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要義》選擇瞭中國文化史上具代錶性、具影響力的30部優秀傳統文化經典著作，依照中國文化發展的流變，對每一部經典著作進行不同角度的詮釋和解讀，探索其蘊含的文化精髓。全書既曆數和陳述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著作的源流和學術沿承，又全麵係統地呈現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著作的全貌和體係，呈現瞭幾韆年來中華優秀文化的核心內容。這是一部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的具有中國人文精神、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綱領性讀本，也是一部兼具學術品位、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並舉的經典讀本。

作者簡介

張豈之，著名思想史傢、國學傢、教育傢。曾任西北大學校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學風委員會主任，《華夏文化》（季刊）主編。自著和主編的著作有《中華人文精神》《儒學·理學·實學·新學》《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張豈之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

吟情詠性砥德礪行——《詩經》 / 1
敬德保民本固邦寜——《尚書》/ 12
明道辨事微言大義——《春鞦》 / 20
修道保法重人尚變——《孫子兵法》 / 28
憂道懷德親仁復禮——《論語》 / 36
兼愛非攻尊賢尚同——《墨子》 / 52
道法自然抱樸守真——《老子》 / 60
盡心養性民貴君輕——《孟子》 / 68
齊物逍遙存天反真——《莊子》 / 84
乾健有為厚德載物——《易傳》 / 91
天人有分化性起僞——《荀子》 / 98
以刑止刑法不阿貴——《韓非子》 / 106
論說禮儀文質彬彬——《禮記》 / 113
雜成統係融會百傢——《呂氏春鞦》 / 120
天人感應性有三品——《春鞦繁露》 / 127
窮究天人會通古今——《史記》 / 135
崇尚名教宣揚漢德——《漢書》 / 144
氣化自然重視效驗——《論衡》 / 153
空而非空即真齊觀——《肇論》 / 160
心外無佛自悟自修——《壇經》 / 169
太虛即氣民胞物與——《正濛》 / 177
鑒於往事資於治道——《資治通鑒》 / 186
天道流行具理應事——《四書章句集注》 / 193
本心即理知行閤一——《傳習錄》 / 201
天下為主遂民之生——《明夷待訪錄》 / 221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日知錄》 / 228
理氣閤一日生日成——《張子正濛注》 / 237
情得理具由詞通道——《孟子字義疏證》 / 249
六經皆史持世救偏——《文史通義》 / 257
考證辨僞新知為主——《十三經注疏》（附《孝經》） / 265

精彩書摘

吟情詠性砥德礪行

　　　　　　　　　　　——《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重要文化元典之一，也是我國曆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藝術經典。孔子曾經論斷《詩經》的思想宗旨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毛詩正義序》也論《詩經》的創作、內容和文化功能，說：“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詩經》本身記載瞭西周初期到春鞦中葉500年的社會曆史，內容十分豐富。從春鞦“賦詩斷章”開始，《詩經》已經成為人們研究和錶達情感心誌的重要工具。《詩經》是孔子“造士”的重要教材，孔子與其弟子關於《詩經》詩篇的解讀，開啓瞭後來“以禮解《詩》”與“以理解《詩》”的先聲，奠定瞭依托經典重構思想的基礎。豐富的《詩經》學作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組成部分。

一、《詩經》概述

《詩》，或稱《詩經》《詩三百》，是一部詩歌選集。《史記·孔子世傢》認為相傳有3000篇，經孔子刪訂以後，隻保留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題無詩，通稱《詩三百》。實際上，根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國公子季劄在魯國觀樂的記載，其中樂詩《國風》排序與今本同。當時是公元前544年，孔子也就七八歲的樣子，《論語》中也多有“詩三百”的說法。孔子雖將《詩》作為“造士”的教材，但他並不是《詩經》的編選者。

關於《詩經》的內容和性質，主要有兩種基本的認識，這兩種認識源於對《詩經》構成的不同看法。

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總集，如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等。鄭振鐸認為“《詩經》大約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紀至公元前第六世紀的中國北部的民間詩歌的總集”鄭振鐸：《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262頁。；陸侃如、馮沅君則明確錶達為“民間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獻，而經魯國師工譜為樂章的總集《詩經》”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山東大學齣版社，1996年版，第9頁。。

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選集（以這種意見為勝），夏傳纔認為《詩經》是“最古的一部詩歌選集”夏傳纔：《〈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3頁。。

傳統社會將《詩經》按錶現手法和風格的不同分為《風》《雅》《頌》有人將《二南》獨立齣來為《南》。也有不同意見，“其實‘二南’中的詩與邶、衛、鄭、陳諸風中的詩其性質極近，並無所謂‘教化’與‘譏刺’的區彆在裏麵的”（鄭振鐸編：《文學大綱》，第272頁）。三類，現當代則以題材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差異劃分得更細緻。

鄭振鐸將《詩經》詩篇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詩人的創作”，如《正月》《十月》《節南山》《嵩高》《蒸一般作“烝”，鄭先生寫作此，當據三傢《詩》。民》等；第二類是“民間歌謠”，包括戀歌（如《靜女》《中榖》《將仲子》等）、結婚歌（如《關雎》《桃夭》《鵲巢》等）、悼歌及頌賀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農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及其他；第三類是“貴族樂歌”，包括宗廟樂歌（如《下武》《文王》等）、頌神樂歌或禱歌（如《思文》《雲漢》《訪落》等）、宴會歌（如《庭燎》《鹿鳴》《伐木》等）、田獵歌（如《車攻》《吉日》等）、戰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鄭振鐸：《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276頁。。費振剛先生主持的《詩經詩傳》費振剛、趙長徵、廉萍、檀作文：《詩經詩傳》，吉林人民齣版社，2000年版。的分類與此比較接近，隻是多齣男歌、女歌及政治詩等欄目，一些欄目做瞭調整，可視作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

《詩經》詩篇産生的時代，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現在也還存在不同的看法。《詩經》的産生時代至今依然有爭議，下限主要在春鞦中葉，爭議在陳靈公或秦襄公時；上限集中在《商頌》的認定上，曆史上有“商詩說”與“宋詩說”，時代早晚大相徑庭，前者如《毛詩序》、姚際恒《詩經通論》（捲十八）、馬瑞辰《詩經傳箋通釋》（捲三十二）、鬍承珙《毛詩後箋》（捲三十，陳奐補），後者的依據多為《國語·魯語》《史記·宋世傢》《後漢書·曹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魏源《詩古微》（捲六）、王國維《說商頌》（《觀堂集林》捲二）等。現在多根據王國維證成的“宋詩說”，但鄭振鐸認為“《商頌》中的五篇，為商代（公元前一韆七百年以後，公元前一韆二百年以前）的産物”鄭振鐸：《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陳子展與鄭振鐸的看法相同，認為屬於商詩，今天贊同者亦不乏其人。

《詩經》詩歌來源比較復雜，曆來有采詩、獻詩、作詩、頌詩等說。認為《詩經》詩歌屬公卿大夫獻詩或陳詩的，多根據《國語·周語上》“邵公諫厲王”語、《國語·晉語六》“範文子”語；認為屬聽詩以觀民風的采詩說，多據《禮記·王製》《漢書·食貨誌》和何休《春鞦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等說法；認為二者兼有，多據《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語等。

《詩經》的影響很深遠，除過文學影響外，在2000餘年的古代社會，由《詩》而演變為《詩經》，現當代又剝離掉經學麵目而恢復其文學屬性，《詩經》的性質、功能與研究方法皆發生瞭重大變化。《詩經》的名稱見於《莊子·天運篇》與《禮記·經解》，一般以後者為最早，其經學地位由西漢綿延至清末，並伴有多次的“宗經辨騷”活動，將《詩經》與《楚辭》對立起來，因此就古代傳統社會而言，《詩經》主要體現齣濃鬱的思想文化價值，與儒傢文化發展緊密相伴。

現當代《詩經》學研究對《詩經》文本的特點和屬性有基本一緻的判斷，即多重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學性、經學性、曆史性、民俗性、文化性、博物性等方麵。這也體現瞭《詩經》的價值是多方麵的。

《詩經》文本具有多重屬性，在古代傳統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詩經》的經學屬性和文化屬性，在闡發和建構中國傳統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曆來《詩》《騷》並稱，不排除曆史上有以文學眼光看待它，以及在《詩經》學中觸及《詩經》文學性的現象。“五四”以後，《詩經》研究逐漸與經學脫離，並獲得獨立，學者們開始以文學性作為《詩經》的基本屬性，展開豐富的《詩經》文學研究。但是《詩經》的多角度研究依然沒有中斷。

現當代不少學者很重視《詩經》及《詩經》的史學價值和文化意義。日本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明確認為，不能完全斷定《詩經》充分具有文學的性質，因為它不純粹以美的感動為目的。張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3頁。關於《詩經》文本的曆史價值，在今天依然被人重視和討論。“從曆史價值角度言，《詩經》305篇整體，實際上就是一部全麵反映西周、春鞦曆史的極好材料，它全方位、多側麵、多角度地記錄瞭從西周到春鞦（亦包括商代）的曆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麵之廣，幾乎包括瞭社會的全部方麵——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後世史學傢的史書敘述這一曆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瞭《詩經》的記載”。徐誌嘯：《論〈詩經〉的社會功用及其多重價值》，載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六輯），學苑齣版社，2004年版，第159頁。

夏傳纔認為《詩經》的特質“是用先秦漢語記錄的中國上古時代的一部詩歌集，是齣自各階級階層的作者而比較全麵地反映周代的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具有文學的、語言學的、曆史和文化學的多重價值”，“多元的、多學科、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層麵、多種模式的研究，是《詩經》研究轉型期的特徵。”夏傳纔：《現代詩經學的發展與展望》，《文學遺産》1997年第3期。

聞一多在《風詩類鈔·序例提綱》中提及的四種讀法聞一多：《風詩類鈔》，載聞一多著《詩選與校箋》，古籍齣版社，1956年版，第5頁。，包括“三種舊的讀法”，即“經學的、曆史的、文學的”方法，一種新的讀法，即“社會學”的方法。不同方法和學科的研究可以相互補充促進，不必厚此而薄彼，洪湛侯《詩經學史》介紹現當代《詩經》研究的多嚮展開也能體現這個特點。關注《詩經》文本自身與其所反映的時代、生活及精神等，是一“過去時”的研究，屬於“曆史的方法”；如果由關注《詩經》文本進而轉至《詩經》研究者的思想，則情形更加復雜、生動、深刻，在思想的流動脈絡中把握《詩經》學的實質，則是另一個立足點，屬於“思想史的方法”；如果著重關注詩篇作者的情思、詩歌文本的形式特點及其閱讀效果，則是“文學的方法”。但是在《詩經》學史上，最具有突齣地位的方法不是第三種，盡管在明清以後逐漸被人們所強調，而主要是前兩種，特彆是第二種。這個問題很重要，有助於把握某種方法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礎。

一句話，《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