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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頭等奬項——費正清奬和列文森奬獲得者
　　“國傢記憶·緻敬曆史記錄者”年度曆史圖書、《中華讀書報》年度十大好書、《北京晨報》度緻敬圖書、“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十大好書作者周锡瑞先生作品
　　國共兩黨的政權更迭，是否早在1943年的政治和社會裏已見端倪？
　　1943年的中國與世界，是個什麼樣子？
　　為什麼蔣介石把新疆迴歸中央稱為民國建立以來的“最重要成就”？
　　康生被稱為“延安的鐵菩薩”，他在整風運動中是如何抓特務的？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飢荒，救國或餓死人民？
　　1943年的重慶，通貨膨脹、限製物價與政權閤法性是如何影響人民生活的？
　　王明道在淪陷區的獨立教會是如何走光明之路的？
　　通過分析1943年一係列的事件、趨勢和矛盾，我們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次變化？

內容簡介

　　1943年，不平等條約被廢除；蔣介石寫作並發錶瞭《中國之命運》並且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會晤；蔣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錶瞭曆史性的演說；新疆脫離瞭蘇聯長達十年的控製迴歸中央；河南遭遇瞭災難性的飢荒；中共正在經曆延安整風中最後也是極左的“搶救運動”。
　　一旦把關注點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發現這一年發生的很多事件，都對後來的曆史發展起瞭重要作用……
　　通過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年，作者試圖在本書中對一些特定時刻進行史實重建，在作者看來，這是比中美關係為核心的狹隘的抗戰研究的更好的辦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發展事務。

作者簡介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師從於費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剋利校區。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
　　著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現代中國：一部革命的曆史》、《中國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國地方精神與主導形式》、《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傢庭》等。
　　曾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頭等奬項——費正清奬和列文森奬，以及加州大學伯剋萊奬等。
　　2014年8月，《葉》中譯本甫一齣版，便好評如潮，獲譽無數：摘得“國傢記憶?緻敬曆史記錄者”年度曆史圖書、《中華讀書報》年度十大好書、《北京晨報》度緻敬圖書、“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十大好書等殊榮。此外，該書還獲評國傢圖書館特彆推薦圖書、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入圍圖書。

　　李皓天（Matthew T. Combs），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曆史係博士候選人，擔任《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編輯（Book Review Coordinator 和 Digital Editor），聖迭戈州立大學碩士。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瞭19 世紀的帝國主義、“自由貿易”和技術如何在東亞地區創造齣塑料，並推動瞭電影底片和火藥的發展。

目錄

前 言
導 論 1943年的中國與世界
本章概述瞭 1943 年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曆史背景，以蔣介石日記和他的活動為中心分析瞭蔣的對日戰略和與中共的衝突，著力關注蔣介石政權的性質以及他本人在 1943 年做齣的重要決定，即推翻瞭先前撤換史迪威的打算，並且放棄瞭對延安發起進攻的計劃。
第一章 蔣夫人訪美
本章分析瞭蔣夫人的美國之行，注意到美國媒體的熱烈反響和蔣夫人對美國民眾的獨特魅力。雖然她那種上流社會的生活習慣曾私下裏引起一些美國人的反感，但她美麗、堅強和談吐不凡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成為戰時中國的世界性代錶。
第二章 新疆和“自由中國”的救贖希望
本章研究瞭中國收迴新疆主權的行動。新疆在過去十年間幾乎成為蘇聯的殖民地，國民政府重新控製瞭這個資源大省，並製訂瞭一係列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也因此，蔣介石把新疆迴歸中央稱為民國建立以來的“最大成就”。
第三章 帝國VS.民國：香港在同盟國之間
本章討論瞭新約中令中國人最為失望的部分 ：英國拒絕歸還香港，甚至不願放棄對新界的控製。1943 年，中國的戰局和內政開始逐漸惡化，使其難以在急需戰爭援助及長期領土要求與民族尊嚴中找到平衡。英國最終在香港問題上的勝利，也非其強硬政策所緻，而是緣於以下三個方麵的因素 ：戰局朝著有利於英國的方嚮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羅斯福突然去世，以及中國的內部危機。
第四章 把三民主義寫進法律：司法改革和領事裁判權的終結
本章研究瞭新約的核心特徵：治外法權的廢除。西方列強曾一再宣稱，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不受政治乾涉和腐敗侵蝕的法院之前，外國公民免於中國司法係統的審判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最終治外法權的廢除並非在於西方國傢對中國的司法係統恢復瞭信心，而是齣於盟軍的政治決定，意在提升戰時中國的士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廢處治外法權的同時，國民黨卻在推行司法黨化。
第五章 辯論《中國之命運》：在抗戰時期書寫中華民族的過去和未來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曆數瞭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問題，並且稱贊瞭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下擁有瞭完整主權。蔣撰寫此書費時頗多，書成後極為自得。但是是書最終卻招緻來自中共、知識分子、日方和盟國的多方批評。盡管以上各方之間的衝突構成瞭彼時中國政治的深層結構，然而中共和日方對《中國之命運》的批評卻存在著引人注目的相同點。
第六章 延安的鐵菩薩：在整風運動中抓特務
本章討論瞭1943年康生等在陝甘寜邊區領導的“搶救運動”：以挽救那些被國民黨派來刺探中共消息的特務。作者討論瞭國民黨試圖嚮陝北進行滲透的努力，以及蔣介石準備對中共發起的軍事攻勢，認為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威脅保持警惕不無道理，但卻誇大瞭內戰的緊迫性。其結果導緻瞭搜捕特務的行動演變成政治迫害，使很多人屈打成招。
第七章 激辯憲政與民主：抗戰末期的憲政運動1943-1944/
到瞭 1943 年的鞦天，蔣介石放棄瞭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的做法，轉而采取包括嚮憲政過渡在內的政治途徑。本章研究瞭 1943 至 1944 年由國民黨發起的憲政運動，以及知識分子是如何利用這一運動來宣傳他們政治自由和經濟民主的主張。最終，知識分子為何又對國民黨政權失去瞭信心， 轉而支持中共提齣的建立“聯閤政府”的主張。
第八章 1943年的重慶：民生、限製物價與政權閤法性
本章通過對重慶通貨膨脹的研究，論證瞭急劇的通脹是如何影響飲食、住房和健康水平等民生問題，以及適得其反的限價措施讓民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産生懷疑。與中産階級的慘狀相比，通貨膨脹對部分工人和農民的影響相對較小，這是因為大企業工人的工資與通脹水平掛鈎，而農民可以依賴自己齣産的食物。
第九章 救國或餓死人民？1942-1943年河南大飢荒
本章生動地敘述瞭河南農民的悲慘處境。《大公報》記者對河南大飢荒的尖銳報道導緻報社一度停刊，外國媒體對飢荒的報道則令國民政府顔麵掃地 ；而國民黨一心保障軍糧配給的做法無疑加重瞭飢荒。本章還討論瞭中共在河南的救災措施。
第十章 走光明之路：王明道在淪陷區的獨立教會
盡管日本的戰敗隻是時間問題，淪陷區有些人的考量卻並非都是政治性的。從王明道堅持獨立於日本支持的“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中就可見一斑。
王明道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信仰原教旨主義，反對他的教會與任何其他團體發生聯係。通過關注王明道這樣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牧師，可以得齣，政治生活和愛國主義並非對那時的所有中國人都很重要。
第十一章 中國的卡薩布蘭卡：廣州灣的難民、匪幫和走私客
本章討論瞭廣州灣是如何從一個東南沿海的法國租界地，轉變為一個戰時的避難所和連接國統區與淪陷區的走私通道。在這裏我們能夠理解戰爭對於遠離政治中心的民眾意味著什麼。在廣州灣，走私行為遠遠蓋過瞭愛國主義抵抗；地方精英和盜匪有著自己的生存策略 ；當地國民黨官員似乎生活在一個充斥著相互猜忌、派係紛爭和腐敗橫行的世界裏……
第十二章 蔣介石和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從多個角度體現瞭 1943 年中國的不同麵嚮。從某方麵來說，它意味著中國成功躋身於大國政治的精英俱樂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平起平坐，蔣達到瞭他的巔峰時刻，而這樣的禮遇在數年之前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在開羅會議上同盟國決定，中國在戰後可以收迴東北和颱灣的主權。然而蔣和他的親信在這一重要關頭卻錶現不佳：蔣孤陋寡聞、優柔寡斷並且不願意采取統一的軍事戰略來抗擊日本。

精彩書摘

　　親曆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為我們提供瞭觀察重慶市民1943年日常生活狀況的一個窗口。通貨膨脹無處不在，盡管對各階層人們的影響不盡相同。在重慶生活的人們共同經曆瞭大轟炸，但是轟炸僅限於夏天而且次數在1940年之後銳減。當時人們麵對防空警報已經習以為常，能冷靜地跑到防空洞裏，傷亡人數也很少。如前所述，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在1943年8月後就結束瞭，但是通貨膨脹卻沒有停止：1943年的物價以每月10%的速度持續上漲。不管是購買糧油、車票，還是一頂新帽子，上漲的物價都是生活的現實處境。1943年1月，據重慶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稱：“通貨膨脹的問題比戰爭還嚴重。”通過研究人們在通貨膨脹下的經曆揭示瞭大多數老百姓遭受的苦難，同時也凸顯齣政府在為人民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方麵的失敗。
　　作為戰時陪都，重慶是中國國民黨的大本營。但是國民黨政府並不是重慶接納的唯一逃亡者：重慶像吸鐵石一樣吸引著中國各地的逃難者。人們逃往重慶是因為他們把這裏看作抗日的象徵和國傢的希望，正如老捨在1942年的戲劇《誰先到瞭重慶》中錶達的那樣：主人公們試圖逃離淪陷的北平，投奔重慶。在劇終，重慶似乎取代瞭天堂，正如將死的吳鳳鳴最後說的：“還是我先到瞭重慶。”
　　戰時重慶80%的人口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逃難者。重慶這個容納瞭上海人、廣東人、北方人以及其他地區居民的大熔爐儼然成瞭中國的縮影。重慶並不是唯一經曆通貨膨脹之痛的城市，甚至也不是最嚴重的。但是由於重慶擠滿瞭全國各地的戰時逃難者，隨著他們在戰後返迴傢鄉，痛苦的記憶也傳遍瞭全國。而且正因為重慶是陪都，人們對政府沒能控製通貨膨脹就更加難以原諒。
　　通貨膨脹的定義和與魏瑪德國的比較
　　“通貨膨脹”一詞的本義是“膨脹”的貨幣供給；更廣泛的意思是價格持續上漲，通貨膨脹率是通過計算“籃子商品（例如食品，衣服，住房，建材，交通以及燃油）”平均價格的年度增長率得齣的。大多數現代中央銀行認為每年“較低但是積極”的1%-3%的通貨膨脹率是健康指標。通貨膨脹可以被理解成一種稅收，因為貶值的貨幣價值將財富從持有貨幣的公眾手裏轉移到發行貨幣的政府。盡管二戰時期中國的通貨膨脹並不是曆史上最嚴重的，但是它卻滿足經濟學傢眼中惡性通貨膨脹的兩個條件：第一，通貨膨脹的長期程度，即保持5年以上超過20%的年通脹率；第二，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即通貨膨脹期間1-2年（或更長）的年通脹率達到80%-100%（甚至更高）。事實上，從1939至1945年，連續7年重慶的通脹率都在100%以上。
　　迄今，關於通貨膨脹研究最充分的案例是一戰後的魏瑪共和國，後者的通貨膨脹通常與政治不穩定和納粹的興起相關聯。盡管德國在一戰期間和戰後始終經曆通貨膨脹，但是最嚴重的情況直到1922至1923年纔齣現，通脹率達到每月300%以上。魏瑪德國的例子說明，通貨膨脹通常（但並非總是）和戰爭有關，而且並不一定都是壞事。研究一戰德國的曆史學傢一緻認為，通貨膨脹對於戰後德國利大於弊，例如吸收戰爭消耗，撫恤遺孀，等等；在1922年通脹率急劇上升以前，通貨膨脹並未削弱政府的閤法性。
　　與戰時其他國傢的通貨膨脹進行對比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的情況。40年代初，美國的年通脹率約為9。6%；整個戰爭期間商品批發價格上漲瞭70%。美國政府通過債務支齣而非徵稅來維持戰爭開銷，利用價格措施和配給製度來控製通貨膨脹。與此相對的是，英國在凱恩斯的建議下，采取高稅率、強製儲蓄和限價措施來應對戰爭花費和通貨膨脹。結果英國的通脹率維持在每年4。4%，而且生活成本在1939至1945年隻上漲瞭28。4%。納粹德國在1939至1943年物價隻上漲瞭10%，代價是大多數日常消費品的短缺；低通貨膨脹率是通過實行嚴格的食物和消費品配給實現的。弗蘭茲·紐曼（FranzNeumann）在1944年10月寫道，由於限價措施和配給製度，“實際上，德國現在並沒有通貨膨脹”。
　　與戰時歐洲和美國的通貨膨脹相比，1937至1945年重慶平均年通脹率高達150%以上；1945年的物價水平超過戰前（1937年）2000倍以上。重慶平均每個月的物價漲幅已經達到瞭美國每年的通脹率（甚至更高）（參見相關數據）。為瞭控製通貨膨脹，國民政府於1942年鞦季公布瞭《限製物價辦法》並於1943年1月15日正式執行。
　　……

前言/序言

　　在中國現代史的主流敘事中，1943這個年份通常被一筆帶過。獲得極大關注的往往是那些爆發決定性曆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與帝製崩潰的1911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1937年，中國共産黨革命勝利的1949年，以及毛澤東去世後改革開放展開前的1976-1978年。在本書構思之初，我的同事們的反應是，“為什麼寫1943？”很少有人能說齣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被遺忘的年份上，我們將會發現什麼？通過分析1943年一係列的事件、趨勢和矛盾，我們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次變化？國共兩黨的政權更迭，是否在早先歲月的政治和社會中就已露端倪？這些都是《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一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本書的一個前提是：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經曆瞭一些特彆重要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戰爭削弱瞭中國人民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增強瞭中國共産黨的實力和規模。1937年抗戰之初，蔣介石是中國當仁不讓的領導人。全國上下團結在他堅決抗日的旗幟下。國際上，蔣是當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蘇聯也迅速地給予他包括槍炮、坦剋和飛機在內的大批軍援。與之相對，中共則是一群衣衫襤褸卻精力充沛的長徵幸存者，麵對著陝北貧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窯洞裏。但抗戰結束時，中共卻擁兵百萬並且在敵後開闢瞭很多堅實的根據地，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則日益被視為一個腐敗無能的自利型專製政體。其政權閤法性不但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還遭到汪僞政府親日派、知識分子，以及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的質疑。
　　抗戰期間，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使得曆史的潮流遠離瞭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靠近瞭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産黨。在抗戰的某個時刻，中國政局到達瞭曆史進程的一個“轉摺點”。目前大多數敘述都把這一焦點集中在1944年：蔣的部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麵前節節敗退；史迪威將軍的撤換引發瞭美國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知識分子在重組的民盟下開始活動；中共開始籌備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第七次全國代錶大會。多年以來，戰時中國的曆史敘述深受三位美國記者作品的影響：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萊姆·裴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其中當屬白修德和賈安娜（Annalee Jacoby）閤著的《中國的驚雷》影響最大。該書把中國抗戰塑造為“蔣介石的悲劇故事”，蔣本人作為一個清廉自律的獨裁者領導著一個充滿“封建意識”、派係紛爭和日益腐化的政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和戴維斯（John P. Davies）也有類似的對國民政府的大量批評。這些材料極大地影響瞭學術界對於戰時中國的認識，這種影響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戰時情報協調局官員的身份駐華）和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體現。這種觀點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獲得普利策奬的《史迪威和美國在華經驗》一書中得到瞭發揚光大。該書寫於20世紀70年代初越戰的高峰時期，它明顯地反思瞭美國20世紀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瞭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國將軍是如何徒勞地試圖拯救一個腐化而保守的亞洲政權，而後者正麵臨著外敵入侵和內部共産黨的挑戰。
　　近年來，上述的觀點——自負而獨裁的蔣介石領導著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正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挑戰。陶涵（Jay Taylor）近期齣版的蔣介石傳記廣泛使用瞭蔣的日記，該書以極度同情的筆調把委員長塑造為一個“現代化的新儒傢”和“擁有戰略視野的國傢領袖”。重要的是，陶涵對史迪威頗多批評，在書中除瞭恰當地批評史迪威“粗魯無禮”，還認為重開滇緬公路的戰役不過是史迪威一廂情願地為自己1942年的失敗復仇。在中文方麵，齊锡生的作品以詳盡的細節描述瞭戰時的中美同盟關係，對蔣給予瞭相當的同情，同時批評瞭史迪威在目前的作用以及馬歇爾的總體戰略。其中，在國外影響最大的是一批英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他們開始挑戰“史迪威-白修德範式……（所描述的國民政府）軍事無能、政治腐敗、執著於打擊中共、獨裁主義，以及盲目拒絕抗日”，並且將關注點帶迴1944年。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重點研究瞭民國的軍事史。方氏的《戰爭和民族主義在中國，1925-1945》以“重訪史迪威”為頭一章標題，拋齣瞭一個有力的論點：“美國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和記者與軍事領導人的輕視中華文明的“東方主義話語（Orientalist discourse）”，導緻他們過分低估瞭蔣所執行的抗日戰略。在方氏看來，獨裁和腐敗並不是研究國民黨政治的有效概念。該書認為截至1944年，蔣介石在抗日方麵做得相當不錯，直到史迪威把所有的資源用於緬甸戰役，使得中國中部防綫在“一號作戰”麵前門戶大開。牛津大學的拉納·米特（Rana Mitter）也同樣批評瞭“史迪威的錯誤戰略”。他認為在盟軍的全球戰略中，中國戰場“處在二等，甚至是三等的地位”。米特總結認為“西方特彆是美國（在中國戰場）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在一定程度上導緻瞭蔣介石政權的缺陷和衰退。”
　　陶涵、齊锡生、方德萬和米特的研究的確摧毀瞭史迪威神話：後者絕非是一心為瞭中國而進行的一場英雄主義式的奮戰。但是難道史迪威和緬甸戰役是導緻蔣介石政權衰落的主要因素嗎？在我們看來，史迪威的錯誤似乎並不能證明蔣的長處。那種把對於國民黨的批評看作是美國記者、政客和軍人“東方主義”偏見的産物並加以摒棄的觀點，也同樣值得商榷。這樣的偏見當然存在，在史迪威日記中也顯露無遺。但是類似的對國民黨的批評——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腐化、士氣低落、逃避責任和官僚主義——在當時的中文資料中同樣可見，甚至不乏齣現在蔣的演講和文稿中。
　　最重要的是，本書的前提在於：1944年的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根源，為瞭理解它，就要將眼光投嚮之前的一年。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的垮颱和中共的勝利在1943年就已經成為定局。如果後來事態發展有變，曆史完全可能再次倒嚮另一方。本書各章的意圖在於提齣一些新的曆史轉摺點，而不是把曆史的必然性重新放置在曆史進程的某一特殊點。通過深入研究那些影響瞭國傢曆史敘事的事件，我們發現，很多曆史人物如果做齣瞭不同的決定，那麼曆史的進程很有可能改變。本書同樣錶明，一旦把關注點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們就能發現該年發生的很多事件，都對後來的曆史發展起瞭作用。1943年，不平等條約被廢除，蔣介石發錶瞭《中國之命運》並且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會晤，蔣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錶瞭曆史性的演說，新疆脫離瞭蘇聯長達十年的控製迴歸中央，河南遭遇瞭災難性的飢荒，中共正在經曆延安整風中最後也是極“左”的“搶救運動”。通過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年，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對一些特定時刻進行史實重建，在我們看來，這是超越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狹隘的抗戰研究的最好辦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發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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