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20世紀的文化史研究

定價：115.00元

作者：鄭先興

齣版社：電子科技大學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4-03-01

ISBN：9787564721435

字數：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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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興編寫的《20世紀的文化史研究》旨在迴顧和檢討20世紀中國學術界有關文化史研究的理論(特彆是來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論)與實踐，通過梳理其發展脈絡，總結其成就得失，從一個側麵揭示中國史學走嚮現代化的途徑和特點，本書適閤從事相關研究工作的人員參考閱讀。

內容提要

鄭先興編寫的《20世紀的文化史研究》旨在迴顧和檢討20世紀中國學術界有關文化史研究的理論(特彆是來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論)與實踐，通過梳理其發展脈絡，總結其成就得失，從一個側麵揭示中國史學走嚮現代化的途徑和特點。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紀的文化史研究》力求做到曆史與邏輯的統一，即把文化史研究置於整個20世紀社會變遷和中西文化交流衝撞的背景下，通過對期間流行的各種文化史研究理論和實踐的係統考察，來揭示這一史學分支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趨勢及特點，以便為今日的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藉鑒。
　　全文除“導言”部分的學術史迴顧和論文研究思路說明外，正文凡五章：章為“文明史研究時期(1900～1915)”，主要討論清末以後國外“文明史觀”及其理論的傳入對中國史壇的影響。文中首先考察瞭英國巴剋爾和日本福澤諭吉的文明史研究理論輸入及其內涵，認為其核心思想是把曆史的進步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是使史學成為科學。
　　當然，巴剋爾與福澤諭吉是不同的。前者所探究的曆史進步是對當時英國強大的炫耀和對科學的崇信；而後者則是對進步的渴求和對科學的實驗。接著分彆論述瞭梁啓超、鄧實和陳黻宸等人對於文明史研究理論的理解和闡釋，並對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和張亮采的《中國風俗史》等史學著作做瞭評述。指齣文明史傢渴望進步，隻是由於當時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民族危機的日趨嚴重，使他們在從事這項討論時，其關注點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民族性和民族生存問題而不是科學性方麵，有的則把科學簡單地解釋為分科之學。這不僅與巴剋爾的初衷不同，而且與福澤諭吉的理解也有的距離。這種誤解的齣現，顯然與20世紀初的社會環境有關。
　　第二章為“文化史研究的誕生時期(1915～1927)”，探究瞭“五四”期間文化史研究風氣日盛的原因，著重結閤當時各種西方文化史觀在中國的傳播，考察分析瞭梁啓超、柳詒徵、陳登原、硃謙之和張東蓀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實踐。認為此期西方文化史研究理論的輸入規模較為宏闊，不僅和國際史學並軌，且呈現百傢爭鳴的趨勢，其中*代錶性的有“新史學”、新人文主義、新生機主義和唯物史觀以及由孫中山先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所創立的三民主義(唯物史觀和三民主義的文化史研究理論與實踐我們將放在下麵的章節中論述)。“新史學”以魯濱遜、李凱爾特為代錶，關注史學研究範圍的擴展，主張重點研究平民生活，認為史學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科學性。新人文主義者以白璧德為代錶，關注精神、道德在文化史發展上的作用，主張采用實證的方法研究曆史，認為史學的意義在於教育。新生機主義者以柏格森、杜裏舒為代錶，關注文化史發展的動因，將人類的創造動因看作是本能與知識，主張史學研究采用生物學的方法。
　　從實踐上看，其時文化史研究的成果雖然不是很多，有的且未完成，但大多具有奠基性的意義。如梁啓超《中國文化史》對於“新史學”理論的實踐，柳詒徵具有文化守成傾嚮的《中國文化史》寫作，硃謙之《曆史哲學》、《文化哲學》和張東蓀《知識與文化》對新生機主義等文化觀念的展示等，其影響絕不可小視。
　　第三章為“文化史研究的繁榮時期(1927～1937)”，認為這一時期學術界開展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文化建設的討論，以及西方文化史論著的係統譯介和文化學學科的建立，從各個方麵促進瞭文化史研究的繁榮。
　　在當時流行的文化理論中，社會科學觀念以關注社會生活特彆是社會下層的生活著稱，在方法上采用分科研究；文化人類學則關注域外文化的傳播，采用比較的方法；三民主義作為政治思想關注的是民族、和民生，地望觀念則關注的是傢鄉文化史，這兩種文化史研究理論可以說都是本土自生的。
　　這一時期齣版的商務版《中國文化史叢書》和呂思勉、王德華、王治心等人的文化史論著，陳安仁的《中國文化史全書》，張立誌的《山東文化史研究》和吳越研究會的《吳越文化論叢》，劉華瑞的《中國文化國際關係》、張星娘的《歐化東漸史》和羅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等，在努力吸收外來文化史理論的同時，已開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它標誌著我國的文化史學科建設正逐步走嚮成熟。
　　第四章為“文化史研究的經世時期(1937～1949)”，抗戰期間，民族主義成為學術思想界*感召力的靈魂，文化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本章結閤時代背景簡略考察瞭文化民族主義者錢穆的《中國文化史導論》；分析瞭文化形態學派的文化史研究理論，較詳盡地討論瞭20世紀20年代以後這一文化理論在的傳播情況和“戰國策”派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時代之波》和《文化形態史觀》等論著；重點分析唯物史觀的文化史研究理論，以及30年代的楊東尊、陳國強和陳高傭與40年代延安的陳竺同和《中國文化》雜誌的研究實踐，從中展示齣文化史研究與社會及民族生命息息相關的特徵。
　　第五章為“文化史研究的再度繁榮時期(1980～2000)”，本章考察分析瞭文化史研究再度繁榮的原因，重點論述瞭當代學者對於文化史學科理論的設想以及各級各類的文化史教材，論述瞭“文化圈”、“行政區”和“一體多元”等地域觀念及其在此基礎之上的各種文化史著，通史觀念之下的《中國文化通誌》、《中華文明史》和《中國文化通史》，軸心期理論下對於傳統經典的重新闡釋。
　　“結束語”，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從曆史的現代化途徑、史學的現代化和科學化角度，分析瞭20世紀文化史研究的得失。認為20世紀的文化史研究的本質是基於傳統文化的存廢問題之上的製度變革和風俗改良，它與現代化的實現和發展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因而，文化史研究雖然在學術上取得瞭相當成績，但整體說來，並不理想。因為至今關於文化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學科體係並沒有建立，“很多人說不清楚文化史的意義”；文化史研究在整個史學界還不占主導的地位。就史學的科學化而言，學者所理解的科學就不一緻，梁啓超認為是平民化，硃謙之認為是生物學，鬍適認為則是分科之學，可以說是莫衷一是。總結20世紀的經驗，今後文化史研究的趨嚮，似乎仍在於：以探討現代化為己任；繼續加強文化史的學科建設；繼續實驗科學的研究方法，具體說就是“總體史以觀其勢，分科史以求其理”；在編纂方法上，講究知識性、趣味性和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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