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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讀書》人送給讀書人的禮物
　　上世紀80年代，一套與《讀書》雜誌有關的白色小書，映入讀書人的眼簾。其封麵往往是幾道簡單的工筆，或是似明似暗的作者手跡，卻精緻可人，書捲氣十足，從此在圖書市場和讀書人心目中占據一席之地。它就是三聯書店的“讀書文叢”，日後被譽為“讀書人寫的書，寫給讀書人看的書，讀書人做的書”。
　　在這個評價中，可謂作者、讀者、編者，“三位一體”。看看這些名字：黃裳、董橋、呂叔湘、丁聰、董鼎山、柯靈、王佐良、王濛、陳樂民、張隆溪、趙一凡……策劃與設計：葉雨（範用）。如此強大的編著陣容，難怪這套書會一直記掛在讀者的心裏。
　　進入到90年代，“讀書文叢”又有瞭新的發展。寜成春先生設計的小書，封麵主打色塊與綫條元素，開本雖然還是32開，但不再瘦長，與封麵元素搭配後，更顯紮實穩重。作者隊伍也發生瞭變化，除於光遠、許淵衝、何兆武、唐振常等先生外，當時的中生代學者更是占據瞭叢書的主流，如周振鶴、厲以寜、劉小楓、陸建德、羅誌田、葛劍雄、高希鈞等，皆是一時翹楚。選題結構延伸到曆史地理、經濟學、宗教學等，其實也暗含瞭當時一些潛在的思想變化。
　　在三聯書店的選題結構中，既不同於傳播西方學術理論、文化生活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文化生活譯叢”，也不同於啓迪新知、趣味閱讀的“新知文庫”，“讀書文叢”立足本土，在與《讀書》雜誌充分互動的前提下，強調學養與纔情兼備，努力打造原創著述中的文化精品。單獨一本書，可能未必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這些書放在一起，就像著名的“讀書服務日”一樣，圓桌雅集、眾聲喧嘩，更由於超yue瞭具體專業的界限，而體現其人文精神與現實關懷，即使深刻，也不失感性與生動。
　　當然，這樣一套過於追求內容品質的叢書，在日後市場化的浪潮中難免有所沉寂。但在圖書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重，包裝也日見繁復的今天，顯得格外令人懷念。十年前，三聯書店另有一套大開本的“讀書書係”，做齣瞭延續的嘗試；今天，“讀書文叢”再度正式起航。在年內推齣新版五種，分彆是：江弱水《湖上吹水錄》、湯雙《三湯對話》、李慶西《老讀三國》、王一方《該死，拉鎖卡住瞭》、盧冶《倒視鏡》。
　　江弱水是《讀書》的老作者，文筆細膩，見識通達，他談中外文學，一直有一批“粉絲”在追看；湯雙是湯一介先生的公子，他們祖孫三代曾在《讀書》開展關於“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再加上湯雙其他科普文章，既是科學人文的小品，也是對湯一介先生的某種紀念；李慶西重讀《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在曆史與文學、政治與權謀中串連敘事，構成新的文本解釋；王一方從事醫學哲學研究，探討醫學技術發展的同時人文關懷何在，關注社會的生死觀、疾苦觀、健康觀、醫療觀，希望在普遍焦躁焦慮的氛圍中引入一些哲學的智慧與思想啓迪；盧冶是近年來活躍文壇的纔女，文筆清新，對日本文學、電影、文化生活有細膩的體察與理解，在《讀書》這兩年異軍突起後，備受關注。
　　我們相信，這樣一套新版的“讀書文叢”，會是新的傳承與接續，會成為讀書人喜愛的書籍。同時，我們還即將推齣“讀書文叢精選”七種，對過往叢書進行精心的遴選，以“紀念版”的形式問世，也是對老版叢書和前輩編輯的緻敬。

內容簡介

　　《老讀三國》是李慶西近年來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閱讀心得，集中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儒林外史》上。這些文章有的發在《讀書》，有的發在《書城》，都是行雲流水、清新可讀的文字。其方法是從古典小說某一人物或事件入手，比照多個曆史版本，讀齣其中的縫隙，也讀齣其中微妙的地方。如果將曆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那麼經典的古典演義小說，無疑在敘史和深入人心的意義上，更甚於正統史書。《老讀三國》可以視為用現代人的眼光，結閤史書、小說等材料，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解讀。

作者簡介

　　李慶西，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係。初中畢業後赴北大荒支邊，曆任杭州造紙廠乾部，浙江文藝齣版社編輯，中國作傢協會浙江分會書記處書記。1977年開始發錶作品。著有評論集《文學的當代性》、《人間書話》，係列小說《人間筆記》等。

前言/序言

自敘

三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三國演義》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作為畢業論文。寫這個題目，當時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一位老師在《文學評論》上發錶關於曹操研究的論文，我覺得很有可議之處。正趕上要報畢業論文題目，匆匆想到不妨就此商榷一番。在我看來，老師的思路是以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評價文學人物，其中可以看齣一些學術以外的話語背景，如毛澤東、郭沫若等人對曹操的正麵肯定，以及七十年代中期“評法批儒”給曹操塑造的政治形象，等等。我想藉此論證文學的自身規律，八十年代初期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正亟欲擺脫政治束縛，對文學本體的關注亦是一種學術風氣。我定下題目，去找那位老師做論文指導教師，她倒是欣然同意。而且更沒想到，後來她給我的評分是“優”。那個年代大傢思想上都有僵化之處，但人與人的關係倒是簡單淳樸。

一九八二年初，我從黑龍江大學畢業迴到杭州，便將這篇論文投到《文學評論》。我不知道文章能否發錶，但多少有一點自信（那時候這種事情不講人情關係，投稿時並不認識任何一位編輯），卻沒想到《文學評論》竟是作為那一期的頭條（1982年第4期），同年十月又被《新華文摘》摘要轉載。作為一個剛畢業的本科生，頓然有瞭嶄露頭角的感覺。其實讀大學那幾年，我都在寫小說，幾乎是心無旁騖，這一來倒是跟古典小說或是理論批評方麵都有瞭一些轇轕，亦將我帶到瞭一個選擇的路口，今後是接著做古典小說研究，還是轉嚮做文學批評？自己有些猶豫不定。

一九八四年我連續參加瞭兩個全國性學術會議，一個討論古典小說，一個是當代文學研究。我是以齣版社編輯身份參會，那時已調入浙江文藝齣版社。那兩個會議使我有幸認識許多學界前輩和新銳，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鼓勵我接著做這類題目，搞當代文學的認為我更適宜做理論批評。按國內學界通例，古代與當代很難跨界，兩頭沾邊就顯得很不專業。八十年代是文學觀念急遽變化的時期，理論思潮的交鋒，敘事文本的嬗變，顯然對我更有吸引力。作為編輯，手上的業務正好有理論批評這一塊。這樣，我的寫作自然就轉嚮文學批評。第二年夏天，完成瞭一篇壓在手裏好幾年的關於《水滸傳》的論文（《〈水滸〉主題思維方法辨略》，《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之後很長時間裏，一直沒有關注古典小說方麵的話題。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藉著去北京齣差機會，見到瞭《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前輩們。其中一位老編輯帶我去瞭《讀書》編輯部，那時三聯書店和《讀書》編輯部還在朝內大街166號那幢樓裏。在堆滿書刊的閣樓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文化氣息，聽瀋昌文、董秀玉、吳彬他們聊天，很快讓你領悟到在學術與觀念之外的某種人文情趣和話語方式。吳彬是負責中國文學的編輯，跟我談論當時興起的新小說革命和“尋根文學”，問我是否有興趣寫寫這方麵的文章。於是，從一九八五年起，我也成瞭《讀書》的作者。那幾年裏，我給《文學評論》寫過幾篇關於文學思潮和當代性探討的論文，給《讀書》寫過韓少功、周梅森的小說評論，寫過黃子平、季紅真的書評。從那時到現在正好三十年瞭，我沒有統計過給《讀書》寫過多少文章，當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種勤奮的寫作者，但我對這份雜誌始終懷有一種文字錶達的追慕。

八十年代末，我在《文學評論》發錶瞭李銳小說集的評論，還有一篇關於尋根文學的綜論，以後就告彆瞭那種混跡學術的寫作。當然，後來發生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況，理論話語陡然逆轉，這使我不能適應。另外一個原因是，自己對愈益走嚮科層化的“學術”産生瞭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觸。盡管內心覺得愧對《文學評論》的編輯們，九十年代以後就再也不做所謂學術論文那種東西瞭。我喜歡隨筆和讀書劄記那樣的文體，喜歡那種敘述的自由，喜歡從文本齣發去追尋思想蹤跡……就這樣，自己的文化興趣和文字錶達習慣漸而轉嚮以《讀書》為標杆的那種路徑，此後的寫作一直沿循這樣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讀書》編輯們以“脈望”名義策劃一套“書趣文叢”，其中就有我的一種《尋找手稿》（遼寜教育齣版社1996）。

重新細讀《三國演義》和其他古典小說，已是二十多年以後。我注意到，學者們已不再以小說比附現實政治，研究方嚮基本上轉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證等方麵。其實，自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研究的主要關節就是這些，當年魯迅、鬍適治小說也都從這幾處入手。這算是迴到瞭學術正路，羅貫中、施耐庵籍貫，吳敬梓身世，自然都成瞭極具影響的課題。當然，我自己的興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為不搞學術，用不著關心人傢圈內人的課題。

歲月老去，思慮散逸。有時往往會想到小說的意義生成，小說作為一種敘史方式對曆史的重述與誤讀，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早年寫那篇關於曹操論文的時候，我還隻關注文學本體，完全從審美角度立論。其實，中國小說跟詩詞一樣，不完全是一種文學文本，亦需要從曆史和倫理的角度去認識。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問哪一部文學作品對國人心靈影響最大，我肯定說是《三國演義》，可是這部小說敘述的曆史並非驕人的漢唐盛世，亦非人文輝煌的兩宋時期，為什麼這裏邊的故事對國人特彆重要？

其實，三國時期嚴格說來不能算是一個朝代，隻是夾在東漢與西晉之間的一個短暫的曆史過程。如果從黃巾作亂算起，其開端應定於漢靈帝中平元年（184），但是從諸鎮紛爭到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名義上東漢朝廷仍還存在，一直延續到獻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學界通常以公元二二〇年曹丕稱帝作為這一時期的起點，並以二八〇年東吳滅亡為結束，前後一個甲子。可是下一個朝代晉朝早在公元二六五年就開始瞭，曹魏鹹熙二年，司馬炎迫使曹奐禪讓而稱帝，改元泰始。蜀漢已於兩年前滅亡，這時隻剩下東南一隅尚未統一。從獻帝禪位到司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間天下兩次禪讓，曆史的巧閤讓人匪夷所思。

如果從黃巾起事算到東吳滅亡，這個時間跨度幾乎長達百年，史書《三國誌》和小說《三國演義》的敘事內容大抵根據這一時間標尺——漢末士族豪強正是抓住剿滅黃巾的契機而崛起。曆史的長鏡頭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將近百年之間晃動著，推近和拉開，時間記憶在敘述中漸漸被更替和改寫，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閱讀中認識到，這段分分閤閤的曆史不但極具故事性，而且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

陳壽撰《三國誌》以曹魏為正統，雖說不盡閤理，體例上亦顯得彆扭，卻是代錶瞭某種共識，那就是企圖尋找一種統轄性的曆史存在。秦漢時期形成的大一統局麵是可以産生多種釋義的曆史記憶，譬如用錢穆的話來說，那就是“國傢民族之摶成”（《國史大綱》第三編第七章）。其要義在於，將春鞦戰國以來裂土分封的貴族專製逐步改造為具有行政意義的郡縣製度，這樣政治上似乎就順理成章地納入儒傢先賢設計的禮治之道。可是東漢末年的亂局打破瞭這種大一統，士族豪強以武力紛爭，似乎一切又迴到瞭戰國以前的局麵。顧炎武有謂戰國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捲十三），其實三國時期亦如此，這種情形在《三國誌》的敘事中自有充分體現。由於漢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對象，在陳壽那個時代的史傢眼裏，隻有抽象的聖王之道，並沒有具體的“國傢”觀念。

陳壽撰史帶有某種“元敘事”的理論預設，以為曆史應該符閤具有某種演化軌跡的構想型式，成王敗寇的曆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興替的倫理邏輯。譬如，劉備、孫權之所以不能成為一統天下的雄主，因為衡量以“修齊治平”的聖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終能總禦皇機，剋成洪業者”，不但有以魏替漢的既成事實，在陳壽心目中其形象“光於四海”而幾乎有如周公。

我想，如果將曆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被認為是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則有另外一種敘史意義。原初的記憶可能漶漫不清，也可能本身就帶有某種想象，小說傢不妨以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補曆史記憶。譬如，《三國演義》將“匡扶漢室”作為大目標，衰靡不振的漢室就成瞭光榮與崇高的象徵。在國傢意識召喚下，放大和凸顯瞭忠勇節義的英雄氣概。小說傢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漢一方，並非齣於文學史傢所謂“劉姓天下”的正統觀念，而是痛感於宋元以後中土沉淪的現實悲況。沉淪之中重述恢復漢室之舊夢，明顯是召喚漢族士夫之曆史記憶，強調華夏民眾之國傢認同。逆境奮起的英雄敘事對於飽受欺辱的民族來說意義重大，人們至少能藉此獲得某種精神自慰。有趣的是，對《三國誌》記述的劉備妻子三番五次被擄，《三國演義》竟照單全收，因為正好藉以重構另一種故事。關羽韆裏走單騎，趙雲長阪坡殺入萬軍之中，都是以護嫂救主大顯其無比忠勇；同時，更於憂患之中刻畫劉備苦其心誌、動心忍性的大人之心。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這是小說傢眼中的王者風範。

《三國演義》描述的謀略手段是所有三國敘事中最精彩的內容，小說情節幾乎按照博弈性設計推衍，由於戰爭語境使得一切詭詐之術都閤法化瞭，因而得以盡興發揮。當然，此中的機會主義策略自是沉澱於國人集體意識中的文化記憶。當初，關羽被曹操的軍隊圍在下邳城外土山上，曹操派張遼來勸降，關羽提齣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降漢不降曹”，這種說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本來就是漢臣，何來降漢之說）。關羽的“投降”隻是應機權變，曹操答應得竟很爽快，“吾為漢相，漢即吾也。”反正大漢王朝就攥在手心裏。他隻想著將關羽收歸己用，不去糾纏什麼說法。彼此各自錶述，各取所需，乃以實用主義對付機會主義。

對於《三國誌》的重述與誤讀，絕非自《三國演義》開始，在宋人說話和金元雜劇的三國戲裏邊，都有自己的話語生成。從曆史著作到文藝作品，性格因素被放大瞭，國傢形廓變得清晰瞭，打打殺殺的百年鬧劇，竟成功地植入傢國倫理大義。本來，在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梟雄乃至奸雄並無多少區彆。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並不妨礙二人煮酒論英雄。曹操放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底要看誰能問鼎中原。可見“英雄”語義紛歧，原本並無人格準則與道德底綫，而劉備卻以“匡扶漢室”的國傢名義占據話語製高點。在後世的三國戲中，在國傢意識形態語境中，這就簡單地分齣瞭好人壞人。

梳理一下三國敘事的傳世文本和傳播途徑，大緻可以排齣這樣一個序列：

一、陳壽《三國誌》。

二、《三國誌》裴鬆之注所引佚史。

三、《後漢書》何進、董卓、袁紹、袁術、劉錶、呂布諸傳；《晉書》宣、景、文、武帝本紀等。

四、《世說新語》中的三國人物紀事。

五、宋元說話中的三國故事及《三國誌平話》。

六、金元雜劇中的三國戲。

七、《三國演義》嘉靖本、毛本。

八、明代戲文（南戲）和明清傳奇、雜劇中的三國戲。

九、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的廟祀活動。

十、清末以來京劇及地方戲麯中的三國戲。

十一、明清以來民間年畫及其他美術作品中的三國人物和故事。

十二、連環畫《三國演義》（上海人民美術齣版社1956﹣1962年齣版）。

十三、五十年代末毛澤東發起的關於曹操曆史地位的討論，並齣版《曹操論集》（三聯書店1960年齣版）。

十四、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年版）、《三國》（2010年版）。

十五、當下風行的桌麵和在綫遊戲《三國殺》。

這個列錶不敢說沒有遺漏，譬如，二〇〇八年在河南安陽發掘的曹操大墓，以及隨後引起的質疑和爭議，是不是也應該列入？據說當地正加緊旅遊開發，而如今旅遊産品往往亦是曆史 / 文學文本的衍生物。

這是一個層纍地造成的文化堆積，其中包含的記憶信息是如此豐富而駁雜，似乎很難統一到某種知識譜係中，難以作齣條分縷析的學理性認識。譬如，關羽身前為人臣，死後卻稱帝，被尊為“關帝”，忠誠者變成瞭忠誠之對象，這是哪門子的綱紀？然而，這個對象化過程似乎亦一再被復製。再如，照例說戲颱上的人物都有好人壞人之分，可是呂布呢？所有的曆史學者對呂布都沒有正麵評價，戲颱上呂布卻是討人喜歡的武生（翎子生），他算是好人還是壞人？

毛澤東要替曹操翻案，顯然亦有好人壞人的標準。當然，操心古人的政治正確和先進性代錶也是郭沫若、翦伯贊那些大學者的學術雅趣。可是，民間野老村夫乃至青少年讀者最關心的卻是馬超與關羽的武藝高下，三國武將排行榜永遠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還有，劉關張三人“寢則同床”是怎麼迴事？今天的讀者從三國敘事的密碼中又發現瞭新的問題——現在網絡上就有許多帖子討論這哥仨是否有龍陽之癖。

混沌的曆史記憶，映照著五花八門的現實圖景，尤其自明清以來民間拜關帝到當下風行的《三國殺》遊戲，更是體現瞭接受層麵不斷變異的衍生性，亦一並印證瞭思想史之“迷思”（mythos）現象。

以上是我讀三國想到的一些問題。我每每感嘆，個人能力和精力總歸有限，如此散逸的思緒不可能將自己引嚮深入而係統的探究。

編入這本小書的文章不全是關於《三國演義》，還有幾篇是談論《水滸傳》、《西遊記》和《儒林外史》。那幾部小說與曆史的關係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魯迅為何將《水滸傳》列入“講史小說”），也就是說它們不是重述史傢文本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在文章裏更多地著眼於人物和故事本身。當然，更使我感興趣的是敘事方式中包含的種種寓意。

在浩如煙海的古典小說中，我前後涉及的隻是寥寥幾種。當然，這幾種都很重要，是中國小說中為數不多的幾部大作品，值得反復細讀。奇怪的是，學術圈內很少有人對這些作品作齣文學意義上的解讀，也很少有人從話語蹤跡中去梳理這些作品的敘事旨意。所以，現在文學史教科書上講到《水滸傳》，還是一種階級分析的講法；講到《西遊記》，依然襲用魯迅、鬍適的“遊戲”、“玩世”之說。如果說，有一韆個觀眾就有一韆個哈姆雷特，我相信最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寫進教科書裏的那個。至於我的哈姆雷特，我想最好讓他自己從作品裏走齣來。

望著城市陰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象應該還有陽光和白雲，往往是學術慣例遮蔽瞭貧瘠的思維。其實，對於文學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跡總是伴隨著閱讀興趣而不是學術目標。平日讀《儒林外史》，總覺得它不隻是諷刺科舉製度和暴露士林醜態，泰伯祠大祭寫得那麼隆重，難道是作為一種反襯？這等重振斯文的禮樂大事，為什麼不在儒門的文廟舉行？作者何以將遁世作為終極價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識話語與權力關係的糾結中是否還有一個隱蔽的主題？一遍遍讀下去，腦子裏總會産生許多問題。

老來讀書有一個好處，就是更有隨心所欲的方便，藉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話，“從今後，伴藥爐經捲，自禮空王。”

收入本書的文章曾發錶在《讀書》、《書城》和《上海文化》等刊物。是《讀書》編輯部衛純先生建議將這些文章結成一集，亦費瞭他許多功夫，在此深錶謝悃。

李慶西

二〇一五年中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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