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無蹤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續？國傢“入場”與都市“在場”怎樣互動？……如同問題的發掘難以窮盡，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發新問題的餘地。《近世中國·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僅從“勞動人民”“知識人與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個研究主體齣發，對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文化作一次重訪，以期將曆史巨變中那個遠去的都市拉迴到曆史的真實中來。

作者簡介

　　張濟順，1949年生，上海人。“文革”期間下鄉插隊，後進廠當工人。1978～1985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先後獲曆史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1998年於復旦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曆史學教授，復旦大學曆史係兼職教授。

緻　謝／1
自　序／1
第一章　掀動底層：政治統閤與裏弄換顔（1949—1955）／19
引言／21
一　單位之外：新政權遭遇舊裏弄／25
二　承續與突進：有效運作的早期居民委員會／42
三　國傢滲透日常：政治整頓與社會生活計劃化／63
結語　國傢與裏弄：未完成的社會重構／78
第二章　國傢主人翁：第一次普選運動中的底層社會（1953—1954）／83
引言／85
一　生死攸關：“鎮反”思路下的選民資格審查／86
二　塑造“主人翁”：樹立典型與宣傳引領／93
三　當選“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107
結語　依然在場的都市與革命／126
第三章　從民辦到黨管：上海私營報業的改製與改人（1949—1953）／133
引言／135
一　扶助與控製：新政權與舊報業／137
二　放慢腳步：思想改造運動的時機與目標／148
三　由睏惑到亢進：運動群眾與群眾運動／155
四　精英急轉彎：運動中的徐鑄成與嚴寶禮／163
五　體製內外：從民間報人到國傢乾部／180
結語　共産黨與上海民間報人／187
第四章　約園內外：大變局中的黃氏兄弟（1930—1960）／189
引言／191
一　《西風》：自校園的乍起與沉寂／195
二　在疏離與異化之間：大學蛻變中的黃嘉德／202
三　華彩寫就的悲劇：都市文化盡頭的黃嘉音／228
結語　聖約翰與上海知識人的日常史／257
第五章　時尚再現：隔絕中的大眾記憶與想象（1949—1960年代早期）／263
引言／265
一　國傢意誌：文化體製的急劇轉型與功能轉換／267
二　時尚不再：彆瞭，好萊塢／275
三　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熱／282
四　旁門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290
五　軟性抗衡：黨與小市民各自錶述／300
結語　轉型中的延續／313
徵引文獻／317
索　引／328
附　錄／339
近代上海社會研究界說／341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353
近代上海與近代中國幾個問題的思考／355
論上海裏弄／366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391
淪陷時期上海的保甲製度／397
從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曆史和現代教育／411

精彩書摘

　　《近世中國·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保甲組織與政治生態中共接管上海之時，除瞭麵對流轉過頻、聚集過密與階層雜錯的上海社會特質外，還麵臨著保甲組織覆蓋的裏弄政治——全市30個行政區，1193個保，28552個甲。保辦公處“掌握瞭甲長，掌握瞭全保戶籍與人口動態，掌握瞭人民的基本情況”。到1949年，經曆瞭國民黨和日僞統治時期，傳統中國的保甲製度，已實現瞭時空移位，從國傢控製鄉村基層社會的有效方式，變為現代都市社會的控製機製。然而，這個傳統製度之所以被移植到上海裏弄，是特定的時空條件使然。
　　迴溯曆史，上海開埠前實行過保甲製度，不過到清末已經名存實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上海處在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傢兩方”的行政格局下，保甲製度難以在割裂的空間裏建立和運行。
　　在1940年代淪陷時期的上海，保甲製度在這座充滿現代氣息的都市社會復活，形成集行政、警政、特務於一體的基層控製係統，遍及全市裏弄，發揮非常時期的政治控製功效。戰後，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在抨擊日僞保甲“荼毒市民，為虎作倀”的同時，復亮“地方自治”招牌，繼續在裏弄中實行保甲製度。市政府一度恢復地方自治訓練所，計劃動支2億元，在一年內將全市各區公所人員及保甲長訓練完畢，並將改組後的保甲機構從原來的警務係統移至民政係統，以區彆日僞，增加民治色彩。但到1948年底，國民政府重蹈日僞政權覆轍，將保甲組織重新納入戰時軌道，又一次將裏弄基層社會拖入帶有恐怖色彩的政治控製之中。
　　保甲製度在上海裏弄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藉助瞭戰時的特定條件。無論在日僞治下的淪陷時期，還是在戰後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年代，隻是維持基本生計的以“計口授糧”為要旨的戰時供應體製以及極度混亂與恐怖所帶來的全城居民心理上的崩潰，纔促使上海社會接受瞭保甲，使之活躍一時。但是，作為常規的現代社會基層控製，保甲製度並未被上海市民整體接受，未在大都市社會生根。
　　日僞和國民黨同樣需要麵對一個開放的而非封閉的、流動的而非穩定的上海，建築於村落傢族基礎上的保甲製度當然不能適應於此。然而，日僞和國民黨的上海地方政權必須將基層社會完全置於政府的監控之下，非此便不能有效地控製這座大都市。傳統保甲製度最適閤日僞和國民黨政權的需要之處，主要就是依靠最接近的社會空間——鄰裏間的監督和製約，實現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製和滲透。因此，1940年代上海保甲戶籍管理中最受重視的一項就是聯保連坐，即鄰裏互相擔保不發生“越軌行為”，一旦發現，立即舉報，如有隱匿，株連聯保各戶。但是，上海裏弄流動不居的鄰裏並不能遵循某種約定來保證政府需要的秩序，傳統保甲最為有效的這項製度規定，在現代都市社會則不能通行無阻。加之戰時社會經濟恐慌和政治紛亂及民眾的反日反戰情緒，保甲組織控製社會的有效性大打摺扣。
　　保甲企圖脫離政府控製軌道的情形屢有發生。一些地區的保甲長往往自行其是，區保甲辦事處和警察分局發現自己無法行使行政領導和督查權，對下指揮常常失靈。更有甚者，保甲長將保甲變成瞭個人的獨立小王國，專與警察分局或上級辦事處指派的保甲人員作對。閘北、南市等區發生多起上級圈定的新保長受到原保長的抵製、對抗事件，而原保長幾乎都是“地頭蛇”。原本為政府掌控社會所用的保甲組織卻為某種社會勢力所占有，成為某些特定人群的代言人。
　　保甲組織自身的腐敗也加劇瞭製度與民眾的矛盾。從1938年9月督辦上海市政公署著手編組保甲開始，就不斷有保甲長利用職權虛報戶籍以自肥，以不予申報戶口勒索、刁難居民，還與二房東勾結敲詐房客以分贓。扣發居民購貨證、購糧證以及挪用保甲經費人私囊者不在少數，亂攤派、亂收費的現象比比皆是。日僞時期，還發生過市警察局保甲處濫用職權營私舞弊案，以緻日軍特高處情報科不得不對此進行調查。一般市民對保甲的腐敗深惡痛絕，對各級保甲人員的投訴、指控連續不斷，直接衝突也時有發生。從1943年5月底到次年底，由僞市警察局保甲處直接受理並處理的居民訴訟保甲人員要案87起，其中南市區居民吳以揚等人聯名控告區保甲辦事處副主任蕭剛一案直接由僞市長周佛海批示查處。
　　然而，保甲組織並非一律遭到上海社會的排斥。
　　一些保甲在查禁毒品和防治社會治安險情等方麵發揮瞭一定的功效，得到居民的肯定。有些保甲長因負治安之責而受傷甚至被殺。許多居民在控告保甲人員貪腐的同時，都希望有一些清廉者來掌握保甲，有的還例舉某保甲人員如何之廉潔為民，籲請以他們來取代那些貪贓枉法之徒。上海基層社會需要能夠保護其利益的社會控製與秩序，寄希望於政府權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又反對政府利用保甲對基層社會生活的過分乾預。
　　……

前言/序言

　　自　　序
　　一
　　我與上海史研究“觸電”，始於1980 年代末。當時我是復旦大學曆史係的一名講師，經黃美真教授推薦，參加瞭1988 年9 月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次會議雲集瞭國內外上海史研究的學術大師，也有不少堪稱“少壯派”的中青年學者，如今，他們的名字已蜚聲國際學界，他們的著作也已成為大學專業課的必讀書目。會議論文和討論讓我大開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機令我興奮不已。那些長期未敢涉足的領域有瞭開拓性的進展，最具代錶性的當屬租界問題的再認識；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僅頗受關注，而且呈現齣與社會史研究交匯前行的勢頭；某些“傳統”課題，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黨派之爭等，不再滿足於政治事件的鋪陳，而是從人口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等學科中去汲取新鮮養料；還有那些過去不受關注的小市民、蘇北人等所謂“下隻角”裏的蕓蕓大眾，也因其獨特的學術價值而步入史學殿堂。這些成果不但激發瞭我對上海史研究的強烈興趣，更給予我一個具有導引意義的啓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擺脫近代史研究規範的束縛，突破“事件-人物”單綫敘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識形態主導下定於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過這些嶄新的學術成果，重建問題意識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學術旨趣清晰可見。我有幸趕上瞭上海史研究的黃金時期。
　　隨後三四年內，我開始涉獵上海社會史研究，將研究目光下移，試圖從社會基層大眾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價值取嚮、文化範式以及心理反應等要素構成的曆史畫捲中，去探究社會變遷中國傢與社會的復雜關係，去估測上海現代化的深度，並揭示上海現代性之特質。發錶於1990 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會研究界說》和《論上海裏弄》兩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淺嘗之作。《界說》重在上海社會研究的知識與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從曆史變遷長時段的一般意義齣發，質疑瞭1949 年在上海社會的結構性變動中是否具有斷然界分的意義；《裏弄》則粗綫條地勾畫瞭近代上海基層生態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間的演變，論及地方政治和政權更替對裏弄組織及其功能轉換的影響，將裏弄置於一個連續的係統內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兩方（租界、華界）三傢（國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 年以後的上海人民政府時期。雖然我筆下的1949 年以後的上海裏弄進入瞭一個與此前似乎斷裂的全新時期，這兩篇論文所探究的曆史延續性問題遠還不是自覺的，但跨越1949 年的學術旨趣由此而萌發。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溫並成“顯學”的1990 年代中期，我獲得瞭又一次提升學術的良機。1994—1995 年，我到美國上海史研究重鎮加州大學伯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參與亨利·魯斯基金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資助的研究項目“社會與文化：20世紀的上海”，以《時空移位：戰時上海的保甲製度》一文參加瞭該項目的最後一次討論會。這篇文章本身的學術成績現已微不足道，最難得的收獲得之於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教授在會上的評論和其後兩次單獨與他的討論。他贊賞《保甲》一文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時空中探討社會控製手段與機製的承續和變化問題，但又告誡說，文中所使用的“傳統-現代”“國傢-社會”二元對立的框架是值得商榷的，任何現成的西方概念都難以容納現代上海曆史的豐富與多樣性。他認為，保甲固然是中國傳統的國傢控製鄉村社會的製度，但是它不僅藉助瞭上海淪陷時期的非常狀態在現代都市社會中復活，而且也是國共兩黨都尋求的控製都市基層社會的方式。因此，重要的並不是追究這個製度或組織形態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是“國傢”的，還是“社會”的，而在於探討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員會為何最終都為社會所接納，不管這種接納是消極的、無奈的，還是積極的、能動的；為何各個不同的政權對於社會的實際掌控又大不一樣。魏斐德教授的意見促使我帶著明確的“轉型與延續”相統一的問題意識跨入1949 年以後的上海史研究，不再為“規律”“必然”與政治褒貶所構成的“目的論”或“決定論”史學所左右，也不再讓豐富的曆史材料成為傳統與現代、國傢與社會等二元對立概念的填充物，而著力去發現1949 年以後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錶象背後延續著的曆史本身的邏輯發展。
　　與此同時，醞釀中的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又獲得瞭新的動力。1990年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發錶的關於1943—1958 年經濟計劃與技術官僚在中國大陸與颱灣連續與變化的開拓性研究成果，打開瞭重新解釋1950 年代中國的研究之路。此後，許多學者轉嚮從國傢建設與現代化漸進過程的角度來思考20 世紀的中國，開始探究國民黨與共産黨統治之間的延續性，主張重新討論中國革命的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開始打破政治學研究的一統天下，在美國史學界漸成熱門。正如周傑榮（Jeremy Brown）和畢剋偉（Paul G. Pickowicz）在迴顧這一時期的研究時所指齣：“許多新的著作開始探討傢庭組織與工作場所在1949 年之前和之後這兩個時期的相似性。研究者發現當共産黨人開始治理大陸時，齣於必要性和策略的考慮，會允許1949 年前的組織製度、個人關係與社會模式繼續在新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國內的上海史研究持續進展。最為令人矚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統領的《上海通史》起動並於1999 年齣版。這部15 捲的通史性著作，敘述上起史前時期下至1997 年的曆史，其中當代部分有4 捲，觀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麵。雖然其中有關1949—1979 年的曆史敘述還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沒有如以往許多同類著作那樣，至1949年就此打住，且當代與民國、晚清也有相當程度的呼應。此著領當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確有篳路藍縷之功。
　　然遺憾的是，這個極好的學術發展契機幾乎與我擦肩而過。由於工作的變動，1996年之後的十幾年，繁重的校務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使我成瞭學術圈的“邊緣人”。隻有在長長的暑假裏，纔擠齣時間到檔案館、圖書館蹲一蹲，找迴逐漸遠去的做學問的感覺，收獲點滴學術心得。我的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這樣一種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瞭。
　　十餘年間時斷時續寫就的論文，構成瞭今天寫這本小書的基礎。《上海裏弄：基層政治動員與國傢社會一體化走嚮（1950—1955）》《轉型與延續：文化消費與上海基層社會對西方的反應（1950—1960 年代早期）》《從民辦到黨管：上海私營報業轉製中的思想改造運動——以文匯報為中心的考察》以及《1949年前後的執政黨與上海報界》是其中的主乾。這些文章以“社會與文化”為研究視角，從基層政治動員與文化體製轉型兩個方麵繼續討論國傢對都市社會日常生活的控製與基層社會的反應。比之當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處窺探之時，這些研究雖然未改初衷，但有瞭若乾進展，其關切點也有所變化。一是從對國傢權力的單嚮度關注，進於國傢到達社會基層之間的“中介工具”或中層組織（如居民委員會、新聞協會黨組）以及社會的“灰色空間”（如裏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從1949 年以後中國曆史延續和轉型（或斷裂）的一般意義上的描述，開始注意到國傢強力統閤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續，將目光聚焦於新政權的強力控製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質和都市社會與大眾文化的力量。
　　2011 年7 月，當我卸去學校領導職務迴到熟悉又陌生的學術領域時，第一個衝動就是實現我的宿願，寫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難題，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從條件看，檔案的繼續開放和民間史料的海量發掘以及口述、圖像等多種資料的湧現，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發現，又常常讓人感嘆無法窮盡而難以下筆。從成果論，盡管有關當代上海史的研究還遠不及晚清、民國，但其關注度與日俱增，不僅有相當學術分量的論著麵世，還有一大批可畏的“後生”已嶄露頭角或躍躍欲試。這對一個剛剛迴歸學術圈的人來說，不能不是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
　　時隔十多年再續“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沒有資本將原來零星發錶的論文簡單修改即可匯集成書，更沒有理由僅用一些新收集的檔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鴨式的擴充湊夠一本書的篇幅，而須在盡力收集新材料並做重新係統解讀的基礎上，力求對1950 年代的上海在史學上命題的意義有新發現，以盡綿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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