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編輯部以“文化危機及其齣路”為題嚮我約稿。我對這個大題目沒有發言權，一是由於無知，多年因衰老幾乎足不齣戶，“閉關”何能談世事？二是由於不懂，不明白文化指的是教育、知識、技能，還是文學、藝術，還是社會心理、風氣，還是其他。也不明白怎麼叫危機。1966年一聲廣播，戰鼓齊鳴，全國學校一律停課，書刊差不多盡被掃除，有文化的人全攪進一股洪流，演種種角色。那時沒有人說是文化危機。後來“復課鬧革命”，得一個“鬧”字，“師道尊嚴”大受批判，仿佛文化更加高漲、深入。再以後，都說是“浩劫”過去，文化勃興，學校增加，書刊繁盛，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怎麼好說是危機呢？若指文盲增加，教育經費短缺，報刊常見錯字病句，那也不自今日始。至於“劉蕡下第”、“雍齒且侯”、茅屋鞦風、簞食陋巷，那更是多年痼疾，“沒什麼瞭不起”，大廈不會由此倒塌。如果危機指的是危在將來，那就隻好先救燃眉之急，顧不得後代。“兒孫自有兒孫福。”文化究竟不是生活第一需要，有十年“破”文化的曆史足可證明。既然不明白危機，自然也就說不上齣路。因此我想，文化危機，不論是大是小，是遠是近，必須老百姓和領導人都感覺到危險，那就不用愁沒有齣路。若是知識缺乏，無妨賺錢；文化降低，地球仍轉；教育貧睏，不傷紗帽；那麼，若乾知識分子痛哭流涕長太息又有何用？打不動人心就引不起行動。嘮叨多瞭，結果也許會適得其反。

當前文化情況，我雖無知，也略有所聞。仿佛是舊“綱常”已去，新“名教”未除。“立”字傳統已亡，“破”字傳統仍在。治文似治武，建設如作戰。慣於“亡羊補牢”，不信“麯突徙薪”。看起來，文化核心在思想。我們的目標是現代化或超現代化，而思想是古老的，隻信直接經驗和實用，要求“立竿見影”。這好比以成湯、周武的思維軟件裝入電腦，以刻竹簡方式打字，越著急越慢。外國的新舊思維套不進我們的頭腦，“閤資”不易。而且恐怕還有世界性的文化危機，外國人同樣在傷腦筋。有日本人和歐洲人談話，要拯救人類。看來曆史需要重溫，不能迴避。兩次世界大戰中強者失敗的結果，使中央突破和殲滅戰思想要讓位於費邊戰略。如果不齣現適閤中國現代化的思維，文化矛盾怕難以解決。但是，中國文化的大變革正在齣現，危機也未必不是轉機吧？

文化問題斷想

一

有一個外國人說：曆史告訴我們，以後不會再這樣瞭。另一個外國人說：曆史告訴我們，以後還會這樣。有個中國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還是中國人說的好，把兩個外國人的話都包括瞭。“師”，既可以是照樣效法，也可以是引為鑒戒。學曆史恐怕是兩者都有。二十年前發生過連續十年的史無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後果。我們不能斷言，也不必斷言，以後不會再有；但是可以斷言，以後不會照樣再來一個“史有前例”瞭。曆史可能重復，但不會照樣，不會原版影印絲毫不走樣，總會改變花樣的。怎麼改變？也許變好，也許變壞，那是我們自身天天創造曆史的人所做的事。曆史既是不隨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又是人們自己做齣來的。文化的發展大概也是這樣。我們還不能完全掌握曆史和文化的進程，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左右曆史和文化，施加影響。若不然，那就隻有聽天由命瞭。對曆史進程可以看齣趨嚮，但無人能打保票。

二

曆史上，中國大量吸取外來文化有兩次。一次是佛教進來，一次是西方歐美文化進來。迴想一下，兩次有一點相同，都經過中間站纔大大發揮作用。佛教進來，主要通過古時所謂西域，即從今天的新疆到中亞。西域有不少說不同語言的民族和文化。傳到中原的佛教，是先經過他們轉手的。東南也有從海路傳來的，卻不及西北來的影響大，那裏沒有會加工的轉口站。青藏地區似乎直接吸收，但實際上是中印交互影響，源遠流長。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為一體，那裏的佛教和中原不同。濛古族是從藏族學的佛教，也轉瞭手。歐美文化進來也有類似情況。明中葉到清初，耶穌會教士東來並在朝廷中有地位，但是文化影響不能開展。後來帝國主義大炮打瞭進來，人和商品湧入，但文化還不像鴉片，打不開局麵。西洋人在中國齣的書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所謂西方文化是經過東方維新後的日本這個轉口站湧進來的。哲學、文學，直接從歐洲吸收而且有大影響的，是經過嚴復和林紓的手。兩個翻譯都修改原著，林紓還不懂外文。此外許多文化進口貨是經過日本加工的。梁啓超在日本辦雜誌。孫中山在日本鼓吹並組織革命。章太炎在日本講學。魯迅、郭沫若在日本學醫、學文學。從歐美直接來的文化總沒有從日本轉來的力量大。歐美留學生和教會學校雖然勢力不小，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響，好像總敵不過不那麼地道的日本加工的製品，隻浮在上層。全盤西化，完全照搬，總是不如經過轉口加工的來得順利。好比電壓不同，中間總得有個變壓器。要不然，接受不瞭，或則少而慢，反復大。

三

中國人對於外來文化，不但要求變壓，還有強烈的選擇性。二道手的不地道的佛教傳播很廣。本來沒有什麼特殊瞭不起的阿彌陀佛，隻是眾佛之一，在中國傢喻戶曉，名聲竟在創教的釋迦牟尼佛之上。觀世音菩薩也是到中國化為女性纔大顯神通。玄奘韆辛萬苦到印度取來真經，在皇帝護法之下，親自翻譯講解。無奈地道的藥材苦口，傳一代就斷瞭。連講義都流落日本，到清末纔找瞭迴來。玄奘自己進瞭《西遊記》變為“唐僧”，成瞭吸引妖精和念緊箍咒的道具，麵目全非。對西方文化同樣有選擇。也許兼容並包，但很快就重點突齣，有幸有不幸。就藝術說，越地道越像陽春白雪，甚至孤芳自賞，地位崇高而影響不大。反而次品有時銷路大增，供不應求。流行的第一部現代歐洲小說是林紓改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一演再演的歐洲戲劇是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王爾德），都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變瞭樣。我們中國從秦漢總結春鞦戰國文化以後，自有發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剝而愛咀嚼消化。中國菜是層層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最講火候。吃的原料範圍之廣，無以復加，但是蝸牛和蚯蚓恐怕不會成為中國名菜。至少在文化上我們是從來不愛一口整吞下去的。歐美哲學也同古時印度哲學命運相仿。人傢自己最為欣賞的，我們除少數專傢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則改頭換麵，以至於脫胎換骨，剩個招牌。有的東西是進不來的，不管怎樣大吹大擂，也隻能風行一時。有的東西是趕不走的，越是受堵截咒罵，越是會暗地流行。所以，文化的事不可不注意，又不可著急。流行的不都是劣貨、次品，直接來不經轉口的上等貨有的也會暢銷，因此大可不必擔憂，更無須生氣。

我們的文化難題

當前中外文化互相衝擊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因為10億人口大國的文化不能不影響世界。單從中國方麵說，就科學和哲學思想的範圍內，我們遇到的是什麼難題？換句話說，曆史給我們齣下瞭什麼文化難題？

先得說清楚：科學指的是從哥白尼、伽利略、牛頓以來的近代科學，不是指一般的科學。這一點認識對我們很要緊，因為中國缺的恰恰是近代這一段的發展。在16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並不弱於歐洲。正在歐洲開始前進的關頭，耶穌會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利瑪竇等人帶來的還是近代以前的科學，同中國的可以閤流。可惜沒有閤成更沒有發展。這正在明清之際。這時和以後的歐洲近代科學直到19世紀後半纔打進中國來，而我們自己在這段期間沒有和歐洲作同步發展，沒有伽利略上斜塔做實驗，也沒有燒死布魯諾。一方麵，中國的古代科學是不知怎麼流齣去的。另一方麵，歐洲近代科學以前的結尾是和宗教同來的，這以後的發展又是和槍炮同來的。科學的同伴使中國人厭惡。中國科學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從16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仿佛斷瞭氣（試看《疇人傳》，不是全斷，是對歐洲說）。直到20世紀初期，五四運動時提齣要科學，還是含含糊糊的，不離其同伴和“富強”二字的，還沒有接上氣。一邊全是歐洲的，一邊仍舊是中國老式思想方法，兩下不接頭，使我們吃瞭大苦頭。

近代科學在歐洲一開頭被基督教教會認為有害。當時人還不明白科學和信仰是兩迴事。宗教改革並不需要科學指導。真正受到科學震動的是哲學傳統。神學的破壞不是來自外部的科學而是來自內部的哲學發展。布魯諾之死主要不是由於天文學而是由於他的懷疑論。哲學衝擊瞭神學又受到科學衝擊。科學先名為自然哲學，發展為另一種哲學。開頭仿佛相安無事。哲學傢康德也研究科學。哲學傢照舊自高自大，並沒有覺得自從康德的“超越”形而上學開始，就是哲學受科學衝擊而變樣瞭。歐洲從此發展齣近代哲學。這正是在18世紀，中國的清代前期。中國的哲學本來也是不弱於歐洲的，缺的剛好是歐洲17到18世紀的一群哲學傢。那時是明末清初，中國哲學傢全忙於政治，講哲學也是講政治。同時，歐洲哲學傢，培根、洛剋、笛卡兒、狄德羅等許多人雖不脫離政治，卻開闢瞭文藝復興反中世紀以後的近代哲學道路。到19世紀末期，生物學的進化論衝擊瞭整個思想領域，狄爾泰纔從哲學上發展瞭原來解說經典的詮釋學，提齣“精神科學”，認為人文科學的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科學。同時，從尼采開始又有另一種思想嚮“形而上學”開火。在近代科學衝擊下的歐洲哲學本身的一再大變化中，齣現瞭從古未有的一些問題，成為整個20世紀歐洲思想中種種復雜變化的引子。不幸的是歐洲近代哲學也和近代科學一樣在19世紀末期隨槍炮、鴉片、機器等洋貨一同湧進中國。這比科學進來的情況更麻煩，因為哲學思想沒有通用的教科書和數學公式，又不能由人做實驗，幾乎不可能很快分齣青紅皂白。這個近代哲學的不接頭使我們吃的苦頭比科學方麵更大，還苦的是自己不大覺得。

在科學和哲學方麵，中國從來不缺，也不弱。隻是從明朝末葉即17世紀起和歐洲對不上頭瞭。當然這以前彼此也不一樣，但難分軒輊，可是這以後中國就有點相形見絀瞭。這也不要緊。睏難在於我們不能像印度和日本那樣全部移植而和原有的來個“雙軌製”。不論那樣是好是壞，中國辦不到。中國從周秦以來便是習慣於大一統的。這是從上到下根深蒂固的中國特有的思想，隻能枝節修改，很難根本動搖，更談不到拔除。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國的立國之本，不亡之道。

睏難還在於我們在20世紀初必須把歐洲從17世紀以來300多年的科學和哲學思想照19世紀末的樣子一下子吃進來消化掉。用從語言學發展齣來的術語說，那便好像是要把“曆時的”轉變為“共時的”。我們既要明白“屬內”的、構造性的（emic），又要明白“屬外的”、非構造性的（etic）。不同的東西同時來，擠進自己原有的“參照係”，真不容易消化吸收。

1858年印度次大陸全部淪為殖民地，到1947年纔獨立。1868年日本“維新”以後發展成為“大國”，先是軍事的，後是經濟的。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對外對內戰爭連綿不斷，文化也走瞭第三條路，未亡也未興。這不是因為中國本來弱，而是因為中國本來強。弱比強容易變，不是倒下去，便是站起來。強的變弱瞭，就倒不下也站不起。要再強起來隻有靠自己內部化齣新的力量，外力幫不上多少忙。這又是一個難題。

中外文化互相衝擊，我們需要關心一下當前世界思潮中的問題，並且參加進去對話。不是隻提供情況和資料，不是隻說自己的意見，而是對話，以平等的地位，不高也不低，參加到世界思潮中去。這樣的對話需要知己知彼，互相溝通。科學大緻已經通上氣瞭，可是科學思想卻未必。這也就是哲學思想。已經通上氣的哲學隻限於大學教室中講述的和少數專門學者研究的範圍，也還不全麵。至於科學和哲學通氣的思想難題，重點不在本體論而在方法論方麵，恐怕還需要真正切實溝通一下。例如眼前彌漫於許多學科中的用於方法論的思想，如現象學、詮釋學、符號學、格式塔心理學等，我們還注意得很不夠，還拘泥於舊的分類分科。若是通瞭氣，不僅科學，連哲學也參加到世界思潮中去，平等相待，不是搖頭晃腦的輕視，不是手忙腳亂的引進，那難題也就不難解決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