“移情”，較之前一種，功利主義的遺習已脫落得瞭無痕跡，似乎很有點否定“超我”的意味，顯示齣“自我”意識的崛起。因為它已屬於一種置具體的世情國事、經世緻用於度外的個人獨創的精神活動。這也許要歸功於道傢。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唯有道傢還具有一點“自我”意識，肯定人的個性價值。可惜的是，我們在後麵將要看到，明亡之後，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擺脫瞭晚明功名官場的汙濁氣，不時顯露齣純潔高尚的靈魂，但更多的卻是瞿式耜這樣的“殉情”型“移情”以及另一種以“經世緻用”為目標的新功利型“移情”。這再一次證實瞭儒傢的內核文化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有頑強的生命力。
　　（插圖《方以智晚節考》書影）
　　大明復興的絕望，對顧炎武為代錶的士大夫遺民打擊沒有比之更慘痛的瞭。然而正是這一不堪迴首的事實，迫使他們做齣瞭另一種曆史抉擇。這種抉擇是在對有明一代士大夫的價值觀做瞭認真清理之後産生的。對此，顧炎武在給門生潘耒的信中說得最完整：
　　“凡今之所以為學者，為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為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
　　對當代的強烈失望誘發齣一種空前未有的曆史感。麵對有明三百年慘痛的“亡國”“亡天下”的事實，他們鄙薄一切對現實功名利祿的追求，隻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熱望由此尋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此豈顧炎武獨然。梨洲先生命其書名曰“明夷待訪”，不也正是這種意思？因此，當顧炎武讀到《明夷待訪錄》，抑製不住喜得知音的興奮，即緻書於黃宗羲：
　　“因齣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
　　（插圖亭林公園顧炎武像）
　　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規模最大、最全麵的一次“曆史反思”。無論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還是顔習齋、李恕榖、陸世儀、張履祥，雖然主要都還是從檢討有明一代的治國得失入手，思路追跡所及卻是自秦始皇以來整個君主專製製度統治史。可以說，這是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光照進中國之前，在傳統思想的範圍內對中國傳統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麵反省。傳統社會的各種製度，如君相製度、郡縣製度、胥吏製度、井田製度、錢糧製度、科舉學校製度、選舉用人製度等等，都在他們麵前受到曆史思辨的審判。他們看不到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任何新的社會模式或思想資源可以藉鑒比較，隻能在古籍中嚮更早的曆史資源求助。錶麵像是要迴到“三代”去，但他們並不是倒退，曆史的思辨使他們天纔地猜測到君主專製製度的許多緻命弊病，設想過各種校救的可能，如君主專製是否有存在的價值，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方麵，權力集中於中央（郡縣製）好還是使地方有相對的獨立權（“復封建”）好，還議論到民間輿論對國傢政治的作用，用推舉選拔代替腐朽的科舉，以及關於商業流通有益、改善金融貨幣製度，等等，都閃耀著思想的火花。這種反思，在具體的對策上，隻是重復存在過的，企圖化腐朽為神奇，並不足取，但在批判的思路上，卻天纔地揭示齣許多病竈區域，對後人認識君主專製製度不無啓發。二百年之後，近代革命傢孫中山、章太炎等從這裏找到瞭所謂議院政治、地方自治等“啓濛”思想，也證明瞭這一點。現在，我們看到瞭也許會令古代士大夫震驚的一個價值不平衡律，那就是最不急功近利的人，卻成就瞭最大的功業和名望。這是為什麼？究其主觀方麵的原因，是因為黃、顧、王諸大傢對人生價值的追求，對“功名”的理解，有他們獨特的立場。且看顧炎武是怎樣說的：
　　“常嘆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名之為纍，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悟歟？”
　　壯哉，亭林，吾鄉先賢！誠哉，亭林，此言足令後人長相思！
　　(本文節選自《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曆史命運》，
　　載《明清江南史叢稿》，王傢範著，三聯書店2018.4。
　　圖片均采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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