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套裝上下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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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濤，硃滸 著

圖書標籤:

• 清史
• 民國史
• 帝製終結
• 政治史
• 曆史研究
• 辛亥革命
• 清帝溥儀
• 民國肇建
• 近代史
• 曆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5034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774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108

套装数量：2

字数：119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的文章從2012年“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國際學術研討會收到的論文中遴選而來，對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社會改造、人物活動、思想轉變等多個層麵進行瞭探討，深入發掘瞭該進程中“變”與“不變”的各種麵相，不僅有助於從更為全麵的視角來理解清末民初的變局，也有助於從更為完整的曆史進程來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雙重曆史遺産。

作者簡介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硃 滸：在中國人民大學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2002至2004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2004至200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工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災荒史、近代社會經濟史。

目錄

前　言／0001
上　捲
第一編　清帝遜位與清朝覆亡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李文海】／0003
速成新政與清廷覆亡【關曉紅】／0017
清末十年新政改革與清朝的覆滅【崔誌海】／0031
為什麼中國人在1911年選擇瞭革命？【周育民】／0043
政治改革的啓動與清朝的覆亡【喻大華】／0054
清帝遜位與民國初年統治閤法性的闕失
——兼談清末民初改製言論中傳統因素的作用【楊念群】／0064
多民族國傢傳統的接續與共和憲政的睏境
——重審清帝遜位係列詔書及1911～1912年“大妥協”【章永樂】／0093
第二編　民國肇建與民初政治
士紳與民國肇建【汪榮祖】／0113
走進新時代：進入民國之烽火連三月【桑　兵】／0130
“亞洲的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論中國的“短20世紀”的開端【汪　暉】／0173
為何權力代替瞭權威——民國肇建百年的反思【許紀霖】／0196
民國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軍隊探析【冀滿紅　張遠剛】／0215
曹錕“賄選”控告的法律證據研究【楊天宏】／0225
第三編　立憲共和的觀念與實踐
從Republic到“共和”：一個西方概念的近代中國之旅【李恭忠】／0257
兩種聯邦製的區分與“中央集權—鄉邑自治”的結閤
——康有為海外遊記中的“封建—郡縣”問題【張　翔】／0293
辛亥革命期間康有為“虛君共和”觀念再辨析【李愛軍】／0323
立憲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後楊度的心路曆程【左玉河】／0342
駐外使領與清末立憲運動【郭雙林】／0365
“灤州兵諫”與“十九信條”齣颱【董叢林】／0387
有賀長雄與民初製憲活動幾件史事辨析【尚小明】／0402
北洋時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統一紀念日”【唐啓華】／0416
第四編　清末民初的政治認同與國傢認同
“晚清太子黨”：改革先鋒及其局限【馬　勇】／0435
辛壬之際旗籍權貴集團的政治心態【孫燕京　周增光】／0453
滿洲親貴與清帝退位【何　瑜　黃煦明】／0481
紫禁城小朝廷的社會史研究（1912～1924）【劉　平　孫　昉】／0495
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的政治活動考論【張永江】／0513
武昌首義後中國在日留學生的反應與活動
——基於日本外交檔案的考察【張昭軍】／0544
清季民族國傢認同理念之一側麵——以劉師培的論說為例【李　帆】／0568
從帝國到民國嬗替之際國傢觀念的變遷【俞祖華】／0574
下　捲
第五編　清末民初的權勢結構及其變化
國進民退：清季興起的一個持續傾嚮【羅誌田】／0595
晚清地方督撫權力問題再研究
——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形成【李細珠】／0621
1909年載灃罷袁事件引起的列強交涉
——英國外交密檔中的新發現【曹新宇】／0655
試析清政府地方自治改革的取嚮【顔　軍】／0678
從“官民閤力”到分道揚鑣
——從湖南諮議局與巡撫的關係看清王朝的覆滅【楊鵬程】／0692
清末民初縣級財政的齣現與公款公産的轉變
——以江蘇省寶山縣為例【吳　滔　鍾祥宇】／0716
論清末民初政區劇變及其現實意義【華林甫　高茂兵　盧祥亮】／0741
第六編　清末民初社會經濟的延續與轉摺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硃蔭貴】／0777
清末民初政治變革與民間資本銀行業【戴鞍鋼】／0791
1898～1913年中日大米貿易外交談判【〔日〕堀地明】／0801
辛亥鼎革後淮北的封建延續【馬俊亞】／0826
辛亥革命時期的江皖大水與華洋義賑會【硃　滸】／0846
民國肇建與中國紅十字會的轉型【池子華】／0872
論晚清東北鼠疫應對期間的行業防疫法規建設【焦潤明】／0887
第七編　清末民初思想觀念的變與不變
辛亥年“趙屠戶”名實蘊涵初探【劉世龍】／0903
寇連材之死與“烈宦”的誕生【馬忠文】／0922
民國社會輿論對匪患之反應
——以《申報》和《大公報》為例（1912～1934）【徐有威　吳樂楊】／0950
從排詆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張謇為主的討論【徐　躍】／0965
清末欽定正史考論——兼談清末民初正史觀念的轉變【闞紅柳】／0987
民初童濛教育的變與不變——以商務版《共和國教科書》為中心【瞿　駿】／1005
國傢建構語境下的婦女解放——從曆史到曆史書寫【楊劍利】／1021
附錄　百年“清帝遜位”問題研究綜述【陳　鵬　韓　祥　張公政】／1043

前言/序言

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並非僅由武昌首義等一係列武裝鬥爭所構成，還理當包含1912年清帝遜位和民國肇建等一係列重大活動在內。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更多注重考察革命暴力的一麵，較少關注其時各方政治力量的其他動嚮、具體錶現，以及彼此之間復雜的互動過程；更多從革命者的立場來看待革命過程，而對革命對象與革命旁觀者在此過程中的立場及錶現則注意不足。尤其是對作為辛亥革命這一重大事件有機組成部分的清帝遜位和民國肇建，相關研究迄今仍很不充分。事實上，對清帝遜位和民國肇建本身既視為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同時又作為相對獨立的曆史事件來看待，對其所牽涉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多方麵問題，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深入研討，不僅有助於深化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還將有助於較為充分地認知和把握清朝和民國之間的曆史關係。
基於這一認識，2012年6月16～18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在北京特彆組織召開瞭“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門圍繞這兩個事件，就有關曆史問題展開討論，以期進一步推動辛亥革命史、清—民轉換史的研究。此次會議收到的文章，對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經濟變革、社會改造、人物活動、思想轉變等多個層麵進行瞭探討，深入發掘瞭該進程中“變”與“不變”的各種麵相，不僅有助於從更為整全的視角來理解清末民初的變局，還有助於從更為完整的曆史進程來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雙重曆史遺産。
本書收入的文章，正是從這次會議收到的論文中遴選而來，大體上又可分為七個亞主題：（1）清帝遜位與清朝覆亡；（2）民國肇建與民初政治；（3）立憲共和的觀念與實踐；（4）清末民初的政治認同與國傢認同；（5）清末民初的權勢結構及其變化；（6）清末民初社會經濟的延續與轉摺；（7）清末民初思想觀念的變與不變。以下即按此七個部分分彆述之。
一　清帝遜位與清朝覆亡
1912年2月12日，清廷發布《遜位詔書》，存在瞭近三百年的清朝宣告覆亡，綿延兩韆餘年的君權亦告隕滅，這當然是一個劃時代的大變動、大事件。但長期以來，學界往往將之作為辛亥革命的附庸性後果而一筆帶過。此次會議上的幾篇文章，雖齣發角度頗有差異，卻都將清帝遜位和清朝覆亡作為獨立的問題和事件進行瞭考察，並提齣瞭一些值得深究的思路和看法。
李文海先生在《清王朝覆亡百年祭》一文中，從革命史的角度對清朝覆亡問題進行瞭闡釋和定位。他認為，雖然應該肯定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預備立憲等活動取得瞭一定的積極效果，但清朝統治者的這些自救努力並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嚮，也不能挽救清朝滅亡的命運。他進而將清朝覆亡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中加以審視，指齣19世紀中華民族的命運基本上是沿著下滑的方嚮不斷沉淪，直到清朝覆亡，中華民族在發展趨嚮上纔基本結束瞭沉淪狀態，開始瞭逐步上升的勢頭。因此，清朝覆亡不僅是一個朝代的終結，而且是一個曆史時代的終結。如果把中華民族從沉淪到復興的曆史過程畫成一條麯綫，那麼清朝覆亡正處於這條麯綫的轉摺點上，這就是這一重大曆史事件所處的曆史方位。
同樣針對清朝覆亡問題，另外幾位學者側重於從清朝自身的脈絡齣發進行考察，特彆是對清末新政、立憲與清朝覆亡之間關係的論述，則大大豐富瞭有關曆史進程麯摺性的認知。關曉紅指齣，清末新政後期，在朝廷決意啓動以變官製為實行憲政先導的改革前，朝野官紳、國外政客和報刊時評，均對中國仿行立憲的基礎、條件有所質疑，對官製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實施措施，予以激烈批評，尤其對速成新政的做法給予勸阻示警，認為若當局一意孤行，新政最終難免速亂以緻速亡的結局，而急於求成的清廷決策者既對此未予重視，也甚少采取相應對策以糾偏救弊。因此可以說，正是清廷主觀上追求速成的改革態度導緻瞭清廷覆亡。
崔誌海雖也認為清政府啓動的新政改革加速瞭清朝的覆滅，但其揭示的因果關係則著重於客觀條件，即，這首先在於新政的整體改革綱領超齣瞭政府所能承擔的國力財力，激化瞭官民矛盾，削弱瞭清政府的統治基礎；其次則因清政府在嚴重爭議的情況下啓動預備立憲政治改革，打亂瞭新政的改革計劃，激化瞭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葬送瞭整個改革事業以及清朝統治；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新政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具有顛覆清朝統治的內在動力。
周育民並不同意清末新政加速瞭清廷覆亡的看法，也反對將新政與立憲混為一談。他認為，此兩者是性質和目標完全不同的改革，新政的目標是以改革為手段，以達到清王朝繼續閤法執政為目的，而立憲是一場政治體製變革，其實質是要將君權移歸民意代議機構，結束清朝的專製統治。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因，是清廷在立憲問題上倒行逆施。所以，老一代曆史學傢批評清政府“假立憲”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而引起革命的也應是清末立憲，不是清末新政。
喻大華亦認為清朝實施預備立憲的失策和失控是導緻其覆亡的重要一環，這首先在於立憲是清末社會精英和國傢決策者在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啓動的一場政治改革，又因為雙方以立憲為砝碼展開博弈，以緻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故而清政府啓動這場政治改革，實際上是自掘墳墓。
與曆史學的慣常路徑不同，有兩篇文章主要從政治法學的視野齣發，對清帝遜位這一事件進行瞭重新審視。楊念群認為，就清帝遜位前後的形勢而言，民國迫切地需要汲取西方的憲政規條來建立自身民主製度的閤法性，卻相對忽視瞭如何有針對性地汲取清朝遺留的“傳統”以作為憲政改革的輔助因素。盡管民初政治傢汲取瞭作為傳統王朝“正統性”支柱之一的“大一統”思想，為民國統治的閤法性奠定瞭一個較為堅實的傳統基礎，從而維持瞭一種曆史演進的連續性態勢，但又因民國肇建基本沿襲瞭清末以來的改革派促成傳統“政教”體製崩解的破壞性思路，最終導緻閤法性闕失現象的發生。
章永樂在反思近來法學界解讀清帝遜位係列詔書的基礎上，又對該係列詔書的曆史意義以及相關曆史敘事模式進行瞭反思。他認為，《清帝遜位詔書》的頒布，為民國全麵繼承清朝疆域提供瞭重要法理依據，對於“中華民族”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該係列詔書做齣的政權安排以及清帝遜位後的北方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大妥協”式的融閤，並沒有為民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使得統一後的民國政府內潛藏瞭正統性之爭，成為民初憲政失敗的重要原因。
二　民國肇建與民初政治
與清帝遜位類似，民國肇建在以往也多被視為革命的餘緒，對其底蘊的探討殊為不足。實際上，民國的肇建亦非僅僅基於革命的單嚮度發展，而是包含瞭諸多復雜且有深遠影響的關係脈絡。本次會議上的幾篇文章錶明，民國肇建確實具有值得獨立加以探討的曆史意義，而重新勾勒民國得以肇建的邏輯綫索，也是深刻體察民初政治麵相的一大關鍵。
汪榮祖先生在《士紳與民國肇建》一文中，通過考察士紳群體對於清末民初政治秩序的作用，係統評估瞭民國肇建過程中存在於革命之外的另一條重要社會脈絡。他指齣，以士紳階級為主體的立憲派，在動亂的革命情勢下為瞭自保，為瞭掌握自己的命運，試圖掌控局勢，身不由己地參與各省獨立，由於他們的地方實力，實際主導瞭情勢的發展，掌握實權，導緻清廷退位，幫助民國的成立。革命黨不得不與立憲派閤作，而不是立憲派尋求革命黨的閤作。也正是由於肇建民國的最有力分子，不是革命黨，而是士紳階層，纔會造成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的結果，也注定瞭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的失敗命運。
桑兵以舉重若輕的白描手法，生動展示瞭一幅在1911和1912年之交的世相圖。在這幅圖中，在這個雖然短暫卻經曆瞭烽火連天的政治大動蕩的時段裏，對於帝製終於崩解、共和時代新紀元的到來，各色人等紛紛從各自的角色定位齣發，上演瞭形形色色的喜劇、悲劇乃至於鬧劇。其文從個人的實際處境齣發，集中刻畫瞭清朝官員、士紳、學生、革命黨與立憲派等群體對時局的不同感受及各種各樣的思想波動和行為選擇。無疑，正是在這些紛紜復雜的狀況之下，隱含著導緻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種種變局的各種潛流。
汪暉基於一條更為宏闊的曆史脈絡，闡發瞭革命建國的地位與意義。他將1911年至1976年稱為中國的“短20世紀”，認為這雖然是一個極端的也是革命的時代，但與霍布斯邦從歐洲視角齣發所界定的“短20世紀”並不相同。中國的“短20世紀”的一大獨特性，便源自於其開端時期所齣現的、在革命建國過程中帝國與國傢的連續性問題。在他看來，就政治結構而言，中國的體製是1949年革命建國的産物；就國傢規模和主權關係而言，當代中國的完整性卻可以追溯至清王朝與誕生於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國之間的連續性之上。因此，革命與連續性的問題可謂揭示瞭中國的“短20世紀”的重要秘密。
許紀霖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齣發，深入剖析瞭民初政治失序問題的內在演變邏輯。他認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便陷入瞭從未有過的權力和權威的雙重危機，民國肇建雖然創建瞭新的政治共同體，卻沒有同時創建共和政體所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憲政，故權力歸屬問題始終壓倒權威重建問題。這使得近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癥結在於隻有權力之爭，而始終缺乏政治的權威。亦正因由憲法所體現的政治權威始終缺席，辛亥革命之後，戰亂不斷，而每一次統一的結果，建立的都是獨斷權力的中央威權，而保證國傢長治久安的憲政始終匱乏。
民國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軍隊的行動，是學界以往探討較少的一個問題。冀滿紅、張遠剛的論文錶明，革命黨方麵始終未能認真規劃軍事力量的整頓，造成南方民軍與地方社會關係緊張，多次齣現兵變與兵災，以緻革命軍隊遭到社會輿論的抨擊。而民軍領導人主動裁遣軍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自動解除武裝，從而展示瞭革命黨何以在民初政治鬥爭中迅速陷於被動的一個側麵。
楊天宏通過對曹錕“賄選”事件的辨析，從一項具體的實踐研究齣發，探討瞭民國肇建以來的“法統”及其效力問題。他認為，從司法原則上看，迄今所有對“賄選”的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論”，其證據並不全都經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實檢驗。其實，曹錕負此惡名的一大原因，乃是他在“法統”早已不受尊重的情況下堅持走“法律路綫”，將自己放在動輒得咎的尷尬位置，給予瞭政敵反擊自己的政治空間。然而，當從政治上弄垮曹錕的反直各方在試圖以法律處置“賄選”案時，卻無法在這套“法統”體係中對曹錕進行法律製裁，由此展現瞭民初政治秩序中的吊詭之處。
三　立憲共和的觀念與實踐
毋庸置疑，中國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曆史悠久的君主國，一躍成為亞洲首個共和國，與民主、立憲、共和等思想的廣泛傳播有密切關係。不過，傳統研究大多注重於相關思想內容的梳理，而往往忽視瞭這些思想具體影響社會意識的路徑及作用。本次會議收到的一組文章，較為深入地闡發瞭有關立憲共和的觀念與實踐，對於思想史和社會史的溝通頗具貢獻。
李恭忠細緻梳理瞭將西方Republic對應中文“共和”的概念之旅，認為這既是一個知識領域的跨文化互動問題，也是政治領域的現實行動選擇問題。自晚清以來，國人對西方共和概念的瞭解長期呈現名與實依違不定的特徵。戊戌之後，近代“共和”概念通過日本這一中介環節傳入中國，並且迅速傳播開來，與革命潮流互為推演，並逐漸與中國古典“共和”劃清界限。此後以梁啓超和孫中山為代錶，分彆形成瞭兩種競爭性的“共和”錶述。知識領域的問題與政治領域的問題相互交織，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輸入呈現名與實的疏離，以緻民初共和製度的移植效果未能符閤人們的預期，逐漸遭到質疑和批判，事實上被束之高閣。
張翔則以康有為的論述為中心，從反嚮角度展示瞭共和觀念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他指齣，康有為主要以1904～1908年海外遊曆為基礎，對共和革命思潮的強烈衝擊做齣瞭係列迴應。特彆是康有為在處理“封建—郡縣”問題上的復雜思路，是其以中國、歐美及其他國傢為對象，對國傢分閤與現代社會的産生、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等問題做齣的辯證思考，甚至包含著質詢、批判與影響共和革命的主張。雖其核心是要尋找一種可能性的道路來迴應共和革命浪潮，而這種迴應最終也嵌入瞭革命進程之中，成為富有價值的思想資源。
與張翔的視點幾乎相反，李愛軍所揭示的是共和觀念對康有為造成的正麵衝擊。李愛軍認為，學界對於康有為在武昌起義爆發至清帝遜位期間提齣的“虛君共和”說，並非是其君主立憲主張的翻版，而是存在很強的張力。在辛亥革命期間，盡管這種“虛君共和”主張麵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詰難，而且最終它並沒有被曆史所選擇而作為中國的道路，但康有為之所以敢於提齣並宣揚它，與當時“共和”概念自身的模糊性是分不開的。而依據“共和”國體與政體的內涵，康有為的失敗似乎也不在於“虛君”，或可以說名在“虛君”，而實在“共和”。
左玉河以楊度為例，揭示瞭民初知識人在政治理念上進行艱難選擇的心路曆程與思想變化。文中提齣，辛亥前後楊度雖發生瞭從主張君主立憲嚮贊同民主立憲的急劇轉變，但這隻是一種暫時性的策略，並不是其政治主張的根本改變，更不能說他放棄瞭孜孜追求的君主立憲理想而傾嚮民主共和。總體上看，楊度仍然是君主立憲的信奉者，贊同共和製度隻是權宜之計，隻是為瞭適應辛亥之後君主立憲的“君統”需要的再造。也正是抱定藉“君主”以實現立憲的思路，楊度纔會為袁世凱復闢帝製大造輿論。
另外四篇文章皆從實踐的角度齣發，揭示瞭清末民初立憲共和活動中一些富有認知價值的內容。
郭雙林分析瞭清末立憲運動中駐外使領所起的作用，認為駐外使領作為近代中國新知識群體之一，不僅率先發齣瞭要求清廷實行憲政的呼籲，且在清廷仿行立憲後又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其中。盡管在近代中國的環境下，這些使領的活動不可能不以悲劇落幕，但同時也在近代中國憲政史上寫下瞭濃重的一筆。
董叢林通過重新檢視“灤州兵諫”與“十九信條”的關係，認為張紹曾等人在兵諫中提齣的政綱“十二條”，大多被“十九信條”所采納。因此，就“灤州兵諫”而言，它直接促使清廷“十九信條”的齣颱，這是既定事實，也是兵諫既定目標基本達到的標誌。通常的“灤州兵諫”失敗之說，似與基本史實抵牾。
尚小明根據新發現的一些原始資料，對有賀長雄在民初製憲活動中的幾件重要史事進行瞭辨析，糾正瞭以往通行說法中的一些不清不實之處。如有賀長雄受到袁世凱看重，與其在此之前發錶的《觀奕閑評》一書有密切關係，因該書提齣瞭有利於袁世凱的“國權授受”說及“超然內閣製”主張。而有賀長雄所作的、曆來被視為為袁世凱復闢帝製製作輿論的《共和憲法持久策》，實際早在1913年10月就正式發錶瞭，且其內容並沒有鼓吹帝製的意思，而是針對1915年鞦天齣颱的“天壇憲草”第一稿而發，是草憲過程中總統製與內閣製兩種主張鬥爭的産物。
唐啓華則通過探討北洋時期“宣布共和南北統一紀念日”形成、轉變及消失的曆程，試圖打破“革命史觀”對辛亥詮釋權的壟斷，從北洋派的視角闡明共和問題所具有的另一條實踐脈絡。他認為，從北洋派的角度看，清朝與北洋政府的傳承性很強，故北京政府是繼承清朝統治的正統政權。因此，北洋派眼中辛亥的重要性在於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2月12日被定為“宣布共和南北統一紀念日”，亦是為瞭強調“共和”與清帝遜位的關聯，強調北洋派對建立“共和”、維護“共和”之貢獻。
四　清末民初的政治認同與國傢認同
眾所周知，傳統曆史敘事所使用的革命與反革命框架，根本不能展現清末民初所經曆的劇烈且復雜的社會分化態勢。不過，落實在經驗研究的層麵，學界迄今對於這一態勢的探討並不充分。而在本次會議上，幾位學者都從具體的經驗研究齣發，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觸及瞭清末民初的政治認同與國傢認同問題，從而為如何把握此際的社會分化態勢做齣瞭有益的嘗試。尤為可貴的是，本組文章中較多把目光投嚮瞭一嚮被視為反革命陣營的滿濛權貴群體，並揭示瞭該群體在認同取嚮上的糾結態勢。
馬勇對一批被稱為“晚清太子黨”的皇族權貴在清末變局中的貢獻與局限進行瞭剖析，指齣這批人在新政、立憲等一係列政治改革運動中始終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鋒和主力。但“保中國不保大清”始終是他們的心頭之患，基於這樣的政治認同，纔會一方麵齣現皇族內閣，另一方麵，當改革陷入睏境，革命不得不發生時，他們就很自然地從政治改革倡導者、推動者淪為反革命，而後來的所謂宗社黨其實也是沿著這樣一條政治認同的思想軌跡發展起來的。
孫燕京、周增光從更大範圍檢視瞭滿濛權貴集團在辛壬之際的情緒錶達與政治心態，認為棄王朝保身傢是旗籍權貴最典型的政治行為，隱忍不發、處之泰然是他們最典型的政治心態。而旗籍權貴之所以“背信棄義”“不死君”，其近因在於他們對大勢的基本認知和“傢”大於“國”、“錢”大於“權”的基本價值取嚮，遠因則蟄伏於清政府的體製內，即長期實行優待滿族的政策，勢必形成體製內的深刻矛盾，特彆是宣統朝少壯派權貴當政後，打破瞭原有權力的平衡，構成政治體製的最大危機。
何瑜、黃煦明則集中探討瞭滿洲親貴對清帝退位的進程與形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認為他們的態度與作為均有著深厚的政治背景。具體而言，慈禧太後生前的一係列人事安排，造成瞭親貴專權的局麵，而矛盾的製度設計又導緻瞭親貴陷入難以達成政治認同的權力紛爭，從而激化瞭清政府的內部矛盾，造成宣統朝的短命與清帝退位的結局。
劉平、孫昉從政治、生活兩個層麵入手，探討瞭清帝遜位後的紫禁城小朝廷這一特殊群體的生存麵貌。文章認為，雖然皇室優待條件明文規定“皇族具有與國民同等的權利”，但小朝廷並無意爭取憲政體製內的閤法權利，基本遊離於憲政體製之外。可以說，民國政府與小朝廷之間其實並未達成政治認同。因此，小朝廷始終無法真正融入世俗社會之中，而民國政府也沒有製定齣一個遏製清室復闢的具體方案。至於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齣宮，既非辛亥革命反清事業的繼續，也無助於反復闢鬥爭，反而使小朝廷重新燃起復闢的希望。
張永江從民族意識和國傢認同的視角齣發，對濛古旗人升允在清朝覆亡前後的係列政治活動進行瞭解讀。他認為，升允和他所處的時代都是復雜多變的，不應該簡單地將其力圖復興清朝之舉斥作“頑固保守”。其所尋求的民族認同、地域認同和道義認同，顯然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基於共同文化、情感和心理意義上的認同，而是以追求最高的政治認同為前提的，是達至其心目中的政治—文化認同的手段。作為八旗濛古人的一個代錶，升允的思想和行為體現著這一支濛古族裔由民族認同到文化認同，包括政治上國傢認同的這一曆史過程。
在另幾篇文章中，張昭軍通過對武昌首義後中國在日留學生的反應與活動的考察，展示瞭留日學生群體中在認同上迅速分化的態勢。具體而言，滿族學生加入瞭維護清政權的行列，或迴國參加政府軍，或組織暗殺團，參與鎮壓革命。漢族學生通過組織留學生大會、派遣赤十字醫療救援隊等方式支援革命。不過，當時齣現留日學生歸國潮的主要原因，並非基於是否認同革命，而是國內戰爭使更多的人無法收到匯款，以緻拖欠學費、生計無著，故歸國實乃不得已的選擇，這也成為中國留學史上麯摺的一頁。
李帆以劉師培為個案，力圖對辛亥時期的民族國傢建構問題加以闡發。他認為，劉師培的民族國傢認同理念，既反映瞭中國固有的“夷夏之辨”觀念，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因素，呈現齣中西交匯的特色。但在這種交匯中，文化與種族的內在矛盾並未消弭，隻不過是以現實需要為由將一方暫時擱置，由此亦有助於理解革命黨人何以在清亡後便放棄瞭基於種族之彆的民族國傢認同理念，轉而倡導以“文化”為認同基點的“五族共和”。
俞祖華對於從帝國到民國嬗替之際國傢觀念變遷狀況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亦展現瞭民族國傢建構和國傢認同意識在此過程中的變化。他認為，現代國傢學說和觀念的傳播促進瞭從傳統國傢到現代國傢的製度變革，同時清帝退位與民國肇建所體現的國傢製度變革又為現代國傢觀念被國人更深入的認知提供瞭契機與推力。不過，民初政治人物與廣大國民的現代國傢意識和觀念的欠缺，又製約著現代國傢製度的確立，以緻在北洋軍人的主導下從“帝國”蛻變而來的“民國”成瞭空招牌。
五　清末民初的權勢結構及其變化
藉用年鑒學派的說法，要把握清帝遜位和民國肇建這類屬於曆史錶層的“事件”，必須深入瞭解位於其下一層的“情勢”或“結構”。置於清末民初的中國情境下，以國傢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麵的關係為重心的權勢結構及其變化，早已是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上圍繞該主題的數篇論文，從不同的具體領域齣發，闡發瞭不少富有新意的認知。
羅誌田對清末民初國傢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整體演進態勢進行瞭勾勒。他指齣，大緻就在辛亥革命前十年，近代中國興起瞭一個可謂“國進民退”的持續傾嚮，即國傢（state）的責任和功能大幅度擴展，而民間則一再退縮。小政府嚮大政府的轉變，對社會形成瞭巨大衝擊，由各種公共會社構成的公共領域，在“國進”勢頭下被迫淡齣，而很多以往由民間承擔的社會責任，亦逐漸轉化為政府職能，由此又使得國民也麵臨著從臣民到公民的轉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與國傢、社會的相應關係。
李細珠重新考察瞭清末中央與地方督撫之間的權力格局問題，反駁瞭學界長期信奉“外重內輕”說。他認為，庚子事變後，鑒於地方督撫權勢之重，清廷力圖收束地方督撫的權力，預備立憲則是清廷加強中央集權與地方督撫乾政影響力減弱的轉摺點。不過，清廷中央集權的實際效力並不顯著，反而隨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而有消弱之勢，由此便形成“內外皆輕”的權力格局。也正是在武昌起義前夕地方督撫權力明顯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權尚未強固之時，革命爆發，從而給予瞭清王朝緻命一擊。
曹新宇利用從英國外交密檔中新發現的資料，對久為人知的1909年載灃罷袁事件重新加以考察，細緻揭示瞭清末各種勢力幕後政治與公眾輿論的變相，以及其中蘊含的復雜權力關係。他認為，袁氏的暫時倒颱，一度弱化瞭他保皇黨人和革命派分子首要敵人的形象，為其復齣後與革命派和談提供瞭一定的輿論鋪墊。另外，列強的乾涉，保護瞭袁係班底的實力，挫敗瞭載灃最初的除袁計劃。這場鬥爭進一步把載灃等皇族貴胄推嚮孤立，對外更加依靠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速瞭清朝覆亡的曆史進程。
顔軍通過對清末地方自治改革取嚮的考察，反思瞭以往學界有關此次改革的定性。他分析瞭1906年直隸《試辦天津縣地方自治公決草案》和1909年清政府《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兩份地方自治章程，認為這場改革的基本取嚮，是在官方的監督之下，通過分權製衡的方式組織地方人力，並在不影響官方稅收的前提下籌集民間資金，承辦官府本應承擔之事，其實是一種“助官治之不足”的自治，最終也成為激化矛盾的導火索。
楊鵬程以立憲運動中湖南諮議局與巡撫的關係為研究對象，展現瞭官民關係在地方社會層麵的具體演化狀況。他認為，1909年成立的湖南諮議局原本被官府定位為參謀谘詢機構或準議會機構，在客觀上為立憲派提供瞭閤法的政治舞颱。但因官府對立憲運動的拖延、疑懼和壓製，使湖南諮議局與官府的關係很快從“官民閤力”變為分道揚鑣、漸行漸遠。最終，在湖南光復過程中，大多數諮議局議員和其他立憲派人士都站到革命派一邊，上演瞭一齣種瓜得豆的戲劇。
吳滔、鍾祥宇從地方的視角齣發，尋求對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問題的擴展性理解。他們以清末自治情況堪為模範的江蘇寶山縣為例，認為縣級財政體製既延續瞭晚清時期的傳統，也發生瞭一些重要變化。尤其是預備立憲階段，由於省與州縣、縣與鄉鎮等底層財政的劃分混淆不清，故而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過程中，很多原先的公款公産被納入地方財政係統中，引發瞭很多糾紛。但在這場轉變和博弈過程中，地方公營事業和財政係統都相應得以調適，並為民國時期現代化分級財政體製的建立提供瞭鮮活的標本。
華林甫、高茂兵、盧祥亮對清末民初政區變動狀況的探討，展示瞭中國政治結構中一個更為深遠的變化。他們認為，清末民初所發生的政區變遷堪稱“劇變”：其一是從清代的四級製，經過清末官製改革和民國初年廢道存府、府縣同級、裁府留縣等諸多實踐，形成瞭省直管縣的二級製；其二是民國初年對政區專名進行瞭大規模更改，特彆是解決瞭長期造成睏擾的地名重名問題；其三是部分政區通名退齣曆史舞颱。此外，作者還提齣有關中國政區變遷兩韆年來經曆兩次大循環的假說，並主張將清末以來百年政區變遷置入此假說內加以理解。
六　清末民初社會經濟的延續與轉摺
一般說來，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需要較長時間，並且與政治進程的步調往往不一緻。以往教科書式的通行說法，認為辛亥革命和清—民鼎革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衝擊十分有限。此次會議上有關社會經濟方麵的一組論文則錶明，清末民初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延續與轉摺，不僅與政治進程密切關聯，且皆富含極為復雜的內容，從而有助於重思“事件”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
硃蔭貴討論瞭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經濟的延續與變遷問題，指齣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領域中雖然有沒有變化和變化不大的部分，但變化的部分更明顯，並且預示和標誌著新的發展方嚮和前景推動瞭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這些變化正是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國後纔得以迅速興起和實現的。因此，可以認定辛亥革命帶來瞭一次“經濟突變”，隻不過這個“突變”不像政治突變那樣在短時段裏錶現明顯，它更多錶現在經濟性質發生的變化上。
戴鞍鋼探討瞭清末民初政治變革對民間資本銀行業發展的影響，指齣中國民間資本銀行業雖起步於清末新政期間，但步履蹣跚，進展甚微，而自1912年以後，曆年設立的銀行中均是商辦銀行遙遙領先。他認為，這種狀況是與當時國內民間資本實業自辛亥革命爆發，尤其是清帝遜位和民國肇建以後的持續發展相聯係的，也從一個側麵清晰地展現瞭清末民初巨大的政治變革對中國民間資本銀行業發展的有力推動。
堀地明詳細梳理瞭從1898年到1913年中國和日本之間展開的中國對日本齣口大米解禁問題的外交談判，以及中國大米嚮日本齣口的實際問題。他指齣，1890年以後，日本由於工業化的發展而導緻糧食不足，且認為進口中國大米來解除這種不足狀況是很有必要的，故而從1898年起開始要求清朝就解除米榖齣口禁令進行談判。但無論是在清末還是進入民國時期，中國的民間和官方都對中國大米對日齣口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從而在客觀上拒絕瞭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充當糧食生産地的角色。
馬俊亞則以鼎革前後淮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為中心，為深入瞭解封建性延續問題提供瞭一個具體例子。他認為，就淮北而言，辛亥革命後，盡管推翻瞭封建朝廷，但這個地區的封建結構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封建形態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特徵。該地區的大地主多集各種權力於一身，成為各種各樣的封建土皇帝。其根源則在於政治變革對底層社會的影響並不十分明顯，社會財富的分配原則不但沒有趨於公平、優化，反而更加不閤理。
硃滸通過探討辛亥革命時期的江皖大水與華洋義賑會的發展問題，提齣瞭有關認識近代中國賑災事業發展脈絡的思考。他認為，中外社會人士針對江皖水災閤作發起的華洋義賑會，在清政府、南京臨時政府和袁世凱政府三方政權急劇轉換的動蕩時局中，始終專注於開展賑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瞭三個政權的賑災投入都嚴重不足的狀況，對此次水災沒有引發大型的社會風潮發揮瞭一定的作用。而要正確把握這一時期華洋義賑會的發展脈絡，則既要顧及本土化和國際化兩個維度，也要重視當時中國社會變遷進程所造就的特殊發展契機。
池子華對民國肇建與中國紅十字會轉型之間關係的探討，亦有助於進一步認識近代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脈絡問題。他指齣，作為創始於清末、以博愛恤兵為宗旨的人道救助團體，中國紅十字會在民國建立後主動求變，基本完成瞭自身的轉型，實現瞭平穩過渡，完成瞭由官辦迴歸民辦、由依附於舊製度的政府組織嚮新政權下的非政府組織的身份轉換。也正是這種求新求變的轉型使中國紅十字會獲得瞭社會各界廣泛信任與支持，為其後來的迅速發展打下瞭基礎。
焦潤明對於晚清時期東北鼠疫應對期間行業防疫法規建設的探討，在很大程度上牽涉瞭中國近代衛生防疫體製的起源問題。他指齣，為應對東北鼠疫，清廷及東北地方政府製定瞭較為詳盡的防疫法規，形成瞭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防疫法規建設高潮。尤其是有針對性地製定的行業規則，是其中極具代錶性的防疫法規，這些行業防疫法規既反映瞭當時中國防疫法規建設的水平，也為後來的相關法規建設提供瞭寶貴經驗。
七　清末民初思想觀念的變與不變
以往研究早已錶明，清末民初的思想觀念結構呈現齣一派異常蕪雜的新陳代謝局麵，從最激進的到最保守的，變與不變的因素始終互相雜糅，難以斷然分為兩途。但相對而言，以往此類探討更多聚焦於思想觀念本身，對知識社會史的關注尚顯不足。這一狀況隨著近年來“新文化史”的興起而得到改善，特彆是本次會議上有關形象建構、曆史書寫等問題的文章，亦可謂對此種狀況的呼應。
劉世龍詳細分析瞭四川保路運動中一直被稱為“趙屠戶”的趙爾豐的形象建構及其演變問題。他認為，趙爾豐的“趙屠戶”諢號在保路運動前已有，但在官場語境中是與“能臣”形象相聯係的。而在保路運動之初，保路報刊和保路話語一度將之譽稱為“福星”而建構齣一副“愛民”形象。趙爾豐在受清廷逼壓而製造成都血案後，仍力圖重建其“愛民”形象，以緻在擁有重兵的情形下同意四川獨立，但最終仍因當過“屠戶”的血賬而被殺，其“愛民”形象的自我重建遂告徹底失敗。
馬忠文探討瞭一個撲朔迷離的人物即“烈宦”寇連材的形象，如何從晚清到民國被持續建構的過程。他指齣，甲午戰後太監寇連材被慈禧處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澄清，而由此衍生齣來的故事和情節，最終樹立起一位在宮廷鬥爭中正義凜然的“烈宦”形象。特彆是經過梁啓超的謳歌，寇氏在近代史的敘述譜係中始終以支持維新的正麵人物形象齣現。然而，從寇氏被殺後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贊譽，到戊戌政變後康、梁齣於保皇立場的宣揚，再到民國時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藝作品對其事跡的激情創作，寇氏的曆史形象其實經曆瞭一個不斷構建的過程。
徐有威、吳樂楊以民初時期《申報》和《大公報》上的評論為中心，探討瞭社會輿論對於當時匪患的關注與認知，以期再現一種“思想—社會”互動的曆史場景，同時以此考察民國時期中國民間傳媒的關注所在。他們認為，盡管對民初匪患的觀察與反思透露齣近代報紙濃厚的“文人論政”風氣，但最終亦隻能流為空談。不過兩報所代錶的輿論界精英對匪情的即時描述以及對土匪的界定，相對於後世學者的研究，其呈現的土匪形象或許更加直觀和感性。
徐躍考察瞭清末民初張謇在對待佛教問題上的思想轉變，從一個側麵展現瞭時人主觀意識中的糾結狀態。他認為，國傢存亡是張謇在清末的基本關懷，由於受到新思潮與反傳統思想的影響，張謇一度認為佛教阻礙瞭中國的進步，從價值上否定瞭中國宗教對近代國傢民族的意義而排詆佛教。但到民國初年，在傳統文化與政治秩序的基本結構崩潰之後，社會秩序、道德規範、人心維係等問題逐漸成瞭張謇的基本關懷，由此轉而提倡佛教，不自覺地否定瞭自己晚清時期的反傳統思想而迴歸傳統。
闞紅柳對清末最後一次欽定正史活動經過的梳理，在某種意義上也展示瞭知識與權力在中國特定語境下的互動關係。她認為，從曆史背景來看，清末欽定正史植根於清帝遜位、民國肇建的曆史環境之中，欽定正史未成，王朝統治的危機隨之接踵而至，昭示瞭欽定正史的政治色彩。從學術環境來看，清末民初的正史觀念展現齣前所未有之變局，倡導正史者與批判正史者各有陣營，意味著與王朝政治體係相伴而生的欽定正史模式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衝擊。
瞿駿通過對商務印書館民初陸續齣版的《共和國教科書》的分析，認為清末新式學堂製度的確立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為當時特殊混成教育結構的形成提供瞭強大推動力，辛亥革命的發生更是大大強化瞭此種教育結構。而此一教育結構的核心即教科書在民初童濛教育轉型中扮演瞭重要角色，其編寫過程與形式、內容的復雜性與豐富性反映瞭民初童濛教育變與不變的多重麵相，並由此摺射齣現代中國轉型的獨特曆程。事實上，民初教育從結構到理念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讓當時的讀書人無不具備“變”之一麵，卻也無不含有“不變”之另一麵。
楊劍利立足於“國傢建構”的議題，重新考察瞭清末民初有關婦女解放的話語問題。她認為，清末民初婦女解放的許多觀念來自西方，而西方觀念嚮中國的移植又涉及中西語境的轉換，以緻婦女主體性和主導權的缺失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婦女解放的“瓶頸”。事實上，以國傢建構的主題為綫索，可以發現以西方觀念為標杆的“瓶頸論”在婦女解放問題上持有一種“性彆對立”意識，而這種意識與清末民初婦女解放事實上呈現齣來的“性彆閤作”特徵適相背離。清末民初的婦女解放由於既是曆史本身，又是曆史書寫的背景，因此曆史書寫的語境問題比範式問題更為重要。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本次會議另有一些反映前述各亞主題的佳作，但或因有些文章在雜誌發錶時間與本書齣版計劃有衝突，或因作者另有隱衷，或因作者精益求精而本書無法再等，以緻最終未能收入，編者亦深以為憾。另外，清史所博士生陳鵬、韓祥、張公政接受本次會議委托，特地撰就《百年“清帝遜位”問題研究綜述》一文，對瞭解本書主題頗有助益，故作為附錄收入，順帶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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