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這本書包含瞭電影小說和電影劇本兩個部分,在電影故事發展的綫條中也融入瞭作者坎坷的拍攝經曆,文字上充滿瞭詩意,哲學和宗教氣息,並且在書中作者以他那人道主義的悲憫和宗教徒般的救贖情懷嚮我們展示瞭一個詩意而荒涼的世界。同時,這部小說打破電影和小說兩種藝術形式的界限,將這兩種藝術形式相互滲透和映照,以“電影小說”新文體的探索展示瞭柴春芽的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的深沉內涵。書稿混雜著虛構、紀實、傳說、寓言、夢境和自傳性的迴憶,現實與幻象交織,探討瞭死亡的現象與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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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中表露的原罪感很强。我的一些朋友读后都很赞同台湾联合文学对于柴的评价:“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但对中国人来说原罪是外来之物,太过强烈未免矫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原罪首先就应当承认自己没有原罪情结,不知救赎为何物。自卑者往往妄自尊大,能够保持正常心理状态的可说实在难得。说一句题外话,尽管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多已不屑李敖,譬如莫之许先生就曾对我提过李敖的投机,但当年杨照对李敖的评判放在前者(原罪感爆表的知识分子)身上恐怕未必不宜。杨照在《读<李敖快意恩仇录——绝对的意见、绝对的坚持>》一文中说:“李敖在一次次的反弹、报复与镇压中,近乎奇迹地没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是绝对不曾错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缩与虚伪的神色,更加感觉到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历经了勇气与义气的考验。他也就养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绝对的标准来武装自己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近乎我执的执信,也就直接导致了意见的僵固与无法变更。事实上,胡适之先生晚年一直坚持的“容忍远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从李敖到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皆难看到。芥川龙之介说:“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你所反对的却成了另一个你,日后的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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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有深度。
评分尕桂是柴春芽的代言人,在目击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死亡事件——四舅姥爷沉入大地死亡、父亲的死亡、骆驼的死亡、三个皮影戏艺人隐匿于大火,以及女巫消逝于风中,苏干尔湖召唤着她虚无灵魂的复归,水的象征洗刷着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迷茫,成为灵魂的栖息地。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存形式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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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对于没能去观看电影放映的人来说,电影小说还能够像一本乐谱那样被人阅读。”《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将小说文本和电影脚本放置在同一个文本之中,纪实与虚构、传说与寓言、自传与梦境、现实与超现实在视听中相融合,技法的革新是柴春芽作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电影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要引出疑问。于是,从对故乡的追寻延伸到对人生存的审视。
评分我之所以敬仰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缘于他的多才多艺:农艺师、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和业余画家。当然,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那些论战性的文章──比如《为了一种新小说》──具有哲学性的深刻。罗伯-格里耶一贯反对把小说搬上银幕,因此,他给作为导演的自己及其助手还有技术人员制作了一份类似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一样的文本,比如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L’Annéedernière àMarienbad,1961)、《不朽的女人》(L’Immortelle,1963)和《格拉迪瓦在叫你》(C’est Gradivaqui vousappelle,2002)等,这些文本里有关于音轨的说明,有关于摄影机如何运用的说明,等等。他为这种文本发明了一个词:电影小说(ciné-roman)。在《不朽的女人》一书的导言中,阿兰·罗伯-格里耶给了电影小说一个这样的定义:
评分不错的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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