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學術的嚴謹”和“內容的深度”。雖然我還沒有深入閱讀,但從書名“新編諸子集成續編:中說校注”來看,它顯然不是一本簡單的普及讀物,而是一部經過精心編纂和深入研究的學術著作。對於像我這樣對傳統文化和諸子學有濃厚興趣的讀者來說,一本高質量的校注本的價值不言而喻。我特彆期待的是其中“校注”的部分。在我看來,一本好的校注本,其核心價值在於能夠最大限度地還原文本的真實麵貌,並對其進行深入的解讀。這涉及到對不同版本進行細緻的辨析,對字詞的準確考訂,以及對原文深層含義的挖掘。我希望這本《中說校注》能夠在這幾個方麵都做到極緻,讓我能夠通過它,更加清晰、準確地理解《中說》的思想精髓,少走彎路,直接接觸到作者的思想本身,而不是被各種版本差異或晦澀的注釋所睏擾。
评分剛拿到這本《新編諸子集成續編:中說校注》,翻瞭幾頁,就感覺觸動不小。說實話,雖然我平時也喜歡讀些古籍,但諸子學的範疇實在太廣,很多經典雖然耳熟能詳,但真正深入去理解,卻常常感到力不從心。這次拿到《中說》的校注本,我最看重的就是它提供的“校注”二字。這意味著它不僅僅是將原文羅列齣來,更是在學界前人的基礎上,對文本進行瞭細緻的考訂和注釋。我特彆關注其中的校勘部分,看看作者是如何辨析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又是如何做齣自己的判斷的。這對於我理解《中說》的原始麵貌,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訛誤和歧義,無疑是極大的幫助。而且,注釋的詳細程度也是我考量一本古籍校注本的重要標準。好的注釋應該能夠解釋書中比較晦澀的詞語、典故,甚至是一些作者的特定思想背景,而不是簡單地提供同義詞。我希望這本校注本能在這方麵做得齣色,讓我能更順暢地閱讀,減少查閱其他工具書的頻率。畢竟,閱讀本身就應該是一種享受,而不是一種“解謎”式的過程。
评分這本《中說校注》給我最直觀的感受是它嚴謹的學術態度。從目錄和前言就能看齣編著者下瞭大量的功夫。尤其是“校注”二字,這對於一個讀者來說,意味著一份厚重的責任和一份值得信賴的保障。我一直認為,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最基礎也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文本的可靠性。《中說》作為一本重要的諸子學著作,其流傳過程中難免會存在版本差異、傳抄錯誤等問題,而一本好的校注本,恰恰能夠幫助我們盡可能地還原其原本的麵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在校勘部分,編著者是如何權衡不同版本,又是如何以何種標準來采納和捨棄的。還有注釋,我尤其看重注釋的“增刪”和“辨析”功能。一個好的注釋,不應該隻是簡單地重復原文的意思,更應該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指齣原文中可能存在的歧義,或者補充相關的曆史、文化背景知識。我希望這本校注本能在這些方麵給我帶來驚喜,讓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中說》的思想內涵,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字麵意思的理解上。
评分當我在書架上看到這本《新編諸子集成續編:中說校注》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正是我需要的”。作為一名長期以來對諸子學抱有濃厚興趣的業餘愛好者,我深知一本好的校注本對於深入理解古籍的重要性。許多經典雖然精彩,但由於年代久遠,版本流傳的差異、字詞的訛誤,以及思想的深奧,都給閱讀帶來瞭不小的挑戰。而“校注”這兩個字,恰恰代錶著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對讀者負責的承諾。我非常看重這本校注本在“校”和“注”兩個方麵的錶現。在“校”的方麵,我希望看到編著者能夠對現有版本進行細緻的比對和考證,給齣可靠的校勘依據,幫助讀者理清文本的源流。而在“注”的方麵,我則期望能夠得到詳實而有深度的解釋,能夠解答閱讀過程中遇到的疑難,幫助我理解《中說》的思想內涵,而不隻是停留在字麵上的解讀。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成為我探索《中說》世界的一把金鑰匙。
评分這次入手《新編諸子集成續編:中說校注》,純粹是被“續編”二字所吸引。諸子學博大精深,許多經典我雖然略有涉獵,但總覺得不夠係統,也總覺得在某個環節上銜接不上。這本“續編”讓我看到瞭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在經典的“集成”之後,還有更加深入和細緻的研究,並且可能是對前代研究的補充和延伸。這本《中說校注》作為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尤其關注它在“校注”方麵的具體實踐。對於我這樣的普通讀者而言,很多古籍的閱讀門檻都很高,原因在於文本的差異和注釋的不足。《中說》本身的思想深度自不必說,但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版本作為基礎,沒有清晰的注釋來輔助理解,那麼它的思想價值就很難被充分挖掘和吸收。我期待這本校注本能夠提供一個經過嚴謹考訂和注釋的文本,讓我在閱讀時能少一些障礙,多一些通透。我希望它能在我閱讀《中說》時,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指引我穿越文字的迷宮,直抵思想的腹地。
评分《中说》反映王通的思想,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
评分简装易于读,唯有学习而已。
评分别 称文中子
评分随着新编诸子集成这个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叢书割上圆满的句虢,作为其延续的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现在正式放勤。它的立意、定位舆宗旨同新编褚子集成一胍相承,力固吸收和反映近几十年来国学研究舆古籍整理领域的新成果,为学衍界和普通蘸者提供更多的子书品种和哲学史、思想史资料。
评分书的历史,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评分过后几日,诏使直事郎问候朱晖的起居,派太医看病,太官赐食。朱晖于是起身谢恩,又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套。后来朱晖升为尚书令,朱以老病请求退休,拜为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朱晖又上疏进谏。不久,病死了。儿子朱颉,修儒术,安帝时至陈为相。朱颉的儿子是朱穆。
评分隋唐学术思想之重要渊源,研究思想文化者不可不读。
评分王通半身像
评分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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