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敘語
　　下列關涉《詩經》之講義十二篇，大體寫就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頌》一篇，十一月所寫，論文辭之一節，次年一月所補也。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於談話，理無取乎斷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藉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後，此時麵目最好無一存也。此為論經之上捲，所敷陳諸題多為敘錄《詩經》而設，中捲將專論語言文字中事，下捲則談《詩經》旁涉所及之問題，均非今年所能寫就。若所寫就者，幸同學匡其失正其誤也。
　　“詩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辭之盛，抑之者以為不過椎輪，揚之者以為超越李杜，皆非其實。文學無所謂進步，成一種有機體之發展則有之。故一詩之美，可以超脫時間，並非後來居上；而一體之成，由少而壯，既壯則老，文學亦不免此形役也。《詩經》之辭，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詩經》之體，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則亦時代為之耳。欣賞之盛，盡隨主觀，鳩摩羅什有言，嚼飯與人，乃令嘔吐。故講習《詩經》最宜緻力者，為文字語言之事，茲編未之及，留待中捲，以此事繁博非短時整理所能得其條貫。若論文辭一節，應人之請強為主觀之事作解說，恐去講章無幾，刪之亦可也。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擬目中三節涉及《詩經》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捲代之。此捲所論為敘錄《詩經》，文學史中所應述說，理非二事，故不彆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寫記
　　泛論《詩經》學
　　《詩經》是古代傳流下來的一個絕好寶貝，它的文學的價值有些頂超越的質素。自晉人以來純粹欣賞它的文辭的頗多，但由古到今，關於它的議論非常復雜，我們在自己動手研究它以前，且看兩韆多年中議論它的大體上有多少類，哪些意見可以供我們自己研究時參考？
　　春鞦時人對於詩的觀念：“詩三百”中最後的詩所論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頌》；有到陳靈公者，在《陳風》；若“鬍為乎株林從夏南”為後人之歌，則這篇詩尤後，幾乎過瞭春鞦中期，到後期啦。最早的詩不容易分彆齣，《周頌》中無韻者大約甚早，但《周頌》斷不是全部分早，裏邊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話。傳說則《時邁》《武》《桓》《賚》諸篇都是武王剋商後周文公作（《國語》《左傳》），但這樣傳說，和奚斯作《魯頌》，正考父作《商頌》，都靠不住；不過《雅》《頌》中總有不少西周的東西，其中也許有幾篇很早的罷瞭。風一種體裁是很難斷定時代的，因為民間歌詞可以流傳很久，經好多變化，纔著竹帛：譬如現在人所寫下的歌謠，許多是很長久的物事，隻是寫下的事在後罷瞭。《豳風·七月》是一篇封建製度下農民的歲歌，這樣傳來傳去的東西都是最難斷定它的源流的。
　　《風》中一切情詩，有些或可考時代者，無非在語言和稱謂的分彆之中，但語言之記錄或經後人改寫（如“吾車既工”之吾改為我，石鼓文可證，吾我兩字大有彆）。稱謂之差彆又沒有彆的同時書可以參映，而亞當夏娃以來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麼周漢唐來的，所以這些東西的時代豈不太難斷定嗎？不過《國風》中除豳、南以外所舉人名都是春鞦時人，大約總是春鞦時詩最多，若列國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稱，如邶鄘衛唐等名，則辭雖甚後，而各國風之自為其風必有甚早的曆史瞭。約而言之，“詩三百”之時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鞦之初期中期。這話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麼，如果春鞦時遺文尚多可見者，則這些事不難考定，可惜記春鞦時書隻有《國語》一部寶貝，而這個寶貝不幸又到漢末為人割裂成兩部書，添瞭許多有意作僞的東西，以緻我們現在不得隨便使用。但我們現在若求知《詩》在春鞦時的作用，還不能不靠這部書，隻是在用它的材料時要留心罷瞭。我想，有這樣一個標準可以供我們引《左傳》《國語》中論《詩》材料之用：凡《左傳》《國語》和《毛義》相閤者，置之，怕得是他們中間有狼狽作用，是西漢末治古文學者所加所改的；凡《左傳》《國語》和《毛義》不閤者便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因為這顯然不是治古文學者所加，而是幸免於被人改削的舊材料。我們讀古書之難，難在真假混著，真書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記》；假書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禮》；真書中有假麵目，例如《左傳》《國語》；假書中有真麵目，例如東晉僞《古文尚書》。正若世事之難，難在好人壞人非常難分，“涇以渭濁”，論世讀書從此麻煩。言歸正傳，拿著《左傳》《國語》的材料求《詩》在春鞦時之用，現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預斷有幾多結果，但憑一時記憶所及，《左傳》中引《詩》之用已和《論語》中《詩》之用不兩樣瞭。一、《詩》是列國士大夫所習，以成辭令之有文；二、《詩》是所謂“君子”所修養，以為知人論世議政述風之資。
　　說到《詩》和孔丘的關係，第一便要問“孔丘究竟刪詩不？”說刪詩最明白者是《史記》：“古者詩三韆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閤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這話和《論語》本身顯然不閤。“詩三百”一辭，《論語》中數見，則此詞在當時已經是現成名詞瞭。如果刪詩三韆以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名詞用得這麼現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隻有小異。不會當時有三韆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是漢儒造作之論。現在把《論語》中論《詩》引《詩》的話抄在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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