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中宣部、新聞齣版總署迎接黨的十八大重點圖書。
★國傢齣版基金資助項目。
★廣大黨員群眾看清黨和國傢未來發展及走嚮的通俗讀物。
★中共,因民主而生;為民主而戰;順民主之勢而行(沿著中國特色的民主建設道路)
內容簡介
有人認為中共不是一個崇尚民主的政黨,這是曆史事實嗎?有人認為中國的人大製度是“虛假”民主,政治協商製度是“政治花瓶”,這種看法有道理嗎?西方指責中共實行一黨執政,缺乏包容性、代錶性和閤法性,顯得與“世界民主潮流”不協調,這種說法正確嗎?……中共十八大前,國際社會對黨員人數最多、最大的發展中國傢的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的言論和活動,包括涉及黨內外民主的問題,備加關注,評說紛紜,意圖透過十八大觀察中共今後若乾年在政治體製改革包括民主建設方麵的走嚮。
《民主的力量:中國共産黨如何走嚮未來》用講生動故事、舉典型案例、擺確鑿史實、列準確數據的寫作方法,針對國內外一些人在民主問題上的模糊認識、錯誤判斷,構思問題、進行比較、作齣解答,告訴讀者:中國共産黨90多年的曆史,就是一部爭取民主、建設民主的曆史。
《民主的力量:中國共産黨如何走嚮未來》策劃、齣版過程中,得到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前主任、九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建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等的支持和具體指導。
作者簡介
林良旗,中國外文局原副總編輯,現任《對外傳播》雜誌主編。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研究生),獲文學碩士學位。先後在人民解放軍某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從事新聞和對外宣傳工作;1992年起任北京周報社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國外文局副總編輯。期間擔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期刊協會常務理事。因“發展國傢新聞齣版事業做齣的突齣貢獻”,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精彩書評
★視角新,可讀性強,用故事講清楚瞭中國共産黨與民主的關係,使讀者能直觀地瞭解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實施民主的真實情況、發展進程和麵嚮未來的製度設計。
——北京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硃誌敏
★90多年的中國共産黨曆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爭取民主、建設民主的曆史,本書就此進行瞭係統梳理,以故事、數據等解答的方式也很吸引人,值得一看。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柳建輝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共産黨是一個崇尚民主、為民主而奮鬥的政黨
第二章 中國共産黨以民主為武器打敗瞭國民黨
第三章 民主協商奠定新中國基礎
第四章 人民代錶大會體現瞭民主本質
第五章 人民政協展示中國式民主魅力
第六章 民主是處理民族問題的鑰匙
第七章 民主之風開啓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
第八章 民主決策推進科學發展
第九章 廣集民意夯實執政根基
第十章 紮根基層民主煥發新的生命力
第十一章 包容性開創民主治理新模式
第十二章 黨內民主是中國民主未來發展的關鍵
精彩書摘
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鬍錦濤曾非常明確地指齣:“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産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 縱觀中共90餘年曆史,雖然對民主曾有過理解上的偏差和執行中的失誤,但民主始終是中國共産黨人的不懈追求;民主是一根主綫,貫穿全程。
作為反對專製思想武器的民主為中共誕生鋪平道路
追根溯源,中國共産黨是在中國反對封建專製、追求民主理想的新思潮催動下誕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後,特彆是五四時期熱心倡導和追求民主、影響最大的一批中國人,大多參與瞭中共的創建。這絕非偶然。
在與清王朝封建專製主義的鬥爭過程中,資産階級革命派特彆重視對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傳播。早期中國共産黨人的主體是知識分子,他們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與資産階級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方麵有韆絲萬縷的聯係和相似性。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早期共産黨人在信仰馬剋思主義之前都是激進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者,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深深地植根於他們的頭腦,成為他們參與中共民主建黨的原動力。
陳獨秀1901年留學日本,尋求救國之道,迴國後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復闢帝製的鬥爭。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1918年他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青年雜誌》創刊號發錶瞭陳獨秀寫的《敬告青年》一文,嚮中國青年“謹陳六義”,其第一義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含有突破專製奴役、追求民主的意味。該文指齣“人權”(即民主)和“科學”“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共同構成近代歐洲文明要件,“國人而欲脫濛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陳氏這番橫議,其論點論據均從“近世歐洲曆史”引齣,又鼓動國人“直追”歐洲人之跡,全然一種從天外竊火給國人的普羅米修斯姿態,而所竊之火便是民主與科學。《青年雜誌》自第2捲起更名《新青年》,1916年遷至北京齣版,成為新文化運動重要喉舌,並因批判舊禮教、舊文化而遭到封建衛道士圍攻,被羅織“覆孔孟,鏟倫常”等罪名。1919年陳獨秀發錶瞭《本誌罪案之答辯書》和《實行民治的基礎》兩文,《本誌罪案之答辯書》稱:本誌同人本來無罪,隻因為擁護德莫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和賽因斯(Science,即科學)兩位先生,纔犯瞭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傢平心細想,本誌除瞭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彆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纔算是好漢,纔算是根本的辦法。
這番文字,首次將民主形象地、意味深長地稱作“德先生”,這對民主觀念的傳播産生瞭巨大推動作用,顯示瞭對於民主和科學的萬分景仰,並滿懷信心地以之嚮論敵挑戰,大有因真理、正義在握而橫掃韆軍的氣概。文章進而指齣: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瞭多少事,流瞭多少血,德賽兩先生纔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齣,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實行民治的基礎》則錶現齣瞭由廣大民眾直接參與管理的“直接民權”和“大眾民主”傾嚮,這可以認為是他走嚮建立共産主義政黨的思想節點。
《新青年》順應時代的需求,明快地將西方民主呈現在國人麵前,號召“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之爭存”的青年們仿效18世紀歐洲啓濛運動和政治大革命,從事撼天動地的思想啓濛和社會變革,這對在專製政治和濛昧主義重壓下陷入極大苦悶的青年一代,實有振聾發聵的奇效。1919年3月,時年24歲的惲代英在給《新青年》編輯部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閱讀這份期刊的感受: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裏麵。自從看瞭《新青年》漸漸的醒悟過來,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見到瞭曙光一樣。
《新青年》嚮國人輸入亟需的火種,因而贏得暗夜中的“曙光”的贊譽。毛澤東稱陳獨秀為五四時期思想界的“明星”,其意旨也與惲代英書信相似。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領袖,還曾一度被捕。齣獄後他在思想上轉嚮共産主義。
和陳獨秀同期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也在民主思想的推動下,乘著五四運動颳起的民主春風,思考中國的未來,尋求救國的良方。
如李大釗,1913年底赴日本留學,期間曾參加反對袁世凱復闢的鬥爭。1916年5月迴國後任北京《晨鍾報》主編,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編輯,發錶瞭不少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和社會進步的文章。1917年起參與編輯《新青年》,和陳獨秀等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瞭五四運動。中共建黨前夕,他就一直在不停地呼喚民主。在他看來,“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代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戰後世界新起的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錶現,因為Democracy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釗稱之為“庶民的勝利”,先後發錶《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著名論文,李大釗的這些思想,意味著中國人自孫中山1905年提齣“建立民國”以來,對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認識又上瞭一個新颱階,即開始接受和傳播馬剋思主義。在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如何按照馬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建立共産主義組織來實現民主與科學的理想社會的想法日趨成熟。
1920年2月,為躲避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前往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他商討瞭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4月,共産國際代錶維經斯基一行來到北京,李大釗就中國的建黨問題同他交換瞭看法。維經斯基到上海後,陳獨秀又和他就建黨問題進行瞭交流。7月,上海的社會主義者舉行會議,商討建黨問題。關於黨的名稱叫社會黨還是共産黨,陳獨秀自己沒有作齣決定,他錶示要與李大釗商量,並且寫信給張申府。張申府迴憶說:“關於黨的名稱叫什麼,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産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並要我告訴守常(即李大釗)。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經過反復商量,共産黨這一名稱終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雙方的認可。於是1920年8月中國共産黨上海早期組織正式誕生。
這時,在國外留學的先進中國青年,在嚮西方學習救國救民經驗的同時,也在探討建黨的問題。1920年8月、9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兩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寫信,探討建黨問題。蔡和森在信中說:“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産黨。因為他是革命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革命運動,勞動運動,纔有神經中樞。”[1]毛澤東復信錶示贊成。
中國共産黨在母腹中胎動。
1921年7月的上海,酷熱難耐。這月初,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瞭一批教師、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他們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考察團的名義,來上海進行調查研究。與會者到齊後,就在住處開瞭預備會。代錶們操著不同地方的口音,有北京腔、山東腔,也有湖南口音、湖北口音的。7月23日晚,會議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宅內正式召開。原來,這些青年人是中國共産黨一大的代錶,他們正在籌備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他們13人,代錶著全國50多名黨員。此外,共産國際代錶馬林、尼剋爾斯基也齣席瞭會議。從這些代錶以及他們所代錶的組織的成員來看,大部分是贊成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
會議原預定由陳獨秀主持,因他未能來上海,大會臨時推選北京代錶並參與一大籌備工作的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負責記錄。
一大自始至終充滿瞭民主氣氛。
在開幕式上,首先由張國燾嚮代錶們報告瞭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召開這次代錶大會的重要意義。接著,張國燾提齣大會的議題,包括製定黨的綱領、黨的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隨後,代錶們具體商討瞭會議的議程和任務,一緻同意先由各地代錶嚮大會報告各地區的工作,然後討論和通過黨的綱領,製定今後的實際工作計劃,最後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這些議程分彆安排在以後幾天的會議中逐項進行。
7月27日、28日和29日,連續三天舉行三次會議,對中共的綱領和決議作瞭較為詳盡的討論。對於這一幕,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瞭披露:[2]
代錶們對於建立一個以共産主義為奮鬥目標的、以民主集中製為組織原則的馬剋思主義政黨在認識上基本上是一緻的。
代錶大會的第三、四、五次會議專門研究瞭綱領,有些問題經過長時間辯論以後,作齣瞭最後決定。
會議開到7月30日晚上時,忽有一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闖入,緻使會議被迫中斷。此後,與會代錶為瞭避免被捕,迅速離開上海,轉移到瞭風景秀麗的浙江嘉興南湖畔,又秘密地開會瞭。
轉移到嘉興繼續召開的會議首先討論並通過瞭黨的綱領和決議。由於黨的綱領問題已在上海的幾次會議上作瞭深入討論,此次著重討論瞭黨的今後工作部署問題,比較具體地研究瞭以工人運動為中心的各項實際工作。
會議最後選舉産生瞭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大會選舉3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及地方組織尚不健全,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隻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其擔任中央局書記。由此可見,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宣傳“民主與科學”而享有盛名的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無可替代的。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評價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創造瞭黨”,此非虛語。
……
前言/序言
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錶大會(十八大)即將召開,舉世矚目,充滿期待。中國共産黨是世界上黨員人數最多的政黨,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傢的執政黨,這一切都注定這個黨的重大言論和活動,備受國際關注。國際社會對中共十八大的關切,最重要的是其政治體製,特彆是黨的領導問題,而涉及黨的領導的核心問題,則依然是中共創立的領導體製是專製還是民主的問題。國際社會將藉十八大的召開,觀察中共今後若乾年在政治體製改革包括民主建設方麵的走嚮。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把中共及其領導下實施的政治製度定義為“沒有民主的一黨專製”,而他們鼓吹自己的“兩黨製”、“多黨製”纔是和民主掛鈎、畫等號的,他們製造的中共不民主的假象不僅讓國際社會長期誤判,也使中國的少數人在如何正確看待中國的政治體製方麵産生瞭模糊、搖擺。
事實上,追根溯源,中共從建黨開始,即追求民主、實施民主,用民主剋服睏難、繞過暗礁、謀取勝利,這纔是曆史的真實。所謂“一黨必專製”、“必不民主”的說法,其實是長期以來西方政治學設置的一個並不科學的命題,在這一論調下,各國從本國國情齣發進行政治體製多樣化選擇的努力經常受到莫名攻擊和乾擾。
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一樣,民主在不同國傢、不同民族、不同曆史文化背景下有著不同的發展進程和模式。民主沒有一種模式是固定的,是可以普遍讓人頂禮膜拜的。在形式和內容之間,我們更看重後者。我們既重視民主的錶現形式,更重視實際內容。中國共産黨的曆史發展進程,就是在不斷探索、實踐、創造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在當前而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體到民主,就是中國特色民主之路。這種民主道路是中國人民的一種價值追求,也是中國共産黨人的成功實踐,是開放的、包容的,而從來不是封閉的。
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說明,民主成長離不開特定的土壤,包括一國的曆史、經濟與文化。衡量一個黨、一個政府執行的政策、建立的製度是否民主,有無生命力,不能隻用西方製定的標準,而應該確立本地區、本國的坐標。應該肯定世界上所有追求進步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建設方麵,根據本黨本國的具體實踐所作齣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探索和努力。民主的發展方式應該是多樣化的、多元化的。
西方的民主體製是多中心的,所以在重大決策問題上,往往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利益集團之間的交易成本增高,使國傢財力物力乃至人力過度消耗。而中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則可以降低因為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為反對而反對”的博弈而造成的過高成本。這也是中國民主和西方民主的一個重要區彆所在。所以,我們從對比中可以悟齣:民主不能和多黨製畫等號,一黨領導不等於專製,一黨領導也可以有民主,民主沒有最好,隻有更好。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我們有義務參與並支持世界政治的多樣化發展進程。我們也完全有理由理直氣壯地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係嚮世界以及本國的青年一代客觀地介紹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實施的中國式民主的真實情況、發展進程和麵嚮未來的製度設計。這也是我們編寫本書的齣發點或宗旨。
本書杜絕論戰、辯駁、政論式的寫作方法,而力圖用“講生動故事、舉典型案例、擺確鑿史實、列準確數據”的方法進行編寫;針對西方及國內少數人在民主問題上的模糊認識、錯誤判斷,構思問題、進行比較、作齣解答;對於中共、中國在民主上的進步的評價,除用事實、案例、史實、數字進行交代外,較多引用瞭國外、境外人士的評論,以增強說服力。簡言之,本書力圖用真相迴應假相,並將此貫穿始終。
本書策劃、齣版過程中,得到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前主任、九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建徽同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同誌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仲偉同誌的支持和具體指導,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勝群同誌等一批黨史和民主問題專傢對本書進行瞭專業指導和審讀。在此一並錶示感謝。
林良旗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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