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總結瞭自1939年以來曆史學傢對法國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點從啓濛思想與革命的關係、公眾輿論的影響、革命書冊的齣版與傳播、宗教變革、王權衰落等方麵探討瞭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並對既有的結論一一進行質疑與分析，提齣瞭究竟是文化引發瞭大革命，還是大革命催生瞭與之有關的文化這一命題，為革命史研究提供瞭新的可能。

作者簡介

　　羅傑·夏蒂埃（1945—），法國年鑒學派第四代的重要人物，主要研究領域為圖書史、齣版史與閱讀史，同時在曆史編纂學與曆史認知論方麵頗有建樹。著有《書籍的秩序：14至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通信：19世紀信件之用》、《法國舊製度下的閱讀與閱讀者》等。

精彩書評

　　★這部重要著作言簡意賅且一針見血地對既有共識提齣質疑：托剋維爾、泰納、莫爾奈等人認為，啓濛文學傢及其作品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決定性影響，鑒於今天我們對大革命資料的掌握和社會學認知都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結論是否仍然適用？由此産生瞭一個悖論：究竟是文化引發瞭革命，還是革命催生瞭文化？然而無論你同意本書的結論與否，都無損這部作品的邏輯之嚴密、論證之有力。
　　——法國《洞見》雜誌

　　★閱讀史與曆史認知論專傢羅傑？夏蒂埃的這本著作，為二百餘年來尚無定論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提供瞭全新的、原創性的視野。夏蒂埃顛覆性地提齣大革命促成瞭啓濛運動的假設，描述瞭公眾輿論與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分析瞭當時法國社會拋棄基督教信仰、褻瀆王權的現象，並思考瞭書籍在革命醞釀過程中的影響。作者在我們對曆史事件的感知中引入瞭懷疑與探尋，成功地厘清瞭大革命得以成功的部分必要條件，而非建立起簡單的因果關係。
　　——艾爾維·瑪祖萊爾

引言
第1章啓濛與革命；革命與啓濛
第2章公共領域和公眾輿論
第3章印刷的方式
第4章書籍製造瞭革命？
第5章非基督教化與世俗化
第6章去神聖化的國王
第7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
第8章革命有文化起源嗎？
結語
注釋
拓展閱讀指南
索引

精彩書摘

　　印刷：枷鎖與解放
　　截至18世紀末，圖書行業的管理者所建立的旨在阻撓這個市場全麵發展的一些障礙已經變得讓人難以忍受。在博馬捨《費加羅的婚禮》最後一幕中，費加羅著名的獨白就是證據之一。齣版行業在博馬捨為其喜劇人物構想的職業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費加羅前後當過阿爾馬維瓦公爵的貼身男僕和阿居亞-弗萊斯卡城堡的看門人。在虛構的西班牙人身份的掩護下，他抨擊瞭整個朝廷的審查製度和對齣版業的監控。他小時候被吉普賽人綁架，在他們當中度過瞭童年（這個細節為第3幕中的相認埋下瞭伏筆，馬斯琳娜原來是他的母親，巴托洛原來是他的父親）。從少年時代開始算起，他先後從事過五種職業，其中三種與寫作有關。他起先是名外科醫生，但沒有獨立行醫的希望，隻能成為一名獸醫。庇護製度讓他感到幻滅，因為它並沒達到他的期望（“我學過化學、醫學和外科知識，但是一位偉大的主公的全部影響力也沒能讓我當上獸醫”）後來他決定為劇場寫劇本，但是審查官們為瞭取悅穆罕穆德的王子們，禁止演齣他的劇本，一齣“諷刺貧民窟的生活”的喜劇。“我的戲劇被連根拔起。”他哭訴道。他的劇本與《費加羅的婚禮》這部劇本的命運一樣。該劇寫於1775年，先後遞交給六位審查官，在宮廷的演齣遭禁，但最終於1783年9月在阿爾圖瓦伯爵的一個私人晚會上演齣，1784年4月在巴黎王朝王室戲劇團演齣瞭該劇，四年前他們就接受瞭該劇。
　　一場關於財富性質的公共爭論開始瞭，既然一個人在爭論時不需要什麼，甚至可以一無所有，那我就寫金錢和利益。這裏他諷刺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因為重商主義者、重農主義者和自由派人士總是矛盾重重，費加羅因此成瞭一個針砭時弊的宣傳手冊作者，但是威脅作傢命運的不是審查官：“我很快發現自己上瞭一輛馬車，它前麵就是監獄的吊橋，希望和自由全在車後。” 劇本在這裏用到瞭一個紮根於18世紀讀者集體意識中的形象，那就是巴士底獄——遭人唾棄的專製製度的象徵。當時譴責王室監獄的可怕的書籍最暢銷。
　　1782至1784年間，正當博馬捨的戲劇演齣之際，一個名叫莫夫蘭的禁書銷售商在特魯瓦一處就賣齣瞭30本蘭蓋的《巴士底迴憶錄》（Mémoire sur la Bastille，1783），21本米拉波的《論逮捕密劄與國傢監獄》（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état，1778），18本杜佩萊的《巴士底城堡曆史考和軼聞錄》（Remarques historiques et anecdotiques sur le chateau de la Bastille，1774），21本米拉波的《國傢監獄記聞》（Mémoire sur les maisons de force）。這些宣傳手冊和其他類似的書籍宣傳瞭對國王獨斷專橫的憎恨。“專製暴君隻在位4天”，正如費加羅所說，就把責任推到大臣們身上，就想方設法阻撓個人的閤法權力和一定的言論自由。這些作品鍛造瞭一係列強有力的形象，讓皇傢監獄成為酷烈的專製權力、野蠻的壓迫和殘暴的酷刑令人憎惡的巢穴。
　　文學錶現並非毫無事實依據，1750年到1779年間，因為“齣版罪行”被關進巴士底獄的人數達到最多。1659年至1789年期間，因為這樣的官司糾紛被關押的941位書商、印刷商、熟練工人、小商販和作傢中，有383位被關押在這個國傢監獄（占總人數的40%，每十年有一百多個這樣的犯人）。而在這三十年間，作傢（宣傳冊作者，小說傢，報紙專欄作傢）占瞭總人數（383位中的141位）的1/3。這些犯人通常被關押的時間不長，但是作傢比齣版商關押的時間要長一些（1750年後平均超過六個月，齣版商平均不超過一百天）。18世紀後半期，因為寫作、齣版或齣售禁書而被關押的所有人數仍占這座堡壘中的犯人總數的40%。隻有18世紀80年代是個例外。當時不論是監獄的總人數還是因為圖書而被關押的犯人總數都下降瞭。數據顯示，負責圖書業管理者錶現齣的寬容大度並沒有多大程度上消除嚴苛的刑罰。實際上，正是馬爾澤爾布擔任齣版局局長期間，正如我們所見，他是一位極其同情啓濛哲人的局長，因為齣版而鋃鐺入獄的人數開始增長。
　　費加羅齣獄以後，試圖第三次靠自己的寫作纔能為生：“我再一次削尖瞭我的鵝毛筆，詢問人們有什麼新聞。”他選擇瞭新聞這個行業，創辦瞭一份期刊，因為“馬德裏已經建立瞭由公眾齣資的自由貿易和自由齣版社，因此，假如我不寫與政府有關的書，宗教、政治、倫理道德、當權者、公共機構、歌劇院或其他國傢劇院，或者任何做什麼事的什麼人，我就定會有自由，在二三名審查官的監控之下齣版任何我想要的東西。”但是他的《無用報》還是難産瞭，因為違反已經頒發的特權證：“我意識到四個拿津貼的打手聯手對付我，我被打倒在地，再一次失業瞭。”
　　費加羅的文學生涯又一次受到重創，他再次遭到恩主的背叛（“當有一個空缺人們想起我時，絕望幾乎扼住瞭我的喉嚨，不幸的是我非常適閤這個職位。他們需要一個會計，卻找瞭一個舞蹈傢”），他不得不放棄瞭誠實理想的抱負，轉嚮賭博這種不那麼體麵的行當：“唯一的齣路就是成為一個賊，賭窟裏的經紀人。當時，我親愛的，我風光極瞭，我外齣用餐，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們客氣地為我打開大門，而且隻收我3/4的費用。”現在我們迴到獨白的開場主題上，費加羅把自己比作伯爵，他譴責的不是等級和“財産”的不公，這些他認為是使王權製不至於淪落為獨裁所必需的，他抨擊的是嘲笑那種特權産生的倫理上的責任行為。他曾經試圖自殺，最後是再一次放棄瞭自己的職業，迴到他的第一份職業（“我撿起剃刀和匕首”）。從《塞維勒的理發師》和《費加羅的婚禮》中，我們都知道下麵發生瞭什麼事。
　　因此，費加羅在獨白中主要抨擊的對象是對於齣版行業的各項規定，中央政權操縱的社查製度，扼殺創造熱情的特權證和專屬權，以及嚴厲的規章製度。至於新聞業的自由：“我多想把這些暴君攢在手心裏，這些人隻在位四天就準備大開懲戒！當他們下颱，沒那麼趾高氣揚，我會讓他知道那些齣版方麵的所謂的事務隻有在自由流通受阻的國傢纔是危險的；沒有批評和權力，錶揚和贊許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隻有小人纔害怕這些無聊的書籍。”呼籲齣版自由意味著要求廢除阻礙言論自由的體係，這種體係絕不能錶達政府的力量，反而是暴露其弱點。但是，要想廢除這些維持對圖書貿易管理的機構，也是在要求文學活動和作傢的獨立。博馬捨為瞭保護戲劇傢的利益，不受法蘭西劇院演員們的影響，建立瞭戲劇立法局。博馬捨是一位熱誠的捍衛作傢權力的鬥士，他在利用費加羅為文學職業和齣版自由的閤法性搖旗呐喊，他認為沒有後者的閤法性就沒有前者的閤法性。
　　所以齣版行業飽受束縛，必須要從限製它的枷鎖中解放齣來。如果這樣的解放變得可以想像，那是因為啓濛進步有賴於驅散所有錯誤，推翻所有壓迫的藝術。在大革命高潮時期，孔多塞追隨他人的步伐（我認為是普羅斯佩·馬爾尚齣版的《印刷的起源和首輪進步史》「Histoire de l'origine et des premiers progrès de l'imprimerie」，海牙「Hague」1740年版），贊揚瞭印刷不可戰勝的力量：
　　難道不是齣版業把人們從所有政治和宗教枷鎖中解救齣來嗎？任何專製主義枉然地想侵入所有的學校；專製主義枉然地想要其嚴酷的體製永久地固定下來，以規定和裁定用哪些錯誤去汙染人類精神，哪些真理是下令予以保存的；專製主義枉然地嚴命那些從事於對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對青年在哲學或科學方麵的教育的講席，除瞭有利於這種雙重暴政的學說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傳播；但印刷術卻仍然能夠散發齣一道獨立而純潔的光明，每個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從書上接受到那種教育，他們是不可能被普遍地腐蝕的；隻要還有一角自由的土地，齣版業在那裏就可以發行它的印張，這就夠瞭。
　　真是這一寸自由的土壤孕育瞭讓舊製度崩塌的書籍嗎？書籍真的會引發革命嗎？
　　……

前言/序言

　　引言
　　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或今天何以撰寫一本業已存在的書
　　半個多世紀前，《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在1933年齣版時，丹尼埃爾·莫爾內難道沒有一勞永逸地列齣問題，並給齣各種可能的迴答？像逐行逐字地重寫《堂吉訶德》(Quichotte)的皮埃爾·梅納爾·德·波爾日（Pierre Ménard de Borges）那般，曆史學傢隻能進行對莫爾內行文和結論一模一樣的重述？
　　針對這些疑義，我們可以給齣兩種應答。首先，我們掌握的知識已不再，或不僅僅是50年前的那個樣子瞭，如今，足以支持全局性判斷的專題研究數量眾多，紮實可靠。其次，即便我們假定，無論問題還是答案均沒有變化，我們對革命起源問題的敘述，也不再用莫爾內及其同代人熟悉的語匯來進行，就像梅納爾的《堂吉訶德》不是塞萬提斯（Cervantès）的《堂吉訶德》，因為四個世紀分開瞭他們相同的文本。曆史學在因果關係設定方麵變得更加審慎。革命事件的緻命興起很難歸之於閤理的類型，以及曆史發展不能被想像為在某種確定不移的終極目的主導下的必然進程，都教導曆史學傢要謹慎和懷疑。
　　我們想，是不是可以用一個詞匯取代另一個詞匯，用“文化的”替代“思想的”，避開迴溯性預測的危險，再度闡明這起遽然降臨的事件？顯然，這種改變，讓我們能夠迴應最近二三十年來的史學發展軌跡，史學的這種新發展撇開傳統的觀念史範式，更多地強調文化社會學研究。文化社會學是一種研究路徑，它認為，最強有力的和最非凡的觀念變革，在尚未形成清晰的思想之前，首先發生於控製和主導思想建構的集體決定當中。但它首先標示的是研究本身的轉變：它不再想去瞭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經存在於宣告之、預示之或召喚之的觀念當中，而是想探察讓舊社會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徹底毀滅變得可辨識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決不是要確定它的種種原因，而是要辨明使之發生變得可能的一些前提條件。
　　最後說一句。這本小書既非綜論亦非概要，它是作為一篇論文來構思和撰寫的，其意圖不是總結我們已有的知識，而是恰恰相反，針對廣為接受的各種既存的假說和清晰易懂的原則提齣疑問與質疑。以對單個文本的闡釋為基礎——無論古代的或現代的，端賴近些年來史學傢們的工作，極大地改變瞭我們理解18世紀法國人行為思想的方式，本書擬議的進展，僅祈望針對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提齣些許新的視角。
　　因此，我這裏不是重寫莫爾內，而是如讀者們期望的那樣，不揣淺陋大膽地提齣一些他沒有想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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