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經濟學：自由、競爭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 [The darwin economy]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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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羅伯特·H. 弗蘭剋（Robert H. Frank） 著，劉寅龍 譯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978751005945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36591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The darwin economy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3

編輯推薦

　　《牛奶可樂經濟學》作者□新力作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雷高利？曼昆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托馬斯？謝林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羅伯特？索洛
　　著名經濟學傢梁小民
　　著名財經評論傢時寒冰
　　超級暢銷書《王二的經濟學故事》作者郭凱
　　傾力推薦
　　延伸閱讀：《理性的繁榮》

內容簡介

　　輕鬆的宏觀形勢補習班，有趣的經濟政策普及課
　　●霧霾肆虐，交通越來越差，擁堵稅為何如此難産？
　　●汙染嚴重，排汙權交易製度為什麼總是執行不到位？
　　●房價越來越高，為什麼調控一齣，房價就猛漲？
　　……
　　弗蘭剋大膽預言，達爾文將取代亞當·斯密成為經濟學奠基人。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爭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裏，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裏，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爭有時隻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
　　在弗蘭剋看來，我們的市場可以更有效率，政府可以更有作為，蛋糕可以越做越大，每個人可以分得越來越多。

作者簡介

　　（美）羅伯特·H. 弗蘭剋（Robert H. Frank），全美有趣的經濟學課堂主講教授
　　《紐約時報》“經濟現場” 專欄資深評論員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與管理學雙科教授 羅伯特·H·弗蘭剋與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剋著的《宏觀經濟學》(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微觀經濟學》(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與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Economics）、曼昆所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比肩而行，被稱作全世界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材。弗蘭剋著有《牛奶可樂經濟學》（The EconomicNaturalist）《贏傢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等暢銷書，作品被譯成22種文字。

精彩書評

　　《達爾文經濟學》關於碳酸飲料稅的論述相當精彩，這是一個值得大傢關注的問題。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N. 格裏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
　　
　　我強烈推薦《達爾文經濟學》，這是一本簡明扼要、富有說服力並充滿睿智的作品。
　　——2005 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弗蘭剋的書告訴我們，多多觀察生活，就會發現有趣的東西，而基礎經濟學概念會給這些行為和事件以閤理的解釋。
　　——1987 年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達爾文經濟學》徹底擺脫瞭當下時尚理論的束縛，為認識美國目前麵對的問題提供瞭一個全新視角。
　　——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傢，暢銷書《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of Political Order）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我看來，《達爾文經濟學》所傳遞的信息是理性經濟未來的□一希望。
　　——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前主席 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
　　
　　對集體行為和稅收指齣瞭一個新的思考方式， 給瞭我們一本重要而又恰逢其時的作品。
　　——超級暢銷書《怪誕行為學》（Predictably Irrational）作者 丹·艾瑞裏（Dan Ariely）
　　
　　競爭更多的是服務於部分而非整體，無論是物種進化還是人類社會都不例外。隻有傻子纔會眼巴巴地指望那隻“看不見的手”。在這本獨樹一幟但又不乏現實氣息的著作中，羅伯特·弗蘭剋告訴我們，為什麼說查爾斯·達爾文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比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傢更加深邃，更加犀利。
　　——暢銷書《移情的時代》（The Age of Empathy）和《人類的猿性》（OurInner Ape）作者 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

　　這本明晰而又觸動人心的作品，為現今關於自由社會中政府的角色問題的討論，主宰我們的那些沒有經過大腦思考的口號式言語，
　　提供瞭一付完美的解藥。
　　——《全球化悖論》（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作者 丹尼·羅德裏剋（Dani Rodrik）
　　
　　羅伯特·弗蘭剋果斷地預見到，達爾文終將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學鼻祖。在閱讀瞭《達爾文經濟學》之後，你肯定會希望這個預言盡早成為事實。
　　——紐約州賓漢姆頓大學生物學、人類學教授，《每個人的進化》（Evolution for Everyone）作者 大衛·斯隆·威爾森（David Sloan Wilson）
　　
　　人類閤作，市場相輔，這是亞當·斯密；人類也競爭，但不僅是為瞭資源，還有配偶遊戲中的相對地位，這是達爾文。將達爾文和亞當·斯密加在一起，便是羅伯特·弗蘭剋。《達爾文經濟學》全書充滿瞭令人嘆服的深刻見解。
　　——《當以暴製暴失敗時》（When Brute Force Fails）作者 馬剋·剋萊曼（Mark Kleiman）
　　
　　羅伯特·H. 弗蘭剋的自然選擇論比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更能解釋諸多經濟現象。
　　——《洛杉磯時報》

　　《達爾文經濟學》是一本知識性和趣味性兼備的書。它將引導你從與以往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經濟學。無論您正在教授或學習經濟學或進化論，還是僅僅對這些領域感興趣，都會從此書中汲取到豐富養分。
　　——《英國衛報》

　　弗蘭剋在《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提齣一個大膽的、有說服力的理論視角，重新解讀自由競爭的本質與自由市場。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書評》

　　《達爾文經濟學》書中的觀點簡潔，洞察力深邃。現代經濟社會不再像斯密的現代追隨者們所想的那樣缺乏效率，而且許多經濟問題可以相對更加容易地改善。有朝一日，這種簡單的真理將不證自明。但是在那之前，競爭造成的浪費將繼續讓每個人付齣巨大的代價。
　　——《紐約時報》

　　弗蘭剋認為，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精準地指齣競爭的優勢，達爾文則更深入地描述瞭個體間通過競爭追求自身利益時，卻犧牲瞭集體利益。弗蘭剋還認為這個觀點不僅適用於動物王國，也一樣適用於人類經濟社會。
　　——英國廣播電颱（BBC）

　　弗蘭剋不是一位學術型經濟學傢。他主張經濟學應該是一門根植於經驗和觀察的社會科學，而不是以數學為核心的硬科學。他的這本書把經濟學從數學中解脫齣來，並為其在人們——無論是消費者、投資商還是企業傢——的日常生活中生根發芽提供瞭無限的能量。弗蘭剋在《達爾文經濟學》中指齣，在經濟緊縮時期，□好的方法是通過削減政府奢□性開支減少財政赤字。
　　——《華盛頓郵報》

　　《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所提齣的觀點說明，達爾文的很多關於生物學的觀點也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
　　——《上海證券報》

目錄

薦序Ⅰ 經濟學傢解釋進化論
推薦序Ⅱ 以大智慧洞悉世界
推薦序Ⅲ 後危機時代，經濟學傢的新麵孔
權威推薦
序言 達爾文可以取代斯密嗎？
第1章 雙重失靈政府與市場同時癱瘓
美國在“財政懸崖”邊緣徘徊著；中國經濟麵臨著“冰與火”
的考驗；日本在經濟泥沼中掙紮，絕望之時，他是否會狗急跳
牆……這一切僅僅源於自由競爭市場嗎？
“看不見的手”遭遇幾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挑戰，理性人的選擇
為何越來越偏離理性？
我們到底是怎樣淪落到這一步的？
“看不見的手”不聽使喚
自由與管製的邊界
間接傷害：無奈的興奮劑
監管，可以讓人覺察不到嗎？
第2章 背景和相對位置夾塞的達爾文
微軟花費10億美元，研發的“KIN”智能手機，上市45天
慘遭下架；蘋果的iPhone5手機還未上市，權威機構預測銷量將
突破2.5億部。同為智能手機，命運為何如此懸殊？
診治“看不見的手”
達爾文是理性人？
經濟學的“相對論”
幸福感也能“指數化”
背景，經濟學模型的新參數
第3章 市場沒有免費午餐
沃爾瑪在中國，到處都生意火爆，在它的美國老傢，為何卻
遭受抵製？狡猾的冰球運動員總是要求彆人戴頭盔，而自己卻從
來不戴；馬剋思因何痛斥斯密的理論是非人道主義？
員工共管企業：帶刺的玫瑰
市場不放過任何獲利機會
“看不見的手”，看得見的懷疑
不要再相信市場先生的狡辯
第4章 削減政府預算餓死這隻野獸
3.2億美元修建1座橋，僅連接50人；640美元采購一隻馬
桶座墊，435美元采購一隻羊角錘……依靠發債度日的美國政府
開支為何如此“大手筆”？
把政府塞進浴缸
擰緊政府浪費的水龍頭
預算削減過度的“後遺癥”
國傢越富有，政府會更廉潔嗎？
客人不在乎這場宴會花掉多少錢
彆讓“消費瀑布”洗空你的錢包
第5章 位置消費你身邊時刻發生的“軍備競賽”
裏根總統如何引誘蘇聯搭上“軍備競賽”的賊船，直至解體？
紐約“揚基”大老闆喬治如何智鬥職業棒球聯盟，最終摘得冠軍？
弗裏德曼因何被戲稱為小政府保守派的“保護神”？
導彈再多也保證不瞭民眾安全
紐約揚基隊為何不戴“工資帽”
選擇因環境而變化
我們的社會需要閤理管製
為纍進消費稅呐喊
又是一場政治白日夢？
第6章 傷害原則誰是行凶者？誰是受害者？
1959年，“菜鳥”科斯嚮經濟學大佬弗裏德曼發起挑戰，辯
論開始時，20人贊成弗裏德曼，1人贊成科斯；兩個多小時後，
科斯使用瞭什麼“魔法”徵服瞭21人？
科斯等瞭諾奬54年
看病時，為何不能還價？
受害者不一定有道理
結果論者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我們到底該保衛哪些權利？
第7章 效率法則用案例說話
安靜的夜晚，你在讀一本書，隔壁卻傳來吱吱呀呀的學琴聲。
事情的背後，似乎總有一隻無形的手，是誰撥動瞭政策的天平？
成本－收益實戰練習
富人不願意再補貼窮人
政策優化從這裏齣發
優化路上的絆腳石
第8章 稅收這是你們自己的錢……
前蘇聯解體，美國還在危機中顫抖。到底是計劃經濟，還是
市場經濟更能造就社會繁榮？100多年來，經濟學傢爭得口水滿
天飛，也沒有答案。既然如此，不妨聽聽達爾文怎麼說。
神話所有權
拿稅收做點實事吧
公共物品的搭便車現象
達爾文或許有更好的答案
第9章 運氣蓋茨不會告訴你的秘密
IBM一度行將關閉，大膽起用“IT門外漢”郭士納，最終成
功復興；蓋茨帶領微軟閃電崛起路上，如何贏得“關鍵先生”青睞？
老布什如何從一個十足的富傢公子哥，成長為美國總統？
“甲殼蟲”樂隊風光無限，多少人瞭解其成功路上的淚水與
汗水？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苦練1萬小時，成就“甲殼蟲”樂隊
市場永遠是贏傢的舞颱
信仰至上
第10章 涓滴理論政府為什麼優先補貼富人？
“對富人徵稅，就相當於殺死那隻下金蛋的鵝”。“所有稅收都
是盜竊。”“對不同對象徵收不同稅收是不公平的”……正當此類反
納稅的口號此起彼伏，弗蘭剋卻在呐喊：“NO！富人們必須繳稅。”
提高稅率會縮短勞動時間嗎？
窮人不得已而補貼富人
至今還在尋求答案的公地悲劇
稅收不都是盜竊
第11章 有害行為徵稅比管製更有效
北京的塵霾日益嚴重，汽車擁堵稅卻至今難産；倫敦開徵擁
堵稅10年來，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20%，空氣明顯改善。在美國，
車輛稅以前按數量徵收，現在為什麼按重量徵收？
汙染與排放者無關
嚮間接傷害行為徵稅
摩托車手為何不戴頭盔？
我們正在“滑坡”上墜落
第12章 福利政府經濟蛋糕做大，每人分得更多
現實生活中的交易成本，抹殺瞭我們一個又一個的夢想；一
個聲稱自由高於一切的社會，對此如何解釋？就連“教父”科斯
的話，他們都覺得不中聽。
外部性是一把雙刃劍
再迴到洪水過後的社會
自由主義者，繳稅吧
理性人選擇最近的路，直達目標
把經濟蛋糕做得再大些
好政府可以培養齣來

精彩書摘

　　第1章
　　雙重失靈
　　政府與市場同時癱瘓
　　美國在“財政懸崖”邊緣徘徊著；中國經濟麵臨著“冰與火”的考驗；日本在經濟泥沼中掙紮著，絕望之時，他是否會狗急跳牆……
　　這一切僅僅源於自由競爭市場嗎？“看不見的手”遭遇幾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挑戰，理性人的選擇為何越來越偏離理性？
　　迴憶過去的時候，我們總會帶著無窮無盡的留戀，並不自覺地放大瞭昔日的美好。盡管有些時候，我們現在的生活比過去更美好。“二戰”結束後的30 年間，美國居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且年均收入增長率達到3%。從此，美國擁有瞭一個在經濟上充滿活力的中産階級。在那個年代，公路和橋梁得到良好的維護保養，且每年都開工建設許多重大基礎設施；更令我們歡欣鼓舞的是約翰·肯尼迪總統帶給美國人的一句名言，“不要問你的祖國能為你做些什麼，問一問你能為她做些什麼”。我們堅信，美國人必將在登月競賽中勝利。那時，美國人多麼樂觀。
　　昔日的流金歲月已風光不再。在隨後的幾十年裏，美國經濟陷入瞭超低速增長泥潭，隻有處於收入金字塔最頂端的人，纔能保持有效的收入增長。比如說，美國大公司CEO 們的薪金增長瞭10 倍，而他們員工的小時工資在扣除通脹因素後卻在下降。此時，中産階級已負債纍纍。
　　盡管美國上下對高速鐵路和智能電網的需求近乎飢渴，但這些設施的新建提議一再遭到國會的否決。現有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日趨老化，亟待修繕。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要忍受顛簸起伏的道路和危機四伏的橋梁。給水網絡和排汙係統則時不時地罷工，無數校捨破爛不堪，甚至搖搖欲墜。基礎設施投資被大幅削減，資金被挪用到監控前蘇聯遺留下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核原料項目上。
　　美國的政治體製近乎癱瘓，還要麵對眾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對於主宰人們行為的基本事實或邏輯的無端忽視，似乎是癱瘓的根源。2008 年金融危機導緻大規模失業，而我們幾乎找不到有效對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送給我們這樣的教誨：深陷衰退的經濟體極少能迅速自我痊愈。消費者不可能引領經濟復蘇，因為他們不僅債務纏身，還要為瞭保住飯碗而提心吊膽；企業也無法引領經濟復蘇，因為大多數企業産能過剩。凱恩斯得齣如下結論：政府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動機刺激消費、恢復就業、引領經濟復蘇的角色。
　　迅速蔓延的失業使經濟就像一架已經飛在天上、僅搭載著幾位乘客的飛機，兩者都已徹底喪失瞭創造價值的機會。為何不能采取一些措施避免這樣的浪費，沒有人能說得清其中的原因。經濟刺激計劃的反對者會斥責政府浪費開支，盡管很多常規項目還在嗷嗷待哺。比如說，美國內華達州交通署（Neva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提供的資料顯示，80 號州際公路上有一段10 英裏（約16.1 公裏）長的路段破損嚴重，現在維修的成本約為600 萬美元；如果兩年後維修，氣候和過往車輛會對路基造成更嚴重的損壞，維修成本可能高達3 000 萬美元。
　　隨著全球經濟陷入極度蕭條，原材料價格大幅下滑，工人和機器設備被閑置不用。與此同時，項目所需資金的利率也降至史上新低。這些事情應該馬上引起注意，但政府卻默不作聲。
　　刺激計劃的反對者以擔心赤字為由為政府的不作為辯解，但赤字屬於長期問題。任何人都不會贊成我們把維護基礎設施的計劃無限期推遲下去。現在實施意味著更低的成本，還可以降低遠期赤字。赤字問題亟待解決，但這需要在經濟完全復蘇後再做。
　　2010 年，為美國富人減稅的法案到期時，曾經以赤字為由反對經濟刺激計劃的領袖們，卻對赤字隻字不提。因為很多富人口袋裏的錢，早就多得一輩子也花不完，繼續實行減稅對經濟幾乎沒有刺激作用。反之，讓這些減稅法案自動過期，或許可以把騰齣來的收入用到更有效的刺激性措施上，譬如有些州原本打算大量解聘教師、警察或消防隊員。不過，恰如參議員少數派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接受美國有綫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不無諷刺地說的，“在復蘇過程中，加稅可不是個好主意”。
　　人類社會正麵臨著一個不很緊急但又束手無策的難題：盡管科學界對全球變暖的預測愈加悲觀，我們的政治機製非但熟視無睹，甚至有些抵觸。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經常以基礎科學本身不精確為由來掩飾他們的不作為，但那些最優秀的科學傢早已心知肚明，他們敢於承認科學研究的不確定性，況且這正是科學研究的本性。盡管監測到的溫度上升速率低於預期（實際上可能更快），但即使是這樣的上升也足以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例如，根據麻省理工大學建立的全球係統一體化模型（IntegratedGlobal Systems Model）預測，地球錶麵平均溫度到2095 年上升超過10攝氏度的概率為10%。如果這一情況真的發生，我們所知的地球生命體將徹底消失。通過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徵稅之類的簡單政策，就有可能消除這樣的威脅。假如我們能循序漸進地引入類似政策，就可以在無需付齣更多代價的前提下順利實施。
　　任何理性的政治體製都應以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為首要任務。但圓滑老練的國會觀察員們卻貌似無辜地告訴大傢，要讓美國議會馬上通過任何實質性的氣候法案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這樣的法案在政治上是難以想象的。
　　我們到底是怎樣淪落到這一步的？
　　盡管一麵之詞不足以取信，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低估民意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過去30 年裏已深入民心的一個觀念：政府是一切疾患之源。那些一直對政府濫用職權心有餘悸的自由主義人士，始終是這種觀念的積極倡導者。盡管與自由黨有直接關係的人在數量上十分有限，但他們對公眾言論的影響力卻令人生畏，而且還在與日俱增。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力源於他們在宣傳“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根源”這一觀念上不惜血本。比如說，簡·邁耶（Jane Mayer）曾在《紐約客》發錶瞭一篇數萬字的文章，這篇文章很快便得到廣泛關注並被大量引用。邁耶在這篇文章中披露，最近幾年，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兩大股東查爾斯·科剋（Charles Koch）與大衛·科剋（David Koch）已嚮極右派智庫（Far-right-wing Think Tanks）、茶黨(Tea Party) 成員及其他宣傳上述觀念的派彆捐款超過1 億美元。
　　盡管聲稱以公平和均衡為原則，但魯伯特·默多剋的福剋斯新聞頻道還是在不遺餘力地宣傳政府乃萬惡之源的思想。而這場浪潮背後的推手就是《匹茲堡先驅評論報》（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的老闆、億萬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及其繼承人。沒有他們的慷慨解囊，右翼智庫自然難以掀起如此洶湧的波浪。更早些時候，約翰·奧林基金會（John M. Olin Foundation）已嚮保守派智庫、媒體機構及頂級大學的法律經濟學項目提供瞭近4 億美元捐贈，其目的無不是為瞭宣傳這一思想：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自由競爭的市場則是問題的解決方案。
　　總之，這些投資已成功地在民眾間喚起一股勢不可擋的怨氣。這股民怨讓政府疲於應對，又彆無選擇。自由主義者認為，浪費早已是政府積重難返的陋習，而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我們或許應該感謝他們讓個性自由蛻化，並讓濫用公共資金行為昭然天下。政府並非完美，意味著徹底的政策癱瘓，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難道這是大多數美國人想要的嗎？畢竟，市場本身也並非完美無缺，很多重要的職責依舊最適閤由政府來承擔。國防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公共設施的建設與維護、産權的界定等等同樣屬於政府的職責範圍。
　　越趨完美的社會，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就越是突齣。那些政府在國民心目中擁有良好形象，並得到國民高度認可的國傢，往往也擁有最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最低程度的腐敗和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相比之下，在那些政府職能極端低下的國傢，譬如索馬裏、海地和蘇丹，其市場功能通常也極為滯後，人均收入水平極端低下，犯罪和暴力事件發生率極高，絕大多數國民認為其政府腐敗低效。如果隻能在新西蘭和海地兩者之中選其一的話，大多數美國人當然更願意生活在前者。政府在發揮其應有職能方麵的巨大差異並非是他們作齣選擇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許多政府公共項目最適閤通過集體方式運作，而這又意味著，政府必須通過徵稅支付這些項目成本。自由主義者及其他反政府激進派經常譴責強製性納稅，稱其為盜竊。假如完全依賴民眾自願捐贈，那麼，任何政府都將無所作為。沒有法定稅收，就不可能有政府的存在，更不可能有軍隊，這樣的國傢遲早有一天會被其他某個擁有軍隊的國傢所侵犯。但是硝煙散盡之後，民眾還得嚮這個入侵者的政府納稅。
　　如果民眾彆無選擇，隻能接受一個以國傢權力強製納稅的政府，那麼，政府最好讓民眾知道這些稅收物盡其用。我們必須審慎對待政府機構的設計和監管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對公眾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公共服務，以及如何為之提供財務支持展開更加廣泛的對話。遺憾的是，政府現在還沒有做這件事。
　　對於美國這個星球上最富饒、擁有最好的教育、勞動生産率最高的國傢來說，現實顯然不應該是這樣的。而擺在我們麵前的好消息就是：突破當前瓶頸實際上並不睏難。原因很簡單，這個瓶頸並不是由完全不可調和的價值差異造成的，而是源於我們對競爭機製的深刻誤解。
　　“看不見的手”不聽使喚
　　毫無疑問，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確實開闢瞭一片全新天地。廠商迫不及待地嚮市場推齣最新款産品或是節約成本的創新，其目的無策略會如願以償。但對手很快開始模仿他們的新産品，競爭在新的起跑綫上重新展開，競爭的結果就是價格迅速下降，並最終下降到更低成本均衡點。歸根到底，斯密認為消費者是這場競爭中的最終受益者。
　　但斯密的諸多當代信徒卻堅信，他想錶達的觀點遠比這更大膽：市場永遠都能讓個體利益俯首帖耳地服務於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但斯密本人的說法卻謹慎得多。比如說，他曾寫道，“趨利性的企業所有者隻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是他的本能。因此，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無論處於什麼樣的環境，他都會追求一個並非齣於其本意的目標。值得強調的是，雖然如此，但也總是有害於社會。”
　　斯密從不認為這隻“看不見的手”在所有環境下都能保證取得好結果。比如說，斯密在《國富論》中曾寫道，“同行之間很少聚會，但即使隻是娛樂或者消遣性的幾次聚會，最終的話題不是拐到陰謀對抗公眾，就是抬高價格的伎倆”，這足以彰顯他對市場力量的懷疑。
　　和斯密一樣，現代社會對市場機製愈加猛烈的批判，也傾嚮於把其過失歸結為共謀行為（Conspiracy）對競爭的束縛。但是和現在相比，在斯密的那個時代顯然更容易對競爭加以限製。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會越來越清楚地發現，對於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說，真正的挑戰恰恰植根於競爭過程本身的基本規律。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少數幾個最早認清問題根源的人之一。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自然選擇所偏愛的特性與行為主要取決於個體生物，而不是群體。他發現，在一種情況下，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齣現重閤，我們往往就會看到類似於“看不見的手”的結果。例如，基因變異讓一隻鷹的視力變得更敏銳，這種變異不僅會讓這一隻鷹受益，而且隨著這種變異在整個種群中不可避免地擴散，這個種群都將因此而受益。
　　在另一種情況下，一種有益於個體的變異卻有可能對更大的群體造成傷害。當物種內部不同個體間發生一對一的肉搏戰時，如果變異給某一個體帶來優勢，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雄性動物的體重就是非是為瞭搶占市場份額，從競爭對手那裏奪取利潤。在短期內，他們的最好的例子。大多數脊椎動物均為“一夫多妻製”，雄性動物可以同時有多個配偶。然而，當一部分個體擁有多個配偶時，就意味著另一部分個體沒有配偶。後者也就無法延續他們的基因，並成為“進化論”中的淘汰對象。因此，雄性動物經常會為瞭爭奪配偶而大打齣手。在這場爭奪配偶的戰鬥中，體型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於是，進化史中的“軍備競賽”造就齣體型越來越大的雄性個體。
　　雄海象為什麼狂增肥？
　　海象是一個有點兒極端但卻頗具說服力的例子。雄海象的體重通常接近6 000 磅（約2 700 公斤），幾乎是雌海象體重的5 倍。在交配季節，雄海象就會捉對廝殺，直至其中一隻逃離戰場，或是身上血跡斑斑，幾乎奄奄一息。勝利者幾乎能獨霸整個群體中的所有異性，它的傢眷甚至可以多達100 隻。
　　盡管比對手更龐大的軀體會讓一隻雄海象更有可能在這種爭奪配偶的大戰中獲勝，但異常碩大的體型也會演變為整個種群的纍贅，這讓它們成為鯊魚及其他捕獵者眼中的攻擊目標。
　　假如給它們一個機會，對“所有海象都將體重減小一半”的提議進行投票，雄海象應該毫無異議地都投贊成票。因為決定配偶大戰結局的，是不同個體之間的相對體重，而不是絕對體重。因此，這個改變不僅不會影響任何一對雄海象決鬥的結果，還能減少每隻海象遭到鯊魚攻擊的危險。當然，海象找不到實施這項提議的現實路徑。任何一隻雄海象都無法單方麵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一隻體重輕於其他同性的海象永遠也找不到配偶。
　　當個體的報酬依賴於相對能力時，在人類的相互活動中也會齣現類似衝突。經濟學傢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提齣的一個經典案例中體現瞭這種現象的精髓。
　　犯規也是競爭優勢
　　如果能自由選擇的話，冰球選手都會選擇在滑行時不戴頭盔。但是，在讓他們對比賽中是否需戴頭盔進行投票時，他們仍支持必須戴頭盔的比賽規則。既然頭盔這麼有用，運動員為什麼還是不願意戴呢？為什麼一定要用規則來約束他們呢？
　　不戴頭盔滑行也是一個小小的競爭優勢，這或許可以讓運動員看得更清楚，或是聽得更清楚，或是可以讓他們震懾對手。想到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優勢，自然會讓“可能因此而受傷”這種含糊而抽象的概念顯得無足輕重瞭。因此，運動員會迫不及待地去承擔這份風險。問題的核心在於，如果所有選手在滑行時都不戴頭盔，那麼任何人都不會獲得優勢，而這就體現齣瞭規則的作用。
　　謝林的分析可以讓我們逐步認識到，冰球選手麵對的問題與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我剋製或是認知能力不足沒有任何關係，這些都是人們經常用來支持政府乾預的依據，而且這個問題顯然也不是齣於競爭的缺乏或是無效。相反，這隻是一個最簡單的“集體行為”問題。選手們之所以贊同戴頭盔的規定，是因為隻有這樣，他們纔能在基本安全的環境下比賽。簡單的說服根本就無助於解決問題，比如說在更衣室裏提醒運動員頭盔可以減少遭受重傷的危險。他們需要的是規則。
　　那麼，自由主義者指責強製佩戴頭盔的規定剝奪瞭個人自由選擇權，他們意在何處呢？這樣的指責無異於認為軍備控製協議會剝奪簽署方獨立決定其軍費開支的權利。當然，這也是這種協議的根本目的所在！麵對集體行為問題的當事方往往會發現，為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得限製自己偏好的行為方式。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中指齣，如果以其他方式均無法限製個人行為對他人造成不閤理的傷害，那麼，限製這個人的行動自由權即是最閤理的方式。冰球運動員在比賽中必須佩戴頭盔的規定就符閤這個要求。不佩戴頭盔的運動員會使對手獲勝的幾率減少，因而傷害瞭對手的利益，這樣的結果顯然是對手無法接受的。如果佩戴頭盔的規則會帶來更嚴重的危害，那麼，這項規定本身就是不閤理的。但這完全是一個簡單的行為問題，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問題。
　　依賴於相對績效的勞動報酬也會誘發導緻市場失靈的集體行為問題。例如，在達爾文所描述的軍備競賽中導緻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齣現矛盾的障礙，同樣可以解釋“看不見的手”為什麼不能讓工作環境自然而然地達到最安全狀態。
　　為什麼有些人更願意從事高風險的工作？
　　在其他所有因素相同的情況下，一項工作的風險越大，所獲得的勞動報酬通常也越高。這種因果關係可以解釋為如下：由於未安裝安全設備可以為雇主節約一筆費用，因此，雇主有更多的錢可以用作勞動報酬；工人傾嚮於選擇更安全的工作，因此，如果較危險的工作不能支付更高報酬的話，他們就會選擇較安全的工作。按照“看不見的手”的規範定義，工人願意接受危險程度較低、工資報酬較高的工作這一事實錶明，額外的報酬就是對他們承擔額外風險的補償。
　　但這種說法依賴於一個假設：額外收入必須以他所能買到的絕對消費品增量來衡量。但是，當工人得到一份更高的工資時，他們還能享受到另一種重要收益：他不僅能在絕對意義上提高消費水平，還能相對於其他人消費得更多。
　　比如說，大多數父母都想在可能的條件下把子女送到最優秀的學校。因此，一個工人可能就會決定接受一份危險程度更高、同時工資也更高的工作，因為這能讓他們在好學區購買一套房子。但其他工人也會這麼想，而且學校的好壞本質上是一個相對概念。於是，假如其他工人也選擇以犧牲工作安全性為代價來換取更高的工資，最終的唯一結果就是共同抬高瞭好學校所在地區的房價。歸根到底，每個工人的工作環境都變得不再安全，但每個人都無法兌現他們當初放棄工作安全所追求的目標。如同軍備競賽中，在當事各方都購建更多的武器時，任何一方都和以前一樣不安全。
　　帶有這種動機的工人或許更希望看到另一番景象：盡管所有人都隻能拿到較低的工資，但所有人都能得到一份更安全的工作。假如某個工人接受瞭一份較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不接受這份工作，這個工人就隻能把孩子送到較差的學校。要得到預期結果，工人就必須采取集體行為。同樣，簡單的提醒並不能達到這個效果。事實上，僅僅知道個人行為會自行抵消，還不足以消除人們采取這種個人行為的動機。
　　自由與管製的邊界
　　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第一次讀到穆勒的一句話：防止加害於他人是限製個人自由的唯一閤法理由。我在當時就極其贊同這句話，今天依舊如此。盡管穆勒並非自由主義者，但自由主義者們卻樂此不疲地引用這句經過時間檢驗的“傷害原則”。不過，按照我的觀點，對自由的限製必須是真正的、有足夠理由的限製。這種限製的範圍遠比自由主義者及其他反政府激進派所倡導的範圍更為廣泛。
　　實施經濟復蘇政策的主要反對力量是自由主義者及其他右翼政治勢力，因此，我必須審慎對待他們的觀點和理由。但是和大多數左翼評論傢不同的是，我接受自由主義者對當今世界的首要基本假設：市場本身是競爭性的，而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限製任何個體公民的行為自由權之前，必須擁有大量證據。我們有理由接受上述每一個假設，就算我們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在自由主義者內部，依舊會發齣不同的聲音。
　　這個理論體係的緻命缺陷源於其自身的一個無可爭議的假設：在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方麵，報酬都不均等，呈麯綫分布。比如說，職業網球選手的收入並不取決於他的絕對水平，而是依賴於他在職業巡迴賽中相對於他人的成績。報酬對排名的這種依賴性，徹底推翻瞭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間可以和諧並存的任何假設，而這個假設恰恰是自由主義者宣揚其完全競爭市場體製的根基。
　　反對派並非是唯一沒有認識到市場交換基本規律的群體。很多進步勢力也對美國經濟和政治製度進行批判，但他們解釋這些缺陷的理由，以及他們所提齣的最優化解決方案，往往是錯誤的。
　　例如，很多左翼批評傢把市場失靈歸咎於競爭不充分，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競爭的固有屬性。今天的市場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競爭性，但事實上不僅沒有縮小市場失靈的範圍，反而導緻市場失靈愈演愈烈。
　　間接傷害：無奈的興奮劑
　　什麼行為構成瞭對他人的傷害？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迴答，能讓我和自由主義者朋友們立即分道揚鑣。毫無疑問，政府有權製止人們偷竊他人財産，或是對他人實施暴力。這屬於顯而易見的直接性傷害，但爭議的難點在於間接性傷害。
　　要冠軍，還是要身體？
　　盡管服用閤成代謝類固醇的短跑運動員不會對競爭對手的身體健康造成任何直接影響，但依舊會讓他付齣沉重代價。此時，對手既可以剋製自己不服用類固醇而輸掉比賽，讓自己為此投入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就此泡湯，也可以以自己的長期健康為代價，通過服用興奮劑讓比賽恢復原有格局。
　　不管選擇哪一種方式，對手的決定要麼給自己的身體健康造成更大的傷害，要麼輸掉比賽。
　　很多將自己標榜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堅持認為，短跑運動員有權選擇有利於提高比賽成績的藥物。然而，這樣的權利為什麼就可以淩駕於其他人的權利之上呢？為什麼僅僅因為這種傷害是間接的，就可以無視它的危害呢？
　　我的迴答是，要真正體現和運用穆勒的“傷害原則”，就必須考慮間接傷害。我對“傷害他人”這一概念的認識或許會讓有些人覺得有點兒不著邊際。但我堅信，即使是從自由主義者的立場齣發，也難以質疑這樣一種定義。假如自由主義者可以選擇與任何人共建一個他們喜愛的社會，他們肯定能找到充分的理由，選擇那些把間接傷害等同於直接傷害的夥伴；問題在於，間接傷害往往比直接傷害更難於考量。直接傷害在某些情況下同樣難於衡量，遇到這種情況時，人們對那種構不成直接傷害的行為是否應被看作間接傷害，往往産生異議。
　　歸根到底，我試圖闡明的基本觀點就是：假如有人能對“什麼行為構成瞭對他人的傷害”這個問題給齣一個確切的定義，現代發達國傢的監管體係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堅持穆勒的“傷害原則”。實際上，這也是該原則的基本要求。
　　監管，可以讓人覺察不到嗎？
　　我們的政治辯論始終受製於很多錯誤的觀念，這就讓我們忽略瞭一些既根本又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棄這些觀念，很多問題或許會迎刃而解。
　　譬如，不斷膨脹的政府赤字並不總是如我們看到的那般難以解決。單純削減開支本身不足以徹底消除赤字。隨著“嬰兒潮”一代人陸續退休，很多美國人並不願意接受大規模削減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做法。於是，政府就必須額外增加財政收入。這不需要任何個體作齣很多犧牲，但卻要求國會對現有稅製法案進行徹底改革。雖然茶黨及其他勢力一直在憤憤不平地譴責各種各樣的稅收，但事實是，很多稅收確實讓這個國傢越來越富有。
　　對一種行為徵稅不僅可以創收，還能抑製這種行為。當然，也有人認為，稅收會限製經濟增長。對有益活動徵稅確實會阻礙經濟增長，但這些稅收恰恰是目前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比如說，工資稅會限製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而對儲蓄結餘徵收的所得稅則會限製投資活動。
　　對有害他人的行為徵稅同樣會限製這種行為。當你開車駛入一條原本就已擁擠不堪的高速公路時，就會增加現有的擁堵程度，從而給其他人造成數韆美元的損失（而相對於其他路徑，你選擇高速公路而節省的時間很可能微不足道）；當你購置一輛重型汽車時，很可能會置他人於危險之中，而一輛輕型汽車實際上就可以滿足你的使用要求。
　　對有害行為的徵稅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作用。一方麵，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麵，限製瞭那些成本遠遠超過收益的行為。
　　反政府激進派總是煞有介事地把稅收斥責為社會工程，認為他們的目的就在於“控製我們的行為，左右我們的選擇，並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例如，以減少對進口石油依賴性為目的的燃油稅就一直是他們攻擊的對象。
　　但這完全是毫無依據的指責，因為任何法律法規在本質上都具有社會工程的效應。懲治謀殺和偷盜的法律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他們的目的就在於控製我們的行為，左右我們的選擇，並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就是社會工程。噪音控製、公路限速甚至是紅綠燈和交通信號燈同樣具有這種屬性。社會工程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現實，因為任何狹隘的個體利益都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不可接受的傷害。隻有一個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纔會喜歡沒有社會工程的世界。
　　既然完全禁止是限製有害行為的可行之道，那麼，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接受齣於同樣目的的徵稅呢？實際上，與法律或規範相比，稅收限製這種行為的成本更低，而且社會危害性更小。原因很簡單，稅收強調的核心在於，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減少個體的有害行為。
　　例如，排汙稅能以最低成本減少排汙量，排汙者會通過減少排放量降低稅款；同樣，當我們根據汽車自重徵稅時，使用輕型車即可滿足自身要求的購車人，就會選擇輕型車。
　　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不勝枚舉。在我們酒後駕車時，會增加因交通事故而導緻他人死亡的概率；吸煙的人會導緻他人患上與煙草有關的某些疾病；在我們嚮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時，則會增加因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破壞。
　　行人不守交規：在羅馬要受罰，在紐約無所謂？
　　凡是到過曼哈頓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注意紅綠燈。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闖紅燈穿越馬路。而且他們全都當著巡警的麵這麼做，因為他們知道，雖然法律要求遵守交通規則，可事實上很少有人吃罰單。反之，在羅馬，警察照規定給亂穿馬路的人開罰單，所以該市闖紅燈的人相對較少。這一差異的原因何在呢？
　　紐約和羅馬兩地的交通狀況，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這一點大概有助於解釋執法上的不同。在紐約，基本上所有道路上行駛的都是汽車和卡車。如果行人竄到汽車前麵，他很可能會受重傷甚至死亡，但不會給汽車司機造成什麼身體傷害；反之，羅馬的大多數道路上穿梭著自行車和摩托車。在羅馬亂穿馬路的行人，傷著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紐約低，但傷著彆人的可能性相對更高。
　　最後，罰款方法上的差異，似乎和稅收政策的差異存在著間接關係。意大利的油價高，汽車稅高，街上騎自行車和開摩
　　托的人比紐約多，所以，必須對亂穿馬路的人嚴格執法。
　　對有害行為多徵收1 元錢的稅，就可以減少對有益活動徵收1 元錢的稅。由此形成的收入不僅可以減少聯邦赤字，還能減少高度纍進性的工資稅。毫無疑問，減少聯邦赤字和工資稅不僅可以刺激就業，還能幫助低收入傢庭享受對有害行為徵收的稅負。
　　當然，我們還需盡可能削減浪費性的政府開支。不過，軍費開支和石油公司補貼卻逃過瞭近期的預算削減項目，同樣避過一劫的還有因毫無實效而臭名昭著的乙醇補貼項目。這樣的項目還值得細查。
　　不過，不閤理的費用削減政策反而會適得其反。比如說，推遲公路維修隻會導緻未來更多的交通事故，因為維修工作的拖延必然會導緻將來的維修成本大幅上漲。
　　對有害行為徵稅是籌集資金的最優途徑，這些資金可用來削減赤字。隻有那些認為人們有權侵害他人利益的人纔會強調，這種稅收會侵害某些人的權利。不過，既然稅收會讓整個“國民經濟蛋糕”越做越大，那些反對的聲音自然也就無足輕重瞭。
　　至於新設稅種，則應在經濟恢復充分就業之後逐步實施。不過，即使聯邦稅已降至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新低，隻要我們的領導者還堅持“所有稅收都是罪過”的觀念，就不可能指望他們會采取措施調整稅製。
　　按照這種思路改革稅收政策將會更好地鼓勵有益活動，限製有害行為，而兩者都將增加我們的可支配收入。在無需犧牲任何人閤法利益的前提下，我們即可創造更多的收入，這些收入足以削減政府債務，讓很多年久失修的公共設施煥然一新。
　　當然，這樣的斷言有點貿然。不過，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它完全符閤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邏輯和依據。對於任何一個社會，隻要能更清楚地認識各種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並以更智慧的手段加以製約，就會有大把的鈔票隨之而來。
　　第10 章
　　涓滴理論
　　政府為什麼優先補貼富人？
　　“對富人徵稅，就相當於殺死那隻下金蛋的鵝”。
　　“所有稅收都是盜竊。”
　　“對不同對象徵收不同稅收是不公平的”……
　　正當此類反納稅的口號此起彼伏，令政府難以招架之時，弗蘭剋卻在呐喊：“NO! 富人們必須繳稅。”
　　有一傢網站將自己標榜為“解析政府管製為何會帶來更多貧窮、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終極指南”。打開網頁，你就能看到一則公元前6 世紀《伊索寓言》中的故事：
　　一對夫婦有幸擁有一隻每天都能下金蛋的鵝，但他們還是覺得發財的速度太慢。他們猜想，這隻鵝的五髒六腑肯定都是黃金做成的，於是他們決定殺掉鵝，就可以獲得這隻鵝體內的所有黃金。但是，剖開鵝的身體，他們卻發現，這隻鵝的肚子裏和其他鵝沒有任何區彆。
　　這個故事始終為自由主義者津津樂道，他們經常引用這個故事提醒那些倡導激進型纍進稅的人：這樣的稅製會讓所有人更貧窮。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一直自稱自由主義者，他本人對此深信不疑，並著文寫道：“所有稅收都是經濟增長的拖纍，唯一區彆的隻是程度。”
　　並不是隻有自由主義者纔相信稅收會抑製經濟增長。來自各個政治派彆的許多人以各自的方式散播著所謂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Theory，也稱間接流注論、垂滴論或滴入式理論，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予貧睏階層、弱勢群體或貧睏地區特彆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麵惠及貧睏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先補貼大企業再陸續惠及小企業和消費者，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譯者注），這似乎變成瞭真理。
　　並非所有稅收都會拖纍經濟增長。如前所述，如果一個政府不徵稅，它就不可能維係一個文明社會，也不可能保護自己的公民不受外來侵犯，更不用說享受經濟健康增長帶來的福祉。
　　到底應該對哪些事物徵稅這個問題不探討清楚，稅收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就無從談起。在第11 章裏，我們討論的焦點將是針對有害行為課稅。我們將會看到，這些稅收不僅不會減慢經濟增長，而且能強化經濟增長。
　　提高稅率會縮短勞動時間嗎？
　　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都認為，對高收入者徵收稅超過一定額度，注定會抑製經濟增長。比如說，如果采取100% 的稅率，將此稅收再分配，從而使每個人的稅後收入完全一緻，那麼人們將沒有動機從事任何有償勞動。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進行分配的收入瞭。
　　涓滴理論根本就不能說明，如果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將發生什麼，譬如說提高到接近於100%。為瞭讓涓滴理論真正有趣，我們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按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傢的現行稅率，進一步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將放緩經濟增速。
　　這樣的說法真的對嗎？錶麵上似乎正確，因為它源於一個經過實踐檢驗的觀念：人的行為依賴於動機。由於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會削弱努力和風險的迴報，我們就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推斷齣，高稅收會誘使人們減少努力工作，承擔更小的風險，而這都將削弱經濟增長。
　　每一本經濟學教科書都會清晰無誤地告訴我們，稅後工資的下降對因而提供瞭一種逆轉動力，促使人們更加努力工作或者承擔更大風險。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喜歡花錢的人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每天消費2 000美元。如果他目前的稅收工資為每小時250 美元，那麼，他就必須每天工作8 小時。但是，如果由於提高稅率而使他的收入減少到每小時200美元，他每天就必須多工作兩個小時，或是賣掉自己的“法拉利”汽車。其他人或許會對增稅産生不同的反應。由於較高的邊際稅率減少瞭休閑時間的機會成本，這就導緻某些人會減少工作時間。增稅到底引發哪些反作用，所有經濟理論都沒有提供解釋。
　　如果經濟理論不能為涓滴理論提供論據，數字又能說明什麼呢？在這裏，我們看不到任何依據。評論傢們提齣一個檢驗方法：如果說降低實際工資誘使人們縮短工作時間，反之，提高實際工資則促使人們增加工作時間。自1900 年以來，去除通貨膨脹影響後的美國平均小時工資增長瞭5 倍多。根據涓滴理論，今天的美國人應該大幅增加工作時間，但目前美國人的工作時間隻有1900 年時的一半。
　　我們根據涓滴理論預測，工作時間較短的國傢真實的稅收工資也較低。在這裏，數字則給我們講述瞭一個不同的故事。例如，盡管日本公司CEO 的收入還不到美國公司CEO 的1/5，而且還要麵對更高的邊際稅率，但他們的實際工作時間卻遠遠長於美國同行。
　　涓滴理論強調的激勵措施促使許多人預測，貧富差距程度應與經濟增長率成正相關關係。由此進一步推斷齣，貧富差距擴大應讓後富的人感覺到更加難以追趕先富的人。根據第4 章的討論，不平等性確實會影響到消費模式。但是在檢驗個彆國傢的時間序列數據時，研究人員發現，在經濟增長率和貧富差距程度之間呈負相關關係。比如說，在“二戰”結束後的30 年間，按曆史標準看，貧富差距程度較低，大多數工業化國傢的經濟增長率卻高得驚人。相比之下，從1973 ～ 1983 年10 年期間，大多數國傢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經濟增長率也下降瞭50%。
　　跨國比較也反映齣經濟增長與之間的負相關性。根據世界銀行和經閤組織提供的65 個工業化國傢的數據，哈佛大學的艾爾波托·艾萊斯經濟增長也會形成次要的反作用力。稅後工資的下降讓人們感到更貧睏，那（Alberto Alesina）和達尼·羅德裏剋（Dani Rodrick）發現，經濟增長率與收入最高的前5% 和10% 國民的比例成反比。各項研究都反復錶明，現實狀況與涓滴理論預測的結果相悖。
　　窮人不得已而補貼富人
　　2001 年，布什總統引用涓滴理論的另外一個演化理論，並在2008年被約翰·麥凱恩再次提及，而這兩個人的目的都是為瞭給美國高收入者減稅做辯護。他們提到的這個演化理論並未闡述減稅對人們投入有償勞動時間會帶來哪些影響。兩個人的主要觀點為：富人通常都擁有自己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每年為美國創造瞭超過50% 的就業機會，因此，減稅將刺激齣更多的就業機會。
　　從錶麵上看，這種說法似乎說得過去，而且在現實中也沒有招緻多少詬病。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它從經濟理論上根本就講不通。它不符閤企業人力決策理論。
　　這種說法基於一種假設：企業主有能力且願意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在現實中，有能力做某件事情與應該做某件事情根本就沒有關聯。比如說，你可以買一張不喜歡的歌手發行的CD，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你有責任買。企業主有能力雇用更多工人這個事實同樣不能說明，他們應該雇用更多工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雇用更多工人能否帶來更多利潤。
　　在企業管理的入門級教科書中，最基本的雇傭標準都講得非常明白：如果新增工人生産的商品至少可以按相當於成本的價格齣售，那麼，就應該雇用這些工人；否則，就不應該雇用他們。不管企業主多麼囊中羞澀，隻要滿足這個標準，雇用更多工人就是可取的。相反，即使企業主比蓋茨還富有，隻要不滿足這個標準，雇用新工人就是不可取的。企業主的稅後個人收入與他的雇用決策毫無乾係。
　　……

前言/序言

　　達爾文可以取代斯密嗎？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行為經濟學在過去幾十年裏的發展可謂勢不可擋。該領域的學者將經濟學和心理學融為一體，而他們最關注的則是人類判斷與決策過程中的係統性偏差。正像斯坦福大學已故心理學教授、行為經濟學奠基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經常說的那樣：“彆人研究的是人工智能。我呢？我研究的是人性的愚蠢。”
　　20 世紀80 年代初，我開始正式講授“行為經濟學”課程。當時還很少有人聽說過這門新興學科，為瞭吸引更多學生報名聽課，我麵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給這門課程杜撰齣一個標新立異的名稱。最終，我決定把這門課稱作“拋棄理性選擇”（Departuresfrom rational choice）。很自然，當時的行為經濟學課程還找不到任何標準講義。經過再三思考，我決定把全部課程內容歸屬於如下兩個標題：“有悔偏離理性選擇”（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regret） 和“ 無悔偏離理性選擇”(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out regret)。
　　關於第一個標題“有悔偏離理性選擇”，我列舉瞭人們容易犯的多種係統性認知錯誤。例如，盡管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認為人們會忽略沉沒成本，即在作齣決策時已發生且無法補償的成本，但這種成本卻往往以明顯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決策。
　　假設你正打算離開傢到50 英裏（約80.47 公裏）以外的地方去看一場體育比賽或者音樂會，就在此時，一場意外的大雪不期而至。如果你手裏的門票不能退款，那麼，你最終是否會開車齣發，就不再取決於門票的價格瞭。
　　不過，和一個拿免費門票的球迷或是音樂迷相比，一個同樣癡迷並且為這張門票掏瞭100 美元的人，顯然更有可能頂著大雪，冒險前去助陣。後者或許就會遭遇認知失誤。通常，一旦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決策是建立在這種偏差基礎之上，他們就可能會感到後悔。
　　“無悔偏離理性選擇”，則是指當事人對偏離標準理性選擇模型的後果不會後悔。
　　“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動議者提齣單邊倒策略。在這個博弈中，實驗者交給其中的一個實驗對象一筆錢，比如100美元，然後讓他提齣一個在自己與另一實驗對象之間分配這筆錢的比例。如果後者接受前者的提議，雙方就可以按這個比例分到錢。
　　比如說，第一個人提議“我拿60 美元，你拿40 美元”，後者接受，兩人都會有所收獲；但是，也有可能齣現一種令人糾結的結果：後者拒絕前者的提議，這100 美元由實驗者收迴，雙方都會空手而歸。
　　按照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前者將提齣單邊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對方隻拿到1 美元，因為他知道，隻要有所收獲，就總比一無所獲更符閤對方的利益。但人們很少會作齣按照標準的理性選擇模型，前者將提齣單邊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對方隻拿到1 美元，因為他知道，隻要有所收獲，就總比一無所獲更符閤對方的利益。但人們很少會作齣這樣的提議，即使有人提齣，也會毫無例外地遭到拒絕。而且，拒絕這種一邊倒式提議的對象很少對自己的決定錶示後悔。
　　我的康奈爾大學前同事迪剋·塞勒（Dick Thaler）與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 年閤著瞭《助推：事關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最佳選擇》（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and Happiness）一書，在這本轟動全球的暢銷書中，他們羅列瞭這種認知失誤導緻人們誤入歧途的諸多方式，以及政策製定者如何構建更有利於提高決策質量的環境。他們在書中提齣的每個觀點和建議都讓我深受啓發。
　　但自始至終，我都堅信無悔偏離理性選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原因很簡單，某個人一旦認識到自身存在認知失誤，他就有主動改變行為的願望，而且也有這方麵的能力。相對而言，其他人沒有辦法，也沒有動機改變這些並不令他們感覺後悔的行為，即使這種行為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再迴到我們的假設：按照理性選擇模型設定的標準，任何事物帶來的滿足感，最終都取決於它的絕對質量。但一套職業裝所帶來的效用顯然不是這樣。假設幾個條件基本相近的求職者競聘一傢投資銀行的同一個崗位，而你就是其中之一。毫無疑問，在參加麵試時儀錶得體、穿著恰當，肯定會幫助你取得更好的成績。儀錶得體是相對而言的，就是說你的儀錶比其他求職者更得體；假如你在麵試中身穿價值2 000 美元的職業裝，而其他應聘者的套裝隻有500美元，那麼，麵試官對你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更好，你也更有優勢。
　　當個體的優劣取決於他在同類中的相對排位時，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中對有效性的一切論斷都將黯然失色。這個規律不僅適用於麵試，任何時刻都概莫能外。盡管斯密的很多當代信徒依舊鬥誌昂揚，但現實讓他們大失所望：不受管製的市場力量已無力引導自利的個體行為服務社會公共物品。相反，獨具慧眼的自然學傢查爾斯·達爾文卻告訴我們，個體利益往往會招緻“軍備競賽”的巨大浪費。
　　比如，達爾文認為，雌孔雀偏愛在開屏時更漂亮的雄孔雀，因為在雌孔雀看來，雄孔雀漂亮的尾羽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錶明它擁有更強健的免疫係統，而且可以把這種能力遺傳給後代（由於代謝方麵的原因，身上攜帶大量寄生蟲的雄孔雀很難支撐較長的彩色尾羽。——譯者注）。但達爾文也發現，漂亮且炫耀的尾部羽毛會讓雄孔雀更容易招來捕獵者，因此在物種生存角度上是多餘的。假如所有雄孔雀的尾羽都減小為原來的一半，那麼，每隻雄孔雀都可以像原來那樣吸引同一隻雌孔雀，而且每隻雄孔雀招緻天敵襲擊的概率也比原來小多瞭。但任何一隻孔雀都不會因為擁有漂亮的尾羽而後悔，如果開屏不夠漂亮，它們求偶成功的機會就會大為縮小。同樣，如果所有求職者都選擇2 000 美元的服裝，他們獲取預期職位的可能性自然不會高於全部選擇200 美元套裝時的概率。但任何人都不會因為選擇瞭更貴的服裝而後悔。
　　和“軍備競賽”一樣，這些都屬於所謂的“集體行為”，這些行為與認知失誤沒有任何關係。人們為求職而購買昂貴服裝，與國傢在軍事裝備上的過度開支，都齣於同樣的原因。由此，在獨立行動的前提下，任何人或者任何國傢都不會因為減少開支而獲利。
　　相比之下，在個體因認知失誤而遭受損失時，他們既不缺乏減少損失的動機，也不缺少降低這種損失的能力。比如說，他們可以尋求更多的附加信息，或是利用專業人員為他們提供建議。他們可以通過簽訂契約減少自己犯這種錯誤的可能性。
　　集體行為問題招緻的損失不僅是個體難以彌補的，也遠遠超過認知失誤造成的損失。通過對稅收政策實施非乾預性的變革，即可消除集體行為問題招緻的很多重大損失。在此過程中，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預言：百年之後，經濟學傢更有可能將查爾斯·達爾文為經濟學的鼻祖，而不再是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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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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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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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所具有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有限理性的人在行为上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我想到了人失去了有限的理性之后的疯狂，这也是就是作者谈论到的“有悔偏离理性选择”和“无悔偏离理性选择”，我想无悔的偏离总是过于愚蠢的，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有时也是难以预计的。假如我们对偏离理性的选择的后果都不会后悔，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好像谈一场没有理智的恋爱一样，甚至甘愿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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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H. 弗兰克（Robert H. Frank），全美最有趣的经济学课堂主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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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当你枯燥烦闷，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读书能平静你的 心，让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让你更加享受生活。读书是一种最美丽的享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