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老照片(第74輯)》藉助於老照片,真實生動地迴顧瞭中國幾段現代曆史,如:我在“文革”中的經曆,張瑞靄的傳奇人生,書裏書外的段君毅,隨夏衍先生遊香港、解放初期的農村掃盲等等。有著老照片做佐證,大大增強瞭該書曆史的可靠性。
內容簡介
一張照片、一段往事,《老照片》正在為人類留下許多珍貴的曆史片段,觀照百多年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迴望這些細節,也就有瞭特殊的意義!每張照片都蘊涵瞭一個真切、感人的故事。在這裏,它們嚮我們傳遞的就是這些現代的我們所不知道一切,這些內容包括有人物經曆、“文革”曆史、支邊歲月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內頁插圖
目錄
郭影鞦 我在“文革”中的經曆
張聿溫 張瑞靄的傳奇人生
楊鋼 書裏書外的段君毅
馬小彌 百年曹禺叔
呂恩 隨夏衍先生遊香港
伊格 解放初期的農村掃盲
銳 明 重溫一組老照片
葉四臨 海校漫憶
田翠芝 在西藏支邊的歲月
李榮欣 工農兵學員進北大
龔玉和 我當“民辦教師”
王柔 哦,籃車
趙海成 1930年代的北京戲麯學校
李威言 聊城師範附屬小學舊影
楊嘉實 在加爾各答候船赴美的中國留學生
馮剋力 葉四臨們的遭際
精彩書摘
郭影鞦我在“文革”中的經曆
調新市委
1965年9月12日起,我帶領人民大學數百名師生到北京郊區參加農村“四清”運動。1966年5月上旬,中央組織部的趙漢副部長突然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麵對突如其來的調動,我經過認真思考後,非常誠懇地嚮趙漢錶示:請轉達中央有關領導,能否準予免掉。但是不久,我的請求未被接受,中央明確通知一定要調。
我清楚地記得,5月18日,吳老(吳玉章)特地風塵僕僕地到蘇傢坨公社看望參加農村“四清”及開展半工半讀的師生員工。我陪同吳老參加這一活動後,於5月19日到北京市委報到。已被任命為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當天找我談話,職務是市委書記處的文教書記,分管文化、教育、體育、衛生方麵的工作,首當其衝是“文革”方麵的事。立即要著手進行的,是接管《北京日報》、《北京晚報》。要先摸清情況,清算兩報在“三傢村”問題上的錯誤,使報紙盡快以新的姿態投入“文革”之中。6月3日,新華社?布瞭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的消息。正式公布李雪峰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為第二書記。我和高揚文、馬力為書記處書記。我作為文教書記,還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並代錶華北局齣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會議。與我這樣列席“中央文革小組”的還有鄭季翹(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錶東北局)、楊植霖(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錶西北局)、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長,代錶西南局)。我們這幾個人都算不上是“文革小組”的成員,隻是邊緣人物,且很快都被打倒和撤職瞭。
我去北京市委報到的前後一兩天?大概是5月18日或19日,發生瞭觸目驚心的鄧拓自殺事件。鄧拓當時是中共中央華北局候補書記、北京市委的文教書記。他是黨內著名的秀纔,是黨和國傢不可多得的傑齣人纔。而今成瞭“文革”爆發的直接導火綫,因撰寫《燕山夜話》和《三傢村劄記》,被橫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他因不能接受這些罪名,又無法正常申辯,便留下遺書,以死抗爭,終年纔五十四歲。按說,他的死是件很不尋常的事,應引起有關方麵重視和警惕。北京市委曾為此報告中央。事後,李雪峰曾傳達中央和毛澤東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澤東對此竟風言冷語,很不以為然。對此,惺惺相惜,引起我無可名狀的悲涼。應該說,我參加革命後,對於毛主席有齣自內心的敬仰、熱愛和崇拜,而他對鄧拓之死有如此批示,如此的鐵石心腸,真使我大感意外。由於毛澤東有這樣的態度,作為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在一次會議上,在說到鄧拓之死及其遺書時,也輕衊地說:“鄧拓的遺書很惡毒,睜眼說瞎話,用他的行動作齣結論。遺書堅持反動立場,說過去的一切與彭(真)劉(仁)無關,實則是堅決的包庇。其次,對所有的批判都反對……”從李雪峰講話所透露齣的鄧拓遺書的點滴內容看,鄧拓確是寜摺不彎的大丈夫。
到北京市委工作後,我參加瞭原北京市委、市人委副部長以上的所謂“揭發批判彭真及三傢村黑幫”的大會。這次會議從5月22日起在北京飯店舉行。會議的基調是揭發批判北京市委原來主要領導彭真、劉仁、鄭天翔的問題,要求與會者勇敢揭發,同時也檢查交待自己的問題。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原北京市委的一些乾部,如崔月犁、張大中、李琪、韓伯平、張文鬆、宋碩等都曾在會上無可奈何地作過或揭發、或檢查性的發言。有一次會議,還專門安排瞭原北京市委的三位書記萬裏、陳剋寒、趙凡作檢查,以?過關。
作為北京市委的文教書記,我在七十多天的工作過程中,花費精力最多、感到最為棘手的,還是派工作組的有關問題。派工作組的導火綫,緣於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直接點名攻擊瞭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的副部長宋碩及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和黨委副書記彭佩雲,揚言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由於當時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政治局擴大會的有關情況尚未公布,在此之前黨中央、國務院曾經發齣過關於貼大字報的指示和規定,如“遵守紀律”、“內外有彆”等。因此,聶元梓的大字報張貼之後,既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也遭到瞭許多北大師生的反擊。齣人意料的是,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颱卻全文廣播瞭這張大字報,隨之《人民日報》還發錶瞭高度評價這張大字報的評論。因而很快在北京、在全國引起瞭轟動。當時,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為穩定社會正常秩序,保證“文革”的正常開展,作齣瞭派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大的決定。據我所知,在此之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就在5月30日嚮在外地的毛澤東請示,擬派陳伯達率工作組到?民日報社,毛澤東於當天就錶示:“同意這樣做。”當時大傢都認可派工作組是順理成章的事,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都未對此提齣異議。北大的工作組派齣去之後,各方麵的情況都緊張起來,各個學校都要求派工作組。一、兩天內北京市、華北局和中央工交係統就抽調瞭四十多名乾部,包括中央組織部及其他各部的一些正、副部長,分彆到各個大學任工作組組長。
經過一段時間緊張工作,我原以為派齣工作組,就可以舒一口氣瞭。但更復雜、更尖銳的鬥爭還在後麵。一方麵是一些學校的工作組與所在學校的造反派發生矛盾和鬥爭;另?方麵是中央高層領導在對待工作組問題上發生分歧。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以及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主張派;江青、陳伯達、康生則時刻窺測毛澤東的意圖,以求政治投機。他們開始也主張派,後來又看風使舵。我則在不知不覺中陷入鬥爭的漩渦,甚至成瞭替罪羊。
1966年7月初,華北局要在北京市召開華北局工作會議,集中討論“文革”的問題。為此,市委要準備一個大會發言。我和黃誌剛根據李雪峰一次講話精神,先草擬瞭一個提綱,再由市委簡報組起草成文,經過書記處會議討論,最後由李雪峰、吳德定稿,而後讓我在會上代錶北京新市委發言,還用市委名義上報中央。這個報告因貫徹瞭支持派工作組的思想和內容,後來被指責為是“貫徹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代錶和典型”。我想,這大概是我被撤銷“北京市委書記”的根據。但執行“反動路綫”的又何止是我呢?“文革”後期,我有病在傢休養時,吳德同誌曾到傢裏看望,我曾問他:“我到底為什麼被撤職?”他滿臉帶笑卻吱吱唔唔,沒有說齣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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