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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研究員、著名學者馬勇全麵解讀1895-1915年間的中國變革史，探討曆史中變與不變的本質和內涵，從舊路中尋齣改革的答案。
　　1、曆史的發展總是呈階段性的螺鏇上升態勢。在平靜中孕育著突破，經過突破卻又往往迴復到先前否定過的階段。當然，這僅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曆史研究與曆史解說的復雜性往往不在於我們是否認識到瞭“曆史真相”，而在於我們能否透過“曆史現象”本身觀察那些“已變”和“不變”的本質與內涵。馬勇老師《大變革時代：1895-1915年的中國》正是透過原來我們已經熟知的曆史來看清曆史的真實麵目。
　　2、1895-1915年的中國政治發展，不僅構成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分水嶺，而且實在是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一個縮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係統全麵地闡釋這20年中國政治變化與思想變化的內在關聯，不僅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我們今天怎樣從一般意義上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怎樣擯棄純物質主義、國傢主義，轉嚮構建一個現代國傢，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啓示。

　　

內容簡介

　　《大變革時代：1895-1915年的中國》作者以現代化的理念去探討1895-1915年間的中國思想史，獲得許多具有啓發意義的結論。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曆史的轉摺點，此前的中國在經受瞭鴉片戰爭及其之後的短暫睏難，至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中國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軌道，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軍事實力方麵已經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産生“世紀末”的恐慌，中國嚮何處去一時間成為新的熱點話題。各種新思潮蜂擁而至，在政治層麵則先後爆發戊戌維新及袁世凱帝製自為等一係列運動。《大變革時代：1895-1915年的中國》則根據曆史事實對這些思潮與運動進行瞭全麵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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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1973年初入伍至杭州警備區當兵，開瞭眼界，知道除瞭傢鄉外還有城市，還有世界；1977年迴故鄉繼續當農民，稍後至淮北礦務局硃仙莊煤礦掘進隊當農民工，知道還有比農民還苦的事情，於是發憤，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術學校。入學後依然不甘心，繼續復習，第二年考入安徽大學曆史係。四年後再接再厲，考入復旦大學曆史係。198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二十餘年始終在曆史學領域中遊走，經曆過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一切階段，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所著《漢代春鞦學研究》（四川人民齣版社1990年），199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奬；《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齣版社1992年），1992年獲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讀物一等奬，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傢提名奬；《中國現代化曆程》（第一副主編，江蘇人民齣版社2001年），該書獲近代史所一等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奬、第六屆國傢圖書奬、郭沫若曆史學奬等；《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捲，江蘇人民齣版社2006年），獲新聞齣版總署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工程奬、中國社會科學院成果奬及第七屆國傢圖書奬等；所著《1911年中國大革命》獲廣東南方閱讀盛典2011年“最受關注曆史類圖書”奬、《中華讀書報》評為“2011年十大好書”、“2012書業發展論壇十大好書”、《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度優秀圖書等。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中國的唯一希望
可怕的預感
內耗與日俱增
浪漫的政治理想
變革的極限
中國唯一之希望
曆史的偶然
民族與種族

第二章 誰能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西太後為何翻臉？
從器物到製度
誰來承擔甲午戰敗的責任？
保國與保種
列強在中國的目的
權與利：政變的本質
誰是保守主義者？
留給曆史的遺憾

第三章 中國現代化的訴求與失望
清政府的兩難選擇
誰是改革的阻礙者？
皇權與民權
立憲與共和
革命與改良
理想與現實

第四章 政治現代化的嘗試與失敗
現代化的必然訴求
權力危機
解決權力危機的兩種思路
學理探討與政治運作
政黨政治的競爭規則
袁世凱帝製自為的心路曆程

第五章 現代化的思想資源
意義世界的丟失與尋求
信仰的崩潰與重構
權威的喪失與恢復
傳統主義的泛起
國體雖更而綱常是否必變
對共和與文化傳統內在關聯的迷惑
新傳統主義的睏境
反傳統思潮的崛起
……

精彩書摘

　　當曆史邁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迴首往事，總結20世紀的利弊得失時，我們不禁看到，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不論國內鬥爭如何激烈，20世紀的中國實際上都在現代化的軌道上艱難地進步著。隻是這一進步的步伐，有時快些，有時慢些而已。
　　步伐的快慢取決於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些原因一些來自外部世界，一些屬於國內因素，它們的背景也不可一概而論，需要具體的分析與研究。但是有一條至關重要，那就是20世紀的中國是既往曆史的必然延續，它的所有問題與難題雖然均具有復雜的內外原因，但在本質上都與中國的曆史遺産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準確地說，20世紀的中國問題與難題都直接導源於19世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的最後幾年。因此，當我們迴顧20世紀的中國發展時，不能不從甲午戰爭講起，不能不追論19世紀末年的中國政治遺産，以期既可以明瞭20世紀中國之所從來，又有助於弄清20世紀中國問題之所在。
　　可怕的預感
　　在19世紀還剩下最後幾年的時候，中國人普遍具有一種莫明其狀的恐慌感。他們不是覺得世紀末日將要來臨，而是在追懷19世紀的中國發展時，深感屈辱、痛心與後悔。
　　確實，18世紀的中國，雖不是中國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這一個世紀畢竟是有清二百餘年曆史上的鼎盛時期，不僅康、雍、乾的個人作為以及種種外在條件充分保障瞭清王朝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而且，與18世紀相終始的康、雍、乾三朝確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諸方麵建立瞭赫赫功績，中華帝國雖不能說真正達到“萬國來朝”的中央帝國的標準，但18世紀的中國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畢竟是一個強大而不容忽視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駕崩養心殿。伴隨著他的去世，不僅是中國光輝燦爛的18世紀的結束，而且預示著19世紀的中國不可能繼續繁榮昌盛，可能是日趨衰落。最具有象徵意味的是他的那首絕筆詩，這首詩題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樣輝煌強大，然而事實情況卻是，全國此時士氣低落，防務鬆弛，經濟衰退，破綻百齣。
　　繼乾隆而立的嘉慶皇帝，雖然生性柔弱與順從，但他繼位之後，也確曾試圖改變清王朝的衰敗趨勢，無奈積習已深，阻力重重，終嘉慶一朝，不僅衰敗趨勢並未終止，而且內政外交都麵臨更加棘手的難題，陷入較乾隆末年更為嚴重的睏境，為此後中國的發展埋下瞭深深的隱患。
　　到瞭19世紀中葉，這些隱患終於相繼爆發。中國在經曆瞭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革命的雙重打擊之後幾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麵對殘酷的現實，接受曾國藩等開明官僚的建議，采取相對開放的政策，企圖以洋務運動的推廣而重振清王朝的雄威，恢復中華帝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瞭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應該說清政府的實力確有較大的發展，它的綜閤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瞭相當程度的恢復，就連法國的一些評論傢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幾個大強國之一，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傢可以取代中國的強國地位。
　　中國綜閤國力的恢復與強大是客觀事實，然而，這種強大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這個世界上隨心所欲地打遍天下無敵手。事實上，在中國的國力得到恢復的同時，清政府內部也正在成長著一種目空一切的虛驕和中華帝國所慣有的奢侈與浪費。於是經過1894年的中日戰爭，“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它（指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而且發覺它並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傢。”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這一結果不僅齣乎清王朝統治者的預料，而且與中日雙方國力的對比也不相符。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齣的那樣，中國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本來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隻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決策錯誤，勝利的成果纔被無端地葬送，中國由此而濛上空前的奇恥大辱。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有著許多復雜的原因或偶然因素，並不是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必然結果。然而，割地、賠款畢竟是不容抵賴的事實，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鴻章等人應該承擔失敗的責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假如中國不是敗給日本，而是像鴉片戰爭那樣敗給西方諸強中的某一大國，中國人的感情或許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實上，在此之前幾十年的類似的結果也多次在中國與西方諸強中的交涉中時有發生，但它都沒有發生如同甲午戰爭之後在中國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蕩。這一次則不然。堂堂的中華帝國竟然慘敗在被中國人素來瞧不起的東鄰蕞爾小國之手，它理所當然地激起中國人的抱怨、憤怒與譴責。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這大體上代錶瞭一般中國人的共同心聲和睏惑。
　　既然中國的綜閤國力並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本來可以獲得最後勝利，那麼，中國人如果能夠冷靜地反省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責任，客觀地探討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問題或許並不緻於如後來那樣復雜化。然而，素有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傳統的中國人，雖然早在兩韆年前就已認識到“勝敗乃兵傢常事”這一淺顯的道理，但他們在心理上卻無法接受慘敗於日本這一“彈丸小國”的事實。於是，他們的思維傾嚮不是積極地麵對既成事實，隱忍一時之恥辱，更圖異日之自強，臥薪嘗膽，十年圖報，而是捨近求遠，試圖尋求某種終極原因，試圖建立某種根本解決的方案。
　　循此思維路嚮，國人在甲午戰爭後的基本反應，不是探討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與背景，不是以忍辱負重的精神麵對現實、麵對未來，而是企求一種根本解決方案，甚至覺得戰爭之所以失敗，不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上的錯誤，而是他們幾十年來“基本國策”的路綫錯誤。於是乎，國人把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清政府幾十年來的洋務新政，以為洋務新政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隻治其錶，不治其本，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有待於中國能否從根本上放棄固有的舊體製。梁啓超寫道，前此三十餘年洋務新政“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嚮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閤也。”在他們看來，中國隻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蕩舊俗，衝決網羅，重建新的製度與模式，中國纔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譚嗣同說：“竊揣曆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為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韆一述之，為流涕哀號，強聒不捨，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
　　麵對割地賠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僅就感情而言未嘗沒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洋務新政確實存在隻治其錶，不治其本的內在缺陷，但由此而讓洋務新政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由此而全麵怪罪中國的既往傳統和體製模式，似乎不僅於情理上很難說得通，而且事實上也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妨設想，如果沒有洋務新政幾十年的力量積蓄，中國麵對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擊的結果，而是全麵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當時某些外國人所評論的那樣：“日本素修戰備，待時而動。中國則以寬渾為量，平日絕無疑慮日本有窺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齣偵探中國情形，以為今日用兵張本。如中國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戰備，恐日本亦不能得誌也。據此而言，則今日勝負情形，並非中東強弱之實證。”也就是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彆有原因在，將之歸咎於洋務新政並沒有真正找到問題的癥結，反而陷入瞭一種精神誤區，是中國人的世紀末恐慌癥。
　　世紀末的恐慌是當時國人的真切感受，他們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議和條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種無可名狀的亡國感、危機感和世紀末的毀滅意識。康有為寫道：“竊近者朝鮮之釁，日本內犯，緻割地賠償，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啓基於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之日者。”很顯然，康有為的恐懼不是已有的現實，而是一種可怕的預感，甚者如嚴復所自問的那樣，難道是“運會”既成，中國的末日真的要來臨瞭嗎？
　　……

前言/序言

　　引言
　　曆史的發展總是呈階段性的螺鏇上升態勢。在平靜中孕育著突破，經過突破卻又往往迴復到先前否定過的階段。當然，這僅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曆史研究與曆史解說的復雜性往往不在於我們是否認識到瞭“曆史真相”，而在於我們能否透過“曆史現象”本身觀察那些“已變”和“不變”的本質與內涵。
　　近代百年的曆史時段裏，關鍵的年份有幾個格外值得關注。其中1895-1915年，就是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這短短的20年裏，中國曆史發生瞭重大的急劇性的變化：先是經過幾十年的積纍，洋務運動獲得瞭極大的發展，然而幾乎在“一夜之間”卻不敵東鄰日本，不僅經過幾十年建設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而且連清政府能否繼續“閤法性存在”都受到瞭人們的質疑，於是有甲午戰敗後啓濛思潮的發生，有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崛起，有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思潮的萌生。正是在這些思潮與運動的催生下，終於迎來瞭1898年的戊戌變法，光緒皇帝的膽略與勇氣一時間給中國帶來瞭新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戊戌變法僅僅存在瞭一百天，便被西太後輕輕一擊而推翻，中國曆史似乎迴復到變法運動之前。
　　西太後的鎮壓使進步的中國人感到失望，可是正當這種失望繼續蔓延的時候，卻不料西太後自己宣布瞭“新政”，公布瞭“籌備立憲”的時間錶，確定以清政府為主導繼承戊戌維新運動的精神遺産，推動中國繼續前進，清王朝也似乎在這種變革的氛圍中獲得瞭新的生機與活力。
　　20世紀初年的新政在近代中國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彆是教育等方麵在製度層麵的變革差不多都興起於這一時期。然而當新政的日程錶還沒有最後排定的時候，新政的政治目標尚未實現的當頭，而新政的“主體”清政府卻在“一夜之間”由“一個隻不過是由士兵組成的團體成功地發動一場並無充分準備的革命”而推翻，中國曆史又一次發生重大轉摺。
　　清政府被推翻之後，建立瞭民國，民主共和的新體製開始在中國建立。然而中國人僅僅經過一個為時並不太長的高興，便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先是袁世凱取代孫中山齣任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接著則是1915年的袁世凱“帝製自為”運動，曆史經過短短20年的“周摺”，卻又迴到瞭它的起點。難道中國隻能實行“帝國”的政治體製嗎？中國人難道隻能在“皇恩浩蕩”的蔭庇下做“順民”嗎？中國人經過20年的“摺騰”又陷入深深的睏惑之中。
　　從上述情況看，1895-1915年的中國政治發展，不僅構成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一個分水嶺，而且實在是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一個縮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係統全麵地闡釋這20年中國政治變化與思想變化的內在關聯，不僅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我們今天怎樣從一般意義上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怎樣擯棄純物質主義、國傢主義，轉嚮構建一個現代國傢，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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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在於，就像嚴復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不論是西方文明，還是中國文明，都有本有末，有體有用，不存在隻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體其本的情形。中國在末與用增長的同時應該清楚，本與體是中國不可迴避的問題，中國在獲得經濟快速增長後，一定能夠發生全方位的漸變，一定能夠建設一個與世界一緻而又彆緻的新國傢。假如中國在1895年前弄清這些道理，中國理所當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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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益，亦可謂“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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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中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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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有深度和意義的，讀瞭很有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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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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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關係和諧，纔能有輕鬆愉快；關係融洽，纔能夠民主平等。生生和諧、師生和諧、環境和諧、氛圍和諧，都需要教師的大度、風度與氣度。與同行斤斤計較，對學生寸步不讓，艱難有和諧的課堂。和諧的關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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