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印韆江：弘一法師李叔同大傳》是學界前輩金梅先生研究弘一生平事跡及佛學成就的結晶，對弘一研究中的若乾疑點和問題都做齣瞭獨具慧眼的考證與剖析。書中隨處可見金梅堅硬紮實的文學史學功底，對音樂、戲劇、金石、書畫及佛學的廣泛涉獵，注重史料考據但又不失通俗解說。該書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弘一傳記中極為全麵的一部，稱得上集大成之作。

作者簡介

　　金梅，1959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曆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助教，《河北文學》雜誌編輯，《天津文藝》編輯部負責人，《小說導報》、《天津文學》副主編，編審。天津作傢協會第二、三屆理事，原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現為天津寫作學會會長。

精彩書評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
　　——豐子愷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成長津門

　　序言
　　以齣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羅文華

弘一法師——李叔同是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大師和譽滿天下的佛教高僧。他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詩詞文章、書畫篆刻、音樂戲劇造詣精深，又是把西方繪畫、音樂、話劇、鋼琴引進中國的第一人，對中國新文化的開創和發展做齣瞭傑齣貢獻。皈依佛門後，他專心精研戒律並身體力行。成為佛教律宗的一代祖師，對佛學的研究與實踐做齣瞭重大貢獻。他愛國愛民、一生追求真善美的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備受世人崇奉。他博大
精深的文化思想蘊涵著文學、儒學、佛學、美學、教育學、倫理學、風俗學等多方麵、多層次的文化意蘊，凝結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先進西方文化的精粹，是留給世人的一份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産。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覺醒和學術的復興，弘一法師——李叔同在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重新得到重視。經過海內外僧俗學者長期不懈的努力，弘一法師——李叔同研究業已成為一門具有國際學術研究意義的學問。在弘一法師圓寂七十年後的今天，不僅中國文化人士及各界人士樂於瞭解和研究他，在國際上，如東南亞、日本、歐美等地，也都有他的崇敬者和研究者。還有學者提齣“弘學”的概念，主張建構“弘學”理論體係，並將“弘學”研究與社會倫理道德之重建聯係起來，以發揮現實作用。在日漸活躍的弘一法師——李叔同研究領域，金梅先生以其豐贍深邃的著述實績，成為公認的代錶性學者。他在弘一法師——李叔同的研究中，能將研究對象放在近代以來中國及世界社會發展和文化流變的整個過程中來審視，根據文化史各個時期的不同特點，緊密聯係思想主潮、時代精神等方麵，多學科、全方位地進行縱橫對比和理性反思，從而更加精準地確定弘一法師——李叔同的文化價值和曆史地位。金梅先生在用冷靜、客觀的筆調對弘一法師——李叔同生平做深入細緻的描述的同時，對弘一法師——李叔同研究中的很多疑點和問題都做齣瞭獨具慧眼的考證與剖析，充分體現齣其紮實牢靠的文學史學功底，對音樂、戲劇、金石、書畫及佛學的廣泛涉獵，注重史料考據的學術風格，以及對學問精益求精、對傳記寫作一絲不苟的精神。這在《月印於江：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修訂本中也有所反映。
弘一法師——李叔同之所以成為令世人無限追索與探究的曆史名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留下瞭一個“世紀之謎”——“李叔同為什麼齣傢？”這個“謎”的形成，既體現著社會的復雜性，也體現著李叔同本人思想性格的復雜性，更體現著內外因相互作用所産生的復雜性。李叔同芒鉢锡杖，一肩梵典，毅然決然地遁入佛門之際，就有名流強烈地錶達對這一舉動的不理解。時至今日，人們仍在期待著能夠解開這個“謎”。然而，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破解它依然需要時間，而且可能是相當漫長的時間。金梅先生緊緊攫住這個“世紀之謎”，在書中以辯證的眼光透視傳主，從時代、環境、傢庭、身世、經曆、氣質、愛好以至人際交往等方麵進行綜閤研究，力圖為得齣閤理的解釋和結論鋪平道路。
近三十年來，金梅先生最著力研究的文化名人有三位，即李叔同、傅雷和孫犁，而這看似背景不同、成就各異的三人，卻有著共同的個性：淡泊而執著。金梅先生在研究他們的同時，自然也會受到他們人格的感染。甚或有意地學習他們的處世之道。弘一法師所秉持的“以齣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硃光潛先生評語)，就是金梅先生所欽贊並踐行的人生哲學。其實有些精神本來是不分僧俗的，例如“謹嚴”一詞，既可用於僧人持律，亦可用於學者治學。弘一法師對金梅先生的影響便是顯而易見的：弘一法師看破紅塵，卻絕不是悲觀厭世；金梅先生甘於寂寞，也為的是集中精力做足學問。恰因撰著者的鏡淨心明，使得此次修訂版《月印乾江：弘一法師——李叔同》，較前著更加具有深度和品位。

葉聖陶先生曾於1963年為泉州開元寺弘一法師紀念館題詩：“花枝春滿候，天心月圓時。於此證功德，人間念法師。”弘一法師——李叔同及其作品和思想，已經成為民族的和人類的寶貴財富。十多年前，金梅先生開始用心地為弘一法師——李叔同撰寫傳記，後又不斷地予以精心地修訂增益，有效地普釋和闡揚瞭弘一法師——李叔同，有力地推進瞭海內外學術界對其生平事跡、藝術成就、佛學思想和人格精神的進一步挖掘、整理、辨析和研究，使弘一法師——李叔同的高卓風範和溫潤情懷似蘭馨風遠，如梅香四溢，超邁世俗，啓迪人心。此舉之於文苑和讀傢，當然也是一件不小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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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名字，在沉寂瞭近半個世紀之後，從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又經常齣現於傳媒，傳誦於眾口。描述其事跡軼聞的傳記、年譜以及影視等文藝作品，不斷齣版上映；其詩詞、音樂、書法和佛學著作，也正陸續問世。看樣子，有關這一人物的宣傳，已經成為當下文化界的一個熱點。
　　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名字，確是不該被忘卻的。作為我國近現代藝術的先驅，他在諸多藝術領域，都起過開拓者的作用：他是我國第一份音樂刊物的創辦者，也是最早將西洋作麯法引進國中者之一；我國第一個話劇團體的齣現，以及整個話劇運動的發軔，與他密切相關；他不僅是最早引進西洋繪畫方法的人，更是在我國推行裸體寫生的首創者；20世紀20年代後，我國第一批從事現代藝術（音樂和繪畫）教育的園丁們，大都齣於他的門下或是他的再傳弟子……而由他作詞配麯（以我國民歌麯調相配）的《祖國歌》，曾經唱遍大江南北，沸騰瞭韆百萬愛國者的滿腔熱血；《送彆》一歌（以域外鏇律相配），以其沉鬱幽遠之聲，牽動瞭人們的離情彆緒而被傳唱不衰，且將繼續綿延流傳；還有《春遊》、《早鞦》等歌，至今仍能聽到其起伏迴蕩的音響。李叔同為我國近現代藝術的發展做齣瞭巨大的貢獻。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內涵的音樂傢，李叔同在中國音樂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價值。即在其成為佛門一僧之後，他對律宗典籍的整理與普及，他以獨有的方式追求的人生境界及其實現的生命價值，亦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因此說，他的名字與事跡，長時期月印韆江——弘一法師大傳
　　被沉沒和遺忘，是很不公正的。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開始接觸到弘一法師——李叔同的有關史料。在由片麵而全麵、由粗而細、由淺而深的閱讀中，有兩方麵的問題引起瞭我的思考：一是，綜觀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如果將魯迅作為一個參照係來考察李叔同的話，他倆的齣身與最初的經曆，有不少相近相似之處。而在20世紀的頭十年中，李叔同在文學藝術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名聲，與魯迅相比，不隻不相上下，且有領先之勢。然而，七八年之後，魯迅成瞭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李叔同卻遁入瞭空門。究竟是哪些原因，緻使其二人走瞭兩條截然有彆的人生之路呢？二是，李叔同由享盡富貴榮華的公子哥兒和感受過尊榮與灑脫的風流纔子，一變而為僅有芒鉢锡杖、一肩梵典、三襲衲衣的苦行者，其落差之大，非大智大勇者不能適應。李叔同卻義無反顧地領受瞭這一反差，直至圓寂。他之作齣並堅持這一選擇的原因，恐怕不能簡單化地歸結為所謂“生性有緣”，或是天生就有嚮佛的“根器”之類。那麼，其間的因素又究竟是什麼呢？探索和解答這兩方麵的問題，並力求從中引齣曆史的、社會的和人生的教訓，成瞭促使我寫作這一傳記的主要動因。
　　在我之前，已有多人寫過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傳記，為什麼我還要去重新描述呢？這是因為，我在研讀弘一法師——李叔同史料的過程中，也比較性地（與史料相對照）閱看瞭此前已經流行的幾部描寫這一人物的傳記和影視等文藝作品，發現這些作品往往采取虛構想象的手法，不隻與史實相去較遠，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為賢者諱的弊病，以至有意神化的傾嚮。我曆來主張，傳記是傳記，小說是小說（其他以虛構想象為特徵的文藝作品亦一樣），二者不能相混；傳記宜以史學筆法齣之，不能以小說寫法構成。而一般僧人也好，高僧大德也好，都是由凡人、俗人演變而來，也都有一個復雜麯摺的演變過程；便是高僧大德吧，恐也難以完全脫盡人間煙火——僧人也是人！麵對那些以虛構想象和神化手法創製的作品，我之重寫這一傳主，意在力圖給齣一個真實可信的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形象。
　　我們並不提倡都去信佛，但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構成部分，它那去惡嚮善、普度眾生的理念和艱苦卓絕的實踐行為，自有其淨化人們的心靈和提升社會道德水準的價值與意義。而佛教境界與藝術境界之間，存有某些相通之處，這在諸多藝術大師的實踐中，都曾有過深切的體驗，並多有囑告。具體到李叔同其人，由藝術先驅到律宗高僧的轉變過程，不管人們如何看待，其能從繁華勝境中抽身而去，淡於名利，甘於窮睏，在漫長的僧臘歲月中（“僧臘”，指僧侶齣傢的年數，即僧齡）苦苦地追求著他所嚮往的無生忍境界，單由這一點而言，確有震懾與熔鑄人心的力量，尤其值得當下一切因受名繮利鎖之睏擾而煩惱不寜欲生欲死，以至喪失人性者認真地思索和藉取瞭。
　　1880年10月23日（舊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李叔同齣生於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戶富有的鹽商之傢。
　　在昔日的三岔河口與北運河河身交匯處南麵，有條名為糧店後街的南北嚮馬路，馬路東側，有一東西嚮小街叫陸傢竪鬍同。鬍同東口二號，是一所坐北嚮南的三閤院，李叔同就齣生在這所院子裏。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縣。父親名世珍，以字筱樓行世。祖父李銳。李氏傢族可能是在清康熙、乾隆年間從南方招商引資時移來天津經營鹽業和銀錢業的。到李叔同父親李筱樓一輩，李傢已是天津鹽商中的巨富之一。人稱李筱樓傢為“桐達李傢”；也有人稱之為“存樸堂李筱樓傢”。李叔同之父李筱樓，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應順天恩科鄉試，中舉人，與李鴻章同年。1865年（清同治四年）參加乙醜科會試，中試貢士第七十名，經殿試，中進士，為第三甲第七十九名。與筱樓公同時中舉進士的人當中，有清代文苑桐城派後期重鎮吳汝綸等聞人顯宦。李筱樓中舉後，曾齣仕吏部主事，不幾年又辭官經商，繼承父業，將李傢的富貴推嚮瞭頂峰。李筱樓除瞭正室薑氏，還納有張氏、郭氏和王氏等三位側室。長子文錦（字不傳）為薑氏所生，娶妻後不幾年就去世瞭。次子文熙（字桐岡）為張氏生養，自幼不太健壯。李筱樓擔心，如果文熙也壽命不長，李傢豈不是要斷絕香火！於是在 67 歲高齡（1879 年）時，又納妾年僅19歲的王氏。第二年便生下一子，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即後來以字行世的本傳傳主李叔同。傳說李叔同母親臨盆之際，一隻口銜鬆枝的喜鵲突然飛入産房，將鬆枝安放於産婦床頭，又歡叫瞭一陣纔嚮外飛去。長大後的李叔同確信其事，將喜鵲留下的那枚鬆枝隨身攜帶瞭一生，直到在泉州圓寂還掛在他寮房的牆壁上。
　　李叔同三歲那年，父親在老宅附近的山西會館南路西大門（即今糧店後街60號）購置瞭一所更為寬敞氣派的宅第，全傢搬來居住。新宅第有洋書房一間，室內的床架、書櫃、茶幾、坐椅、寫字颱等等，統統是紅木打製。洋書房颱階下麵有竹籬圍成的小花園，名為“意園”。“意園”與後院遊廊相通，和前院的書房、客房以及兩邊的廡下組成一個小巧彆緻的園林結構。園內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有金魚缸、荷花缸、石榴樹等等，整個環境安謐清靜中不失生氣。門前掛有“進士第”匾額，過道內又懸著“文元”匾的院落，從外觀或內部格局上看，都顯耀著院主的富貴與名望。每當鏢局將成箱成箱的財物從外地押進大門時，車馬聲喧，人進人齣，更顯齣瞭繁華升騰的氣象。由此不難想象齣，比李筱樓中進士早瞭近二十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的李鴻章等清朝政要齣入這所宅第的一些原因瞭。在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後劃定的租界中，“桐達李傢”位於奧國租界。李叔同仲兄李文熙，曾以富商士紳在租界的華人組織中有過董事之類的身份。“意園”洋書房中曾擺設過一架鋼琴，據說就是奧國駐津領事贈與的。
　　有如一般鹽商巨富一樣，李叔同的父親也從萬貫傢財中拿齣一小部分做些慈善方麵的事。他在住傢附近辦瞭個“備濟社”，施捨衣食，賑濟寒苦，既能求個心安理得，也博取瞭“李善人”的聲譽。
　　1884 年，李叔同的父親身患痢疾，病勢嚴重，多方延醫也不見好轉，乾脆停醫不再治療，不意反倒漸漸痊愈起來。李筱樓晚年精研理學，又信仰禪宗佛學，他從自身病情的異常變化中意會到，自己的“捨報之日”已到，於是囑咐傢人延請高僧學法上人前來誦念《金剛經》。聆聽著和緩悠遠的梵音，李筱樓安詳而逝，卒年72歲。臨終前他還囑咐過傢人，靈柩停傢七天，請僧人們分班誦經，好由經聲引領他一路生西。還要放焰口，免得餓鬼們在中途作梗。中過進士，在吏部做過官，又是津門一宗巨富，李筱樓喪禮的場麵是可以想見的。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前來“點主”，武官馬三元則“報門”，更增添瞭“桐達李傢”的哀榮。這一年，李叔同五歲。聽到父親去世，他獨自來到臥室“掀幃探問”，有些難過，有些茫然，但並不驚慌和膽怯。在停柩發喪期中，他目睹瞭和尚們誦經懺禮的全過程，將每一個關節的具體情景記在瞭心裏。多年後，還經常和侄兒聖章等玩兒和尚念經的遊戲。他裝“大帽”和尚，在那裏念念有詞，聖章等在下首當小和尚，聽從調遣。幾個人有時用夾被，有時用床單當袈裟，地下炕上摺騰個歡。
　　當地有位姓王的孝廉，由儒入佛到普陀山齣傢，迴津後住在李傢附近的無量庵裏。李叔同的侄媳婦，接連遇到公公（比叔同整整大50歲的長兄文錦）、丈夫、太公過世，覺得人生沒有瞭意味，就到庵裏嚮王孝廉學念佛經。還不到六歲的李叔同，也經常跟去旁聽。在庵裏聽會瞭《大悲咒》、《往生咒》，迴傢就從頭到尾背起來。奶媽劉媽媽發現覺得不好，讓他改念《名賢集》中的格言。他就念“人窮誌短，馬瘦毛長”、“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等這類句子，念著念著，幼小的心靈中，生起瞭人生苦空無常的感覺。在劉媽媽的初意中，或許以為佛經上的話與《名賢集》中的那些格言不同，前者不是小孩子應該學習的。她不可能懂得，在內裏，二者有不少地方恰是相通的。
　　父親去世，長兄文錦又早已亡故，二哥文熙順理成章地當瞭“桐達李傢”的當傢人。
　　李文熙舉過秀纔，30歲後學瞭中醫。1902年，他將河南省內黃縣的引地（齣售食鹽的轄地）齣讓給瞭他人；1911年，祖輩留下的錢鋪又遭歇業，從此傢道中落，他也棄商從醫，懸壺濟世，在津門醫傢中頗得名望，被尊稱為“李二爺”。李文熙的繼室姚氏，和後來以教育傢聞名的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之妻為同胞姐妹。
　　1885年，李叔同六歲，二哥文熙擔起瞭他的啓濛教育。開始，文熙教他讀認眼前碰到的那些字詞聯句。廳堂的抱柱上，有父親生前請人書寫的大聯，上聯是清代劉文定的一句話：“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讀到能夠背誦瞭，二哥又告訴他：“這是說，一衣一食當思來之不易，不能任意拋擲糟蹋瞭，要養成節儉惜物的良好習慣。”叔同自幼穎悟，識字快，理解力也高。七歲那年，跟二哥學習《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文選》等，一遍過去，就能琅琅成誦。生母王氏，也經常教他記些名詩格言。開飯瞭，見到桌子還沒擺正，她就說：“古人講過：‘席不正不食。’”即使兒子學瞭條古訓，也從實際生活中規範瞭他的行為方式。
　　1888年，李叔同從九歲起，從常雲莊先生受業，接受老式的正規教育。頭年讀《孝經》和《毛詩》，轉年讀《唐詩》、《韆傢詩》。十一歲讀“四子書”、《古文觀止》等。十二歲後，學瞭兩年訓詁、《爾雅》和《說文解字》。十四五歲時，又細讀瞭史漢精華和《左傳》等數種史籍。經過七八年傢館課程，李叔同在經史詩文和文字學等方麵具備瞭紮實的根底，為後來得以“文章驚海內”、精研佛典打下瞭基礎。
　　從常雲莊受業的三四年裏，李叔同對《說文解字》興緻尤濃，專心緻誌地臨摹過《宣王獵碣》等篆字碑帖。還反復練寫過劉世安臨摹的文徵明手書《心經》，緻使其小小年紀，作詩有“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等一類句子，透露瞭他從小傾嚮佛門的心理素質。
　　1895年，李叔同16歲考入設在城西北角文昌宮的輔仁書院，學習製藝（八股文）。和當時天津另外兩處書院（三取書院、問津書院）一樣，輔仁書院與官學已無多大區彆，以考課為主，不再講學。每月考課兩次（初二、十六兩日），一次為官課，一次為師課，分彆由官方和掌教齣題、閱捲、評定等級，發給奬賞銀錢，以督促學業。李叔同在進入書院前，已飽讀過經史詩文，學有根底，加上自幼聰慧，每次考課作文，隻覺有不盡之思緒需要寫齣。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個字一個字填寫在格子中的，老師發下來的紙張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猶未盡，紙短文長，就在一格中改書兩字交捲，從而博得瞭“李雙行”的美稱。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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