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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火熱的年代，單純的信仰，多少麯摺波瀾，又多少是非紛紜。該書作者聚焦當代曆史，平靜而客觀地梳理那些重要的社會事件，察隱燭幽，重新解讀徘徊在希望與遺憾、荒誕與真實之間的不平常歲月。

目錄

毛澤東為何提齣讓資本主義絕種
知識分子何時戴上“資産階級”帽子
1957年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
反右派運動中的大字報
毛澤東反反冒進論析
八大二次會議與“大躍進”的全麵發動
1958年農村公共食堂的驟然興起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農村人民公社興起的原因
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的供給製
1958年知識界的“拔白旗運動”
“大躍進”中的科研與文藝“衛星”
彭德懷對個人崇拜的反對與廬山上書的結局
農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農業六十條》探析
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下放
廣西龍勝包産到戶始末
對巴人、尚鉞、李何林的錯誤批判
飢荒年代的知識分子
1959至1961年的右派摘帽工作
20世紀60年代初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
三年睏難時期的大精簡
農業學大寨運動述論
中國從對日索賠到放棄賠償要求
後記

精彩書摘

從建國之初的具體情況看，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顯露齣來瞭這樣那樣的弊端，如果國傢不對其采取利用、限製、改造的政策，任其自然，不加乾預，那麼，對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是不利的。私人資本主義從其本性來講，並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社會主義的前途。相反，他們所希望的是在新製度下，仍有廣大的發展空間，能夠自由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盲目生産和盲目經營，必然與國傢經濟建設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相衝突。資産階級惟利是圖的本性，也會加劇其同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從而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順利擴大。在私人資本主義存在的情況下，雖然共産黨掌握瞭政權，不怕資産階級造反，但在建國之初錶現齣的限製與反限製鬥爭的復雜性、尖銳性，使共産黨人認識到，對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製結構進行改組，通過國傢資本主義的方式，使之變革所有製性質，在當時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如果說在“三反”“五反”運動之前，“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工人階級還沒有對資産階級進行激烈鬥爭，資産階級就還保持著很大的威風”的話，那麼，“三反”“五反”運動之後，資産階級事實上已不可能再照舊生存下去瞭，除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以外，再也沒有彆的齣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纔提齣讓資本主義絕種的問題。
50年代進行的對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允許私營、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曆史的必然性，二者之間並沒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內在聯係。況且，50年代的私人資本主義與今天的私營、民營經濟雖然在所有製上都具有私人占有性質，但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地位、作用，在兩個不同時期都是大有差異的。而且現階段，我們仍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私營經濟隻是豐富多樣的所有製形式之一，今後所有製的發展方嚮，也隻能以公有製為主導。今天私營企業的發展，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還不關係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而在50年代初期，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很激烈的，當時的環境與條件並不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無限製地發展：何況當時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在勞動生産率的比較上，前者要大大優於後者，並不是像琨在的國有企業那樣齣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當時，國營企業在管理體製上雖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它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相比，其先進性和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的本意也是為瞭使這些企業通過改造，提高生産力水平，以適應國傢工業化的要求。事實上，這些企業在改造完成之後，確實在生産效率、管理水平、職工積極性諸方麵，都大大超過瞭改造前的水平。所以，當時從總體上提齣消滅資本主義，或者讓資本主義主體部分絕種。也是有其閤理性的。
問題在於讓資本主義何時絕種纔是閤適的，消滅資本主義是不是有必要使其片甲不留。按照毛澤東原來的設想，消滅資本主義的時閆本來是比較長的。1949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團校第一期畢業生畢業典禮上講話時說。有瞭條件，準備好力量，穩步地走嚮社會主義，“20年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情況即轉人社會主義”①。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後，毛澤東在1953年9月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錶座談時說，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三五年能辦得到的，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思想”②。1955年10月，擴大的七後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認為大約在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可是，隨著農業閤作化速度的日益加快，毛澤東主觀地認為對資本主義改造的速度也必須加快。到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就宣告基本完成，這離1955年毛澤東提齣讓資本主義絕種隻有一年多的時間，離1953年6月他第一次提齣讓資本主義絕種也隻有三年多的時間。現在看來，一是“絕種”的時間太快，大大縮短瞭原來預定的時間。二是“絕種”的方式太絕對，企圖使資本主義斷子絕孫，且隻采取瞭全行業的公私閤營這一種國傢資本主義方式，使之變成瞭清一色的國營企業，對國傢資本主義的其他形式則棄之不用。“假使當時不搞得那樣匆忙，多花一點時間探討社會主義改造的多種形式，情況可能會要好些。”①三是即使當時資本主義絕瞭種，如果按照1956年底毛澤東提齣的既消滅資本主義，又搞點資本主義，私人工廠可以開，地下工廠應閤法的設想，也能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中國經濟保持多種所有製形態，避免後來長達20餘年的隻有公有製這一種單一的所有製情況，從而避免中國經濟成為一潭死水。可惜，這一點沒有做到，使資本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中國真正絕瞭種。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和所有製形式，是與以公有製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根本不相容的。但是，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使得剛剛脫胎於舊製度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是純之又純的，應當允許與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並有利於生産力發展的多種所有製存在。對某種應當存在的所有製結構，主觀上去消滅，讓其絕種，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可以做到，但必然要付齣代價。因此，隻要這種所有製還有一定的活力，仍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應允許其存在，並允許其在一定範圍內發展。讓資本主義絕種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情感問題、愛憎好惡問題，而是一個生産力接受程度的問題。某種所有製是否有存在的理由與依據，並不取決於我們感情上喜不喜歡，而應以生産力發展水平，以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為根本標準。
任何偉大的思想傢都受製於他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理論都帶著時代的烙印。後繼者的任務並不是以當今的標準去苛求與指責前人，而是從他們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和教訓，這樣，在前人開拓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的時候就能走得更快捷，更少走彎路。我想，對毛澤東讓資本主義絕種問題的認識，也應是如此。

大辯論給農業生産也帶來瞭一些不利影響，如湖南農村在大辯論開始後，齣現瞭大量齣售、宰殺生豬和傢禽的現象。平江縣在8月下旬全縣宰殺生豬1 200餘頭，其中50公斤以下的小豬占45％以上。齣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平江一些地方把糧食浪費全部歸結到養豬上，有的還將養豬多的戶扣上浪費戶的帽子，集會展開鬥爭，甚至有地方還批判養豬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吃肉是個人主義。
對於運動中齣現的偏差，各級組織也有所發覺。山東省委於1957年8月中旬發齣《關於如何在鄉、社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緊急通知》，要求在辯論中必須注意區分正確的意見和錯誤的意見，區分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和農民中的某些懷疑、誤解和不滿言論，在開爭辯大會時，不準打人、罵人，不準侮辱人格，必須以理服人。河北省委在《批轉保定地委關於徐水、清苑兩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嚮省委的報告》中指齣：“在辯論中，要用迴憶、對比、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對極少數動搖的富裕中農，也隻能采用說理鬥爭，不要扣右派帽子，更不允許打人、拉人。”運動中齣現的問題也引起瞭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共中央於8月底及9月初批轉瞭山東省委和河北省委的上述兩個文件。9月4日，中共中央發齣瞭《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規定在農村中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應該批判，但也不應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年9月，在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指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要堅持‘隻動口、不動手’的原則，防止和糾正簡單粗暴的做法”，重申在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中不提反右派鬥爭的口號，不戴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①自此，兩條道路大辯論運動中亂拉亂鬥和亂扣右派帽子的現象得到瞭遏製。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瞭《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0月25日，綱要全文發錶。26日，中共中央發齣瞭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討論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就綱要的內容在全民中開展大辯論。27日，《人民日報》發錶《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號召全體農民“剋服各種各樣的保守思想”，“以農業四十條綱要為中心，進行一次生産問題的大鳴、大放、大爭”。由此，農村大辯論的重心，由兩條道路問題轉嚮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醞釀發動“大躍進”，兩條道路的大辯論基本結束。
三、負麵影響
通過將近半年的兩條道路的大辯論，預期的目的似乎達到瞭，在“大辯論”的強大壓力下，散瞭的閤作社得以恢復，已經退社的農民重新迴到閤作社裏。到1957年年底，參加高級社的農戶達到瞭全國總農戶數的98％。糧食徵購的速度也大為加快，到1957年11月初，全國已完成1957至1958年度糧食徵購任務的76％以上。
但是，這場大辯論由於是在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形勢作瞭過於嚴重的估計的前提下進行的，加之運動的方式是所謂“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而不是真正耐心細緻地做農民的思想說服工作，它對我國農業生産和農村的發展産生瞭不可忽視的負麵影響。
第一，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盡管解決瞭當時一度擔憂的農民鬧社、退社問題，但在閤作社是否具有優越性的辯論中，片麵地誇大其優越性，掩蓋瞭匆匆忙忙實現閤作化過程中齣現的許多本可以解決的問題。
兩條道路大辯論的直接起因，就是以富裕中農為主體的鬧社退社風潮。這本可以通過整頓閤作社、作適當的政策調整、提高乾部素質和管理水平來解決。可是，在大辯論中，一味地強調閤作社的優越性，在“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大帽子下，乾部、社員對於搞好閤作社的許多正確意見也不敢提。而且用大辯論的方式來解決思想問題，實際上並不能做到各種思想自由交鋒、自由辯論，而往往是有意識地先放齣被認為是不正確或者錯誤的言論，以便屆時好組織辯論即批判，實則有點“引蛇齣洞，聚而殲之”的味道，很難聽到真實的聲音。這樣，錶麵上看來，思想統一瞭，閤作社鞏固瞭，實際上導緻社員鬧社退社的原因並未真正找到，閤作社中存在的問題也未得到切實解決，像分配中的平均主義、乾部工作中的強迫命令作風等問題仍然如故，並且一直存在於隨後由閤作社轉變而成的人民公社中，成為影響廣大農民生産積極性的重要因素。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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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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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大片暖暖的橘紅下爸爸就像是一個支點，以他全部的愛，支撐起傢庭的幸福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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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子，彆等瞭。這麼冷的天，咱迴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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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不易購的，然是書材料豐富，觀點鮮明。為研究國事的重要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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