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學傢學術經典文庫:黃永年學術經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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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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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89254
版次:1
商品编码:1168347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13
字数:3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黃永年先生是一位曆史學傢和古籍版本目錄學傢,生前著述頗豐。《中國現代史學傢學術經典文庫:黃永年學術經典文集》是由其弟子廣搜其研究論述古籍的各類文章,黃先生不僅知識淵博,見地超拔,且文筆簡約流暢,風格率直不阿,讀其書,識其人,受其學,享其文,是一件非常愉悅的事情。

目錄

治學淺談(代序)
論北齊的文化
從文獻記載看六世紀中期到七世紀初年的洛陽
說隋末的驍果——兼論我國中古兵製的變革
關隴集團到唐初是否繼續存在
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
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後事真相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正義
開元天寶時所謂武氏政治勢力的剖析
說唐玄宗防微杜漸的兩項新措施
《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
《長恨歌》新解
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鬍臭》兼論狐與鬍之關係
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
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
論韓愈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唐代的宦官
唐代籍帳中“常田”“部田”諸詞試釋
從《七步詩》的由來評曹植詩的整理
《東陽夜怪錄》王夢鷗注匡謬補闕
唐人楷書述論
陳寅恪先生稱譽趙宋文化之解說
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
記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
論《西遊記》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西遊證道書》點校前言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毀辨
黃永年撰著目錄

精彩書摘

  《中國現代史學傢學術經典文庫:黃永年學術經典文集》:
  她既以政治內助獲高宗寵信而取得皇後這個政治地位,就要進一步抑製高宗,分享甚至全部取得皇帝的權力。她此時如何活動,宮掖事秘,文獻無徵,其詳已不可得而聞。但高宗“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錶奏,皆委天後詳決”,至少給她創造瞭有利的條件(曆史上某些偶然因素能起一定的作用,決不能一概忽視)。這樣經過瞭將近十年,到麟德元年高宗終於不堪忍受,又計劃要把武則天廢掉。其事《舊唐書》不詳,《高宗紀》隻紀“十二月丙戌,殺西颱侍郎上官儀,戊子,庶人忠坐與儀交通而死”,捲八〇《上官儀傳》也隻說“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都不明緣由,蓋係後來修《實錄》時有所諱飾。《新唐書》捲一〇五《上官儀傳》則說:“初武後得誌,遂牽製帝,專威福,帝不能堪。(武後)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武後)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後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後,後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後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後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谘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後誌也。”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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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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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还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还可以。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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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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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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