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穿越古今，揭示古代王朝地理內在源頭

透視山川，探尋華夏地域空間文化暗碼

北大教授、著名曆史地理學者唐曉峰厚積薄發之作

內容簡介

《當代學人精品：唐曉峰捲》收入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曆史地理學精品文章三十二篇，從全書分為“地理學與人文關懷”“城市與曆史地理探索”“曆史地理評論與隨筆”三部分，作者視野開闊，注重文獻典籍與田野考察相結閤，兼具西方地理學理論和實證思維，集中體現瞭作者近二十年來從人文空間角度對人文曆史地理理論、先秦城市地理和秦漢曆史地理研究方麵的突齣成就。

作者簡介

唐曉峰，1948年生，遼寜海城人，1968年到內濛古插隊，1972年就讀於北大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後到內濛古大學濛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大地理係，師從侯仁之先生攻讀碩士研究生。後赴美國雪城大學地理係留學，獲博士學位。1995年起至今，在北大城市與環境學係（院）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曆史地理、先秦曆史地理、地理學思想史、北京地區曆史地理等。

精彩書評

人們常常感嘆當代缺乏大師，其實今天被稱為大師的前人在當時大多也還沒有被當作大師，真正的大師需要經曆科學、社會和時間的檢驗。我不敢說這些當代學人中誰最終能成為大師，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叢書的一些成果完全夠得上大師之作。

——葛劍雄

大地域感是中國社會知識和社會實踐的基本特色，“地”的問題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關鍵之一。

——唐曉峰

目錄

序言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人文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研究的幾個問題——一份曆史迴顧

文化轉嚮與地理學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記華人地理學傢段義孚

“天涯共此時”

附錄：大衛·哈維——當代人文地理學傢中的思想者

地理學的兩個世界

文化地理學中的“超機體”觀念

中國近代地理學的“身世”

城市與曆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會聚落內部分化與文明起源

中國早期國傢地域的形成問題

燕、薊分封與北京地區早期城市曆史地理

試論晉國的都城區位

魯城瑣記

長安：從君權空間到禮儀空間

王都與嶽域：一個中國古代王朝邊疆都城的正統性問題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曆史地理評論與隨筆

社會曆史研究的地理學視角

“體國經野”——試述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

商代外服與“地方”權力

山脈與曆史

名分問題

讀一點兵傢地理

毛澤東的革命地理

“反嚮格義”與中國地理學史研究

關於探索旅行傢、地理學傢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記

環境的起源

古希臘的數理地理學

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

哈維的城市空間

文化與過程——美國曆史地理學特色一瞥

美國地理學的三次嚮史學靠攏

曆史地理隨筆九則

自述學術小傳

精彩書摘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公元16世紀50年代，北京城發生瞭一項巨大變化，其對城市的格局與城市社會的生活均影響深遠。這個變化就是北京外城的修建。

明永樂皇帝自南京遷都北京，永樂四年（1406）開始規劃建設這座新的都城，修宮殿，築城垣。永樂五年（1407）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徵集木料為建築用材。當時有23萬工匠、上百萬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宮殿建造工程。明北京城的營建，從永樂四年開始，到永樂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修建工程延續瞭15年之久。

建好的北京城略呈扁方形，周長“四十五裏”，“城南一麵長二韆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韆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韆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韆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近代實測為：南牆6690米，北牆6790米，東牆5330米，西牆4910米。

在規劃建設城市的同時，在南郊修建瞭天地壇，其始建於永樂四年，完工於永樂十八年。天地壇占地麵積達273公頃，比紫禁城要大許多，反映瞭皇朝對於祭祀天地活動的尊崇。南郊天地壇的建設，乃仿照南京，遵洪武閤祀天地之製。天地壇分兩重壇牆，形成內壇、外壇。兩重壇牆的北部均為半圓形，南部則為方形。天壇內的一些建築，平麵布局也是上圓下方。古人信奉“天圓地方”，以圓形象徵天，方形象徵地。不過，根據中國傳統禮製，祭天應於南郊，祭地則應於北郊。於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決定改遵古法，天地分祭，將原來的天地壇更名為圜丘（嘉靖十三年改稱天壇），專祭天，而在北郊安定門外另築方澤壇（嘉靖十三年改稱地壇），專祭地，與南郊的祭天之壇遙相呼應。

在天地壇之西，同時建有山川壇，與天地壇相對稱。山川壇祭祀太歲、風、雲、雷、雨、海、嶽等神。天地壇與山川壇左右相對，其間所留空間恰恰北對都城的建築中軸綫，這顯然是有意的安排。後來修築規劃外城，恰利用瞭兩壇對稱的格局，城市中軸綫從正陽門延伸到永定門。

嘉靖九年，還在東郊建築朝日壇，在西郊建築夕月壇，以祭日、月。於是在北京城的四麵配齊瞭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的壇廟，使北京城具備瞭宇宙象徵意義。

永樂修建的扁方形的北京城延續瞭133年（1420—1553），基本沒有大的變化。但城市生活本身在迅速發展，城內空間日顯不足。

嘉靖外城的修建

有明一代，北患不止，濛古騎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威脅北京的安全。所以北京建成50多年後，即成化十年（1474），便有定西侯蔣琬上書：“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已巳之變，敵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為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明史·蔣琬傳》。 蔣琬雖有遠見，但未獲朝準，直至約80年後這項建議纔得以施行。

嘉靖（世宗硃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虜大眾薄都城，分掠西川、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臨北京城下，飽掠京畿八日，史稱“庚戌之變”。這次“薄城”之危終於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決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請修築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齣“築關廂之城”“謂京師南三城關廂應築外牆五韆七百八十丈，建樓五座。即以關廂居民計之，每傢役一人，共可得萬人，百日可就。宜定於來春興工。”此項建議獲準，開始施工。但轉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體重大，且選將練兵，休息民力”為由，詔令停工。盡管三關廂居民願自齣財力，也仍未應允繼續興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給事中硃伯辰進言：“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又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宜有以圍之。矧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伐虜謀，誠不可不及時以為之圖者。臣嘗履行四郊，鹹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可百二十餘裏。若仍其舊貫，增卑培薄，補缺續斷，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最終同意“外城須四麵修築，以全王製”。

當時計劃“四周宜築外城七十餘裏。”具體走嚮是，“自正陽門外東馬道口起，經天壇南牆外及李興、王金箔等園地，至蔭水庵牆東止，約計九裏；轉北接神木廠、獐鹿房、小窯口等處，斜接土城舊廣僖門基址，約計一十八裏；自廣僖門起，轉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門舊基，約計一十九裏；自小西門起，經三虎橋村東馬傢廟等處接土城舊基，包過彰義門至西南，直對新堡北牆止，約計一十五裏；自西南舊土城轉東，由新堡及黑窯廠經神衹壇南牆外，至正陽門外西馬道口止，約計九裏。大約南一麵計一十八裏，東一麵計一十七裏，北一麵勢如倚屏，計一十八裏，西一麵計一十七裏，周長共計七十餘裏。內有舊址堪因者，約二十二裏；無舊址，應新築者，約四十八裏。……外城規製，臣等議得外城牆基應厚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磚為腰牆。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築城，因以為濠。正陽等九門之外，如舊彰義門、大通橋，各開門一座，共門十一座。”

按照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將會使北京城呈現一個更大的圈層結構。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麵將是一個迴字結構。隻是，外城因就舊城基修建，走嚮並不規整。

但興工不久，嘉靖皇帝與閣臣嚴嵩等既慮工費浩大，又怕一兩年內難以完工，所以改變計劃，隻修築城南一麵。嚴嵩等提議：“前此度地畫圖原為四周之製，所以南麵橫闊凡二十裏，今既止築一麵，第用十二三裏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麵城基東摺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摺轉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報。”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成”。外城南垣長“二韆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約閤7854米；東垣長“一韆八十五丈一尺”，約閤3472米；西垣長“一韆九十三丈二尺”，約閤3498米。外城麵積約為24平方公裏。外城的修築，使北京城在平麵上構成瞭特有的凸字形輪廓。

外郭城“止築一麵”緻使整個城市呈凸字形輪廓並不是本意，而隻是權宜之策。當時的想法是，“俟財力裕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麵之製。”隻是這個四麵築城的設想，因種種原因，終明一代，並沒有實施。另外，從已修外城東、西城牆的位置來看，其與內城東、西城牆距離甚近，僅有1裏來地，即使要繼續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牆嚮北延伸。所以待日後“財力裕時”“以成四麵”的說法，可能隻是個托詞。

明北京內外城的整閤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動力是軍事防衛的緊迫需要，但從社會發展形勢來看，還有另外的意義。前引硃伯辰所言：“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又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宜有以圍之。”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個動機。

在永樂初建北京城的時候，由於連年戰爭的影響，當時北京城內人口稀少，市井蕭條，以緻不得不從江南以及山西大量遷移富戶來充實京師。北京附近的農村也是殘破不堪，田園荒蕪，而不得不從外地遷移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前來耕種，甚至將一些罪犯也發配到北京附近地區屯田開墾。在這樣的形勢下，北京城池的範圍無須建得很大。

由於城內蕭條，永樂初年，明朝在皇城門外、鍾鼓樓、東四牌樓、西四牌樓以及大城各城門附近，修建瞭幾韆間民房和店房，規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貨”，叫做“廊房”。這些構成瞭明朝北京城居民區的基礎。

據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約為10萬，至正統時（1436—1449）增至96萬。可見，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間尚無不足的問題，但隨著社會的穩定發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間很快變得局促。況且城內屢有豪門強占土地的事情發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門外（皇城外）積慶、鳴玉二坊民居被毀，並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時軍民房屋，多吞並於勢豪。這些情況均會造成限製不嚴、空間開敞的城外關廂的迅速擴展。兵部最初的建議，並沒有考慮四麵築城，而僅強調南麵“居民繁夥”的三門關廂的防衛，正是這一發展的反映。

除前三門關廂之外，西南郊還有另一片居民區。從景泰年間（1450—1456）與濛古瓦剌部的戰事記載來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遺址一帶尚具土城與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挾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齣城迎接正統皇帝大駕，景泰帝疑其有詐，僅派職位不高的官員朝見太上皇於“土城”。這個“土城”應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軍於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銃短槍。當地居民皆爬上屋頂牆頭，擲磚瓦擊敵。所謂“西南街巷”“屋頂牆頭”應為金中都街巷之殘存者。

這一地的居民，與迅速發展的關廂地帶，漸漸聯閤為繁盛之區。在客觀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發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狀況與北郊元代土城範圍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時，重南而輕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關廂居民寜願自齣財力之說。

金中都自元代旁棄之後，並未完全湮滅為平地，在整個元朝，仍遺有南城，居民不絕。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築，金中都之餘緒纔終於結束。

北京南郊比較發達的居民區，因外城的修築，而被整閤為正規的城區，並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後7年（1560），張爵著《京師五城坊巷鬍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築外城）諸坊為：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紙坊。嚴整坊製的設立，是要“示天下肅也”，外城地帶從此成為京師的重要組成部分。

永樂時，曾仿照南京之製，在北京設立五城兵馬司。嘉靖築外城後，調整改設南城兵馬司，署在宣南坊閻王廟街西，管轄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諸坊。城門是京師的重要守衛和管理部位，外城修建以後，京師內外城十六門均有“掌門官”“管事官”等“稽查齣入”。坊製的建立，南城兵馬司的設立，完成瞭從管理製度上對外城地帶的整閤。

外城街區以從內城前三門延伸齣的三條大道為骨乾，居民區和商業市場多分布在三條道路之間，範圍南抵天地、山川兩壇。在天地、山川兩壇東西附近地區，則多見水坑、池沼甚至小河塘，居民很少。顯然，外城的修築亦有保衛兩壇之意，否則不緻將大片無用窪地包容進來。將天地壇包入城區，不閤禮製，當齣於無奈。

另外應該指齣的是，外城所包入的居民區，本是自然聚集發展形成，因而多為麯摺狹窄的街巷， 鬍同淩亂，並不規整。前門大街以東的斜嚮街巷主要因為河道溝渠走嚮而成。前門大街以西的斜嚮街巷則因原金中都舊城位於外城西部，外城未建時，齣前門往金中都故城一帶，以東北至西南走嚮道路最為便捷。外城這種情況與內城按正方嚮整齊排列的街巷，有明顯的區彆。

不過，在總體規劃上，可以看齣，外城力求在大格局上與內城整閤、協調，雖然隻修南部一麵，也要盡量整齊有序。所謂整齊有序，主要是保持中軸對稱的大格局。

原來的北京內城，自正陽門起，嚮北穿過紫禁城的一係列中央宮殿和景山中峰，最後止於鼓樓與鍾樓，為一條建築軸綫。這條軸綫是北京城平麵結構的中心，是全城的中軸綫，它突齣瞭皇帝宮廷在全城的核心地位，體現瞭帝王之都的設計思想。中軸綫，以及由此造成的東西對稱格局，是北京城平麵景觀的最大特色。外城修建，仍遵從這條軸綫而布局，從正陽門嚮南有一條筆直大道穿過東西並列的天地壇和山川壇之間，直抵永定門。在形態上，是北京內城中心軸綫的延長，延長之後的中軸綫全長近8公裏。中軸綫的銜接延長，是外城與內城建築整閤的重要舉措。外城城垣輪廓，也是東西對稱，與內城協調對接，在形態上形成新的城市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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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般，重復的東西太多。《空間敘事學》既全麵研究瞭傳統的以文字寫成的文學文本的空間敘事問題。也深入考察瞭本身就被理論傢們稱之為“空間藝術”的圖像的空間敘事問題（跨媒介），還把研究的觸角伸嚮瞭曆史敘事領域（跨學科），對曆史敘事的空間問題提齣瞭自己獨特的看法。龍迪勇本人的學術修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書、讀過的書是相當多的，而他的理論修養和文學史、藝術史方麵的學識在同行中也經常被傳為美談），也是他能夠在如此寬闊的鋒麵上遊刃有餘的條件：隻有把這個似乎形而下的問題哲學化、抽象化，纔有可能潛到彆人未敢到達的根源湧發的大海深處。還不錯。龍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齣生，文學博士，文藝學、藝術學博士後，先後就學於四川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現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鄱陽湖學刊》主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敘事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敘事學和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主持過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級課題多項，論著獲省級以上科研成果奬多項。在《文藝理論研究》、《思想戰綫》等CSSCI期刊發錶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等選刊轉載。近年來所從事的空間敘事研究，拓展瞭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是國內最早提齣建構“空間敘事學”的學者。龍迪勇，1972年齣生，文學博士，文藝學、藝術學博士後，先後就學於四川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現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鄱陽湖學刊》主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敘事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敘事學和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主持過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級課題多項，論著獲省級以上科研成果奬多項。在《文藝理論研究》、《思想戰綫》等CSSCI期刊發錶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等選刊轉載。近年來所從事的空間敘事研究，拓展瞭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是國內最早提齣建構“空間敘事學”的學者。龍迪勇，江西宜春人，文學博士，文藝學、藝術學博士後，先後就學於四川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現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鄱陽湖學刊》主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敘事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敘事學和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主持過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級課題多項，論著獲省級以上科研成果奬多項。在《文藝理論研究》、《思想戰綫》等CSSCI期刊發錶學術論文60餘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人大復印資料《文藝理論》等選刊轉載。近年來所從事的空間敘事研究，拓展瞭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是國內最早提齣建構“空間敘事學”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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