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帶給我的最直觀感受,是一種被喚醒的“批判性思維”的愉悅。作者在行文中,時不時地會拋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直擊核心的悖論,讓你不得不停下來,反思自己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某些認知框架。我喜歡它那種不妥協的態度,它毫不留情地撕開瞭那些被粉飾太平的錶象,將隱藏在光鮮之下的肌理暴露齣來。書中對權力運作機製的剖析,尤其精準,它沒有落入“好人與壞人”的簡單二元對立,而是深入挖掘瞭係統是如何通過製度和文化慣性來規訓個體的。這使得它超越瞭一般的政治評論,上升到瞭對人性深層結構的反思層麵。閱讀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不斷地在書頁空白處寫下批注和疑問,這對我來說是極少發生的——通常我隻是被動地接受信息,但這本書卻強烈地激發瞭我主動參與對話的欲望。它像一位嚴厲而又公正的導師,用不容置疑的邏輯,引導你走嚮那些你本能迴避的真相。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種對“時間感”的重塑。作者似乎擁有某種超脫於綫性時間之外的視角,他能夠在同一頁紙上,同時談論數個世紀前的思想萌芽和當下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並將它們視為同一連續體上的不同節點。這種多維度的時空交錯,極大地拓寬瞭我的視野。它不再是從一個固定的曆史坐標去看待世界,而是讓我意識到,我們所處的“現在”,其實也充滿瞭曆史的迴響和未來的預兆。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許多日常的文化符號和流行的思潮,都有瞭一種更深層的理解——它們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漫長發展鏈條上的必然産物。這本書沒有提供廉價的安慰或簡單的答案,它更多的是提供瞭一套全新的“工具箱”,讓我們去拆解和審視我們所處的這個日益復雜的現實。它教會我的,是如何帶著更遠的目光、更寬的胸襟,去麵對眼前的具體問題,這是一種持續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评分說實話,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興趣點並不在於它深奧的理論建構,而在於那些穿插其中的個人軼事,那些仿佛信手拈來卻又飽含深意的生活細節。這本書的敘事節奏非常獨特,它時而像一條平緩流淌的小溪,帶著我們緩緩地走過曆史的河岸,看兩岸的風景慢慢變化;時而又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用密集的排比和強烈的對比,將你捲入某種情緒的漩渦。這種忽快忽慢的節奏,對於習慣瞭綫性敘事的讀者來說,或許需要一些適應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復雜社會議題時所展現齣的那種近乎偏執的客觀性——他似乎有意地避免使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匯,而是用精確的語言去雕刻每一個概念的邊緣。但正因如此,這本書的閱讀門檻相對較高,它要求讀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去梳理那些看似鬆散的綫索,去品味字裏行間潛藏的弦外之音。我讀完後,常常需要閤上書本,在房間裏踱步許久,纔能將那些碎片化的思考重新整閤起來。它不是一本能讓你“輕鬆”消遣的書,而更像是一場智力上的攀登,雖然辛苦,但山頂的視野確實值得。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性確實非常強,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種充滿冒險和浪漫色彩的文本,那可能會大失所望。它的魅力在於其結構上的嚴謹和論證上的層層遞進。每一章的論點都建立在前一章紮實的基礎上,形成瞭一個密不透風的邏輯網。我注意到作者在引用和旁徵博引方麵做得極為齣色,從古典哲學到近現代社會學理論,信手拈來,且無縫銜接,顯示齣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盡管內容嚴肅,但作者並未讓語言變得晦澀難懂,他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將最復雜的概念用一種近乎詩意的散文筆法來轉述,這在學術著作中是相當難得的。不過,這種“優雅的嚴謹”也意味著讀者需要保持高度的專注力,稍有走神,就可能錯過一個關鍵的轉摺點,從而影響對後續論證的理解。我曾嘗試在通勤的嘈雜環境中閱讀,結果效果不佳,後來發現,隻有在一個安靜、不受打擾的環境中,伴隨著一杯熱茶,纔能真正領會到其文字的妙處。
评分這本厚厚的精裝書,初翻開時就被那種沉甸甸的質感所吸引,仿佛握住瞭一個時代的脈搏。內頁的紙張泛著溫暖的米黃色,油墨的印刷清晰有力,看得齣齣版方在裝幀上的用心。我最初是抱著一種對“宏大敘事”的好奇心去閱讀的,期望能從中一窺某個特定文明的興衰圖景,或是某個哲學流派的精妙推演。然而,閱讀的過程遠比預想的要麯摺得多。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尤其是在描繪社會轉型期的個體心理波動時,那種深入骨髓的掙紮與迷惘,被描摹得淋灕盡緻,讓人仿佛置身於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似乎並不急於給齣明確的結論,而是更偏愛用一係列相互交織的片段和觀察來構建一個立體的世界。我記得有一章專門探討瞭“無聲的抵抗”,那種在日常瑣碎中體現齣的精神韌性,讀完後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在於,它沒有用那種高高在上的理論口吻去俯視曆史,而是讓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曆史是由無數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共同塑造的。它更像是一麵棱鏡,摺射齣人性在巨大壓力下的各種麵嚮——妥協、堅守、背叛,乃至不經意的閃光點。
评分杜威本来是个黑格尔的继承者,但在《经验与自然》中,成了洛克的信徒。他想像洛克那样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同时又像黑格尔那样,成为一个历史主义者,但最终在阐述自己的经验学说时,还是更多地投降了洛克。根源就在于他始终想建构一种形而上学体系,不满足于仅仅是治疗型的哲学。罗蒂对于杜威经验学说的解释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不满。舒斯特曼认为,杜威确有模糊之处,他有时过于强调了原初经验的直接性质对于思想和话语的指导作用,这和他的反基础主义原义不相一致。杜威自己本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避免这种基础主义的好办法,他的实用主义揭示了思想和行动如何受到习惯、目的、有机体的需要的制约,这些前反思要素可以起到直接的实质经验所起的作用,而用不着在它们之外设想一种原初的直接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罗蒂对杜威的解读是正确的,罗蒂所说的洛克式的基础主义认识论,抹杀了认知和非认知的存在之间的界限,以致于把后者当作前者的基础,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罗蒂并没有给出证据表明杜威犯了这样的错误。当杜威突出认知和非认知经验的连续性时,他并没有主张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解释的标准。事实上,杜威是否定这一看法的。罗蒂没有理会杜威谈论原初经验的意图。杜威之所以强调非推论的经验,不是要为认知提供基础,而是要强调这种非推论的直接性对于审美的重要意义。杜威看到了我们最热烈而生动的直接经验对于艺术生活的重要价值,审美不能以抽象概念为基础。对于杜威来说,审美的满意要比科学的满意更加重要。但舒斯特曼承认,“杜威自己并不总是抵制这种诱惑的,”他确实也有罗蒂所说的想用前认知的、非语言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冲动。斯图尔在《谱系的实用主义》一书中对罗蒂的杜威解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罗蒂完全误解了杜威,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几乎没有就杜威做家庭作业和系统的研究。”在斯图尔看来,就根本上说,罗蒂和杜威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阵营:“一方面,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对文化重建的注重;另一方面,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及其对理论解构的注重。”斯图尔分别引述了罗蒂在不同时期对于杜威形而上学的阐释,认为罗蒂既“误读”了杜威也“误用”了杜威。无论如何,罗蒂是把杜威看作他心目中的哲学英雄。他认为,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在先真理这样的东西,哲学家的最大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哲学家们不应当询问关于知识的认识论问题,或关于已知存在物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同意杜威所努力做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同伴权衡对共识的需要与对新奇性的需要。”根据杜威的思想,罗蒂认为,“思想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取得,是由于把这代人看来是荒谬的说法变成后代人的常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要推进这种变化,解释新观念是如何可能解决问题或消除由旧观念提出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普遍有效性和优先得到真理的观念对于完成这后一个目标都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努力得到主体间的赞同,而无需受到普遍有效性这种承诺的诱惑。我们可以引入和推荐某些明确全新的观点,而无需把它们归属于某个先在的。”这就是罗蒂给我们描绘的杜威哲学在当代美国中的形象,即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的问题的解决。
评分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因而,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由于传统教育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教师和教科书上面,而不是放在儿童的本能和活动中,于是,儿童只能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
评分杜威本来是个黑格尔的继承者,但在《经验与自然》中,成了洛克的信徒。他想像洛克那样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同时又像黑格尔那样,成为一个历史主义者,但最终在阐述自己的经验学说时,还是更多地投降了洛克。根源就在于他始终想建构一种形而上学体系,不满足于仅仅是治疗型的哲学。罗蒂对于杜威经验学说的解释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不满。舒斯特曼认为,杜威确有模糊之处,他有时过于强调了原初经验的直接性质对于思想和话语的指导作用,这和他的反基础主义原义不相一致。杜威自己本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避免这种基础主义的好办法,他的实用主义揭示了思想和行动如何受到习惯、目的、有机体的需要的制约,这些前反思要素可以起到直接的实质经验所起的作用,而用不着在它们之外设想一种原初的直接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罗蒂对杜威的解读是正确的,罗蒂所说的洛克式的基础主义认识论,抹杀了认知和非认知的存在之间的界限,以致于把后者当作前者的基础,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罗蒂并没有给出证据表明杜威犯了这样的错误。当杜威突出认知和非认知经验的连续性时,他并没有主张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解释的标准。事实上,杜威是否定这一看法的。罗蒂没有理会杜威谈论原初经验的意图。杜威之所以强调非推论的经验,不是要为认知提供基础,而是要强调这种非推论的直接性对于审美的重要意义。杜威看到了我们最热烈而生动的直接经验对于艺术生活的重要价值,审美不能以抽象概念为基础。对于杜威来说,审美的满意要比科学的满意更加重要。但舒斯特曼承认,“杜威自己并不总是抵制这种诱惑的,”他确实也有罗蒂所说的想用前认知的、非语言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冲动。斯图尔在《谱系的实用主义》一书中对罗蒂的杜威解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罗蒂完全误解了杜威,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几乎没有就杜威做家庭作业和系统的研究。”在斯图尔看来,就根本上说,罗蒂和杜威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阵营:“一方面,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对文化重建的注重;另一方面,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及其对理论解构的注重。”斯图尔分别引述了罗蒂在不同时期对于杜威形而上学的阐释,认为罗蒂既“误读”了杜威也“误用”了杜威。无论如何,罗蒂是把杜威看作他心目中的哲学英雄。他认为,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在先真理这样的东西,哲学家的最大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哲学家们不应当询问关于知识的认识论问题,或关于已知存在物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同意杜威所努力做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同伴权衡对共识的需要与对新奇性的需要。”根据杜威的思想,罗蒂认为,“思想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取得,是由于把这代人看来是荒谬的说法变成后代人的常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要推进这种变化,解释新观念是如何可能解决问题或消除由旧观念提出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普遍有效性和优先得到真理的观念对于完成这后一个目标都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努力得到主体间的赞同,而无需受到普遍有效性这种承诺的诱惑。我们可以引入和推荐某些明确全新的观点,而无需把它们归属于某个先在的。”这就是罗蒂给我们描绘的杜威哲学在当代美国中的形象,即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的问题的解决。
评分不错,好
评分经典不用多说,需要多次仔细阅读
评分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评分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因而,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由于传统教育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教师和教科书上面,而不是放在儿童的本能和活动中,于是,儿童只能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
评分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评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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