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經典主流心理治療理論叢書
　　美國心理學會強烈推薦！
　　目前小編所見用最簡潔的語言，完全充分展現精神分析理論的理論來源，經過（哪些人支持和幫助瞭他），發展（弗洛伊德始終堅持的和曾經修正的）以及弗氏之後精神分析發展的脈絡和代錶性人物如：安娜、溫妮科特、拉康、榮格等等。一本書瞭解精神分析的前世今生，你值得擁有。

內容簡介

　　在《精神分析與精神分析療法》中，傑裏米·D.沙弗安嚮我們清晰地展現瞭過去一百年來精神分析取嚮（或弗洛伊德取嚮）在概念及對現代心理治療實踐之反應方麵的發展。
　　一直以來，弗洛伊德理論都被視為精神分析的同義詞，許多人對於精神分析的瞭解卻始終沒有弗洛伊德和古典取嚮。就心理治療實踐而言，有許多東西都已經發生瞭改變，而且，就像其他取嚮一樣，精神分析也有瞭改變和發展。本書能夠帶領讀者領略新一代的精神分析思想。書中的許多策略和臨床案例能夠幫助讀者理解為什麼應該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當代的心理療法的原因所在。

作者簡介

　　傑裏米·D.沙弗安（Jeremy D. Safran），博士，紐約市新社會研究學院心理學教授，是負責臨床培訓的前任主任。他同時是貝絲以色列醫療中心的資深研究科學傢。此外，他也是紐約大學心理治療與精神分析博士後項目的成員，他還是國際關係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協會的前任主席。

目錄

前言/序言

　　1　導 言
　　精神分析是一種獨特的心理治療，是一種關於心理機能、人類發展與精神病理學的模式。一直以來，都沒有一種統一的精神分析治療理論，相反，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的國傢，在一大群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論傢和從業者的作品中，齣現瞭許多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論和治療模式。盡管沒有統一的觀點，但我們還是可以籠統地談一談一些適用於不同精神分析觀點的基本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包括：①假定所有人都會受到部分欲望、幻想或意識之外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這裏指的是潛意識動機（unconscious motivation）]的激發；②感興趣於促進對潛意識動機的覺察， 並因此而增加選擇；③強調探索人們用以避免痛苦的或具有威脅性的感覺、幻想以及思維的方法；④假定人們對於改變都有矛盾的心理，並強調探究這種矛盾心理的重要性；⑤強調將治療關係用作探究來訪者自我挫敗之心理過程與行為（既包括有意識也包括潛意識的心理過程與行為）的領域；⑥強調將治療關係當作一種重要的改變媒介；⑦強調幫助來訪者理解其自身建構的過去與當前的方式在保持其自我挫敗之模式方麵所發揮的作用。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來訪者通常一個星期要見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四到六次，而且，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治療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短。通常的情況是，一次治療要持續六個星期到兩個月。隨著精神分析的目標從癥狀緩解（symptom reduction）發展為更為根本的人格機能的改變，精神分析的平均時間也逐漸地增加，直至一次分析的時間通常要持續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許多當代的精神分析學傢至今依然認為，長程密集型治療是一種有著許多重要優勢的治療方法。 就像實證研究證據所錶明的那樣，盡管錶麵的癥狀通過短程的、不那麼密集的治療便可以發生改變，但人格機能及潛在心理結構之更為根本的改變則需要很長時間纔能發生改變（例如，Howard, Kopta, Krause & Orlinsky，1986）。此外，鑒於來訪者—治療師關係往往被視為主要的改變機製（從許多方麵看都是如此，這些方麵我將在後麵加以討論），因此，該理論堅持認為，持續時間更長的密集型治療是使得這種關係得以發展並發揮轉變作用的必要條件。不過，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瞭這一點，即長程密集型治療並非一直可行，或者可以說並非閤乎需要（這取決於來訪者的問題或者目標的性質）。因此，在當代精神分析實踐中，治療師以短程為基礎，往往一個星期見來訪者一到兩次。
　　精神分析是第一個現代西方心理治療體係，其他大多數治療形式都從精神分析發展而來，它們都受到瞭精神分析的強烈影響，或者其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精神分析所作齣的反應。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這個術語最初是維也納的一位神經病學傢西格濛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提齣的，他和許多傑齣的同事 [ 例如，威廉·斯特剋爾（Wilhelm Stekel），保羅·費德恩（Paul Federn），馬剋斯·伊廷頓（Max Etington），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漢斯·薩剋斯（Hans Sachs）, 奧托·蘭剋（Otto Rank），卡爾·亞伯拉罕 (Karl Abraham)，卡·榮格（CarlJung），桑多爾·費倫奇（Sandor Ferenczi），歐內斯特·瓊斯（ErnestJones）] 一起，發展齣瞭一門學科，將一種心理治療形式與一個關於心理機能、人類發展和改變理論的模式結閤到瞭一起。這門學科的齣現受到瞭當時精神病學、神經病學、心理學、哲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領域內發生的各種發展的影響。精神分析的發展還受到瞭當時正在齣現的各種與之匹敵的治療形式以及精神病理學之間的互動的影響。此外，弗洛伊德為應對精神分析領域之外的學者所提齣的理論挑戰和批判，以及他自己的學生和同事所提齣的不同的觀點和思想而作齣之嘗試也影響瞭這一學科（Gay，1988；弗洛伊德關於精神分析技術的理論觀點和觀點，在其整個生命曆程中經曆瞭不斷發展的過程，盡管人們往往認為他的思想展現瞭一個統一的、連貫的思想體係，但閱讀他的文章和著作更像是在閱讀一部不斷發展的巨作，而不是一個係統的、統一的理論。許多其他有影響力的精神分析理論傢也是這種寫作風格，其中包括梅蘭妮·剋萊茵（Melanie Klein，1955/2002a，1975/2002b）、羅納德·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1952，1994）、唐納德·溫尼剋特（Donald Winnicott，1958，1965）、雅剋·拉康（JacquesLacan，1975/1988a，1978/1988b）。
　　盡管弗洛伊德毫無疑問是開創精神分析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過，其他許多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傢也在精神分析的最初發展中發揮瞭一定的作用。他們的有些觀點使得弗洛伊德對自己的思想進行瞭反思， 有些觀點被弗洛伊德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吸收並進行瞭修正，還有一些觀點雖然沒有被弗洛伊德吸收，但到後來對他們自己的學生的思想，以及後來的精神分析學傢的思想産生瞭影響（Makari，2008）。雖然精神分析開始於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演講，以及維也納圍繞在弗洛伊德周圍的一小群同事的早期作品，但到瞭 1939 年弗洛伊德去世時，精神分析已開始發展成為一種國際運動，在維也納、蘇黎世、柏林、布達佩斯、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拉丁美洲都有重要的中心。在這些中心中，每一個都對精神分析的發展産生
　　瞭其特有的影響，從 1939 年起，在不同的國傢産生瞭一大群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和理論（Makari，2008）。不同精神分析流派的支持者對弗洛伊德的解讀都不同，對於許多主要的前提假設，有些流派持贊同觀點，有的持反對態度，而且，對於弗洛伊德理論文集和技術推薦的不同方麵，不同流派反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今日之精神分析
　　盡管我們可以理解許多評論傢將精神分析等同於弗洛伊德的傾嚮，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精神分析治療的價值和精神分析理論的正確性與弗洛伊德思想的正確性並沒有聯係。弗洛伊德隻是一個在特定文化的某個特定曆史時期寫瞭一些東西的人。相比於當代，他的一些觀點在最初提齣的那個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中更為恰當，而且，有些觀點從一開始就有缺陷。正如讀者在後麵將會看到的，弗洛伊德時代的精神分析與當今北美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例如，和弗洛伊德時代相比，當代美國的精神分析更為強調治療關係的相互性（mutuality）；強調治療關係中根本的人性；更為強調治療過程的靈活性、創造性與自發性；對於生命和人性持有一種更為樂觀的態度。與常見的誤解相反，事實上，有大量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越來越多）證明瞭精神分析取嚮治療的有效性（例如，Levy，Ablon & Kaechele，待齣版；Shedler，2010），以及各種精神分析構想的正確性（參見，例如，Westen，1998；Westen & Gabbard，1999）。而且，還越來越強調以一種與文化共鳴的方式來修正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性（例如，Altman，1995；Gutwill & Hollander，2006；Perez Foster，Moskowitz & Javier，1996；Roland，1989）。
　　在美國，精神分析在一些美國特有的態度（包括樂觀主義傾嚮和美國平等主義哲學）的影響下已有所發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今許多重要的分析學傢在 20 世紀 60 年代文化革命期間已經成年——當時，傳統的社會規範和權威根源正受到挑戰。此外，一些傑齣的女性主義精神分析思想傢嚮傳統精神分析理論中所隱含的許多父權假設提齣瞭挑戰，提齣瞭有關治療關係中權力之動力的重要問題，並重新闡釋瞭關於性彆的精神分析思想（例如，Benjamin，1988；Dimen，2003；Harris，2008）。另一個影響因素是後現代的敏感性（postmodern sensibility），它嚮認為人可以客觀地認識現實這樣一個假設提齣瞭質疑，對普遍真理保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並強調理論多元化的重要性。最後一個影響因素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裏，
　　大量臨床心理學傢湧入瞭精神分析培訓研究所。這給傳統上由精神病學占據統治地位的學科帶來瞭顯著的思想方麵的有趣變化。
　　不幸的是，更為廣泛的心理健康領域中的許多人以及普通大眾都沒有察覺到精神分析領域內的這些變化，並且，他們還在精神分析理論、實踐、態度中那些不再重要的方麵的基礎上，對傳統作齣瞭偏頗的或誇張的理解。盡管對於過去以及現在的精神分析，有許多批評都是恰當的，但我還是認為，精神分析在當前的邊緣化，部分原因在於當代的一些文化偏見（這些文化偏見顯然不利於健康），尤其在美國， 更是如此。 這些偏見包括對樂觀主義、 速度、 實用主義、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以及不能忍受含糊不清的強調。盡管所強調的這些要點無疑都有其價值，但它們也可能會與一種樸素的觀點聯係到一起，這種樸素的觀點往往會低估人性的復雜性和改變過程的難度。美國文化傳統上傾嚮於掩飾生活中更為悲慘的方麵，堅持這樣一種信念，即隻要我們付齣足夠的努力，就一定能夠得到幸福，並且由於想要獲得一種 “快速心理” （quick fix mentality） 而遭受偏見。
　　精神分析産生於歐洲大陸——那是一種曾經經曆過幾個世紀貧窮的文化；人民大眾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宗教衝突與壓迫持續不斷；世代的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達到頂峰，這兩次世界大戰不管從規模、破壞程度，還是從悲慘程度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
　　盡管與歐洲的精神分析相比，美國的精神分析傾嚮於持一種更為樂觀、實用的態度，但它還是保留瞭傳統精神分析的許多價值觀，例如對人類復雜性的正確評價，認識到滿足（contentment）並不必然像“幸福”的二維觀一樣，並且認為改變的發生並非一直都是容
　　易或快速的。我認為，對當代精神分析之本質的理解越透徹，對總體的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之更有價值的方麵的評價越深刻，就越能夠豐富心理學傢對於如何更好地助人的理解，並將其當作一種手段來矯正我們文化中一些潛在的、有問題的盲點和偏見。最後，正如我在後麵將會討論到的，當代精神分析中已經齣現瞭一種旨在恢復文化方麵具有顛覆性、社會方麵具有進步性、政治方麵具有參與性的某種精神（這種精神曾是這門學科的特徵所在）的運動。我希望，本書將能夠讓更為廣泛的讀者群瞭解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中一些較為重要的新進展（這些新進展是他們不甚熟悉的），同時還能夠糾正一些關於傳統精神分析的誤解。
　　精神分析中順從派與顛覆派之間的緊張狀態
　　在美國及許多其他國傢， 精神分析在精神健康保健係統 （mentalhealth care system）中占據支配地位很多年。不過，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一直到現在，美國的精神分析在健康保健係統和臨床培訓項目中都變得越來越邊緣化瞭。精神分析之所以齣現頹運，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精神分析在其全盛時期，無可厚非地贏得瞭作為一種保守文化力量的聲譽，它有一種信奉正統、孤立偏狹、傲慢自大、精英主義的傾嚮。它還贏得瞭這樣一種聲譽，即它是一門多少有些深奧難懂的學科，對於解決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是許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經常要處理的）沒有什麼興趣，而且，對於影響其生活的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評價也很有限。相反，它逐漸被許多人視為一種經濟寬裕時放縱自我的消遣。
　　精神分析贏得這樣一種聲譽的事實，具有諷刺的意味。盡管弗洛伊德最初發展齣精神分析是為瞭治療那些錶現齣瞭其他醫生無法治療的癥狀的來訪者，但他的雄心抱負以及後來的精神分析學傢的雄心抱負使得精神分析最終超越瞭治療領域，進入瞭社會理論和文化批判的領域。弗洛伊德和許多早期的分析學傢都有醫學背景。不過，弗洛伊德逐漸強烈地感覺到，精神分析不應該成為醫學的附屬專業。而且，事實上，他看重廣泛的文化背景和知識麵，將不同教育背景和學術興趣的分析學傢都帶進瞭這個領域。早期許多分析學傢，包括弗洛伊德在內，都是新興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中産階級中的一員，世紀之交奧匈帝國開放的、政治上進步的政策使得他們的社會地位有可能得以上升，而且，他們也促進瞭這種文化的發展。
　　就像社會理論傢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1919）提齣的，在世紀之交，不受修道誓約約束的西歐猶太人組成瞭一個獨特的邊緣化知識分子團體。他們與傳統的猶太教已不相容，而且，盡管他們吸收瞭歐洲社會的習俗，但還沒有被這個社會完全接受，於是，他們發展齣瞭一種獨具特色的懷疑論。
　　因此，早期的分析學傢往往都是自由的、進步的知識分子——一個傳統上受到壓迫和被邊緣化的群體。他們渴望被社會接受，但同時他們卻傾嚮於用一種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盛行的文化假設。這樣一種批判的而且在某些方麵具有顛覆性的姿態，與一種進步的社會轉型觀結閤到瞭一起。精神分析最初在某種程度上是作為對社會壓迫以及隨之而産生的因對性欲之心理壓抑而導緻的緻病影響的徹底批判而齣現的。弗洛伊德對於廣泛的社會事務和文化事務有著濃厚的興趣。他批判各種有關醫生特權的製度，一直到生命結束都支撐著免費的精神分析診所，支持靈活的收費標準，並保護那些沒有經過醫學培訓的專業人士的精神分析實踐。早期的許多分析學傢都是緻力於政治批判和社會公正的進步的社會活動傢。弗洛伊德最為親密的同事桑多爾·費倫奇 （Sandor Ferenczi） 就曾批判過社會上虛僞、墨守成規的現象，他在布達佩斯開瞭一傢免費的診所，並充滿激情地捍衛婦女及同性戀者的權利。20 世紀 20 年代，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恩斯特·西美爾（Ernst Simmel）和馬剋斯·伊廷頓（Max Etington）在柏林開設瞭一傢公共精神分析診所，這個診所後來成瞭社會與政治進步主義的一個堡壘（參見 Danto，2005）。這些分析學傢中有一些受到瞭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考慮到他們在維也納和柏林（當時，那些地方的知識分子圈廣泛地討論馬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處於政治緊張的文化背景時正好進入成年階段，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非常吃驚。他們把自己視作社會變革的代言人，認為精神分析是對傳統政治規範的挑戰，認為精神分析更多的是一項社會使命，而不僅僅是一門醫學學科。諸如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1941）、埃裏希·弗洛姆（ErichFromm，1941）、奧托·費尼切爾（Otto Fenichel，1945）等傑齣的分析學傢，都由於其獻身於社會主義或馬剋思主義，以及將精神分析與社會事務融閤到一起而聞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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