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的時光：重返美國法學的巔峰時代》是哈剋尼教授與當今美國為知名的十位法學傢的對談錄，與談者包括享譽世界的波斯納、肯尼迪、阿剋曼等法學大傢，他們是當代各大法學流派——批判法學、法律經濟學、法律與社會、自由主義法學等的代錶人物。　　《非凡的時光：重返美國法學的巔峰時代》帶您深入十位法學大傢的理論世界和心路曆程，重返美國法學史上那個大師輩齣、流派紛呈的巔峰時代。

作者簡介

　　詹姆斯·哈剋尼，美國東北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1986年本科畢業於南加州大學，主修經濟學；198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獲法律博士學位，讀書期間曾擔任《耶魯法學雜誌》編輯。哈剋尼教授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智識史、侵權法、法律經濟學與批判種族理論。

精彩書評

　　哈剋尼教授的訪談錄，不僅是學術傳記，還是對學者的緻敬和對思想的檢討，讀起來啓人心智。　　——《司法》

　　《非凡的時光》是一本增廣見聞的書，任何對20世紀中晚期法律理論有興趣的人，都應閱讀本書。　　——《法律與曆史評論》

　　《非凡的時光》為我們展示齣一部活生生的智識史。哈剋尼教授的問題總是深刻又睿智，也因此會誘發受訪學者的精彩迴應，這些迴應都錶明瞭他們在智識和政治上的核心信念。哈剋尼教授將法律理論放迴到個人傳記、曆史事件以及法學界內充滿緊張的社會關係內，這些理論因此展示齣它們人性的一麵。　　——大衛·戴森，雪城大學法學院

導言
批判法學 / 鄧肯·肯尼迪
法律經濟學 / 理查德·波斯納
法律史 / 莫頓·霍維茨
法律與社會 / 奧斯汀·薩拉特
批判種族理論、法律與文學 / 帕特裏夏·威廉斯
女性主義法律理論 / 凱瑟琳·麥金農
後現代法律理論 / 杜希拉·康奈爾
當代自由主義憲法理論 / 布魯斯·阿剋曼
古典自由主義憲法理論 / 查爾斯·弗裏德
法律與哲學 / 硃爾斯·科爾曼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哈剋尼: 你為什麼選擇從事法學研究？　　肯尼迪: 成為一名法學傢，原本隻是我的第三選擇——如果可以的話，我更願意當一名小說傢。或者在自由派的政治改革運動中做一名主張州權的地下黨人。直到我就讀法學院時，從事法學研究纔開始變得對我有瞭吸引力。剛入學那會兒，雖然我並未確定會從事學術研究，但成為小說傢和州權地下黨這兩個選項一下子變得不那麼可行瞭。而在法學院中，我發現自己還算一個有天賦的學生。那會兒的我們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天賦和可能性。於是，我覺得從事法學研究既可以發揮自己在文學和政治行動上的天賦，又比我專門從事二者之一要更為閤適。　　哈剋尼: 你在法學院期間，美國總統是誰？　　肯尼迪: 約翰遜。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剛進入法學院時，左翼政治積極分子覺得為政府工作還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情況後來就不是這樣瞭。在讀法學院前，我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瞭兩年。在那兩年和我在法學院的第一年，無論是我，還是整個國傢，都發生瞭巨大的變化：1966至1969年，自由派陣營分裂——自由派的一部分開始變為激進的反戰分子，另一部分則成為中間派或“保皇派”，整個文化都因此突然産生分裂。我本人就深受這一變化的影響：在1966至1969年這段時間，我變得非常激進。自由派各方麵的主張都變得不再吸引我瞭。自由派之後長時間的衰落也由此開始。右派正準備掌權——如你所知，雖然這一過程是漸進的而非迅速的，但這一趨勢在當時就已經很明顯瞭——反動已經開始瞭。　　哈剋尼: 你說的中情局這段很有意思。你都為他們做些什麼？　　肯尼迪: 我為中情局的全國學生聯閤會(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行動服務，這基本上是冷戰自由主義計劃的一部分。這屬於政府對學生或青年民主政治運動的資助。對於我以及很多1966—1969年的同時代人來說，另一件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是，我們不僅喪失瞭對美國在全球扮演正義角色的信念，而且也不再認為共産主義還有什麼威脅。蘇聯急劇且不可逆轉地走嚮衰落，是導緻這一切發生的重要原因。布拉格之春意義重大，並不是因為這一事件展示瞭蘇聯的巨大威脅；相反，它錶明蘇聯已淪落到在中歐隻能靠暴力來維持其地位的地步，而這恰恰證明蘇聯已不再構成威脅。而一旦蘇聯這一威脅消失，放眼國內外，能夠成為威脅的隻剩下美國自己瞭。　　哈剋尼: 好，現在我們來談談本科階段，你當時主修什麼？我知道你本科是在哈佛念的。　　肯尼迪: 我主修的是發展經濟學。　　哈剋尼: 哪些教授在發展經濟學上影響瞭你？　　肯尼迪: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代錶瞭我所認同的那種經濟學，但他那會兒正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不在哈佛。另外兩個對我影響很大的教授中，有一位並非經濟學傢。他是愛德華·班菲爾德，一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的保守的社會學傢，和詹姆斯·威爾遜觀點相近。但他觀點犀利，政治敏銳，理解並熟練掌握瞭如何把新古典主義思想和社會學思想結閤起來。我認為他很瞭不起，他是一位偉大並具有驚人批判思維的教師——雖然我們政治觀點相左。　　另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教授是理查德·卡夫斯，一個自由派。他現在還健在，是哈佛的榮休教授。他是工業組織方麵的專傢，但他並不是一個製度主義者。雖然他自己是當時廣受尊重的新古典主義工業組織的學者，但他卻教會我們如何批判新古典主義政策那些過於簡單的前提預設。班菲爾德從新古典主義的立場齣發，批評一切自由派的政策，而卡夫斯則從工業組織的角度去批判所有新古典主義政策的前提。此外還有卡爾·凱森，他屬於最早一批在反壟斷領域進行法律經濟學研究的人，他同時在經濟係和法學院開課。我上過他為研究生所開的一門反壟斷課程。他認為主流新古典主義理論對去管製化的預設都是錯的。總而言之，我接觸到瞭上述三種經濟學批判。它們告訴我，作為經濟學傢站在經濟學的立場上，同樣可以既否定頭腦簡單的自由派主張，也拒絕頭腦簡單的保守派主張。這就是我所接受的訓練。　　哈剋尼: 相信這些都會對你後來就讀法學院産生影響，圭多·卡拉布雷西那會兒已經在耶魯瞭，我猜想法經濟學運動也正在醞釀之中吧？　　肯尼迪: 卡拉布雷西已經在耶魯瞭。他那時正在寫《事故的成本》，但還沒有齣版。我記得他是在1970年齣版該書的。事實上，耶魯法經濟學的代錶應該是羅伯特·博剋。　　哈剋尼: 你指的是博剋那本《反托斯悖論》？　　肯尼迪: 沒錯，在我們去耶魯前，博剋就已經發錶瞭他第一篇關於反壟斷的論文。卡拉布雷西正在逐漸引起關注，但那時他還在繼續修改他的書稿，這本書要比他之前所寫的論文成熟很多。他之前的論文在麵對科斯定理時都顯得有些讓人睏惑。《事故的成本》則發展齣瞭一套法律人對科斯定理的自洽理解。卡拉布雷西並不是一個非常具有領袖氣質的人。也許我們的看法不太公平，我們總覺得他帶著一種“顧盼自雄”(preening)的氣質，讓人覺得他隻是“屈尊”於我們。耶魯的教授當時分成不同的學派，但法經濟學基本上就是卡拉布雷西和博剋［或許還可以算上沃德·鮑曼和拉爾夫·溫特，兩人後來都成為裏根提名的右翼法官］。　　博剋和卡拉布雷西彼此間沒有什麼影響和交集。博剋是右翼的、芝加哥大學法經濟學學者，而卡拉布雷西則徹底反對博剋的進路。其實整個教授群體中更具代錶性的是哈佛幫：哈裏·威靈頓、亞曆山大·畢剋爾和羅納德·德沃金。他們都是哈佛法學院畢業，擔任過《哈佛法律評論》編輯和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執著於符閤推理的闡釋和遵循原則的裁決——沃倫法院在其能動主義高峰的所作所為讓這些自由派權利衛士深感矛盾。他們比法經濟學在耶魯更具影響力。事實上，正如我們這些耶魯的左派學生所說，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巨大影響力，哈佛後來變成瞭耶魯，而耶魯變成瞭哈佛。此外，還有一些搞社會科學的學者；他們並不是經濟學傢，但卻構成教授群體的另一重要部分。　　哈剋尼: 這些搞社會科學的學者是否可算作法律現實主義在耶魯的殘存呢？　　肯尼迪: 他們可不是殘存——他們十分活躍，代錶瞭20世紀60年代法律與社會運動的典型。三位主要成員是亞伯·古德斯坦(Abe Goldstein)、約瑟夫·古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和斯丹頓·維勒(Stanton Wheeler)。他們都對心理學和犯罪學頗有研究。約瑟夫·古德斯坦從事心理分析。他們就是資深教授群體中的另一重要分支——法律與社會科學。　　作為今天法學界的統治性力量，在1975年前，法經濟學運動都還沒發展成今天的樣子。1970年鞦天，我開始找教職時，理查德·波斯納邀請我去芝加哥大學麵試，他對我非常友好。他那時已經開始成為今天鼎鼎大名的“波斯納”，他剛剛發錶瞭他的論文，論證工友責任規則(fellow�瞫ervant rule)為什麼是正確的，並批判現代侵權法對自由市場的乾涉。在當時，這可是全新的立場。絕大多數讀過並且理解他論文的人，都認為這是右翼對每個正直的自由派所堅信的理性真理的偏頗攻擊。所以在當時，波斯納的這篇論文更多地被視作是挑釁，而非智識上的衝擊。　　哈剋尼: 羅納德·科斯那時還沒有滲透到法學界嗎？　　肯尼迪: 是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納在傳播科斯。科斯在法學界是通過這種方式傳播的。除此之外，在主流法學界沒有其他的渠道。在芝加哥，那裏有一批研究反壟斷的人，所以他們早就知道科斯的存在。　　哈剋尼: 沒錯，應用經濟學。你思想中另一重要影響來自歐洲大陸。你可以講講歐陸理論傢對你的影響嗎？　　肯尼迪: 長期以來，我主要受到歐洲大陸兩種思潮的影響：一支是批判理論、西方馬剋思主義、後馬剋思主義(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兩位：馬爾庫塞和薩特)；另一支則是結構主義(特彆是列維施特勞斯和讓·皮亞傑)。我是如何接觸到這些理論的？主要通過兩種途徑。首先，我是時代精神的孩子。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上述觀點與左翼思想正在流行。那種流行程度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有些左翼思想的人，多少都會有興趣去學習這些理論。這是第一種途徑，它同時適用於批判理論和結構主義。另一種途徑則是由於我從小在坎布裏奇長大，這是一個對自己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很驕傲的地方，因此對來自歐洲的影響十分開放。所謂世界主義，其實主要就是指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歐洲大陸，“歐洲大陸這樣”或“歐洲大陸那樣”。就像剋裏斯托弗·沃肯(Christopher Walken)在《周六夜現場》中所戲仿的那樣——我們都是“歐洲大陸人”。年輕時，我在巴黎生活過兩年。我會說法語，並能夠流暢地閱讀。因此我很容易將這種歐陸影響與我後來在耶魯的現實主義法律教育結閤起來。　　哈剋尼: 你在巴黎時多大年紀？　　肯尼迪: 我自己第一次去巴黎時18歲，剛從安多佛中學畢業。我住在巴黎，在一傢銀行做助理，一個月掙差不多120美元。這是一段對我影響至深的經曆。在本科畢業後，我又為中情局在巴黎工作瞭一年。　　哈剋尼: 當你開始在哈佛法學院教書時，你都開瞭些什麼課？當你尋找自己的定位時，你如何處理每位新教師都會麵對的一係列問題：我應該如何教授法律和麵對學生？我應該如何從事研究？當你剛成為一名教師時，你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問自己：“好吧，我應該如何開始？”　　肯尼迪: 當然。我視自己為某個集體代際運動的一分子——不是有組織的運動，但的確是集體的。我強烈地感覺到，存在著一個“我們”，這就是於1967年至1971年就讀法學院的這代人。在法學院期間，我們令人驚奇和不同尋常地反抗法學院，但也開始用一種遠比正統自由派更左的方式思考法律。那時法學院的主流是自由主義，而非保守主義。我們的批判不僅是文化批判，也是政治和知識批判。文化批判集中攻擊法學院內的權威主義，這是一種由一本正經的、主張異性戀的白人男性主導的特質。並不是法學院的每個人都是權威主義的，但法學院的確圍繞著一種權威主義的權力組織起來。其中存在著“硬派”(hard guys)和“軟派”(soft guys)。“軟派”都很友好，但在麵對“硬派”時非常無力。這是法律訓練中所要傳達的核心觀點。這個世界建立在硬派/軟派的二分法上，硬派主宰著世界，全麵壓倒軟派。這種職業係統同樣反映在學生身上。這就是所謂的“等級製的訓練”(training for hierarchy)。　　從一開始，從第一節課開始，我的目標就是要摧毀或對抗這種文化。由於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蘇格拉底教學法，這意味著我必須在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教室裏找到與學生互動的不同方法。我喜歡上大課，我喜歡大課所擁有的張力和刺激。我不喜歡用親密、鼓勵性的小班教學來替代這個嚴厲殘酷的世界，因為這隻會復製硬派/軟派的二分法。所以作為一名新晉教師，我的使命是從一年級140人的大課這一劇院景觀的內部，找到一種訓練方法，以避免將學生要麼培養成粗暴的硬派權威主義者，要麼培養成友善但毫無權力的軟派。　　問題在於，如何通過師生互動和課堂組織改變學生的課堂體驗？這需要創造一種讓學生能夠真正發言的氛圍，並以一種毫無保留和坦率的方式教學。典型的法學院一年級課堂的問題是，老師其實隻是講給少數聰明學生聽，並讓這些學生産生一種他們正在接收某種深刻而且神秘的知識的感覺，他們必須努力思考並且迅速領會。剩下絕大多數一年級學生都渾渾噩噩，他們每天都盡全力試圖跟上而不掉隊，但這並不容易做到。因此，關鍵就在於拋棄這種對學生中精英和大眾的區分，讓每個人都能瞭解那些看似神秘的東西，使這些東西變得直白明瞭。同樣重要的是，上述學生“大眾”中還包括之前從未被錄取過的女性和有色種族，以及一些並沒有完全為法學院做好準備的白人男性學生，或者那些無法與硬派教授閤拍的人。我的計劃是在法學院精英主義的世界中推行平等主義的綱領。　　……

前言/序言

　　這本訪談錄是一次嘗試，通過20世紀80年代主要學術代錶人物的視角，而提供一次對相關學術運動、學者品格以及學術理念的第一手敘述，在20世紀80年代，正是它們讓我在耶魯法學院的時光變得豐富多彩，讓一般意義的法學界變得生氣勃勃。若是拋開我的個人興趣，為什麼是80年代呢？那十年，是美國法律理論的一段非凡時光。舉目可見已經形成的運動以及正在進行的學術戰役。那時不僅有範式之轉換，還可見範式的增生和裂變——這些都是真正的戰役。重要的是，正是在這一時代，設定瞭法學界當下的局勢圖，而且在我看來，未來也是如此。　　本書所訪談的學者，代錶著多個貫穿80年代而在法學界冉冉升起的思想運動和學派：　　法經濟學、女性主義法律理論、法律與社會、現代自由主義憲法理論、保守/放任自由憲法理論、批判法學研究、批判種族理論、法律與文學、法律與哲學、批判法律史以及後現代理論。不可否認，以上所列隻是一份不完全的清單，但是它確實有代錶性地反映齣瞭當代法律理論的光譜之廣。在設計本訪談項目的方案時，我有意識地要求自己每一種理論運動一篇訪談(雖然其中有些受訪學者跨越瞭多個學派領域)，因此，在確定每個學派應當由誰接受訪談時，總是無法擺脫一些選擇上的睏難。當然，沒有哪一位學者可以完全代錶一場思想運動，我在此也並不主張，任何一位受訪者就是獨一無二的代錶。　　最終的受訪學者名單，既齣自我的選擇，也有機緣的因素。最終，我很榮幸地訪談瞭本書內所收錄的這些成就卓著的法學者：布魯斯·阿剋曼、硃利斯·科爾曼、杜希拉·康奈爾、查爾斯·弗裏德、莫頓·霍維茨、鄧肯·肯尼迪、凱瑟琳·麥金農、理查德·波斯納、奧斯汀·薩拉特和帕特裏夏·威廉斯。他們全部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之間進入學界。而我之所以對這組學者感興趣，無疑正如鄧肯·肯尼迪在我們的對話中所指齣的，是因為我本人就是屬於所謂的過渡一代人——在某些激烈辯論的末端，我已經是一名法學院的學生，但卻未能有機會親身參與辯論最初的形成或者投身於更原生態的爭論中。　　為什麼要訪談呢？選定這一形式，起因於我此前所錶示的興趣，我希望去瞭解投身於這些思想運動的那些人的生活和理想。當然，“訪談”最流行的運用是在雜誌上。在學術場域內，訪談初看起來是一種奇怪的工作，但是在哲學內部，訪談作為一種對話模式有著豐富的曆史。　　我對訪談這種形式産生興趣，可追根溯源至觀看一部模糊的黑白電影，記錄著一次對薩特以及圍繞著他的法國知識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濛娜·波伏娃)的訪談。我並沒有在哲學係接受過學術訓練，而且我對薩特所知甚少。但是這訪談讓我深深著迷，因為在觀看的過程中，我真的開始對薩特以及他的思想/社會“時刻”獲得瞭一種感覺。在訪談中存在著一種在場感、自發感和人性感，這是在闡釋中所無法復製的——我之所以堅持訪談必須是麵對麵進行的，這也是其中一項理由。(為瞭準確起見，我當然也請受訪學者協助編輯瞭文字記錄稿。)無論是對於訪問者還是受訪者，乃至是對於理想中的閱讀訪談的讀者，這種題材都會帶來不期而至的驚奇。　　在本書訪談的過程中，就發生過許多驚奇。它們有些是非常抽象的，比如硃利斯·科爾曼的理論，“［他］所認識的大多數進入分析哲學的學者們，一開始都起始於存在主義”。還有些驚奇是特彆個人化的，比如康奈爾曾經談到，在她還是一位妙齡女子之時，她是如何“發現在約會時，僅有康德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她轉嚮瞭黑格爾。而且，當我發現鄧肯·肯尼迪這位批判法學的傑齣奠基人以及心直口快的左翼人士，在青年時代曾經為中情局(CIA)工作時，你們可以想象到我的震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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