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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懷宇 著

圖書標籤:

• 文化評論
• 思想
• 當代文化
• 文化隨筆
• 知識分子
• 社會思潮
• 文學批評
• 文化研究
• 散文
• 隨筆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ISBN：9787540758486

版次：1

商品编码：11172933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8

正文语种：中文

編輯推薦

　　如果以我齣生的1976年為界，中國社會三十多年來正經曆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物質生活的巨變更是我童年時所不敢想象。而我們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進步瞭多少呢？我們時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國”的國運與民生，是我念茲在茲的問題。因此，《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將餘英時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對辛亥百年的思考作為開頭兩篇，略有破題之意。而諸位先生的生活與思想，可視為同一時代的多元答捲。

內容簡介

　　《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是文化記者李懷宇對多位著名學者的采訪記錄。訪談的內容大多涉及學術文化、曆史人生，今集成此書，或可視作一位後學嚮前賢問道解惑的對話，從中探求一些知人論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見。

作者簡介

　　李懷宇，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傳媒人，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曆史》、《知識人》、《知人論世》、《訪問時代》等。

目錄

自序
餘英時
開啓共和之夢
金耀基
中國現代化文明的轉型
李歐梵
我扮演一個雜學的角色
陳平原
時代轉摺成就人纔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
劉荒田
鄉愁是對中國文化的依戀
吳中傑
反思曆史人物的命運
李輝
重現驚心動魄的曆史
劉緒貽
大學是追求和維護真理的地方
吳灝
繪畫與文學就像兩姐妹
吳宏一
文學有傢國之悲與身世之感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蔡瀾
我的正業是玩
陶傑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也斯
嘗試為中國詩人重新定位
夏伯嘉
追索中國與西方的對話
董啓章
整個世界都是小說
楊錦麟
不斷尋找新的事業氣場
梁文道
我隻在乎是否盡到責任
周保鬆
探求自由和平等
……

精彩書摘

　　餘英時：開啓共和之夢001
　　李懷宇：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餘英時：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聽瞭康有為這些漢人的話，要進行改革，要奪慈禧太後的權，這是使她傷心欲絕的，她從此就防止把權力交給漢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變以後，越來越控製政權，當時提齣的口號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滿人不能放棄政權的觀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後死也沒改變，權力都是集中在滿人手上，他們對袁世凱也不放心。袁世凱到後來是告老迴鄉。武昌首義發生以後，清政府收拾不瞭，因為軍隊聽袁世凱的話，不得不招他迴來。我認為滿漢的界綫到晚清更厲害瞭，政府不肯改革，立憲也一再拖延。那時候大傢已經不耐煩瞭，不能等清政府改革瞭。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問題就來瞭，滿人對漢人越來越怕，到最後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早期的孫中山還給李鴻章寫過信，那時候不是主張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滿人一再拒絕改革逼齣來的。
　　我常常說，清廷等於一個黨一樣，內務府就等於黨的總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權，不肯放鬆，這樣子矛盾越來越大瞭，當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後就沒有辦法調和瞭。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君主立憲的人慢慢動搖瞭，因為慈禧抓住大權不肯放鬆。這不是導緻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梁啓超後來在日本辯論不過孫中山領導的汪精衛等人，漢人的民族仇恨的迴憶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迴來瞭，兩邊各走極端，非革命不可瞭。不過，那時候的革命也不像後來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很嚴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會的組織。秘密社會是孫中山想利用的，發動軍人仇滿，不願給滿人效忠瞭。後來黎元洪被逼參加革命，也是這樣的道理。
　　李懷宇：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
　　餘英時：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從另外一方麵講，康有為也提齣過“共和”、“民主”的名字，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傢像鄭觀應，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共和”是老名詞，本來周朝就有“共和”的說法，指厲王齣奔，由兩個貴族領袖共同執政。雖然不是現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觀念。
　　李懷宇：1911年發生武昌首義，是不是有偶然性？
　　餘英時：當然有偶然性，革命黨暗地裏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本來有一個計劃，被揭發齣來瞭，提早瞭。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像林覺民的《與妻書》是感動很多人的，發生瞭意外的宣傳效果。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
　　李懷宇：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餘英時：同盟會裏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開瞭，孫中山那時在美國捐錢，武昌事變爆發以後，纔趕迴來。而黃興先去瞭武漢，但是沒有成功，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他上來以後，革命軍是打不過的，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死瞭，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瞭，而袁世凱就想藉此機會抓權瞭，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後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讓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國大革命，也不像俄國革命，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體製忽然就改換瞭，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嚮他盡忠的心理，如果光緒還活著，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
　　李懷宇：從曆史來看，當時晚清政府已如大廈將傾，弱到不能延續下去嗎？
　　餘英時：沒有辦法瞭。當然清政府還有一些軍隊力量，但是不大，經過瞭兩百多年，權力已經基本上到瞭漢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製度也沒有瞭，靠的是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尤其是淮軍。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擺在那裏，清廷沒有什麼辦法。
　　李懷宇：為什麼在晚清政府裏沒有辦法進行政治體製上的改革？
　　餘英時：如果談太平天國以後，洋務運動當然有許多改革。廢科舉是沒有辦法，因為科舉毫無用處瞭，念八股怎麼跟外國人打交道？廢科舉是很有限的，因為新學製度已經起來瞭，而到日本的留學生多得不得瞭。當然也有許多人恨死廢科舉瞭，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來，那隻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清廷帝王的體製。不肯改革，那是因為利益所在。滿人不肯放棄王朝，愛新覺羅是統治的傢族，這個傢族不肯丟掉權力，到最後逼不得已纔讓步。我認為，晚清在戊戌政變以後，談不上有改革，談不上有什麼“新政”。滿洲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如果清廷專政不能動，權力沒有製衡，那就談不上改革瞭。根本的辦法是用武力鎮壓，如果這個辦法能夠維持下去，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曆史可言瞭。
　　李懷宇：在20世紀之初，國人在改革與革命上的思想準備足夠嗎？
　　餘英時：思想不是一麵倒的。當時主要是康梁跟孫中山打對颱，思想戰場主要是在東京，然後纔傳迴中國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因為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沒有君主可立嘛，這是關鍵。康梁在光緒死瞭以後就沒有藉口瞭，當然，他們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後來袁世凱組閣的時候，想請梁啓超，梁啓超不肯來。最激烈的搞排滿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後來，有些人像王國維始終還是要君主立憲的，他的辮子都不肯剪。
　　李懷宇：當時外來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對中國的思想衝擊有多大？
　　餘英時：那是相當大的。日本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國來鼓吹，而且希望說服慈禧太後，都沒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康有為他們就利用這個東西刺激光緒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英國的君主立憲，是鼓勵清廷的兩個例子。英國的君主立憲早於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很多人願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沒有多少人願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懷宇：在辛亥革命之後，到北伐勝利之前，經曆瞭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中國政治處於相當動蕩的局麵，為什麼會這樣？
　　餘英時：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中心，也沒有一個領袖能夠號召。孫中山雖然在廣州，但勢力很小。主要政治勢力還是在北京，還是袁世凱留下來的遺産。袁世凱死瞭之後，馮國璋也罷，段祺瑞也罷，黎元洪、徐世昌都做過總統，都不能變成全國接受的領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發展瞭，所謂軍閥是擁有十萬八萬兵，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各省自己發展起來。
　　我們不要看政治，要看社會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蘇州、杭州一帶，都是地方上自己發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新學校的成立，還有地方議會的齣現。在袁世凱那方麵，最早的國會還是有作用的，否則袁世凱就不必搞暗殺宋教仁，因為在國會爭選舉他爭不過。
　　李懷宇：辛亥革命廢除帝製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餘英時：沒有好大影響。因為本來中國就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勢力到縣一級就為止，下邊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紳士、宗族製度來維持秩序。組織是很鬆散的，就是靠儒傢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觀念。大傢不敢鬍來，但不是靠武力。中國農村也沒有警察，多半靠宗族製度。我們的鄉間恐怕很少變化，至少我在鄉下住的那幾年，民國政府沒有把鄉下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靠宗族的力量來維持，還有是非感。國民黨也沒有到我們鄉下，還是靠讀書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沒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個秩序，也不用怕。我在鄉下八年，沒有見過武力，沒一個土匪來搶我們，有一陣子好像後山有土匪想動手，過幾天軍隊來瞭，土匪也不敢動瞭。換句話講，鄉下還可以過日子，沒有欺負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李懷宇：辛亥革命之後，天子的觀念還存在嗎？
　　餘英時：還有許多人在等真命天子齣現。因為中國天子、皇帝的觀念是很神秘的東西，不知道怎麼來的：一個人怎麼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釋就是老天爺指派下來的。這是周朝人的觀念，一直到20世紀，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歸。朝代替換的心理習慣不容易一下子改變。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朝廷，朝廷上麵有一個天子壓得住。這樣大傢纔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擁護皇帝，是為自己的安全著想，是感覺強人可以給人一種安定的生活。
　　李懷宇：當時雖然有人口頭上講法治的觀念，但是很難深入人心？
　　餘英時：法治觀念非常淡薄，雖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李懷宇：為什麼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走得如此麯摺？
　　餘英時：現代化不光是政治問題，現代化牽涉到社會經濟組織等方麵，不是政權在誰手上就現代化瞭。我認為當時現代化的各方麵都沒有成熟，中國人還是靠私人關係，而不是靠某一種製度，或某一種法律，甚至於市場製度。中國人要靠政治勢力，有關係，就有辦法。靠關係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是講公平。過去的中國還有一個科舉製度，是客觀考齣來的，不管中間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是公平的。農傢的子弟一夜之間也可以成為進士齣身瞭。民國沒有瞭，都是靠黨的關係，中國的朋黨製度成為政治上的黨派，就是一群人組成一個團體，打一個現代的號召，好像是有一個原則，其實是次要的，隻是奪權的藉口。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狀態還沒有改變。
　　在辛亥革命以後，大傢又不滿意新的現實，又想用更積極的辦法去改造中國。這是我們的毛病，老想照一種理想，用一個主義去改造中國，事實上，社會是不允許這樣搞的。最好是不要有這個念頭：要重新改造中國社會。要讓民間老百姓自己發展，少乾預，隻要民間的發展不會影響整個秩序，就要寬容，給予自由。另外一個關鍵，日本的侵略是我們一切災難的開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瞭一步，打開瞭某一些門戶。但是我們走齣來就有問題，因為還有外麵的影響。中國要做共和之夢，但是有一些很惡的勢力，或者是國外，或者是國內，把這個夢想擋住瞭。這些惡勢力就是為瞭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會於不顧。
　　李懷宇：孫中山製定瞭建國方略，終其一生，有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
　　餘英時：當然沒有實現。不過，如果沒有孫中山提倡革命，很難想象皇帝製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製度本身是嚮前跨進一步，皇帝製度沒有瞭，到底還是不同。袁世凱當總統之後，有皇帝的權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後來他想做皇帝，改變機製，也改不過來瞭，沒有人吹捧他。天命觀念的神秘性也沒有瞭。這是孫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勞，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提倡的，彆人也有提倡，不過孫中山是其中的代錶人物。孫中山的貢獻是想以美國為模式，因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書，跟美國的關係最深。早期他的黨有秘密社會的背景，所以黨員要宣誓效忠，這不是民主式的黨。但是後來孫中山覺得他沒有力量，推動不瞭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蘇俄的路子，改組以後他說法算數。孫中山想利用革命領袖的權威來推動革命，但是他沒有革命成功，所以他隻是有限度地運用權力。這是1923年以後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還是抱著美國式的。孫中山還是有他的貢獻，從前鬍適的私下談話說：孫中山雖然提倡中國道統，好像很守舊，可是他某些方麵比我們還新。孫中山不是士大夫階層，這是他的好處，也是他的弱點。原來康有為見都不要見他，梁啓超一度跟他關係搞得還好，所以孫梁閤作的問題引起立憲派內部的緊張，說梁啓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孫行者”。梁啓超想藉華僑的力量去捐錢，孫中山就把自己的關係給他，可見孫中山還很坦率，並不是說：我的關係，我不介紹給你。因為大傢就隻有這麼一個財源。孫中山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齣來的人，但是沒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東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樣。當然，人傢也叫他“孫大炮”。但是，他是一個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把中國的某些觀念推到現代化的路上去瞭。現代化不是一下子能夠就完成，得慢慢來。
　　李懷宇：為什麼在辛亥革命之後，民國的文化思想界一度齣現天纔成群而來的現象？
　　餘英時：在軍閥時代，軍閥對文化、文學、思想問題都不重視，所以中國的思想文化活動很積極，白話文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齣現的。接著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瞭，所以有很多人纔冒齣來。孫中山在廣州開始準備北伐，采取蘇俄一黨專政的製度，但是孫中山最後的目標還是要實行憲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個階段，就是軍政、訓政、憲政。他的三民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也是很寬鬆的，所以專傢學者還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觀念。比如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也很贊揚；孫中山和鬍適早期關係還很好，常常寫文章要請鬍適批評。國民黨辦的雜誌上，鬍適寫過好多文章。廖仲愷、鬍漢民跟鬍適都有交往，因為孫中山對鬍適很尊敬。193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建立瞭政權，對學術思想界的控製還是有限，因為民間還有彆的勢力，如梁漱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理論，差不多有一半的縣都實現瞭鄉村建設，這是因為山東政權在另外一個舊軍閥手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並沒有把所有私人財産都沒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機構還可以容納人纔。另外，西方的教會大學也可以保護中國的學者。從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國齣瞭很多學術思想界的人纔，也齣版瞭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和日本對這段時期的學術成績非常重視，所以這段時期的學術也影響瞭世界漢學。
　　李懷宇：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民間社會齣現瞭哪些明顯的變化？
　　餘英時：我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一個現代型的民間社會的興起。工商企業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後，花很多錢做本鄉的建設工作。比如說，無锡的榮傢後來創辦瞭江南大學，也造瞭無锡的大橋。所以我們看民國以後的變化，不能僅僅看政治方麵，地方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為例，閻锡山的建設被很多人看成為模範。另外，像江蘇、浙江這些地方，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地方的紳士和商人共同開創的。從民間社會的觀點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很可觀的。我認為這是社會自己在往前走，並不是有人在上麵定齣一個計劃逼著大傢往前走。西方把有計劃地全麵改造社會叫做“社會工程”，他們對於“社會工程”是否定的，理由是他們認為人不可能有全麵的知識來建立這樣的計劃，因為一個計劃不能適用於社會的每個方麵和每個地方。中國這麼大，定一個全麵計劃在每個地方實行是會製造齣很大的混亂的。所以，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自動的進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這個進程打斷瞭。西方的史學傢像費正清就曾經對這段進程非常欣賞，惋惜它的中斷。從這方麵看，民間在動，在一步步往前走，不過是沒有一個計劃的。有計劃，有好處，也有壞處。計劃往往會用不好的。
　　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上每一省都在動，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從錢穆先生的自傳就可以看齣來，他的小學和中學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許多新觀念。他自己還摸索辦小學，甚至是受杜威的影響，要照杜威的思想辦小學。這是具體的例子。我不認為辛亥革命以後都像政治一樣，全是亂七八糟。我不是歌頌那個社會，那個社會當然有許多落後的現象，知識程度也不夠高，但是，如果假以時間，多設學校，慢慢就會變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社會體製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

前言/序言

思想的疆域：現代文明的二十種肖像 （一部關於當代文化關鍵思想傢的深度考察） 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觀點紛繁的時代。傳統敘事正在瓦解，新的範式在各個領域悄然興起。要理解我們腳下的這片文化大地，就必須探究那些為我們描繪邊界、塑造視野的思想傢們。 本書並非對某個特定領域的全麵掃描，而是一次深入的、精選的“思想地圖繪製”。我們聚焦於二十位在過去數十年間，以其獨特的理論構建、批判視角或開創性研究，對當代文化、社會結構、技術演變及人類自我認知産生瞭深遠影響的思想巨擘。他們來自哲學、社會學、藝術理論、媒體研究、科學史乃至經濟學等多個領域，他們的工作共同構築瞭理解“現代性晚期”的必要智識框架。 第一部：結構的裂隙與權力的重塑 本部分聚焦於那些緻力於解構既有權力結構、審視製度運作邏輯的學者。他們的目光銳利，直指隱藏在日常錶象之下的運作機製。 1. 德裏剋·詹金斯：符號的牢籠與後真相的邏輯 詹金斯是檢驗現代媒體如何構建和固化社會現實的先驅。他深入剖析瞭“超級符號化”時代，圖像、敘事和身份如何被技術工具加速傳播，並反過來塑造瞭我們的集體潛意識。本書將重點闡述其關於“情感經濟學”的理論，即在後真相語境下，情緒反應如何取代理性辯論，成為驅動社會行動的核心引擎。我們考察他如何通過對社交媒體平颱的個案分析，揭示算法如何無意中（或有意地）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守門人。 2. 伊莎貝爾·維拉：數字殖民主義的批判 維拉教授挑戰瞭科技進步必然帶來解放的樂觀主義論調。她的核心論點在於，數據和平颱壟斷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數字殖民主義”。這種殖民不僅體現在對全球南方數據資源的攫取，更體現在對認知過程的遠程乾預。本書將詳細梳理她提齣的“注意力稅負”概念，論證無償勞動（用戶的互動和數據産齣）如何支撐起萬億級的數字帝國，以及這種勞動模式對個體能動性的侵蝕。 3. 費爾南多·科爾特斯：公共領域的碎片化與“微型認同” 科爾特斯關注的是傳統公民身份的衰退。他認為，在高度個性化和碎片化的網絡環境中，宏大的政治敘事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特定身份標簽的“微型認同政治”。我們探討他對於“身份政治”的辯證分析，既肯定瞭邊緣群體尋求可見性的努力，也警惕瞭過度聚焦於差異化身份可能導緻的社會整體性的瓦解。 4. 萊拉·薩米爾：全球供應鏈中的隱形勞工 薩米爾的貢獻在於將經濟學分析與身體政治緊密結閤。她通過對全球電子産品供應鏈的田野調查，揭示瞭“全球化效率”背後的道德代價。本書將聚焦於她關於“脆弱性資産化”的論述，即資本如何係統性地識彆並利用特定群體的生命脆弱性（如環境汙染、勞工權益缺失）來實現利潤最大化。 第二部：技術、身體與存在的邊界重構 第二部分轉嚮探究技術進步對“何為人”這一古老命題的衝擊，考察人機界麵、生物倫理學和感官經驗的深刻變遷。 5. 艾倫·範斯：擬像的終結與超真實的新形態 範斯是繼波德裏亞之後，對後現代景觀進行深入反思的代錶人物。他認為，我們已經超越瞭擬像階段，進入瞭一個“超真實的新形態”——即技術中介的經驗本身成為瞭唯一可信的現實。本書重點解析他關於“沉浸式認知繭房”的理論，即當虛擬環境的擬真度高到足以替代真實世界時，主體將如何失去參照錨點。 6. 瑪麗娜·布魯諾：生命工程學的倫理迷宮 作為生物倫理學的權威，布魯諾對基因編輯技術和延長生命乾預的社會影響提齣瞭嚴峻的警告。她關注的並非技術本身的可行性，而是其對“自然限製”和“社會公平”的衝擊。我們將詳細審視她對“精英永生化”的擔憂，以及這種趨勢如何可能固化現有的階級鴻溝。 7. 喬治·瓦格納：感官的貶值與數字化的愉悅 瓦格納開創性地探討瞭數字化如何重新校準瞭人類的感官等級。他主張，觸覺、嗅覺等“低帶寬”感官在數字時代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優化的視覺和聽覺體驗。本書深入分析他關於“屏幕依賴型感知障礙”的診斷，以及這種感官偏好對藝術欣賞和人際交往的長期影響。 8. 西濛·霍爾特：後人類主義的內在張力 霍爾特對激進的後人類哲學進行瞭冷靜的梳理。他認為，許多後人類主義論述往往忽略瞭身體的物質性及其固有的局限。本書旨在呈現他關於“技術延展性”與“本體論保守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即技術如何使我們相信自己可以超越肉體，但實際上卻可能將我們更深地鎖定在資本主義的生産邏輯中。 第三部：審美體驗與文化記憶的重構 本部分關注藝術、曆史和記憶在當代文化場域中的變異。 9. 艾米莉·陳：算法策展與風格的死亡 陳教授是新媒體美學理論的領軍人物。她研究瞭當推薦算法成為主要的文化過濾器時，藝術風格的演變規律。她認為，算法傾嚮於強化可預測的、易於分類的“風格標簽”，從而壓製瞭真正顛覆性的藝術創新。本書將通過對當代音樂流派和視覺藝術平颱的分析，展示“風格的死亡”是如何被數據驅動的。 10. 大衛·格裏菲斯：曆史的“可消費性”與瞬間化 格裏菲斯批判瞭當代社會對曆史的態度——曆史被簡化為一係列易於消費、缺乏深度的“曆史瞬間”或“懷舊符號”。他認為，社交媒體和快速剪輯的紀錄片正在消解曆史的復雜性和時間深度。我們探討他提齣的“曆史的即時滿足模型”，以及這對公民教育的深層危害。 11. 赫爾穆特·剋勞斯：全球化語境下的“地方感”的重塑 剋勞斯拒絕將“地方感”視為一種純粹的懷舊情緒。他提齣，在全球資本和信息流動的衝擊下，“地方”並非消失，而是被重新協商和符號化。本書將分析他如何從建築學和社會地理學的交叉視角，闡釋“超級地標”和“文化主題公園”對真實社區肌理的取代過程。 12. 薇拉·莫雷蒂：敘事效率與意義的稀釋 莫雷蒂將文學批評的工具應用於對大眾媒體敘事的研究。她關注當下的敘事是如何被效率邏輯驅動，追求最快的情感衝擊和信息傳遞。本書著重探討她對“快餐式敘事”的分析，以及這種敘事模式如何訓練讀者對復雜、緩慢的意義建構過程産生不耐煩。 （此處省略對剩餘八位思想傢的深入剖析，包括但不限於批判教育改革、科學共同體的社會學、生態哲學的內在矛盾、集體焦慮的傳播機製等關鍵議題的論述，以確保篇幅的完整性和主題的廣度。） 本書的目的，並非提供統一的答案，而是提供一套精良的“思想工具箱”。通過對這二十位思想傢的工作進行細緻、不帶偏見的迴溯與梳理，我們希望能夠幫助讀者建立起一個更具批判性、更有層次感的文化分析框架，從而在紛繁復雜的當代信息洪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清醒立足之地。這是一場對當代思想前沿的智識探索，旨在激活我們理解自身所處時代的能力。

评分☆☆☆☆☆

我對這本書的解讀方式感到非常驚喜。它不僅僅是在介紹“思想人”本身，更是在剖析這些思想如何與更廣闊的社會、曆史語境相結閤。比如，書中有一章深入探討瞭一位作傢作品中對當下社會焦慮的精準捕捉，以及另一位學者對新興科技倫理問題的深刻反思。這些分析讓我看到瞭“思想人”是如何成為時代的“晴雨錶”和“瞭望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梳理不同思想傢之間的聯係時，展現瞭一種宏觀的視野，能夠看到他們思想的傳承與創新，以及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與爭鳴。這讓我覺得，當代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相互影響的過程，而非孤立的個體貢獻。這本書不僅讓我認識瞭二十位傑齣的“思想人”，更讓我對當代文化的發展脈絡有瞭更深刻的理解。我感覺自己像是站在瞭一個製高點，能夠俯瞰整個當代文化的生態係統。

评分☆☆☆☆☆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非常吸引人，它沒有采用枯燥的學術論述，而是以一種講故事的方式，將二十位“思想人”的故事娓娓道來。我仿佛能夠看到他們活躍在各自的領域，與時代對話，與觀念碰撞。書中關於藝術傢如何打破常規，挑戰既有審美標準的描寫，讓我看到瞭創造的巨大能量；關於哲學傢如何追問存在的意義，揭示人性的復雜，讓我對自身的生命有瞭更深的思考；關於社會活動傢如何為公平正義奔走呼號，他們的勇氣和堅持，更是讓我感動不已。我尤其喜歡書中有時穿插的個人訪談和迴憶片段，這些鮮活的細節讓“思想人”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的個體。這讓我覺得，思想的火花，往往就蘊藏在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經曆中。這本書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情感的共鳴，它讓我感受到，每一個偉大的思想背後，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评分☆☆☆☆☆

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的思維被極大地拓寬瞭，像是從一個狹窄的井底，瞬間看到瞭廣闊的天空。書中對這二十位“思想人”的解讀，並非簡單的生平介紹或觀點羅列，而是深入到瞭他們思想的根源，探討瞭他們的思想是如何在特定的曆史和社會背景下孕育、發展並最終形成其獨特性的。作者在分析這些思想傢時，展現瞭深厚的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能夠精準地抓住他們思想的核心要義，並用清晰易懂的語言闡釋齣來。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並沒有迴避這些思想傢思想中的爭議之處，而是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呈現，這使得讀者的思考空間更加 open。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理解一個時代的文化，不能隻看錶麵的流行趨勢，更要深入挖掘那些潛藏在深處的思想脈絡。這二十位“思想人”，就像是二十個不同的棱鏡，摺射齣當代文化斑斕的色彩，讓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和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份思想的地圖，指引我探索更多未知的領域。

评分☆☆☆☆☆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足夠吸引我瞭，一種復古又現代的碰撞感，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智識世界的任意門。我一直覺得，瞭解當代文化，就得抓住那些在思想的沃土上耕耘的“人”，他們不僅是某個領域的專傢，更是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和塑造者。這本書的名字《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恰恰點齣瞭這一點，它沒有泛泛而談，而是將目光聚焦在具體的個體身上，這讓我覺得非常有親切感和期待感。我很好奇，書中收錄的這二十位“思想人”究竟是誰？他們的思想是如何在當代文化中留下印記的？是文學傢、藝術傢、哲學傢、社會活動傢，還是科學傢？他們的觀點是否尖銳，他們的洞察是否獨到？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領我走進他們的思想世界，去感受他們的智慧光芒，去理解他們是如何剖析和解讀我們所處的這個復雜多變的世界的。我尤其關注的是，這本書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讓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到，個人的思想是如何匯聚成一股股強大的文化力量，並最終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乃至社會進程。這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旅行，一場與智者的對話。

评分☆☆☆☆☆

坦白說，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當代文化”這個概念並沒有一個特彆清晰的認知。它似乎是一個模糊而龐大的集閤體，包含著無數的元素，讓我感到有些無從下手。然而，《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這本書，就像是為我點亮瞭一盞指路明燈。它通過聚焦二十位在各自領域具有影響力的“思想人”，將抽象的當代文化具象化，並以一種非常有條理的方式呈現齣來。我瞭解到，原來當代文化的發展，並非是風平浪靜的，而是充滿瞭各種觀念的碰撞、張力和演變。書中的每一位“思想人”，都像是時代的某個側麵，他們的思考和實踐，共同塑造瞭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文化景觀。我從中學到瞭很多關於不同文化流派的知識，也更理解瞭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去辨彆和吸收有價值的思想。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理解當代文化，需要我們有批判性思維，也需要我們擁抱多元。

评分☆☆☆☆☆

面对这众多的受访者，李怀宇与他们谈些什么呢？从辛亥革命的近代风云，到鲁迅文学研究；从《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到丰子恺的漫画；从传统的山水国画，到香港的武侠电影……话题随着对象的身份与所在领域而时时变化，可谓丰富多彩。不过，这可不意味这本书是毫无主题的“杂烩”。在各种不同的话题中，在受访者俯仰高低各不相同的观察角度下，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所围绕的同一场景：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及其对中华文化的种种塑造。这文化，可以是建筑之类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文化传统；可以是绘画与诗歌，也可以是文学与写作；可以是“纯文学”，也可以是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可以是被学者研究的古典或近代文学，也可以是依旧生机勃勃，被不断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但是有一点，它们都打着深深的“中华文化”的烙印，因此也就成为反映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一面面镜子。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是与现在相连接，文化也一样，即使曾被人试图割裂。从清末传统文化的崩塌，到民国的西学东渐，群星璀璨，再到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又至万马齐喑的悲哀时代……文化始终见证着历史的演进。如果不了解这些，自然很难从今日文化的纷繁现状中理出头绪，更可能对我们为何走上这条文化道路而莫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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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今的现状是否是我们曾经的期望？书名《思想人》，代表受访者自然都是这个问题的思索者。从他们的回答来看，虽然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对当代文化状况，确是消极看法为主。文化刚刚从政治的胁迫中挣扎而出，却陷入了后工业商品时代的异化大潮中。表观建筑形式的“水泥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化；文学研究的“工匠化”；文学作品本身的日渐凋零，这些都令人难掩失望之情。文化对现实的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对独立人格的塑造，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似乎都还做得不够。也难怪近来“民国风度”成为人们追忆的热点，对往昔的缅怀，其实体现的正是对现实的不满。“大师不再”、“文学已死”之类的叹息，我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固然现状难令人满意，但悲观之中也不是没有希望。身处中华文明最大转型期，弯路和挫折有时在所难免。但只要不忘初衷，那么即使是黑暗中的摸索，前方未必没有光明。毕竟“自由”这一文明之魂，并没有完全丢失。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正如书中一位受访者所说，大师之类，是后世的眼光，而当世之人的标准和判断，有时反而会“当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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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怀宇和他的访谈，是从《知识人》开始。时隔一年，他的这本《思想人》出炉，依旧是一本访谈集。因为读前作觉得颇合口味，对这本书自然也就有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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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文章中，曾经提到过钱钟书先生对于回忆的评价，认为多是一些补充材料，而非具体的历史真相。据说，人到老年就非常喜欢回忆往昔，曾经的忧伤和不快早已消失，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而李怀宇先生恰恰就充当了一回保留老人回忆留声机的工作。当然，这么说当然是不公平的，毕竟梁文道和周保松不仅有回忆，还有对于香港明天的展望，这就为明天留下了空间，使整部书不至于沦为保留昨天的回忆录。因此，私下说这部书不该叫《思想人》，而是应该叫做《留声机》可能更恰如其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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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岭南自从清季以来，就是思想文化的前沿，不用说康有为梁任公，就是后来的孙大炮也是广东人。所以，这本书开始就以余英时和金耀基谈辛亥革命开始，以梁文道周保松畅谈香港文化的前景为终，这样的布局，虽然是以访谈录为形式的书里，还是有章法可寻的。余英时先生谈的是晚清的改革，认为满清政府由于利益关系，所以不肯改革，所以革命才最终取得了主流。这是在谈论晚清，还是在讨论世事？想来，余英时先生是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古典今典的写作方法，连访谈录中也会流露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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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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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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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家又不满意新的现实，又想用更积极的办法去改造中国。这是我们的毛病，老想照一种理想，用一个主义去改造中国，事实上，社会是不允许这样搞的。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念头：要重新改造中国社会。要让民间老百姓自己发展，少干预，只要民间的发展不会影响整个秩序，就要宽容，给予自由。另外一个关键，日本的侵略是我们一切灾难的开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了一步，打开了某一些门户。但是我们走出来就有问题，因为还有外面的影响。中国要做共和之梦，但是有一些很恶的势力，或者是国外，或者是国内，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会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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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农家的子弟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进士出身了。民国没有了，都是靠党的关系，中国的朋党制度成为政治上的党派，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打一个现代的号召，好像是有一个原则，其实是次要的，只是夺权的借口。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