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在《未終結的帝國》中，作者約翰·達爾文以其獨特的視角、清晰的思考和略帶諷刺的現實主義風格，睿智地解讀和還原瞭大英帝國。從這本書中你可以看到帝國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地理空間的意義和錶現。什麼成就瞭帝國的泱泱疆土，帝國又留下瞭什麼？沃爾夫森曆史學奬得主繼《後帖木兒時代》之後，以全新視角解讀大英帝國曆史，揭開帝國神秘的麵紗，駁斥傳說與誤解，深刻探究帝國的構建和帝國主義根源。這本書被評為《星期日獨立報》年度讀物，《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書評》《今日曆史》《衛報》《BBC曆史雜誌》《經濟學人》鼎力推薦！

內容簡介

　　大英帝國在現代世界留下的痕跡隨處可見：澳大利亞的國旗上，印度人口中的英語，更不必說現代一切製度的起源和英國價值觀的傳播。關於大英帝國的構建問題往往眾說紛紜，爭論異常激烈。大英帝國的殖民史似乎是一幅無法濃縮的畫捲：它是戰火紛飛中的刀光劍影，也是一片蔚藍大海上駛嚮未知的商船桅杆上緩緩升起的英國米字旗，是無數商人、傳教士、將軍對遠方財物和未知的渴望……帝國的曆史有太多疑團驅使著人們去探索和挖掘。

　　達爾文眼中的大英帝國不僅僅是由國王和徵服者更是由無數個體的野心和進取心閤力創建的。這些人包括商人、投資者、移民、傳教士等，正是他們林林總總的利益訴求共同組成瞭各有所圖的復雜關係。也正是這些離開英國去往全球各國的開拓者或殖民者以其韆差萬彆的方式塑造著世界：涉足各大洲的政治，奠定現代國傢的政治模型，以母語為基礎的文化遷移，各種技術和價值觀的滲透傳播……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為什麼沒有持續繁榮還是說它從來沒有真正確立過？有如此多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生存，控製著性質各異的經濟、政治實體，但它們的意識形態差異為何又如此之大，彼此之間甚至會劍拔弩張？曆史上的大英帝國到底是文化的毀滅者，還是全球一體化的締造者？對當時、現在以及未來，又産生瞭怎樣深遠的影響？從熊熊燃起的稱霸世界的雄心到最後帝國夢的無奈幻滅，《未終結的帝國》將我們帶入一個個曆史場景，深入瞭解大英帝國全球擴張的過往，以及對當今世界乃至未來都極為深刻的影響。

　　在大英帝國的最鼎盛時期，其疆土跨越瞭五大洲的80多個國傢和地區，但達爾文認為這遠不能說它走到瞭終點，甚至連中點都還沒有達到。帝國的統治者們依然希望帝國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這種願望如同帝國自身對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一般揮之不去。

　　任何想瞭解大英帝國的曆史以及當今世界格局緣起與發展的讀者都不能錯過此書。

作者簡介

　　約翰·達爾文，英國著名曆史學傢，專注於研究帝國的曆史，特彆是大英帝國曆史，既包括帝國的興起，也包括它們的衰落。他如今在劍橋大學教授帝國史和全球史，是納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他因作品《後帖木兒時代》獲得英國曆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曆史學奬”。

目錄

序 言

第一章 構想帝國

曆史的後窗

帝國觀

為舊帝國而生的新帝國？

帝國的異議者

第二章 接觸

稱霸大西洋

嚮亞洲擴張

從接觸到占領

第三章 占領

動機：為什麼需要吞並和占領？

統治：如何在當地立足

占地為王：帝國構建最重要的事

領地與帝國

第四章 遷入

心生離意

到達目的地

適應

驅逐原住民

第五章 徵戰

殖民戰爭

外交之外的關係

小型戰爭：如何排兵布陣

沃爾斯利將軍

戰爭的後果

第六章 交通與貿易

來自牙買加的意見

從重商主義到自由貿易

帝國經濟

商業帝國

第七章 統治方式

散落世界的廣闊帝國

移民政治

印度：非英國式的統治？

王位背後的耳語

第八章 反叛行動

反叛與帝國

移民叛亂

印度民族大起義

叛亂者和移民

第九章 傳教和文化

知識與帝國

傳教

你認為你是誰—帝國與身份

第十章 保衛帝國

腫脹的巨人

戰爭的過山車，1755~1815

“英國和平”，1815~1914

帝國戰爭，帝國和平1914~1935

經過新加坡的路，1936~1945

第十一章 帝國謝幕

離開印度

衰落的悖論

最後機會

權衡得失

最後的掙紮

反思

第十二章 最後且最大的帝國

精彩書摘

　　外交之外的關係

　　引發矛盾的部分原因在於世界不同地區所遵從的外交行為準則以及其背後的思維方式是有差異的—即為何應當如此行事。從外交上講，歐洲是一個擁有獨特習慣的特殊世界。第一，自從文藝復興甚至更早的時候，歐洲各國就互派常駐大使。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句俏皮話說得好：“派人去國外為自己的國傢撒謊。”這些大使中的佼佼者們往國內送迴一係列報告：威尼斯大使留下的對英國事務的詳細記載對後來的史學傢們來說一直是寶貴的曆史資源。第二，共享的外交程序協定（包括語言和禮儀的細小變更）提供瞭一個敏感信號的範圍，通過這些信號，兩國得以掌握彼此之間的關係變動。第三，從17 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國就已經認可體係中的所有國傢都享受主權：國內事務不容它國乾涉，各國作為獨立的自治單位存在。

　　當然這些不足以限製統治者和專製君主的野心，無法阻止1772~1795 年波蘭（歐洲最大國之一）遭到三次瓜分的命運，也不能維持歐洲和平。歐洲體係的最大優點在於有不間斷的情報流動、在於和平時期有針對外國人境遇的規範，也在於大多數國傢中央可以嚴格控製外部關係。到瞭18 世紀中期或者更早，歐洲人越發將這種地區模式視為理想模式，認為其他人（非歐洲人）的行為是與之相悖的行為。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國界、有效控製自己國界內的地域、保護外國人及其財産以及采用“文明的”治安和刑罰手段，這些成瞭某個國傢是否有權與歐洲國傢平起平坐的判斷標準。可以預見，世界上許多統治者都因為這條標準而落入瞭“野蠻”一類。這並不會妨礙歐洲國傢和這些“野蠻”國傢簽訂條約達成共同利益，或者如1815 年後非洲的情況一樣，獲取當地政府支持廢除奴隸貿易，但它的確意味著歐洲國傢是否尊重這些國傢的領土、獨立甚至財産得依據他們是否有“良好錶現”或是否願意接受貿易而定。“或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對西非情況謹慎地評價，“不應該用大炮強製推行貿易。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講，沒有安全的保障貿易就不可能蓬勃發展，而沒有武力保護就不可能維持安全。”他繼續說：“占領拉各斯或許能成為壓製奴隸貿易和推行閤法商業的有效和重要步驟。”正如我們所見，拉各斯就這麼被吞並瞭。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對於非洲統治者主權的認可不是建立在閤法權利基礎之上而是看是否能給自己提供方便。

　　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野蠻類彆”的適用度也是有限的。在18 世紀的歐洲人看來，中國的形象完全與野蠻相反。因為中國生産的奢侈商品深受歐洲人推崇，中國又怎麼可能是野蠻的呢？有些評論員甚至拿理性的“士大夫官員”的有序統治與歐洲貴族相比較。中國的問題在於統治者的世界觀中對英國（和歐洲）的定位令人難以接受地低下。1793 年倫敦政府將經驗豐富的外交官馬嘎爾尼勛爵派往中國說服清朝皇帝同意英國在華設置常駐大使館。馬嘎爾尼一到北京就驚恐地發現麵聖的禮節需要他雙膝及地行“九叩”大禮，跪拜之時額頭要觸地，也就是“叩頭”。

　　在與中國官員憤怒地討論過後，中方讓瞭步：允許馬嘎爾尼僅單膝及地，就我們所知，他最終逃過瞭行九叩之禮。但是觀點的差異不僅在於跪拜之禮。馬嘎爾尼努力爭取在華設常駐大使館：“我告訴他（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歐洲主權國傢通常會派外交官常駐彼此宮廷，目的是為瞭增進兩國間的友誼以及避免誤解。”但是他卻被告知：“中國從來不這麼做，它也從來不往哪個國傢派遣大使”，而且隻允許所有來北京的外國人逗留40 天。這種輕衊的應答部分體現瞭中方井然有序的世界觀。中國人對歐洲有所瞭解，並對當時有關法國情況的消息大為警惕。 但是他們把歐洲人看作“外夷”，對這些遠居海外的民族所知甚少且關注得更少。他們的文明世界（即東亞）由承認中國為“中央之國”的至高地位的朝貢國組成，這些附庸國承認中國統治者的“天子”地位。中國人寜可在嚴格監管的前提下與歐洲進行貿易交往，也不願意發展互惠友誼關係。自18 世紀早期以來，中國施行的係統要求所有外國商人隻能去一個貿易口岸（位於廣東），在被官方許可的商人集團—商棧做生意，商棧全部設置在江中的一個小島上，當貿易季節結束時所有外商都要離開。

　　馬嘎爾尼本人告誡不能進攻中國，他將中國比喻為“一艘古老的、瘋狂的……戰艦”。如果中國衰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可能會遭受嚴重的損失，尤其會受沙俄擴張的衝擊。然而約40 年後，不穩定的英中關係開始破裂。隨著中國放開貿易（東印度公司於1833 年喪失瞭與中國進行交易的官方壟斷許可），越來越多的英國商人湧入中國販賣鴉片—在中國絕對不愁銷路的外國商品。當中國當局禁止鴉片進口，接著於1839 年4 月查封並銷毀瞭商人的存貨，英國人駕著戰艦進行瞭反擊。但是雙方之間無法彌閤的文化衝突以及商人反對禁煙而進行的遊說活動導緻瞭1840~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入侵中國。“我們已經給瞭中國人一次懲戒性的教訓，”帕默斯頓幾年後寫到，“除非他們打算把我們當同等的夥伴，否則我們必須將他們的其他任何努力扼殺在萌芽狀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平等的追求卻導緻瞭“不平等條約”，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就是眾多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商人在一係列通商口岸免受中國司法管轄，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還規定英國商品在中國的關稅最低僅為5%。在那個世紀接下來的日子裏，英國人（及其他歐洲人）的存在以及他們無休止地擴大商業和傳教活動的努力不僅造成地方性摩擦不斷，同時也成為後兩次戰爭的根本原因。 然而英國人抵抗住瞭瓜分中國或徵服中國的誘惑，倫敦的觀點是：“一個印度就夠瞭。”或許也如著名國際律師馬滕斯（F. F. Martens）所言，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傢曆史悠長，不適閤殖民式徵服。於是英國人轉而寄希望於改革中國的法律和金融體製，強行打開中國門戶，建設鐵路、發展貿易。中國的主權地位或許慘遭打擊，但是英國並不希望它就此滅亡，即使需要在英國的托管之下。這與印度的情況是不同的。

　　……

前言/序言

　　在史學界，帝國的構建問題引發的觀點之強烈往往罕有匹敵。的確，一些帝國曆史學傢仍然不得不公開錶明自己對此問題的道德排斥，以免任何涉及帝國的論著會被認為采取瞭贊同的態度。而其他學者則傾嚮於另一個極端，仿佛所有反對帝國的論著都是莫大勇氣的體現—似乎它們是在伺機而動，嚮群情激動的“帝國主義”民眾一邊倒的輿論發起挑戰。這些觀點頗為逗趣，卻無傷大雅。但是它們揭示瞭一個有趣的事實：盡管對於帝國的善舉與罪行的論述嚮來頗豐，帝國仍然相當神秘，充滿瞭傳說與誤解。

　　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思維僵化。“帝國”是個宏大的詞。然而在它之中（無論何時何地），包涵著無數的成員、成群的遊說團體、如山的眾望—對職業、財富、宗教救贖或僅僅是身體安全的希望。帝國之構成，不是由於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委員會的深思熟慮，也不是齣於所謂“不可抵抗的”經濟或意識形態的壓力。正如那些統治我們的當政者一樣，普通人的行為也受製於迷茫與迫切的動機及道德觀念，正是這些男人（及女人）構成瞭帝國。這樣的說法顯然符閤英國海外帝國的情況。英國海外帝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無數個人的進取心共同創建的帝國—它並不僅僅是國王們和徵服者們努力的結果，更是由商人、投資者、移民、傳教士等閤力造就的。隨意的意願或一時的頭腦發熱不是一個帝國建立的唯一倚仗，盡管這兩者確實必不可少。帝國的建立需要進行繁多的俗務，如勘測目標，建立據點，籌集資金，招募水手、士兵、移民及冒險傢，集結同盟（尤其是在宮廷或政府中），製定規則（特彆是關於“新發現”大陸上的財産所屬問題），規範在外的貿易及道德行為，建構政府等。不難想象這其中多少事務可能齣錯。最睏難、同時也是最重大的任務之一，便是與原住民及首領達成一緻，使其成為帝國的同盟、附庸或子民。人們經常忘記，在全世界範圍來說，帝國不僅是由帝國主義者自身所構成，同時也是由“帝國締造者們”在當地吸收的附庸所組成。由此而來的結果便是帝國內充斥著混閤的組成成員、互相衝突的傳統，以及種族和民族間懸而未決的界限；這是持續不安定的始作俑者，也是無限活力的源泉。

　　重要的是，這也是一個未完成的帝國。每當我們注視著那些陳舊的世界地圖，看著大英帝國的粉紅色覆蓋的泱泱疆土，我們總是忘瞭這仍然是個發展中的帝國，事實上不僅遠不能說它已經走到終點，甚至連中點都未達到。直到1914 年（有時被認為是帝國的“全盛時期”），這種跡象無處不在：在某些被放棄瞭的不列顛舊屬領土；在構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稀少移民聚居地；在熱帶非洲衰退（不久後在20 世紀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甚至更為衰退）的統治中；在長期的關於何種主權形式能夠確保英國統治及平定印度動蕩的疑問中；在一直持續到1945 年的一方麵不斷聲明帝國擴張不會繼續而同時卻在不斷突破的局麵中；在國內帝國主義者們認為公眾的思想不夠帝國主義思維的憤怒和焦躁情緒裏。的確，那些最狂熱的愛德華七世時期的帝國主義者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締造者們遺留給後代的僅僅是一個建築工地和一些令人絕望的、韆瘡百孔的建築設計圖，而遠不是一座固若金湯的、僅需定期維護的宏偉建築。

　　倘若認真審視帝國，它確實背離瞭它那起初即興的、臨時的特質，但這不無理由。首先，帝國的建立者們對於帝國的理解並不統一。當時的國內社會齣現瞭大量相互傾軋的利益訴求及追求不同擴張和帝國形式的說客。例如，對於英國移民來說，開拓殖民地是關鍵；對英國官員來說，開化當地居民是重點；對於英國傳教士來說，使原住民皈依最為緊要；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通商纔是目標（最好是與當地居民，而不是與英國移民、官員或傳教士之間的通商）。林林總總的利益訴求共存，組成瞭各懷異心的閤作關係，共同構成瞭帝國的“目的”。殖民地成瞭這些黨派把控的當地領導人互相爭奪主控權的政治戰場。其次，這個帝國的“命令與控製”體係一直搖搖欲墜，往往相當混亂。倫敦發齣的命令能讓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殖民總督們無條件地服從嗎？這隻是個曆史白日夢罷瞭（做這個夢的人還不少）！這個帝國需要依靠當地精英的閤作、移民的忠誠，以及那些早已厭煩瞭白廳命令的英國官員的（通常是勉強的）默許。而上述任何一點都經不起太多考驗，因為它們都受當地各種各樣的壓力和問題所影響，而這些都是遠在倫敦的政府無法預料的。帝國統治必須進行一係列的妥協，有些妥協是迫於不時爆發的叛亂—如在愛爾蘭、美國、加拿大、印度及非洲。實際上帝國需要不斷因地製宜地改良統治方法。“憲政改革”是個高雅詞匯，為的隻是將新玩傢拉入政治陣營，以便擴大（或縮小）目標，或者改變遊戲形式。它的目的並不在於達成“最後的解決方案”，而是為瞭確保帝國的延續—確保遊戲繼續進行。在許多殖民地，哪些人應該服從哪些法令一直充滿不確定性。最後，這種帝國內行為不能閉關鎖國。相較於其他多數帝國而言，大英帝國不得不麵對更多的外部影響：外界那些吸引其子民的意識形態和宗教、經濟競爭及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最危險的是）地緣戰略挑戰的齣現。帝國所付齣的代價是不得不密切關注不可預測的地緣政治格局的變更，並且根據新齣現的危機或願景不斷地改變計劃和優先事項。

　　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帝國的形式永遠不可能達到最終版本，隻有暫行形式而沒有所謂的“最終形態”。除非到瞭那一天，否則沒有人能夠實際設想（更說不上籌劃）帝國的終結。毫無疑問，直到最後時刻，英國人自己（起碼他們的某些領導人）仍然對於他們的帝國能夠以某種形式韆鞦萬代地延續下去而深信不疑，無論這種形式較之於從前有多大程度的衰退。在去殖民化時代（1945~1965 年）他們的政策大多是為瞭維持一個具有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隱形帝國而製定。當然現實對這個夢想是個殘酷的挑戰，可是它的影響如同帝國自身的影響一般，依然揮之不去。

　　本書旨在研究帝國的構建過程，就英國來說，即指它在三個多世紀裏延伸至歐洲版圖之外的擴張過程，並探究此過程的中世紀英國帝國主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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