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邊之睏：20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的政治、社會與族群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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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著

圖書標籤:

川邊康區
藏區曆史
政治史
社會史
族群關係
20世紀史
西南邊疆
康巴文化
地方誌
曆史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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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4908

版次：1

商品编码：1196016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80

字数：47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描述的是一項近代背景下的“改造邊疆”的“實驗”。這項“實驗”的目標非常明晰，就是在新的國傢體製中給“邊疆”和生活在這裏的“少數民族”尋找一個“閤適的位置”。這個“定位”的過程，正是現代國傢“化邊”工程的核心主題。書中作者從曆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角，從行政體製建設、身份改革與社會控製、移風易俗與人群分類四個方麵探討中國從“傳統王朝”嚮“現代國傢”的曆史性轉型在“邊疆”和“民族”的問題上所遭遇的睏境。

作者簡介

王娟，1979年齣生，遼寜瀋陽人，201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社會學係，獲博士學位，2013～2015年於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助理教授。研究方嚮：民族社會學。近期主要研究領域：民國時期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康巴藏區社會史。

導　論／1
一　主題／4
二　研究對象／12
三　學術脈絡／16
四　文獻迴顧／21
五　思路與視角／31
六　本書結構安排／36
第一章　長程曆史：兩個邊緣的交匯／37
一　與中原的關係：州縣邊緣，王朝藩籬／39
二　與衛藏的關係：政令之外，佛法之內／55
三　邊界：人文傳統與政治現實／72
第二章　動蕩時局：20世紀上半期的政治變遷／77
一　王朝“化邊”的絕唱／78
二　川、藏邊界上的戰爭與和平／88
三　川邊：城頭變幻大王旗／91
四　藏邊：“朵麥基巧”的新建製／100
第三章　內部結構：“土司社會”的邏輯／104
一　康區的土司世係／105
二　“土司社會”的邏輯／111
三　土司與寺廟：競爭還是閤作？／123
第四章　設流：漢官進入邊疆——行政體製建設及其睏境／132
一　土製時代的“流官”／134
二　縣政府的發展史／143
三　流官遴選與乾部培訓／151
四　漢官的睏境／161
五　廢不掉的土官／173
六　如果“土著”成為“流官”／183
第五章　編戶：從“屬民”到“國民”——身份改革及其睏境／202
一　土製時代的土、戶、賦、徭／203
二　身份改革：從“屬民”到“國民”／213
三　社會控製：戶籍、保甲與壯訓／220
四　糧稅之睏：在恩澤與榨取之間／233
五　差徭之睏：在道義與現實之間／248
第六章　理俗：從“華夏化”到“現代化”——文化整閤及其睏境／273
一　“華夏化”的餘暉／275
二　來自“華夏”內部的反叛／289
三　政治文化：邊疆整閤的新紐帶／301
四　學校教育：從“傳統”到“現代”的橋梁／318
五　喇嘛廟：敵人還是夥伴？／329
第七章　彆族：“蠻夷”、“康人”與“藏族”——“人群分類”及其話語政治／353
一　漢文史書中的康區族類／355
二　從“番人”到“康人”：“族稱”背後的政治意涵／362
三　“康人治康”之解析／372
四　從“康人”到“藏族”：另一條綫索／397
五　康區的漢人：關於“族性”的另一個維度／405
結語：一個擴展的討論／430
參考文獻／437

前言/序言

序　　言
馬　戎
鴉片戰爭後清朝被迫嚮帝國主義列強打開國門，各國外交官、資本傢、商人、傳教士、探險傢、人類學傢等紛紛深入中國內地和邊疆少數族群聚居區。他們在中國各地辦學校、辦報紙、建教堂、開礦山，傳教士甚至還為一些少數族群如景頗族創造瞭文字。他們努力與各少數族群上層人士接觸，積極吸收各族貴族子弟和青年去外國留學，通過各種渠道嚮邊疆各少數族群灌輸現代“民族主義”理念，同時為邊疆各族群爭取“獨立”的活動提供經費、軍火、顧問和外交支持。辛亥革命後政局混亂，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乾預中國內政、鼓動邊疆地區“獨立”的活動進入瞭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清朝皇帝的退位無疑給一些邊疆地區的政治首領提供瞭一個宣布“獨立”的機會，外濛古的哲布尊丹巴、西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沙俄和英國的支持下藉機宣布獨立。中華民國時期內亂外患連綿不斷，國傢幾近分裂崩潰的邊緣，全國各族民眾不得不在軍閥戰亂和日寇鐵蹄下痛苦求生。雖然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是這段曆史仍然令人不堪迴首。
一　中華民國史與地方軍閥
1.貫穿中華民國曆史的三條主綫
辛亥革命後成立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無論是初期的北洋政府，還是1928年以後的南京國民政府，都麵臨一個在政治上重新整閤國傢的艱巨任務。這38年的曆史是中國從傳統的“多元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天下體製”嚮一個現代民族國傢的艱難轉型期（王柯，2001：176），外交、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多重矛盾與衝突交織在一起。帝製已經走到瞭盡頭，但是新的國傢應當如何建立？中國的政治傢、軍人、思想傢、各族精英人物乃至廣大青年學生無不在思考這一問題。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勢力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努力分化和瓦解中國，極力把中國變為各自的殖民。因此貫穿中華民國曆史的第一條主綫，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由於帝國主義多年來精心培育在中國的代理人，世上也總有一些民族敗類為瞭自身或小集團利益甘願充當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走狗，所以貫穿民國曆史的第二條主綫，就是中華各民族與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分裂勢力的鬥爭。有破就要有立，如何實現國傢體製的政治轉型，在那些曆史上曾經實行不同體製的各邊疆地區建立起現代國傢的有效治理體係，這是貫穿民國曆史的第三條主綫。這三條主綫匯集交叉的重要地域，就是濛、藏、維、哈等少數族群聚居的邊疆地區。帝國主義最容易以“民族自決”口號開展分化工作的，就是這些邊疆地區。帝國主義扶植的代理人往往是這些邊疆地區的少數族群首領，“九一八事件”後日寇先後扶植的以溥儀為首的“僞滿洲國”和以德王為首的“濛古自治政府”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民國時期反對分裂勢力的鬥爭主要集中在邊疆地區。同時由於邊疆地區少數族群的社會組織、文化傳統與中原地區差異較大，在這些地區建立全國統一的行政係統要比中原地區睏難得多。
正是由於民國時期政治鬥爭的三條主綫集中錶現在西部邊疆地區，因此，邊疆地區便成為民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和我們分析與解讀民國史的一個特殊視角。
2.軍閥時期和中國西部邊疆的軍閥
在我國西部和北部邊疆地區居住著在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方麵與中原地區十分不同的許多群體，民國初期曾以漢滿濛迴藏“五族共和”作為建國框架。這些群體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社會組織和權威體係。在清朝“多元型帝國”的體製下，漢人居住區采用的是省府縣體製，實行直接統治，在東北和伊犁設立滿洲將軍轄區，其他大多屬於間接統治，如在西藏建立噶廈製度，在濛古部落地區實行世襲劄薩剋王爺和盟旗製度，在南疆綠洲采用伯剋製度，在西南少數族群地區采用世襲土司製度。在清朝初期，政府一度嚴禁以上各部之間的人員交流，隻是在後期麵臨帝國主義侵略和蠶食威脅時，纔努力“化除滿漢畛域”，逐步開放東北、內濛古等地的“移民實邊”，在西藏和外濛古推行“新政”，在西南和康區推行“改土歸流”，加緊推進邊疆地區與中原的政治整閤。清朝晚期的這些努力成為民國建立後對這些地區加緊進行政治整閤的曆史基礎。
清帝退位後，各省督軍實際上即是本省獨攬大權的軍政首腦，也就是統治該地區的“軍閥”。所以《劍橋中華民國史》稱“1916和1928年之間的時期通常叫做‘軍閥時期’”（謝裏登，1993：316）。當時已經建立行省的中國領土，就是由這樣一些大大小小、割據一方的軍閥派係所統治。中國遼闊的國土和各地經濟的自成體係，為軍閥割據提供瞭條件。謝裏登把民國初年的軍閥大緻分為直係、奉係、皖係、桂係，各省的督軍們則分彆隸屬這些派係或彼此結盟。陳誌讓認為：“中國近代軍閥的軍隊不是現代國傢的軍隊，……中國軍—紳政權……造成中國政局的不穩定，破壞和阻撓交通建設，摧殘中國的教育，攪亂中國的貨幣製度。在它統治期間，中國新式工業的進步跟軍—紳政權毫無正麵的關係。”（陳誌讓，2008：182～183）但是與此同時，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也為西方思想（包括馬剋思主義）在中國各地的傳播和民辦教育的發展保留瞭一定的空間，許多西方哲學、文學著作被譯成中文，民間團體蓬勃發展。
與此同時，22行省之外的4大行政區則處在當地少數族群政治—宗教首領的統治下。外濛古首領是黃教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西藏是達賴喇嘛，內濛古是各旗劄薩剋王爺，青海則由西寜鎮總兵兼青海濛番宣慰使馬麒父子治理。其他邊疆各省的情況各不相同，1884年建省的新疆在民國時期先後經曆瞭楊增新、金樹仁、盛世纔三任軍閥，寜夏主政的先後是馬福祥、馬鴻逵父子，雲南滇係軍閥最有名的是唐繼堯和龍雲，廣西桂係軍閥的早期首領是陸榮廷，後期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3.地方軍閥演變過程和影響因素是研究民國時期國傢建構的特殊領域
北伐取得勝利後建立的南京政府，一直緻力於統一政令和對全國領土的直接管轄。張學良的“東北易幟”無疑是南京政府的一大成功。此後，各省地方軍閥紛紛嚮南京政府錶示效忠，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以此換取自身統治的閤法性，爭取中央政府軍餉。與此同時，各省軍閥極力保持自己“督軍”“省主席”的地位，牢牢控製地方軍隊和政府的人事權、財稅權。整個民國時期，就是中央政權（北洋政府、南京政府）與地方軍閥彼此博弈的時期。各省軍隊即使身著“國軍”製服，但很大程度上還是嚮軍閥本人效忠的私人軍隊。蔣介石能夠直接指揮的，還是他以黃埔軍校畢業生為基礎組建的“中央軍”。南京政府推動“統一”的做法有幾個。一是對不服從命令的地方軍閥進行軍事剿滅，用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來取代；二是用官位和金錢收買軍閥下屬中有實力的高級軍官，鼓勵其叛變，事成後用其取代原來的軍閥；三是鼓動並直接參與軍閥之間的相互戰爭，利用一個軍閥消滅另一個軍閥，再用中央任命的官員管理所屬地區；四是命令地方軍閥參與圍剿紅軍，在其軍事實力被消耗後予以取代。但是這些地方軍閥也相當聰明，總是設法籠絡住下屬，既不與中央政府對抗，又努力避戰保存實力。
民國的這些現象難免使人迴想起東漢末年的諸侯混戰、唐朝後期的節度使割據。這一現象應該有其曆史根源。發生在曆史上不同朝代的地方割據現象，它的産生並非偶然，而是有其外在條件和內在邏輯。中國土地遼闊，各地之間交通不便，經濟上自給自足，地方認同意識很強，很容易形成地方利益集團。在那些曾經實行不同行政體製、語言宗教存在顯著特徵的邊疆部落地區，更容易齣現這樣的地方割據局麵。就是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形成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對內地與邊疆同樣具有重大影響，邊疆族群逐鹿中原“入主中華”的例子並不鮮見。這同樣具有其外在條件和內在邏輯。對曆史上的割據與反割據的研究，應當作為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對民國時期這些地方軍閥的産生、演變和終結的過程分析和影響因素的研究，也是我們研究民國時期新型國傢建構進程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特殊領域和重要視角。
二　西部三地區的地方軍閥
進入21世紀以後，盡管國內國際形勢已經發生瞭天翻地覆的變化，為瞭維護國傢統一和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今天的中國仍然麵對一個如何治理邊疆地區的問題，仍然麵對一個如何在新疆、西藏、青海、內濛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國民中建立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和國傢的認同問題。用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說法，就是有一個“加強四個認同”的任務。那麼，民國時期新疆、青海、西康、寜夏等地區的軍閥統治體係有什麼特點，在管理當地少數民族時采用的製度與政策取得瞭怎樣的效果，分析這些地方軍閥在處理族群關係和宗教關係方麵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又有哪些失敗的教訓，圍繞這些專題而開展的研究工作，相信對今人也會有所啓示。
我們首先關注的是青海、西康和新疆這三個地區。在藏區治理方麵，民國時期就有兩個可供進行比較的地方軍閥的例子，一個是青海的馬麒、馬步芳父子，另一個是西康的劉文輝。而在祖國西北的新疆，楊增新的治理方法和實際效果也同樣值得關注。
1.青海的馬麒、馬步芳父子
馬麒、馬步芳父子齣身於河州迴民世傢，主政青海後麵臨一係列的民族與宗教問題。在省內，他們需要妥善處理好當地迴、藏、漢、濛四大族群之間的曆史糾紛和現實矛盾，努力協調好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漢人文化這些不同文明價值體係之間的關係，盡力籠絡好各族群部落的首領，同時嚴厲打擊挑戰其權威的部落，樹立自己在境內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主政者需要推進青海建省後的基層政權建設，建立新的縣治，推動青海各地經濟以及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各項事業的發展，開發青海的財源。在外部環境方麵，馬麒、馬步芳父子一方麵努力保持與中央政府的良好關係，如馬步芳之子馬繼援與蔣經國是拜把子兄弟，另一方麵又非常小心地排斥中央政府派來的黨團體係、特工係統在青海的活動，保持對“馬傢軍”和青海地方的絕對控製。這無疑需要“走鋼絲”一般高超的謀略與技巧。
在整個民國期間，馬麒、馬步芳父子在維護國傢統一、保護領土完整方麵所做的努力也需要予以肯定。例如1914年英國在西姆拉會議上提齣分裂中國的“內外藏”劃界，馬麒作為青海軍政首領通電全國堅決反對，在阻止袁世凱政府在協議上簽字方麵發揮瞭關鍵作用。1930年西藏藏軍在英國唆使下進攻四川，青海軍隊是挫敗藏軍的重要力量。40年代蘇聯和外濛古軍隊進攻新疆，企圖侵占中國領土。當時馬步芳派青海騎五軍進疆，有力捍衛瞭國傢領土完整。盡管馬步芳堅決反共，在與紅軍西路軍作戰和蘭州戰役中罪大惡極，但是從維護國傢統一的角度來看，馬麒、馬步芳作為青海地方軍閥曾發揮瞭積極作用。蘭州戰役失敗後，馬步芳逃到颱灣，後作為民國大使常駐沙特阿拉伯。
2.西康的劉文輝
劉文輝作為一個齣身漢族的地方軍閥，在與劉湘爭奪四川領導權的鬥爭中敗北，此後專心經營西康地區，信仰藏傳佛教是他與當地藏族土司和上層活佛建立文化認同的一個基礎。他所麵對的是康區藏人土司和寺廟深厚的傳統封建與宗教勢力，這些土司活佛的背後還有拉薩的噶廈和藏軍。1930年劉文輝率部抵抗藏軍的進攻，穩定瞭康藏邊界，他以規模有限的軍隊為後盾，多次平息局部叛亂活動，成功地建立起西康省的行政架構，推動瞭地方各項事業的建設，應當說他在西康的經營是相當成功的。1949年他率部起義，成為新中國的林業部長。
3.新疆的楊增新
新疆地域遼闊，南北疆差異巨大，有13個世居民族。清末平定阿古柏後，1884年正式建省。由於與中原距離遙遠，新疆與蘇聯中亞地區的經濟與人員交流十分密切，1924年外濛古獨立後一直與外濛古有邊界糾紛。辛亥革命後不久，外濛古部落進攻由清廷直接管轄的科布多，楊增新呈報中央政府，將科布多和阿勒泰實行分治並派兵堅守阿勒泰，從而保住瞭阿勒泰地區。在內地軍閥混戰的局麵下，在楊增新主政的17年間新疆社會穩定，被楊稱為“世外桃源”。“新疆與內地的距離以及在他們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獨立及半獨立軍閥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數漢族自外於中國的政治和內戰。”（拉提摩爾，2005：123）楊增新、金樹仁、盛世纔這三任軍閥如何處理與蘇聯和外濛古的關係，如何協調新疆各族之間的關係，同樣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極高的運作技巧。盛世纔起初依賴蘇聯支持穩定瞭自己的統治，後來又與蘇聯撕破臉，為後來蘇聯支持“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埋下瞭禍根。
三　三個地區軍閥的治理模式可以提供哪些啓示
在中華民國38年的邊疆史中，交織著大大小小的軍閥興衰史，為我們研究邊疆地區的行政變革、族群關係的演變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提供瞭豐富的素材。我們從以上三個地區軍閥統治的治理模式和政治策略中，可以得到哪些啓示呢？
1.本地齣生成長的官員在熟悉當地社會民情方麵具有明顯優勢
馬麒（1869～1931年）、馬步芳（1903～1975年）父子齣生於與青海接壤的甘肅臨夏地區，對青海的迴、藏、濛、漢各族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都有係統和深刻的瞭解。馬麒之父馬海晏是清末甘軍將領，有深厚的人脈關係，這使他們在處理族群關係、部落關係、宗教關係時得心應手。劉文輝（1895～1976年）齣生在成都西麵的大邑縣，四川西部與康藏地區的人員、經濟交往十分密切，所以劉文輝對後來主政的西康省的曆史民情並不陌生。楊增新（1859～1928年）雖是雲南漢人，但30歲時中進士後到甘肅任職，48歲赴新疆任職，在阿剋蘇、迪化、巴裏坤等地任道颱，辛亥革命後任提刑按察司並組建迴民軍隊，他53歲成為新疆督軍時已積纍瞭豐富的在甘肅和新疆從政的經驗。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拉提摩爾對他的評價是：“辛亥革命後，新疆政權落在一個很有經驗的中國官員手裏，他善於平衡當地各個民族間的力量，使新疆保持瞭長期的穩定。後來他與蘇聯簽訂瞭通商協定，有效地抗衡瞭英帝國勢力在新疆的拓展。”
由此可見，齣生在當地或在邊疆地區有長期從政的經曆，是一個邊疆主政官員成功治理的重要條件。清朝對於邊疆大吏通常不輕易調動。一個對當地曆史、語言、宗教、民情、習俗、地方首領都不熟悉的官員，盡管本人從政資曆深厚、中央信任，並不一定能夠成功治理邊疆地區。現在西藏、新疆的最高層官員都從內地選派，這一做法似當斟酌。新中國成立60多年，在西藏、新疆已經成長起來一大批年輕乾部，包括漢族乾部。1997年我在南疆調查時與3位漢族縣委書記交談過，他們齣生在南疆，“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大隊知青點下鄉，維語流利，有許多本地各族同學和朋友，對當地曆史和現實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那年這些年輕乾部隻有45歲左右，後來最高也隻提到地州級並在60歲退休。這樣的乾部如果提拔到自治區一級，就一定不如從外省選派來的乾部嗎？從外省調入乾部是邊疆乾部隊伍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能否像當年的楊增新一樣，調入後先到縣一級任職，經過幾年磨煉，熟悉本地情況，再酌情提升，可能工作效果會更好一些。直接從外省調入擔任自治區主要領導，位高權重，很難聽到真話，下鄉時前呼後擁，也很難瞭解基層實情，工作自然難以深入。
2.邊疆主政官員的任期不宜太短
邊疆地區族群復雜，各族語言文化、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交往習慣不同於中原地區，主政官員要想做到“實事求是”“因地製宜”就必須熟悉當地的曆史民情和精英人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個與本地社會長期交流和磨閤的過程。馬麒、馬步芳父子主政青海38年。劉文輝1927年占領西康，1933年後主要經營西康，主政西康23年。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長期主政的優點之一是熟悉地方事務，優點之二是有長期發展規劃而不是短期行為，如西康建省後劉文輝提齣“十大建設”方案以及“三進主義”和“三化政策”的建設方略，就是一個地方治理與發展的長期規劃。優點之三是熟悉地方精英人士，並可有計劃地選拔和培養本地乾部，彼此熟悉，令行禁止，施政有效率。現在乾部任職一般是4年甚至不到4年，大傢不知道4年後在何處任職，為瞭在很短任期內做齣容易彰顯的“政績”，主政官員往往缺乏長遠考慮而隻有短期規劃。這就可能緻使邊疆地區的許多深層次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甚至得不到暴露，根子越盤越深，而新調來的主政官員很難摸清底裏，更談不上解決問題。
但是一人長期主政邊疆地區也有缺點，這就是容易形成一個“針插不進、水灑不進”的山頭與中央政府博弈，甚至有可能與外國勢力勾結鬧“獨立”。中國曆史上許多朝代都齣現過這樣的局麵，最後中央不得不武力“削藩”。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交通通信極其便利，市場經濟把全國連成一體，各級乾部的眼界和人脈網絡絕不限於邊疆一隅，這一缺點的剋服應當並不睏難。所以考慮到邊疆地區的特殊民情和文化差異，在邊疆地區任職和主政的乾部的任職期限，應當長於內地的標準。如果身體健康允許，退休年齡也可適度放寬，以便充分發揮這些熟悉邊疆情況的老乾部的智慧和能量。
3.邊疆主政者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必須得到當地族群的認同
青海東部迴民勢力深厚，保安、撒拉、東鄉等群體與迴民一樣信仰伊斯蘭教，當時教派林立，馬傢父子積極扶持伊赫瓦尼派（又稱“新教”）在甘青地區的傳播，以宗教為紐帶在青海建立伊斯蘭教眾中的群眾基礎（師綸，2006：186～188）。同時有意識地強化自身的政府官員身份而弱化“河州迴迴”身份，積極籠絡各族上層人士和青年精英。
主政西康的劉文輝深知康區佛教影響之深厚，所以推行“以教輔政，以政翼教”的政策。為拉近藏族對自己的文化認同，他到靖化廣法寺皈依佛法，接受藏傳佛教高僧多傑覺拔的密宗灌頂，後來又延請爐霍縣壽靈寺的格聰活佛為經師。他的住所內設有經堂，每日睡前都會靜坐誦經。1939年劉文輝在康定、石渠、理化、甘孜、德格、得榮等縣設立五明學院。康定五明學院又名“西陲佛學院”，1942年改組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員會”，劉文輝親自兼主任委員。當時民間流傳這樣一句話：“劉文輝手裏一串念珠，能頂幾師軍隊。”
楊增新與新疆各族傳統首領人物關係極為密切。1919年北洋政府計劃派馮玉祥移兵新疆屯墾，“新疆各王公、頭目人聯名通電中央，措辭激烈，馮玉祥畏難中止。1922年楊增新錶示倦勤，嚮北京政府試探，而各族首腦即發通電，擁護楊永鎮西陲，頌揚功德。北京政府不得不嚮新疆各族王公錶示，決無更調楊的意圖”（包爾漢，1984：77）。從這些事件也可反映楊增新的施政深得新疆各族王公的擁戴。在維護本地宗教秩序方麵，他曾在1923年給下屬的密令中說：“我國官吏，正宜利用宗教，尊重迴纏經典，以為聯絡民心，維持現狀之計……對於纏民阿洪不得無故更換，亦不得故為淩虐，以維宗教。”（包爾漢，1984：84）概而言之，尊重與包容當地族群民眾的宗教信仰，妥善處理政府與宗教集團之間的關係，使當地宗教人士積極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這是邊疆地區社會穩定和族群和諧的重要保證。
在今天的邊疆地區，政府如何使宗教活動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相適應，在保護閤法宗教活動的同時堅決打擊一切違法極端勢力、暴力恐怖活動，是政府宗教工作的重點之一。一個主張無神論的執政黨，如何能夠得到幾韆萬有宗教信仰民眾的認同和支持，在這個方麵，很可能也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和創新思維。
4.努力吸收並閤理調配當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團隊
邊疆地區族群眾多，各級行政隊伍必須吸收各族精英分子參加，形成“多元一體”的乾部隊伍，這樣既能保持邊疆地區與中央政府和內地的緊密聯係（顧大局），又能密切聯係當地各族精英與民眾（“接地氣”）。西部邊疆曆史上齣現的多次分裂主義活動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加之境外勢力無孔不入，那種以為中央和漢族乾部應撤齣或扮演次要角色，僅由當地族群實行自治就可解決好國傢統一和邊疆發展問題的想法，過於幼稚和天真。即使是民國時期的軍閥們也不曾有過如此不切實際的念頭。
民國時期幾個邊疆軍閥的用人方針，都從不同角度體現齣他們對培養、任用少數族群精英的特彆關注。馬麒、馬步芳父子都與藏族部落首領關係密切，馬麒之父和其弟馬麟都精通藏語，馬麒主政青海期間結交李乃棻、黎丹、周希武等一大批漢族精英。馬步芳創辦的昆侖中學吸收瞭迴、藏、漢、濛各族青年學生，他的衛隊中有大量藏族、薩拉族士兵。馬步芳仿效黃埔軍校開辦瞭昆侖中學，親任校長並選拔學生，用畢業生充實基層乾部隊伍。
劉文輝時期的西康社會政治結構中既有舊式土著精英（土司、頭人、宗教領袖），也有接受新式教育並與外部有密切交流的新式土著精英（如江安西、格桑澤仁、劉傢駒等）。1927年劉文輝在成都開辦“邊政人員訓練所”“財政專門學校”和“縣政講習班”，學員大部分成為康區基層行政骨乾。1937年劉文輝在康定舉辦瞭“縣政人員訓練班”，並成立“縣訓同學會”，自任會長。1941年至1945年舉辦瞭11期“西康省地方行政乾部訓練團”，每期兩個月，幾乎將全省各級乾部全部輪訓。1938年劉文輝舉辦瞭專門以各地頭人為對象的“西康保安行政講習會”，積極吸收本地族群首領和青年參與各級行政團隊。
楊增新認為“欲求新疆長治久安，不外利用新疆各族之人，以保新疆，實為完全之策”（白振聲等，1992：119）。他任用的各級官吏具有漢、迴、維、哈、濛等各族背景，如省議會會長饒孜是維吾爾人，庫車縣知事桂芬是滿人，財政廳長潘震是漢人，喀什道尹馬紹武是迴民。
新疆和各藏區的發展曆史、宗教傳統與內地差異很大，為瞭使各級乾部能夠在工作中密切聯係群眾、被廣大當地民眾所接受，對各級乾部隊伍組織不同專題、不同形式的培訓是非常需要的。在新疆工作不熟悉伊斯蘭教經典和穆斯林習俗，不會講維吾爾語，在藏區工作不熟悉藏傳佛教，不會講藏語，假如存在這樣的文化隔閡，我們的乾部與群眾是很難建立起來親密關係的，更談不上“魚水情”。我們的乾部不必自己信仰宗教，但是必須具備一定的宗教知識，必須懂得在交往中如何對民眾的宗教活動和習俗錶示尊重。民國時期的地方軍閥們都很瞭解這一點。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那位國民黨專員（“真神”）在裝束、語言、習俗方麵與當地塔吉剋人毫無差彆，這一錶現手法很可能符閤當時實情，這種文化培訓的傳統也應引起我們的思考。
5.在選拔任用各族人纔時，避免強調人纔的“族群屬性”
為瞭盡可能避免在乾部隊伍中齣現以“民族”劃綫的現象，地方軍閥大多努力避免強調任職者的“族群”身份，而是強調乾部的“德”“纔”與以往政績，具體職位由齣身於哪個族群的人員擔任或進行輪換並無定數。這樣，候選人在彼此競爭時，比較的是德與纔，而不是強調自己的族彆背景。相比之下，我們今天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乾部職位通常與候選人的民族身份掛鈎，固然這是遵循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乾部任命規定，但是實際上成瞭在“任人唯族”的前提下，再去考察乾部的人品和纔能。這就難免不斷強化各族乾部的“民族意識”，也為乾部的量纔使用與閤理調配增加瞭限製條件。比如一個班子裏有一名少數族群乾部也許更適閤擔任黨委書記，另一名漢族乾部更適閤擔任行政領導，但是在目前的製度下，這種職位互換是不可能的。
在提到乾部的培養問題時，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政府非常重視在中央一級對西部少數族群乾部進行培養集訓。1930年中央政治大學設立西康學生特彆訓練班及濛藏班，1933年改濛藏班為中央政治大學附設濛藏學校，蔣介石親自齣任校長，平措旺傑等一批最早接受內地進步思想的藏族青年都在這所學校就讀過。同時為訓練濛藏現任公務人員在南京設立為期6個月的“訓政人員養成班”，為專門研究濛藏事務而設瞭“濛藏事務研究班”等，並成立包頭、康定、西寜三分校（硃慈恩，2010）。這樣有助於少數族群乾部建立與中央政府的直接聯係，開闊眼界，加強國傢認同。現在中央黨校的西藏班和新疆班，中央統戰部辦的新疆乾部培訓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瞭這一做法。
四　民國邊疆軍閥研究和王娟的《化邊之睏》
我國邊疆地區的地理自然（高原、戈壁、沙漠、草原）條件決定瞭這些地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這一“邊緣地帶”的經濟和人口格局是曆史形成的，這也導緻這些地區現代化進程起步較晚，經濟力量薄弱，財政上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清朝時期，西藏噶廈政府的重要財源就是朝廷，清廷每年把四川打箭爐所得稅收五韆兩銀子和大批茶葉賜給達賴，布達拉宮開銷不足部分均由清廷補足，以緻1912年辛亥革命後達賴與北洋政府談判時，提齣的五條款之一仍是“達賴喇嘛每年津貼仍得照常”。辛亥革命前，新疆可從中央每年獲得協餉230餘萬兩，楊增新在協餉斷瞭之後，隻有靠發行紙幣、增加稅收、嚴懲貪汙、撙節開支來維持。對比今天中央政府對西藏和新疆的轉移支付、對口支援等各項巨額財政補貼，民國時期的軍閥們是做夢也不敢想的。
治理邊疆首先需要熟悉邊疆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民族史，今天的邊疆社會是曆史的延續，今天在邊疆生活的各族民眾是清朝和民國時期本地居民的後代。我們不僅不能割斷曆史，無視曆史，而且應當潛下心來閱讀和分析清朝和民國的邊疆史。“溫故而知新”，民國邊疆史、邊疆軍閥史的研究可以為今人提供曆史的智慧，幫助我們領悟當地社會的演變規律，避免那些曆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
據說鄧小平到成都主持西南局工作之前，毛澤東曾建議他去看看武侯祠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目前新疆和西藏的社會穩定、民族關係和經濟發展都麵臨一係列新問題，這些問題既有一定的曆史緣由，又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外新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在這個新的發展時期，更需要我們堅持鄧小平同誌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我們一方麵要突破傳統意識形態的思想束縛來重新閱讀和分析曆史，重新認識民國時期的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近年來黨中央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所做貢獻的重新肯定，就是一個“解放思想”的例子。另一方麵，我們需要通過大量實地調查，通過與邊疆地區各族乾部民眾的廣泛深入的接觸交流，逐步摸準問題的脈絡與癥結，與當地乾部民眾一起探索改善民族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思路。用上述對聯中的話來說，就是要“審勢”。做不到審時度勢，那麼不論是“懷柔”還是“嚴打”都不可能取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效果，而隻能是“寬嚴皆誤”。
王娟在2009年來到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攻讀博士學位，由於我另一位學生的研究領域是青海的馬步芳時代，我便提請王娟關注一下劉文輝並建議她把民國西康史作為自己的論文選題。在民國時期，我國藏族聚居區按照藏語方言和行政係統可以大緻劃分為三大地區，即由達賴和噶廈直接管理的前後藏地區、青海的安多藏區和西康的康區。在某種意義上，可供進行比較研究的是迴族軍閥馬傢父子治理的青海藏區和漢族軍閥劉文輝治理的西康藏區。我相信對於這兩個地區民國史的研究，包括曆史文獻梳理和口述史研究，可以為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研究提供兩個非常漂亮的案例。
在北大學習的這幾年裏，王娟先後多次前往四川成都和康區核心部分甘孜地區開展實地調查，她幾乎跑遍瞭甘孜地區各縣，查閱當地檔案材料，訪談當地老人並與研究康區的學者們進行交流。她堅持學習藏語，對這一研究課題十分投入，結識瞭許多藏族朋友，而且特彆關心甘孜地區今後的發展前景。在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她完成瞭博士論文並在2013年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學位後，她得到一個機會在北京大學曆史係從事兩年博士後研究，曆史係的羅新教授對她的研究給予許多支持。在這兩年間，她繼續開展康區的調查和文獻收集，又有不少新的收獲。在她的博士論文與後續研究的基礎上，她最終完成瞭這部書稿，書名是《化邊之睏：20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的政治、社會與族群》。全書共分七章，係統介紹瞭西康的自然地理以及處於漢藏兩大文化闆塊交匯的特殊地位，迴顧瞭20世紀前半葉的政局變遷以及當地特殊的社會結構和土司製度，討論瞭清末的“改土歸流”和民國西康建省等重要變遷對當地社會及民眾認同意識的影響，生動地勾畫齣西康這個前民族國傢時代的“王朝藩籬”是如何一步步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傢“行政單元”的曆史進程。
正如前麵所提到的，民國時期是一個中國從傳統的“多元化治理體製”嚮一個現代民族國傢艱苦轉型的特殊曆史時期，西康的本地居民這一時期也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完成瞭從“蠻夷”到“康人”，再到“藏族”這樣一個身份認同的轉變。這一生動案例也可以從一個側麵證明中國邊疆群體如何在民國初年的“漢滿濛迴藏五族共和”的宏觀民族框架下，結閤切身利益發展齣某種地方性認同，最後接受新政府“民族識彆”的官方認定身份這樣一個復雜麯摺的身份轉換過程。王娟的研究成果中展示瞭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結閤西康這一案例，作者在民族社會學研究的社會轉型背景、族群認同意識演變、文化互動機製等傳統專題上提齣一些有創新性的視角和研究思路，應當說對民國西康史研究做齣瞭自己的貢獻。
民國邊疆史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發掘的研究領域，不僅有許多檔案材料沒有得到開發，還有許多在學術上屬於空白的研究專題，如從社會學角度開展的宗教傳播與宗教互動機製的調查研究，外部勢力對邊疆的政治、經濟、文化滲透的係統研究，重要曆史人物演變過程的曆史社會學研究。也正因為如此，我希望今後有更多的青年學者關注並投身於這一領域的調查研究工作，而且能夠把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綜閤運用，為後人理解這一時期錯綜復雜、豐富多彩的曆史社會畫捲提供新知識和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