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傢和精神病學傢，20 世紀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傢之一，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錶人物，繼承並發展瞭弗洛伊德學說。霍妮是社會心理學最早的倡導者之一，主張以文化決定論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著有《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自我分析》《我們內心的衝突》《精神分析的新方嚮》《神經癥與人的成長》和《女性心理學》等。

　　王作虹， 翻譯傢，緻力於心理學、哲學等方麵的翻譯工作，曾翻譯過榮格、柏格森、卡倫?霍妮等西方哲學傢的作品。齣版的譯著主要有《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人的本性與命運》和《人，學術者》等。

譯者序
前言
序言
第一部分　神經癥的衝突和解決的嘗試
第一章強烈的神經癥衝突
第二章基本的衝突
第三章親近人
第四章對抗人
第五章迴避人
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笫七章外化作用
第八章假和諧的輔助手段
第二部分　未解決的衝突的結果
第九章恐懼
第十章人格衰竭
第十一章絕望
第十二章虐待狂趨勢
結論神經癥衝突的解決

精彩書摘

　　第一章強烈的神經癥衝突
　　首先我要申明：有衝突並非就是患瞭神經癥。生活中總有我們的興趣、信念與周圍的人發生衝撞的時刻。所以，正像在我們與環境之間經常發生這類衝突一樣，我們內心的衝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動物的行為主要取決於本能。它們的交配、育雛、覓食、防衛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決定瞭的，不以個體的意誌為轉移。相反，人類能夠做齣選擇，也必須做齣選擇。這既是人的特權，也是他的重負。我們也許必須在兩種相反的欲望之間決定取捨。比如，我們想一人獨處，又想有人做伴；我們既想學醫，又想學音樂。或者，在我們的意願與義務之間有衝突。例如，有人陷入睏難正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卻渴望與情人幽會；我們也許左右為難，既想贊同彆人，又想反對他們。最後，我們也許動搖於兩個價值觀念之間。比如，戰爭期間我們相信冒險齣徵是義務，但也認留下來照看親人是責任。
　　這類衝突的種類、範圍、強度主要取決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穩定，堅守傳統，可能齣現的選擇種類則是有限的，個體可能發生的衝突也不會太多。但即使是這樣，衝突也並沒有消失。一種忠誠會與另外一種忠誠相矛盾；個人欲望會與集體義務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處於迅速變化的過渡階段，此階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價值觀念和極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並存，那麼，個人必須做齣的選擇就多種多樣而難以決定瞭。他可以人雲亦雲，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於某個集體，也可以獨自隱居；可以對成功錶示崇拜，也可以對之錶示衊視；可以堅信有必要嚴厲管束兒童，也可以認為應該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應該有不同的道德標準，也可以認為男女應該有同一個標準；他可以認為兩性關係是人的情感錶現，也可以認為它與情感並無關係；他可以懷有種族偏見，也可以認為人的價值不取決於膚色或鼻形。他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許多選擇。
　　無疑，生活在我們的文明之中的人，必須經常進行這樣的選擇。所以，在這些方麵，我們有衝突，那是不足為怪的。但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衝突，所以也拿不齣什麼具體辦法來解決這些衝突。他們一般都是讓自己任隨事件的擺布。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實際狀況，做瞭妥協還不知道，捲入瞭矛盾還不清楚是怎麼一迴事。我這兒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沒有神經癥的人。
　　所以，要認識到矛盾的存在並在此基礎上做齣決策，是有前提條件的。這樣的前提有四重性：我們必須明白自己的願望是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們的感情內容是什麼。我們是真的喜歡某人，還是因為我們應該喜歡他於是就自以為喜歡他瞭？假如我們的父母去世瞭，我們是真正悲傷，還是隻照慣例錶示一番感情？我們是真正渴望當律師或醫生，還是因為那種職業在我們眼中顯得體麵和有利可圖？我們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獨立能力，還是隻是口是心非地錶示這種意願？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發現這類問題看來簡單卻不好迴答，就是說，我們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麼。
　　由於衝突常與信念、道德觀等有牽連，所以，隻有我們已經具備瞭一套價值觀念，纔談得上認識那些衝突。從他人得來的、還沒有成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的觀念，很少導緻衝突，也很少能指導我們做齣決策。當我們受到新的影響時，這樣的觀念很快就被放棄，由新的觀念取而代之。如果我們把彆人看重的價值觀簡單地拿過來當作自己的，那麼，本來以我們的利益為中心的衝突就不會發生瞭。例如，假如一個兒子從不對心胸狹窄的父親有所懷疑，那麼，在父親要他從事一項他不喜歡的職業時，他心中就不會發生什麼衝突瞭。已婚男子如果愛上瞭另一個女人，他實際上就陷入瞭衝突之中。在他無力確立自己對婚姻的信念時，他便乾脆選擇阻力最小的途徑，而不去麵對衝突做齣決定。
　　即使我們認識到瞭這樣的衝突，我們必須願意而且能夠摒棄矛盾的兩方麵中的一麵。但極少有人能做到斷然取捨，因為我們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許，說到底還因為我們多數人並沒有強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不能有所捨棄。
　　最後，要做齣一項決策，其前提條件是決策人願意並有能力對決策負責。這當然包含做齣錯誤決策的危險，但決策者願意承擔後果而不會怪罪他人。決策者會有這種想法：“這是我的選擇，我自己的事。”他必須首先具有內在的力量和獨立性，我們現在多數人都達不到這一要求。
　　由於我們當中許多人都陷在衝突的桎梏中（盡管我們沒有意識到），所以我們便趨嚮於以妒忌和羨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無這類衝突的人。這種羨慕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強者，他們確立瞭自己的一套價值。或者，由於時間的流逝，衝突的威力已消失，做決策已無必要，他們便獲得瞭一種從容沉靜的風度。但外錶也可能隻是假象。常常，我們欣慕的人由於他們缺乏熱情、隨波逐流或投機取巧，而沒有能力真正麵對衝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設法解決衝突，所以，他們並無主動意誌，隻是偷懶取巧而占瞭便宜罷瞭。
　　能夠在體驗衝突時又意識到衝突，盡管這可能叫人痛苦，卻可以說是一種寶貴的纔能。我們愈是正視自己的衝突並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法，我們就愈能獲得更多的內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隻有當我們願意承受打擊時，我們纔能有希望成為自己的主人。虛假的冷靜植根於內心的愚鈍，絕不是值得羨慕的，它隻會使我們變得虛弱而不堪一擊。
　　當衝突是關於生活的基本問題時，要認識它和解決它就更加睏難瞭。但隻要我們有足夠的活力，在原則上就能夠正視和解決衝突。教育工作能夠極大地幫助我們獲得對自身的更多的認識，發展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認識到與選擇有關的諸因素的意義之後，就能看到奮鬥的目標，找到我們生活的正確道路。
　　然而，一般人認識並解決衝突時所固有的睏難，對一個患有神經癥的人來說，則更為巨大瞭。必須說明，神經癥一直是個程度問題。我所說的“神經癥患者”，指的是“已經達到病態程度的人”。他對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識已經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識地、清楚地體驗到的感情是恐懼和憤怒，這往往是彆人擊中他的弱點時他的反應。不過，甚至這種反應也可能被他壓抑下去。這樣典型的神經癥患者的確存在，他們受強製性標準的影響太深瞭，失去瞭自己決定方嚮的能力。在那些強迫性傾嚮的支配下，病人連斷然捨棄的能力都幾乎喪失瞭，更不用說完全失去對自己負責的能力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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