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著名作傢葉辛、王躍文，著名文化學者張頤武鼎力推薦！
第一部關於民國大師們的集體傳記！
一代民國清流，一代民族脊梁，在糜爛的時局共同擎起中國文化的蒼穹！
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盛名的文化大師們的群體雕像，生動，鮮活，立體！
著名編輯傢、作傢、原《當代》副主編汪兆騫老先生嘔心瀝血之作！
蔡元培、鬍適、康有為、梁啓超、王國維、陳獨秀、章太炎、辜鴻銘、章士釗、蔣夢麟、李大釗、陳寅恪、傅斯年、劉師培、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黃侃……
民國清流的誇父追日與飛蛾投火，寫就的是中國“士”的短暫與輝煌。

內容簡介

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

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

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

民國清流4：大師們的抗戰時代

作者簡介

汪兆騫

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齣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雲》《張騫》等，新近齣版有《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深受讀者好評。

精彩書摘

第六章

　　民國十一年（1922年）

　　民國十一年，是個天災兵禍頻仍的年頭。1月19日，武漢酷寒，天降大雪，凍死很多人。4月直奉戰爭爆發，在這場血戰中，百姓生命慘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局勢動蕩混亂。同時，文化界和輿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卻是這一年的主題。一個以歐美派留學生為主的文人集體，在他們的精神領袖群體的帶領下，繼續嚮武人的專製統治，莊嚴地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

　　1

　　1月的北京，寒風凜冽。

　　剛剛齣醫院的蔡元培，坐在灑滿陽光的書房，看鬍適作為新年禮物送給他的四捲本《鬍適文存》。案頭的一盆綻放蘭花，暗香襲人。

　　當蔡元培翻到《紅樓夢考證》時，心裏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紅樓夢》多年，曾著《〈石頭記〉索隱》一書。其眼光全落在“排滿”上，被魯迅批評“革命者看見排滿”。鬍適則在《紅樓夢考證》中，批評瞭蔡氏的“索隱”法。指齣蔡的“索隱”，是每舉一人物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齣《紅樓夢》中的情節來配閤。於是由於他的“索隱”，賈寶玉成瞭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應博學鴻儒科試成為翰林院檢討之大臣硃彝尊，薛寶釵影康熙寵臣高士奇……雖用心獨特，卻有牽強附會之嫌。好在鬍適、蔡元培都是專心做學問的學者，皆遵循“但開風氣不為師”的高誌，絲毫不糾纏個人意氣。

　　陽光西斜時，鬍適和李大釗二人推開瞭校長爐火正旺、熱氣撲麵的書房。他們一是看望齣院的病號，一是前來支持校長剛剛在《新教育》雜誌上發錶名震學界的《教育獨立議》。該文嚮社會各界呼籲：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盡一份的責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彆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傢，保持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彆的群體，抹殺個性的……政黨如能掌握政權，往往不齣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成效瞭。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政黨以外……

　　蔡氏此文一齣，社會各界自然極力贊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師生更是歡欣鼓舞。而當時的內閣總理梁士詒卻大發雷霆之怒：“一派鬍言，教育如真要獨立於政黨之外，好瞭，政府還發什麼教育經費，讓學校喝西北風去吧！”

　　鬍適高度評價瞭《教育獨立議》一文後，又嚮蔡校長匯報瞭一件事：最近，由美國控製的世界基督學生同盟，決定在清華大學召開該同盟第十一屆大會，想誘導學生信仰基督教。對此，鬍適錶示：“我以為教育獨立和非宗教運動，應是‘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貫倡導的思想主張。先生不是一貫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嗎？”

　　蔡元培點點頭，鬍適接著說：“所以，我們和守常諸君想在北大發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會，想請您齣麵做發起人。”

　　蔡元培看瞭看李大釗，李大釗已成為共産黨領導人之一。共産黨是無神論者。李大釗微微一笑：“先生做發起人是最佳人選。”

　　蔡元培答應得很乾脆：“好，我們一起做發起人吧！”

　　3月17日，《晨報》七版上，報道瞭“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3月9日發錶的“宣言”。宣布將在4月1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是“汙衊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國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自此，各報都充斥著有關類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學界發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全國學生界、知識界紛紛加入同盟，聲勢頗為浩大。據報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鬍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都積極參加瞭這個同盟。

　　周作人是個敏感的學者，他一貫“主張信仰自由”，骨子裏並不贊成“非宗教大同盟”。從陳獨秀、李大釗的介入，他意識到“非宗教大同盟”的齣現，是新文化運動內部的繼續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錢玄同的來信，讓他改變瞭沉默的態度。錢玄同是“五四”學人裏最無心計、最坦誠卻最尖銳的學者。錢玄同在信中說：“觀其通電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間措辭，大有‘滅此朝食’、‘食肉寢皮’、‘罄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殲彼小醜，鞏我皇圖’之氣概。”接下去信中又說，“我很主張陳獨秀和你之說，恐怕‘彼等’要將我歸入‘漢奸’之例瞭。但我寜可濛‘衛耶道’之名，卻不願濛‘改良拳匪’之名。”（信載《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五輯）

　　信中提到“陳獨秀和你之說”，讓周作人記起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七捲五期上寫過一篇文章《基督教與中國人》。陳在該文中主張以“美與宗教”來引導人的“情感”健全發展。周作人想不通，陳獨秀和蔡元培、李大釗等學人原本對宗教持理性態度，怎麼會捲入非理性的反宗教運動中瞭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過《聖書與中國文學》的演講，強調“藝術起源大半從宗教的儀式齣來”，文學與宗教都具有“入神”與“忘我”的共同點，“藝術必須是宗教的，纔是最高上的藝術”。他最近又寫瞭一篇《山中雜信》，主張以基督教影響“新中國的人心”。

　　周作人意識到，“非宗教同盟”運動，是一個有組織的知識分子集體行動，他甚至已經看到其背後有共産黨的影子，但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周作人與錢玄同等人還是打齣瞭自由主義與個性主義的旗幟，清晰地發齣理性的聲音。

　　3月31日，《晨報》以顯著版麵，登齣《主張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牽頭，錢玄同、瀋兼士、瀋士遠、馬裕藻四人簽名，該文說：

　　我們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乾涉，除去法律的製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該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運動錶示反對。

　　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其在知識界特彆在青年中影響巨大，此宣言一齣，引起不小的震動。一部分人積極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則極力批判。盡管這種批判更多是齣於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憤恨。

　　對於年輕人的批評，“周作人們”是坦然的。在他們看來，愛國主義原本就是一種激情，“五四運動”何嘗不是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讓他們始料不及的，是陳獨秀的齣場。4月2日，他在《晨報》發錶瞭緻周作人等的“公開信”。陳獨秀以他特有的雄辯的氣勢質問道：“公等宣言頗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對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許？宗教果神聖不可侵犯麼……此間反基督教學生開會已被捕房禁止，我們的言論集閤自由在哪裏？基督教有許多強有力的後盾，又何勞公等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麼？請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義許多禮物嚮強者獻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報》發錶《復陳仲甫先生信》：“先生們對於我們正當的私人言論反對不特不濛‘加以容許’，反而惡聲相報，即明達如先生者尚不免痛罵我們為‘獻媚’，其餘更不必說；我相信這不能不說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瞭……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瞭多數的力來乾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是壓迫。”

　　周作人、陳獨秀各方從自己的思想邏輯齣發，發錶各自的意見，在“五四運動”之後，原本極為正常。但是，陳獨秀簡單地將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見，視作“嚮強者獻媚”，這種非友即敵的思維邏輯，未免陷入瞭“二元論”的獨斷論，實際上是封建專斷主義的翻版。而周作人等，從此要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瞭。

　　又是直率的錢玄同，在陳獨秀與周作人的筆戰中，看到瞭陳獨秀為代錶的共産黨人的國際思想鬥爭。他在4月8日再次緻信周作人：

　　近一年來……看看“中國列寜”的言論，真覺害怕……這條“小河”一旦洪水橫流，泛濫於兩岸，則我等“栗樹”、“小草們”實在不免膽戰心驚……我們以後，不要再用那“務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態度來作“”之相瞭。前幾年那種排斥孔教，排斥舊文學的態度很應改變。若有人肯研究孔教與舊文學，鰓理而整治之，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與舊文學，隻要是他一個人的信仰，不波及社會——涉及社會，亦當以有害於社會為界——也應該聽其自由。

　　錢玄同提齣的反對思想鬥爭的自由主義原則，是他冷眼旁觀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形勢重新估計戰略、策略而做齣的選擇。或許是一種倒退，但與陳獨秀們的魯莽、簡單過激的思想邏輯不無關係。

　　周作人讀罷錢玄同的來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贊同陳獨秀們的“思想鬥爭”論。但是，讓他退齣為之奉獻瞭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運動，他又心有不甘，於是4月10日，他寫瞭篇《思想界的傾嚮》。文中說，“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麵，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嚮是復古與排外”。

　　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鬍適的批評，“現在的情形，並無‘國粹勃興’的事實”，指周文“隻是退潮的一點迴波，樂終的一點尾聲”。鬍適認為周作人“太悲觀瞭”。

　　4月9日，早春的風裹挾著一絲絲寒意，吹拂著北大校園剛剛吐齣綠芽的柳條。北大召開瞭非宗教同盟大會。國內外、校內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園。蔡元培和李大釗先後發錶演說、批評前幾天，周作人、錢玄同、瀋兼士和馬敘倫等教授紛紛搶先在報刊發錶反對意見，聲稱知識階層應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於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論調。

　　蔡元培講演時說：“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說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礙‘信仰自由’，那麼難道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礙‘信仰自由’瞭嗎？現在的各種宗教，都是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來誘惑未成年學生的盲從。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這難道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嗎？”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風凜冽的北京，卻洋溢著春節的喜氣。《晨報》報道瞭“北大新聞同誌會”成立的消息，還刊發瞭三位知名教授在會發錶的演說詞。

　　徐寶璜說，新聞是近代以來世界“新發明的一大武器”，是“無槍階級”對付“有槍階級”的唯一武器。

　　李大釗批評新聞界隻關注“督軍的舉動”和“闊人的一言一行”，卻漠視“窮人因睏自盡”或“因受環境壓迫發生不幸的結果”。

　　鬍適則呼籲新聞應討論“社會上活的問題，真的問題”。他認為，“發為有力的主張，這對社會纔算有貢獻……如果把活的問題與真的問題拋開……談談盈餘價值，或捧捧契訶夫、莫泊桑，對社會上事業一點影響也沒有。”鬍適還說，哪怕討論“活的問題”如總統問題、國會問題，是有危險的，“甚至於封報館、坐監牢，受槍斃”，也不能拿空洞的主義來為軍閥、政客的報紙“充篇幅”。

　　鬍適真的要“談政治”瞭。他打算辦一份談政治的《努力周刊》。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感到僅僅做學問，啓迪民智是不夠的，應該對社會盡點兒責任。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對國傢、民族的興衰，對政治的清明汙濁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作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錶，知識分子總要發齣自己的聲音。當前，國傢的動亂、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敗已到極緻，鬍適不能再沉默瞭，他那顆醫國救世的赤誠之心澎湃不已。他為《努力》寫齣創刊獻詞，曰《努力歌》：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為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纔真是“不可為瞭”……

　　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隻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實際上，鬍適一直在為創辦具有學人純潔性的《努力周報》作準備作努力。終於在力倡“少數人的責任”主義的丁文江的推動下，於5月7日，由鬍適、高一涵、陶孟和、羅傢倫、張慰慈及地質學傢丁文江等知識分子一手創辦的政治評論期刊《努力周報》呱呱落地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北京。從此，鬍適告彆“不談政治”的承諾，踏上瞭一個書生論政、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政的不歸路。

　　5月11日，鬍適閉門謝客。第一次寫政論，很興奮，他點上一支煙，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裏，思緒漸漸飛揚起來。就在今年2月，《每周評論》被封禁時，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從《每周評論》被封禁之後（1919年8月底），我等瞭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齣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義的好報。”但政府不準自己辦報，就沒辦成。其實，梁啓超是有條件辦報的，但他放棄瞭言論事業，去當總長瞭。上海的一幫朋友如高夢旦、王雲五等友人，也勸他專心著書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乃下策。《晨報》副刊的孫伏廬更是激烈反對他辦報。他寫信給自己說：“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智識的人，決不能産生什麼好政治。從前許多拋瞭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瞭頭迴過頭來瞭，為什麼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這條不經濟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從國外給他的信，信中說：“為社會上計，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之風氣，而不宜止於批評之風氣。”

　　當然，熱情支持自己辦報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軍閥專權與政治黑暗。在他身邊聚集瞭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小團體，早已開始研究政治，討論時局。他曾開誠布公地批評自己“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告誡人們：“不要上鬍適之的當，說改良政治先從思想文藝下手。”他曾對自己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頭上繁星點點時，鬍適深深地吸瞭口園裏丁香花彌漫的香氣，迴到書房。到月上中天，《我們的政治主張》完成瞭。他不禁伸伸腰，鬆瞭口氣。當他重新看文稿時，不由自主地朗讀起來：“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瞭的，人人都能瞭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讀著讀著，鬍適自己先感動起來，竟有一行熱淚從臉頰滾下。

　　第二天，鬍適帶著《我們的政治主張》文稿，到蔡元培傢和友人們討論。

　　那天，蔡校長傢名流雲集、群賢畢至——李大釗、湯爾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會各界名流熱熱鬧鬧地聚在客廳裏。

　　鬍適來的稍稍晚瞭幾分鍾，他歉意地嚮大傢點頭微笑。而眾人看到鬍適滿麵春風，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響。身著一件新藍布長衫的蔡元培，把鬍適讓到自己身邊落座，然後宣布由鬍適讀《我們的政治主張》。

　　鬍適已對文稿爛熟於心，讀起來不僅流暢且抑揚頓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寓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己計、為社會計，齣來和惡勢力奮鬥。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係的成立與猖獗，看著濛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傢破産丟臉到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鬍適讀罷，滿麵通紅，熱淚湧流。眾人聽罷，先是短暫沉默，接著是熱烈而持久的掌聲。蔡元培首先發瞭言：“適之呀，文章寫得何等之好啊，聽罷，真是讓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議嚮社會公布這份宣言。”

　　有領袖群倫的蔡校長的提議，眾人紛紛支持，並願簽名。

　　鬍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學界的領袖，不僅纔學名冠當時，且以人格魅力團結瞭一大批文化精英，隻要他振臂一呼，學界會熱烈響應。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學人包括蔡元培、湯爾和、李大釗、陶孟和、王寵惠、羅文乾、王伯鞦、硃經農、高一涵、張慰慈、梁漱溟、徐寶璜、王文伯、丁文江、鬍適聯名在《晨報》《民國日報副刊》及《努力周刊》刊發這份由鬍適執筆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

　　十六位知名學人以集體聯署的方式，公開提齣瞭“好政府主義”：“一、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納個人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為此，他們還提齣政治改革的三條要求：“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治。”

　　《我們的政治主張》一經發錶，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國濺起層層漣漪，引起不小的震動。北京七所大學的校長們，公開在《努力周刊》發錶聯署聲明，支持鬍適等人提齣的政治主張。邵力子、李劍農等知名人士也分彆在上海的《民國日報》《太平洋》雜誌發錶政論。這些文章還不斷深化瞭鬍適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張。

　　“五四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利用聯名的方式，公開錶達自己的政治見解，成為知識分子參政的一種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王寵惠、羅文乾、湯爾和，在簽名三個月後，分彆“入閣參政”。王寵惠代理總理，後正式受命組閣，湯爾和齣任教育總長，羅文乾齣任財政總長。按鬍適的標準，這三人入閣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瞭，用鬍適的話說：“雖不能做到清一色漸漸趨嚮湊一色瞭。”鬍適還天真地為王寵惠內閣提齣過一套“解決目前時局的計劃”，並親自參加王寵惠內閣辦的茶會，很誠懇地與其討論施政方針。

　　王寵惠的後颱是直係的吳佩孚。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吳佩孚這位權威人物。李大釗也很佩服吳的人品和纔具。據鬍適1922年6月10日在日記中載：“守常說，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隻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

　　但國會的後颱則是曹錕，在新內閣與國會因經費和藉款問題鬧翻之後，其藉口羅文乾有納賄行為，由黎元洪下令將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變，成瞭吳景濂等人“橫行無忌的世界”，鬍適大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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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懷念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

這些大文人身上體現的人性之復雜，確實令人咋舌。魯迅耿介一生，以文以匕首搶槍，文字所過之處，所嚮披靡，但亦有誤傷者，如誤傷楊絳姑母楊蔭榆，誤傷小人物徐懋庸，似可見魯迅性格中的器量之小；郭沫若纔華橫溢，卻無文人風骨，屈從於強權，跟著風嚮跑，八麵玲瓏；周揚對於權力欲望之強，讓世人瞠目，為此可以捏造罪名，落井下石，極盡陷害之能事；丁玲曾是強權之下的受害者，卻在平反之後有挾嫌報復的嫌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時期悲壯而慘烈的文化景觀。在大環境中，這些知識分子展現齣來的風骨和氣節讓後人敬佩。他們沒有為亂世所裹挾，而是站在統一戰綫的大旗下，在各自的領域中竭盡所能，救國救民，奏響一麯正能量爆棚的愛國主義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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