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經史之學乃中國學問之命脈
　　作者立足根本
　　厚積薄發
　　為國學招魂

內容簡介

《中國學術的近代命運》以經史之學為中心，通過關鍵論題、關鍵人物、關鍵著作的有機結閤，從富於個性的視角探討西力東侵、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學術變遷之大勢：經學史學之更替、子學之淩駕經學、“漢宋之爭”之摺變、“國史”創製之新局諸端，選題新穎、論證嚴密、脈絡分明，為近年來難得之佳作。其意義，一言以蔽之，為重建中國學術之學統，提供瞭一種深刻的曆史教訓。

作者簡介

劉巍，浙江省嵊泗縣人，先後就讀於浙江師範大學曆史係、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曆史係，師從錢遜教授、彭林教授。1998年7月碩士研究生畢業，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該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嚮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十餘篇，多次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優秀成果一等奬、青年優秀論文奬。

精彩書評

目錄

自序
第一章：經降史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來龍去脈
第一節：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本源與意蘊
引 言
一、“文史校讎”之學的開拓與“六經皆史”說的發軔
二、“六經皆史”說的基本內涵
三、章氏“六經皆史”說的時代意義
第二節：經典的沒落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提升
一、“六經皆史也”：在《文史通義》位列首句之迷案
二、“六經皆史”說的傳延：章氏的影響與新時代意識建構之間的互動
三、“六經皆史”說的摺變與經典權威地位之失落

第二章：“今古文辨義”：康有為、章太炎的經學之爭與現代人文學術
第一節：《教學通義》與康有為的早期經學路嚮及其轉嚮——兼及康有為與廖平的學術糾葛
一、 周公？劉歆？古文經
二、 孔子與《春鞦》
三、 禮學中的今古學之辨
四、 從“記誦之學”起腳，到“以經營天下為誌”。
五、《教學通義》的棄去與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立場的確立
第二節：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
一、 章太炎早年的經學立場
二、《訄書》初刻本所體現的經學思想——章太炎對康有為今文經說的迎與拒
三、《訄書》重訂本的經學思想之大變
四、結 語
第三節：康有為、章太炎經學今古文之爭的“知識轉型”

第三章：經、子易位：“諸子不齣於王官論”及其效應
引 言
一、“九流齣於王官說”說與鬍適批駁此說的意義
二、“諸子不齣於王官論”的建立——有關的根據、要素、過程
三、示範作用——“諸子不齣於王官論”的影響

第四章：“漢宋之爭”再起？——梁啓超、鬍適、錢穆之間的“戴震”公案
第一節：試從“科玄論戰”看梁啓超、鬍適有關“戴震”研究之異同離閤
一、頻頻著文
二、梁、鬍心目中的戴震
三、從“科玄論戰”看梁啓超、鬍適對戴震的同尊異由
第二節：錢穆的重明“宋學”及其對鬍適、梁啓超之“戴震”研究的批評
一、梁啓超、鬍適對戴學的推崇與宣揚的一緻指嚮：“反理學”
二、錢穆對鬍適、梁啓超之尊“戴”論的辯駁
三、圍繞戴震研究的學術觀和文化觀之爭

第五章：經學的史學化：《劉嚮歆父子年譜》如何結束經學爭議
一、引言
二、《劉嚮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
三、《劉嚮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貢獻
四、《劉嚮歆父子年譜》的初始反響
五、《劉嚮歆父子年譜》與經學的史學化
六、餘論

第六章：“國史”創製一例：《國史大綱》“重明中華史學”的新努力
一、造作新通史——時代的需要與時代的限製
二、“新史學”的內涵
三、從以《國史大綱》為中心的“新史學”來看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中的錢穆學派
本書結論 ：曆史的教訓
徵引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本書結論：曆史的教訓
　　當我將這部書稿作最後的校讀即將告一段落之際，諸位師友的意見也紛至遝來。有一種提醒尤其值得重視，即是說，本書各章之間相對獨立，保留瞭分文發錶時的麵貌，但整體來看，不夠混成，若能在起承轉閤之間，作些加工，豈不更好？
　　這是一種特彆為讀者著想的建議。我試圖遵此方針修訂我的書稿，但是作為讀者、編者的我每每被作為著者的我當初寫作時的氣勢、意韻與情感所支配，竟有無從下手之慨！不過，這種指正完全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在若乾文字刊發之後即時就有朋友指齣，為何文末有那麼多問號與嘆號，好像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我當初的想法是，作為學者（所謂“學者”，兼有學生、研究者、修行者等諸種身份）除瞭“自娛自樂”之外，或亦應當引導與啓發讀者自己做齣結論，但不必教訓人傢如何如何。今天看來，若不能用簡明的語言概括你的研究所傳達的“曆史的教訓”，則遠未盡到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故，為讀者計，今略述本書之結論如下。
　　首先，必須對本書內容作一個扼要的總述。本書《自序》，已以“近代中國學術變遷大勢略論——《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序”為題，刊發在《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毫無疑問，其“提要”自然也就是本書的“提要”，特迻錄於此：
　　“中國”從來主要不是地理的區劃，而是以追求“王道”為內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麵對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的壓力，中國學術在近代曆經裂變。首先：經學、史學之更替。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在學界的沉浮，康有為、章太炎之間的今古文之爭及其在後世的演化，錢穆“就於史學立場”結束經學爭議的努力，深刻地反映瞭中國近代經學的分解衰敗及其主導地位被史學所取代、“經學史學化”的趨勢。其次：子學之淩駕經學。鬍適“諸子不齣於王官論”的嚴重效應是，子書不但成為“哲學史”、“思想史”的優先素材，還産生瞭顧頡剛所謂“經竟變成瞭子的附庸”的趨勢。其次：“漢宋之爭”之摺變。以關於戴震研究的公案為例，在梁啓超、鬍適那裏，“漢學”主要是“科學”的類比物，或者是“學術獨立”的精神淵源，錢穆則將“宋學”拓展為一種涵蓋瞭經、史、文學在內的包羅萬象的學術類型。最後，“國史”創製之新局。錢穆的《國史大綱》代錶瞭著眼於國史長程，反對“文化自譴”，弘揚民族精神的堅貞努力。中國文化時值轉運之機，復興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在此基礎上，我要嚮讀者坦白交代，作如此敘述背後的用意何在，或曰，由此而對中國人文學術可預期之將來的發展方嚮，是否可以提示若乾展望？
　　第一， 經典當知尊重，經學的地位有待恢復。
　　本書《自序》提齣：“經學沒落、史學提升，經典日益喪失其規訓的價值，經學轉而融化為史學之一部分，不期然而然蔚為‘史學獨大’的結局，這實乃中國學術之近代曆程中一個最耀眼的或者說是最刺目的顯象，也可以說是最基本與最有深意的大趨勢。”作為一種對曆史現象或曆史脈絡的揭示或描述，大體或可獲得同仁的認可（我也是懸揣），但是，對於此一趨勢綿延及當下之意義以及由此而確定何種因應之方略，則不免會有仁智之見。在我看來，齣於瞭解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傳統根源與重溫人類普遍價值之需要，我國的經典，實有從破碎的“史料”運用之偏嚮單一麵嚮等運用方式中解放齣來之必要，當有由曆史之根兼返價值之源之必要。“經學”之科有重建之必要，其在中國學術與文化中之地位，亦有重新加以貞定之必要。
　　這一展望，涉及到近代以來東西方知識與價值係統的交爭與融閤的復雜問題，不是簡單的結語所能展開討論的，此處隻能略引端緒而已。
　　本書“經典的沒落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提升”一節，論及王國維晚年學術傾嚮中偏“舊”的一麵。今偶見《餘英時訪談錄》頗有與之可相參證，頗能助證吾說者：
　　在人文研究的領域中，我們隻做到瞭部分西化，並未完全拋棄自己的研究傳統，由此中、西兩大係統之間的融閤始終不算很成功，雖然也慢慢在進步。早期學者在中國傳統學問上的功力深厚，最初雖十分熱心於吸收西方的學術分科係統，但時間一久又迴到自己的係統中去瞭，即經、史、子、集的劃分。
　　舉例言之，如王國維早年接受西方學術，尤其重視哲學，他早年（1906）批評張之洞改學製，沒有把哲學列入。他認為哲學是最高的學問，這是明顯接受西方的觀念。他的少作《靜安文集》（似當作“《靜庵文集》”——引者）都是講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等西方式的問題。但是中年以後研究中國傳統學問而終獲大成。他後期絕口不談“哲學”、“倫理學”、“文學”之類西方概念，而迴到中國經、史、子、集的傳統中去瞭。例如《觀堂集林》第一叫“藝林”，就是講六經的；第二叫“史林”，就是子史之學瞭。所以像王國維這樣早年推崇西方的，寫過《紅樓夢評論》、《宋元戲麯史》的，這都是跟西方學來的，最後迴頭還是迴到經史之學，這就顯示齣中西兩種人文知識係統要想融閤起來，非常睏難。
　　……現在西方學科係統已取代瞭傳統的一套，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研究院都是一樣，提倡國學已不可能存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否則那是要鬧大笑話的。國學係統隻有在尖端研究的層麵上存在。
　　餘英時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他的著眼點在於闡發“中西兩種人文知識係統要想融閤起來，非常睏難”，所述頗為親切到位。他特彆舉到經學的例子，說：
　　老輩學者早已看到此中睏難所在，談到儒傢“經學”問題，濛文通（1894——1968）便說：清末學校改製以後，過去“經學”一科便分裂入於數科，如《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鞦》入史學之類。此結果是原有的宏偉“經學”竟化為烏有，這是以西方學術的分類取代中國原有學問係統所造成的大弊病。
　　所以，近代以來更為普遍的是拿西方的知識與價值係統來宰割統製中國的那一套，經學的碎片化，經典之倒運，可以說堪為代錶。行文至此類，不知為什麼我的腦際總是浮現要不是錢玄同那句粗率的名言就是鬍適那篇收入《鬍適文存》四集的名文《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錢玄同的話我們就不必重復分析他瞭，鬍適的文章以王國維自稱“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為例證，認為“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似乎很有說服力。鬍氏此文作於1935年，距離王國維謝世將近八年瞭。王氏若地下有知，恐未必贊同甚至很不認可鬍適由對自己的抬愛而引發的議論，有一點很明確，在王國維那裏是充滿瞭“闕疑”精神的質樸平和的論調，卻被鬍適挪用來作為高自位置、絕人誦習經典的論據。經典之教育與經學之研究有所區彆，當分層次，那是不錯的；可為什麼難懂就成為不去親近的理由？為什麼偏偏要將目光投射在“難”處而偏偏迴避平易之處？古來有“好讀書不求甚解”的讀法，也有“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的讀法，誰給你資格來決定什麼人什麼時候“配”或“不配”“讀經”？有意思的是，鬍適似乎對於“妄談”、“提倡”之類的宣傳性的議論很敏感，但對於經典本身有時卻漫不經心。 筆者最近校此書稿而得一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眾所周知，鬍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對史料的審查特彆嚴格，而對《詩經》則格外的網開一麵。他說：
　　古代的書，隻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詩經?小雅》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後來的曆學傢，如梁虞廣刂、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曆紀元前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這不是偶然相閤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瞭。
　　參看《先秦名學史》可知，所謂“後來的曆學傢”雲雲皆為鬍適後來的補充，真正確定《詩經》“史料的價值”的，乃是“近來西洋學者”的說辭，即《先秦名學史》所謂“經天文學傢查證”。 但蹊蹺的是，《詩經?小雅》之《十月之交》的經文明明是：“朔月辛卯”， 鬍適卻引為“朔日辛卯”，雖是“日”與“月”一字之差，何以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雲：“‘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知，鬍適蓋據誤本立說；或者是“日”字與“月”字形近易訛，一時大意引錯瞭，若是手民誤植，可怎麼後來也未見校正呢？多少知道一點學術研究之甘苦的人，對於引書之訛誤當取體諒的態度，因為再認真，也是難免齣錯的，更何況隻是一字之差，而且“朔日”與“朔月”意同，均指舊曆每月初一。但是，我們仍然要責備一下賢者，鬍適在此處要提齣的是“科學上的鐵證”，為什麼對“近來西洋學者”的舉證如此上心（以緻於恃此標準，偏據一經，而橫掃他典），獨對本國之經典則這樣的掉以輕心呢？從這一小節可見，“尊西人若帝天”的心理若不根本扭轉，則國人對經典的平正態度，恐永無建立之望也。筆者並不是要渲染一種“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 餘英時說得好：“那是要鬧大笑話的”。非此即彼，那是最偷懶的思想陋習。我們要說的是，要“中西兩種人文知識係統要想融閤起來”，其前提要件，至少不能自亂陣腳。最基本的，經學在“中”國的“人文知識係統”中當有一個閤理的定位吧，對經典至少當有一點尊重與親近的態度吧。餘氏的老師錢穆有一句說得更好，本書中引過一次，值得再引一次：
　　我從魏、晉、隋、唐佛學之盛而終有宋、明理學之興來看，對中國文化將來必有昌明之日，是深信不疑的。
　　這句話，與本書《自序》所引陳寅恪縱論宋學的名言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要達成這一目標則任重而道遠，至少要使中國之“人文知識係統”恢復到自有的條理與格局上來，第一步，經學之閤理地位當確立，經典之普遍價值當貞定。 這是本書最深切的期望。
　　……

前言/序言

　　這是一種特彆為讀者著想的建議。我試圖遵此方針修訂我的書稿，但是作為讀者、編者的我每每被作為著者的我當初寫作時的氣勢、意韻與情感所支配，竟有無從下手之慨！不過，這種指正完全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在若乾文字刊發之後即時就有朋友指齣，為何文末有那麼多問號與嘆號，好像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我當初的想法是，作為學者（所謂“學者”，兼有學生、研究者、修行者等諸種身份）除瞭“自娛自樂”之外，或亦應當引導與啓發讀者自己做齣結論，但不必教訓人傢如何如何。今天看來，若不能用簡明的語言概括你的研究所傳達的“曆史的教訓”，則遠未盡到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故，為讀者計，今略述本書之結論如下。

好書，內容不錯，但寫近代學術變遷居然沒有談到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這套叢書還不錯。

在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齣版之前，就曾在豆瓣上讀過其撰寫的《序言》。覺得其中關注的問題，與自己的研究主題非常接近，於是非常期待這部書的齣版。網店齣現預定，我就購買瞭一本。在到貨後，我就興緻衝衝地拿來一閱。雖然，劉巍的《自序》已經在網上讀過，但是仍不妨重讀一過加深認識。在序言中，劉巍迴顧瞭整本書的主要內容，通過梳理康有為、章太炎、鬍適、梁啓超和錢穆等人現代學術著作，分析中國學術近代以來的命運。按照劉巍說，他這部書藉鑒瞭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標題，但是我感覺除此外還藉鑒瞭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和湯誌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前者是以章太炎與鬍適為中心，後者則以晚清公羊學到康有為和章太炎的政治改革為綫索。這恰恰與劉巍的研究相重閤，當然也有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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