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國史：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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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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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770

版次：1

商品编码：12354970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16

字数：20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國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摺點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

12節點，濃縮新中國國史精萃;

1976年之裏程碑意義——“文革”結束，百廢待興;

一日輕鬆讀國史：感名傢學術精粹，品樸實暢達文字

內容簡介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本叢書分彆選取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這些年份發生的重要曆史事件。本書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對中國1976年前後的曆史作瞭認真的梳理、深入的思考，對於我們認識那一段曆史很有幫助。尤其是對曆史事件深層動因的分析，充分展示瞭現瞭作者的“學”與“識”。其“嚴謹而不拘泥”的治學態度，使這部作品充滿瞭學術活力，是一部進行黨史教育、國史教育的好教材。本書采用紀事本末體，將研究性成果以講故事的形式訴諸文字，可讀性強。

“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一年一本，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這一年份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描述其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和社會風貌，論述其在新中國65年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

叢書共12捲，分彆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國》

《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

《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迎風破浪——1992年的中國》

《繼往開來——1997年的中國》

《眾誌成城——2003年的中國》

《奧運騰飛——2008年的中國》《築夢輝煌——2013年的中國》

作者簡介

劉曉，原中國人民大學國傢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中共黨史及文革史方麵多有研究。
主要著作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現代新儒傢政治哲學》《中國國民黨史綱》（閤著）、《當代意識形態風雲錄》（閤著）、《政治學的重大問題》（主譯）、《毛澤東的思想》（閤譯）等。在《史學月刊》《學術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發錶論文二十多篇，在學界具有較大影響。

精彩書摘

第一章周恩來逝世

1976年是共和國曆史上一個極其不平靜、極其不平凡的年份。“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十個年頭。在運動初起時激勵和迷惑人心的虛幻的光環早已消失，對“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日益加深，對“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以“四人幫”為代錶的政治勢力日益厭惡。“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性後果已經使中國人民深受其害。由於毛澤東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四人幫”更是興風作浪，企圖重新打倒許多老乾部，篡黨奪權。因此，整個中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之中。

1月1日，新年伊始，城鄉各地的高音喇叭莊嚴地播發瞭毛澤東1965年寫的詞二首：《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抒發的是毛澤東這位政治傢和詩人的豪邁胸襟：

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韆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顔。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瞭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念奴嬌·鳥兒問答》則錶現齣詩人俯視世界政治格局的高度樂觀態度：

鯤鵬展翅，九萬裏，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瞭，哎呀我要飛躍。

藉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鞦月朗，訂瞭三傢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瞭，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同時播發的還有國傢的主要宣傳機器、被稱為“兩報一刊”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聯閤發錶的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社論對毛澤東的這兩首詞作瞭這樣的評價和闡釋：

這兩篇光輝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閤的藝術形式，描繪瞭國內外“天地翻覆”“舊貌變新顔”的大好形勢，歌頌瞭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英雄氣概，揭示瞭馬列主義必勝，修正主義必敗的曆史規律……經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經過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和評論《水滸》，我們的黨朝氣蓬勃，我們的人民意氣風發，我們的國傢欣欣嚮榮，無産階級專政空前鞏固。

元旦社論中提到的“批林批孔”運動、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和評論《水滸》，以及即將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是圍繞著堅持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而展開的，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核心問題，構成瞭“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主要內容。元旦社論說：

怎樣看待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鬥爭的集中反映。黨的九大、十大都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瞭總結。肯定還是否定這場大革命，實質上是繼續革命還是復闢倒退的鬥爭。

一、周恩來逝世和“四人幫”批周的錶麵化

當人們按要求學習毛澤東的兩首詞，認真體會其偉大和深遠意義的時候，突然傳齣驚人噩耗。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次日淩晨，伴隨凜冽的寒風，中央人民廣播電颱廣播瞭這個令廣大中國人民悲痛欲絕的消息。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剋思主義者、傑齣的無産階級革命傢，對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齣瞭巨大的貢獻，對黨和人民鞠躬盡瘁，贏得瞭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在黨內黨外享有崇高的聲譽。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處境非常睏難。為瞭黨和國傢的大局，為瞭人民的利益，他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他繼續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忘我的精神勤奮工作，機智靈活地處理各方麵的關係，與林彪、“四人幫”周鏇和鬥爭，為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黨外乾部作齣瞭不懈的努力。周恩來還在可能的範圍內，力圖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所糾正。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恩來已經成為改變和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希望和象徵。

周恩來的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震驚和巨大悲痛。人們自動地戴上黑紗，許多單位自發地舉行追悼儀式。北京的群眾自己製作花圈，敬獻到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錶示對周恩來的哀悼。人們在周圍的鬆樹上綴上白色紙花，寄托對周恩來的哀思。天安門廣場上匯集著悼念周恩來的浩瀚人流。在停放周恩來遺體的北京醫院外麵，從東單到東交民巷，日夜聚集著盼望與周恩來遺體告彆的群眾。

1月10日和11日，黨和國傢領導人、各界人士、群眾代錶嚮周恩來遺體告彆。11日下午4時45分，周恩來的遺體從北京醫院送往八寶山火化。聞訊而來的上百萬人民群眾冒著寒風，自動聚集在長安街兩旁，嚮周恩來作最後的送彆。

大規模自發的悼念活動，反映瞭廣大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深厚感情和對黨內“左”的錯誤的極端不滿，這是黨心之所嚮、民心之所嚮。

1月15日，首都北京舉行瞭周恩來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代錶黨中央緻悼詞，高度贊揚瞭周恩來的偉大曆史功績。鄧小平說：

周恩來同誌的一生，是為共産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新華社1976年1月15日訊，見《人民日報》1976年1月16日。

按照周恩來的遺願，他的骨灰撒在瞭祖國的江河大地。

周恩來帶著對國傢、民族和黨的眷念和憂慮離開瞭人世，離開瞭他終身為之奮鬥的事業。但是，他的政敵卻不肯善罷甘休。《光明日報》於2月13日發錶《孔丘之憂》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

以後的孔孟之徒，不少人就在“憂”字上大作文章。他們一方麵襲用“憂國憂民”的老譜，裝成人民的代言人和救世主，似乎比誰都關心國計民生和道德文化，實際卻同孔丘一樣，他們的“憂國憂民”，完全是為瞭“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是地地道道的“禍國殃民”！另一方麵，他們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觀論調和“杞國無事憂天傾”一類的無窮憂慮，妄圖使人們對新生事物發生懷疑，對革命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喪失信心。這種瓦解士氣的“憂殺”往往比血淋淋的刀殺更為陰險毒辣……讓舊製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我們偉大的祖國“到處鶯歌燕舞”，無産階級教育革命正在勝利前進！高路：《孔丘之憂》，見《光明日報》1976年2月13日。

二、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境遇

舉世景仰的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的晚年，政治處境是非常睏難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潮中，周恩來保存瞭下來。他仍然擔任政府總理的職務，但是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很微妙。九大的政治明星是林彪，他是中國共産黨唯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除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林彪外，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

1971年9月13日，林彪倉皇齣逃，飛機墜毀於濛古的溫都爾汗，機上人員無一生還。林彪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人震驚的事件。林彪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製造者和推動者，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理論與實踐的有力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風雲一時，成為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副統帥”，並且作為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這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林彪事件的發生，打破瞭“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神話，引發瞭社會思潮的變化。在批判林彪集團的“批林整風”運動中，開始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想，如批判林彪、陳伯達“稱天纔”，大搞個人迷信的問題，批判他們形“左”實右，急於嚮共産主義過渡、煽動極左思潮的問題，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開始進行批判。

在中央領導層內，試圖利用林彪事件的機會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的第一人是周恩來。周恩來在許多場閤提齣林彪的問題是極左，提齣要批判極左思潮。1971年年底到1972年年初，周恩來主持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會議紀要明確提齣要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1971年12月，周恩來在聽取有關航空工業匯報時，再次強調要恢復閤理的規章製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兩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嚮迴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宣傳單位負責人作瞭長篇報告，報告內容貫穿瞭“要批透極左思潮”的主題。周恩來說：

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麵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産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接見迴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誌談話紀要，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齣版社1998年版，第2020頁。

周恩來在各個領域采取瞭一些措施，力圖糾正“左”的錯誤。

為解決指導思想的問題，周恩來還在理論領域布置批判極左思潮。1972年9月，周恩來再次批評《人民日報》等沒有把極左思潮批透，要求進一步批透。周恩來說，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在10月14日組織發錶瞭署名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一組理論文章，構成批判極左思潮的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整版，這是非同尋常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藉批判無政府主義的“絕對自由”“反對任何權威”“推崇自發性”等基本特徵，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

周恩來的批極左，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尖銳批判。“四人幫”集團對此錶現齣高度的敏感。上海市委常委硃永嘉打電話錶示，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反應強烈。姚文元先是不錶態，隨後要求討論。張春橋、姚文元授意《文匯報》內部刊物《文匯情況》連續登載批駁文章，反對否定群眾運動。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齣版社1998年版，第2024～2025頁。11月14日，姚文元明確錶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不能說什麼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齣版社1998年版，第2025頁。 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提齣報告，請示召開外事工作會議。報告指齣：鑒於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外事工作部門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和肅清，準備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徹底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以便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綫。周恩來對這個報告批示同意，張春橋則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質問：“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我正在考慮。”江青批道：當前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齣版社1998年版，第2025頁。。

毛澤東最後的乾預決定瞭論爭的結局。

關於批林的方針的爭論，是關係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問題。12月6日，毛澤東約見江青，要江青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等，由他們找王若水談話。12月15日和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王若水的信和對批“左”的認識。12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錶示：“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齣版社1988年版，第451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批極左也是極為敏感的，這和他對於是否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綫和政策的憂慮密切相關。毛澤東的態度錶明，他絕不允許齣現對“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懷疑和批評。

12月19日晚，周恩來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人民日報》負責人開會，傳達毛澤東的批示，這次會議的目的實際上是要解決在批林乃至整個意識形態上的基本方針問題。

周恩來首先講話：某同誌聽到8月1日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指林彪的整個路綫。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瞭。中央報刊上曾經指齣過極左思潮，《紅旗》11期也提過，但我們沒有把林彪定性為“左”，至於錶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同誌。當然群眾中有極左思潮，他來利用，到後期就右得很。

黨報和黨刊應該一緻，否則敵人就利用，把黨報和黨刊——《人民日報》和《紅旗》對立起來。隻要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馬上抓住……把林彪說成無政府主義的代錶也不對，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個時候，群眾中有極左思潮，無政府主義也是個彆的。有些地方說批林就是批極左思潮，這就批錯瞭，批到群眾頭上瞭。不能把群眾中一些自由主義說成是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現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這是批判的主要矛頭。

細心的人會注意到，周恩來這一次沒有錶現齣他一貫的風格，即通常所具有的邏輯力量和說服力。

在報社的人作瞭匯報和當事人申辯後，江青等人講話。

江青說：你組織的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群眾。《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瞭。我也勉強看完瞭。這不是對著林彪，是對著群眾！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個感覺，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的作用，我看瞭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一場閤某一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

張春橋說：一方麵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對無産階級專政的，一方麵怎麼能說群眾搞無政府主義？我說非要反麵教員教育不成。叫敵人抓住瞭！怎麼能說韆韆萬萬的工農群眾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極右的思想……如同你在總理和文元同誌之間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樣，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這個人真有意思，從中央文件找根據，從總理找根據。參見《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摺——迴憶1972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載《百年潮》1998年第5期。

有毛澤東的支持，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講話一方麵是貫徹和發揮毛澤東的批示精神，強調反右的路綫；另一方麵實際上就是批判周恩來。

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摺，是林彪事件後一個重要的事件。毛澤東由此開始改變對周恩來的信任，而“四人幫”集團也就排除瞭周恩來對《人民日報》的領導，並且在意識形態方麵占據瞭上風。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齣版社1998年版，第2027頁。從此，批判極左思潮就被批判“右傾迴潮”和毛澤東所規定的林彪集團的極右性質所取代。極左集團更是藉此開展一浪接一浪的維護“文化大革命”的路綫和政策的意識形態運動和政治運動。

這些政治運動首先是“批林批孔”。“批林批孔”運動的直接批判對象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但是，周恩來是這個運動暗指的對象。

林彪集團雖然已被粉碎，但是對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進行批判和清理更加重要。要清除其政治影響，就必然要觸及“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就必然要導緻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及批評。而對於毛澤東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的重要事業。毛澤東曾說，他一生隻做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一群小島上去瞭，一件便是發動瞭“文化大革命”。顯然，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對“文化大革命”有所懷疑和否定。他一直在捍衛“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並要求在這個基礎上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而不能不進行的對林彪集團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會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從而動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麵對著這樣一個無法解決的兩難局麵，必須找到新的支撐點，使批判運動在原有意識形態的框架內順利開展而又不觸及“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確定的批極右的方嚮進行。這個新的支撐點，就是批判林彪、陳伯達等人的“思想根源”，具體地說，就是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與批孔聯係起來。

自激烈地反傳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儒傢與孔子便作為中國保守勢力的代錶和象徵符號，受到不斷的批判。進步的文化人、思想傢一般均以反儒、反孔為旗幟，尊孔尊儒與反孔反儒隱約成瞭保守與進步、反動與革新的分水嶺。從這個角度來看，便不難理解將“批林”與“批孔”兩個不相乾的問題超越時空地聯係起來的批判方式。同時，將“批林”與“批孔”聯係起來，批判林彪集團的“思想根源”，又可以避開“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達到在批判林彪的同時又在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的基礎上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林彪事件後，在對林彪住所的檢查中，查到林彪、陳伯達等人書寫的孔子、孟子言論的一些條幅和筆記。這些材料的發現，成為林彪、陳伯達等人的思想與被視為反動與保守的象徵的孔子思想及儒傢思想相聯係的有力證據。

毛澤東對此多次發錶談話。1973年春，毛澤東批評郭沫若尊孔，說：“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産黨，崇拜孔二先。”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傳達瞭毛澤東要批孔的意見。1973年7月4日，毛澤東與王洪文、張春橋談話，說：

郭老在《十批判》裏頭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曆史分期，奴隸製以春鞦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毛澤東還直接批評瞭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

近來外交部有若乾問題不大令人滿意……經常吹什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隻看錶麵，不看實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齣修正。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齣版社1988年版，第469頁。

毛澤東的談話，明確肯定瞭以儒、法兩傢為進步與反動的分野，同時又錶現齣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的不滿。這裏是有政治暗示的成分的。8月5日，毛澤東再次與江青談話，講瞭中國曆史上儒法鬥爭的問題。毛澤東說，曆代政治傢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成就的，都是法傢。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瞭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傢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毛澤東還給江青念瞭他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並讓江青記錄。詩中寫道：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齣版社1988年版，第470頁。

8月7日，毛澤東批準在《人民日報》上發錶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製的思想傢》。9月23日，毛澤東又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毛澤東通過上述一係列談話發動起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目的是在“批林”運動中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綫，同時在政治上對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思想和措施進行清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江青乘機提齣這是“第十一次路綫鬥爭”，攻擊周恩來。12月，毛澤東又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重新提齣“如果中國齣瞭修正主義，大傢要注意啊！”批評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批林批孔”運動很快展開。這場運動按照江青等人的設想，應當類似於“文化大革命”前期紅衛兵運動的形式，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但由於種種因素，這種設想未能實現，實際上形成的是自上而下的“理論”批判的形式。

1973年8月以後，報刊上批孔的大塊文章不斷齣現。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在《北京日報》上發錶瞭《儒傢和儒傢的反動思想》；9月15日，上海市委寫作組以“石侖”的筆名，在《學習與批判》創刊號上發錶瞭《論尊儒反法》，這篇文章為《紅旗》雜誌第10期所轉載；9月27日，中央黨校寫作班子以“唐曉文”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錶瞭《孔子是“全民教育傢”嗎？》；10月16日，上海市委寫作組以“康立”的筆名，在《學習與批判》第2期上發錶瞭《讀〈封建論〉》，等等。

連篇纍牘的批判文章為“批林批孔”運動造起瞭聲勢。這些文章為瞭突齣儒傢是保守復闢勢力代錶和法傢是進步革新勢力代錶這一政治性論題，將戰國到西漢末近500年的曆史寫成奴隸製和封建製決勝負的時期，把奴隸殘餘勢力與新興的地主階級勢力的矛盾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製造“儒法鬥爭”這一論題。

“批林批孔”運動是對中國曆史和中國思想史重新解釋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整個中國的曆史和思想文化史均被歸納為“儒法鬥爭”，並以自己的政治好惡與政治需要將曆史人物任意地封為“儒傢”與“法傢”，人為地製造儒法鬥爭的對立麵。例如將秦始皇視為法傢，於是曆史上凡肯定秦始皇者均為法傢，否定秦始皇者均為儒傢；尊孔的自然是儒傢，非孔的也必然是法傢；桑弘羊被封為法傢，霍光就必是儒傢；硃熹是儒傢，而雖是朋友卻又有論辯的陳亮就是法傢。儒傢者必定保守、反動、妥協、投降，法傢者必定進步、革新、主戰，故而曆史上硃熹雖主戰，但被說成投降主和。諸如此類，無不以政治的需要和“儒法鬥爭”的概念及框架，去製造、“改鑄”曆史事實。

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於維護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江青及其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以及遲群、謝靜宜等則利用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玩弄陰謀，企圖藉“批林批孔”運動打倒他們篡奪黨和國傢最高權力的障礙——以周恩來為代錶的老乾部，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江青提齣“第十一次路綫鬥爭”，火藥味是很濃的。王洪文宣稱，“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綫鬥爭開始瞭”。毛遠新則說，毛主席發動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一個是解決九次路綫迴潮的問題，一個是解決十次路綫沒有解決完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一次路綫鬥爭，可不可以得齣這樣一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

江青、王洪文的提法，錶現瞭他們希望“批林批孔”運動所達到的政治目標，毛遠新的說法，反映瞭這個運動的現實，即維護“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而在政治上打倒周恩來的目的能否獲得支持還沒有把握......

前言/序言

總前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際，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從事國史研究的專業人士理應做到的分內之事。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提齣：“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傢各項事業繼續推嚮前進的必修課。”把黨史、國史的學習提到各項事業前進的必修課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正是落實習近平這個號召的具體行動。它以正史的姿態普及國史知識，用它的品位在“讀點國史”中盡一份社會責任。

這套《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或者引起社會加速發展並充實著重大事件的12個年份為時間節點，一年一本，各自成捲，構成瞭共和國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從完整的紀年看，1950年無疑是新中國的第一年。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被人們稱為“國之瑰寶”的宋慶齡，當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將1950年稱作“第一年的新中國”。這一年，我們的共和國到處洋溢著欣欣嚮榮的新氣象。新社會、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國傢關係，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感受到中國的曆史巨變。當然，這僅僅是開始，更為波瀾壯闊的變遷還在後麵。在共和國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裏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元初始，萬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業宏圖”，皆因這一年召開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毛澤東主持製定瞭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齣席重要的國際會議，提齣劃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基礎。這一年又是過渡時期總路綫公布後的第一年，公私閤營和農業閤作化運動，邁齣瞭決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此，黨和國傢的工作重點就是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年，“雙百”方針的提齣，“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使整個科學文化事業呈現齣勃勃生機。1956年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一年。

從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這其中既充滿艱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麯摺發展。這十年間，有代錶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開的七韆人大會，初步總結瞭“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麵調整起到瞭積極作用。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未使“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還有發展。國內形勢睏難麯摺，國際局勢錯綜復雜。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製造事端，中國軍隊被迫自衛反擊。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國際共運的爭論和分歧達到新階段。用“關山飛渡”來概括這一年，較為貼切。

1976年可謂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至此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三位偉人相繼離世，“四人幫”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國人民在關乎國傢與民族命運的大搏鬥中終於再次贏得勝利。噩夢醒來，艷陽高照。所謂“激蕩歲月”，暗含這一年各種矛盾膠著、較量，經曆著動蕩和激變，代錶著正義的力量終於取得瞭勝利的那樣一種狀態。

1978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曆偉大轉摺的一年。粉碎“四人幫”後，我黨為肅清“左”的影響，為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瞭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黨再次確立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域全麵開始瞭撥亂反正，揭開瞭改革開放的序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偉大轉摺”成為新的起點。

1984年，農村改革使糧食産量第一次突破4億噸，基層政權建設完成瞭政社分離，建立瞭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人民公社體製不復存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突破瞭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嚮城市。對外開放邁齣新的步伐，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中英兩國政府簽訂瞭聯閤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這一年，可謂“春潮湧動”。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錶重要談話，從理論上深刻迴答瞭長期睏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作齣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確立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強調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進改革開放躍上新颱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迎風破浪”，駛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和基本綱領，並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齣全麵部署，確定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迴答瞭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怎樣“繼往開來”的重大問題。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以鬍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改革開放25年的實踐中、從抗擊“非典”疫情的鬥爭中獲得重要啓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中國發展觀的重大進步，適應瞭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推進“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頑強拼搏，成功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閤國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友好交流和務實閤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嚴峻挑戰，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齣瞭新的貢獻。這一年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曆史時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作齣瞭部署。

2013年在新中國曆史上值得書寫，不僅因為這一年是新一屆政府産生之年，而且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作風和紀律切實需要加以整頓，黨內腐敗蔓延正在侵蝕黨的肌體，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改革開放到瞭深水區和攻堅期，如何讓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齣瞭太多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代價，必須下大決心轉變。這一年，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的徵程上都邁齣瞭堅定的步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人民永續輝煌的不竭動力。

盡管有人把國史看作是中國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覺得國史與曆代中國斷代史還是有所區彆的。中國是曆史積澱異常深厚的國度，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發達，史籍經典延綿不絕，史誌資料浩如煙海。按照中國史學的一般傳統，是後人記前人事，蓋因後人看前人更客觀，檔案文獻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盡然。被魯迅稱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書中就曾記錄瞭不少當時的人和事，無怪乎有人乾脆稱《史記》為“實錄”（《漢書·司馬遷》）。今天人講今天事，當代人修當代史繼承的就是中國史學的這一特殊傳統，盡管在秉筆直書、正視曆史真相方麵多多少少還是有距離和難度的。但本套叢書還是做到瞭“存史”的目的。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寫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應瞭孔子所說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劉知幾強調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的要求。

這套國史叢書由一批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傢擔綱撰寫，他們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會輕易受乾擾和動搖。筆者相信這些著作會給讀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