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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通三統》體現瞭作者近年的主要關切即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明自主性問題，認為唯有自覺地立足於中國曆史文明的連續統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時代挺拔中國文明的主體性。為此，本書上篇提齣瞭“新時代的通三統”問題，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曆史文明連續統；中篇則提齣，全球化加速帶來的所謂“空間化”和“當代性”導緻文明空洞化和庸俗化的危險，對此必須自覺地拉長時間和曆史的長度來強化文明的厚度和深度；下篇論述瞭以經典閱讀為中心的通識教育主張，認為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促成中國人的文化自覺即中國文明主體性意識。

作者簡介

　　甘陽，三聯書店“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主編、“西學源流”叢書主編，譯有《人論》、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與崔之元閤編）、《古今中西之爭》等。本書是作者所寫的隨筆文章結集，分八輯，近一百六十餘篇。

目錄

上篇 新時代的“通三統”中篇 “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下篇 大學之道與文明自覺

精彩書摘

　　當代中國三種傳統的並存　　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二十五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匯都已經深入人心，融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瞭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大緻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齣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可以看得齣來，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錶現得非常強勁，從90年代中期以來關於毛澤東時代就有很多的討論，90年代後期以來這個平等傳統更是非常強勁。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的一個強勢傳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數韆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傢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常常難以準確描述，但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錶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和鄉情，這在中國現在的許多電視劇特彆是傢庭生活劇以及講結婚離婚的日常倫理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種傳統的並存是中國社會特彆是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國情。如果我們以香港社會作為對照的話就可以看齣，香港社會有上麵說的第一種傳統（市場和自由的傳統）和第三種傳統（高度注重人情鄉情的傳統），但香港社會沒有上麵說的第二種傳統，即沒有強烈追求“平等”的傳統。因此盡管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也有很多人在緻力改善這種不平等，但不平等的問題在香港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引起激烈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另一方麵，如果我們以美國作對比的話則可以看齣，美國有上麵說的第一種和第二種傳統，即自由和平等的傳統都非常強烈，而且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張力可以說就是美國的基本國情，但美國沒有我們上麵說的第三種傳統，沒有什麼人情和鄉情觀念，更沒有人情和鄉情背後的一整套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　　但我們經常會看到，在當代中國的討論當中，這三個傳統似乎常常被置於一種互相排斥的狀態，有些人會特彆強調其中的一種傳統而排斥其他的傳統。大傢可能都會感到，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充滿著爭論，這些爭論有時候甚至影響到個人生活。已經有十幾年友誼基礎的好朋友，突然之間看法不太一樣瞭，分歧很嚴重瞭以後，朋友都很難做下去，很傷感情。這就是因為一些比較大的爭論，特彆是涉及到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分歧很大，而且爭論特彆容易情緒化。　　這次演講的題目“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源於2004年底《21世紀經濟報道》年終特刊的一次采訪。當時說瞭一個很不成熟也很簡單的看法，即認為我們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改革成功與毛澤東時代的聯係和連續性，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的曆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也就是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曆史文明連續統，套用從前中國公羊學的一個說法，就是我們今天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何謂“中國文化問題”　　現在大傢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似乎正麵的肯定開始比較容易被接受瞭，至少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上如果有分歧，也不一定會引起那麼強的感情糾紛。但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的事，以往一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會爭得劍拔弩張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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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被中山大學聘為逸仙學者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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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起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係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法學院高訪學者，復旦大學儒學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並擔任英文學刊The China Review常務編委，北京“中國文化論壇”理事等學術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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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和鄧shopping一脈相承的說法，因為我讀書少，所以讀到瞭覺得很新穎很有意思很有道理（還要看彆的專門書求證）。毛通過“大躍進”和“文革”破壞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也是可以說得通的。隻不過“文革”是災難這點眾人皆知，這樣的提法實在是政治不正確。三十年來的官方宣傳，也讓人覺得共和國前三十年就是水深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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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赴美入著名學府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長期進修，先後師從社會理論傢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政治哲學傢愛蘭·布魯姆( Allan Bloom)，法國名史傢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國政治學傢鄒讜等名師，廣泛研究社會理論，政治哲學，西方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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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一本，值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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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這本書，這是一本中華文明自信的書，有利於提高國人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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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外哲所畢業後創辦“文化：中國與世界”係列叢書(三聯書店齣版)；九十年代赴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師從希爾斯和布魯姆等名師深入研究西方文明史。現任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專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客座教授，中山大學哲學係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近著有《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今中西之爭》《將錯就錯》，編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與陳來、蘇力閤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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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陽一再強調中國是難於理解的，因此在看待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問題上，不要簡單化。甘陽以美籍華裔學者謝淑麗對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分析加以說明。謝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書中指齣中國改革與蘇聯改革的不同，在於中國改革是建立在毛澤東奠定的“分權化”基礎上的，通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使得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從來就沒有真正建立過。謝認為“地方分權化”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而這一邏輯是毛澤東建立的，並且有鄧小平繼承。另一位學者，弗朗茨?舒曼在《共産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一書中也分析瞭中蘇體製的異同。舒曼分析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沒有選擇照抄蘇聯模式，而是選擇繼續按照“延安路綫”發展的原因。他認為毛處理“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時，是充分考慮瞭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的。毛澤東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放棄蘇聯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而是將財權、企業管理權統統下方給地方，提齣“虛君共和”，“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齣去”。舒曼分析其原因是如果依賴少數計劃部門和專傢，會使大多數工人、農民、乾部無事可乾，處於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之外。而毛是強力要求這一部分人是工業化、現代化的主體的，因此他顯然反對中央計劃經濟體製。除舒曼的說法之外，甘陽又以西方政治中的所謂“草根基礎”加以說明，認為這與中國所講的群眾基礎是一樣的，脫離群眾基礎，“僅靠少數專傢指手畫腳，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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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權威，精品收藏，很好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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