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始終麵臨著一個“嚮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經近代思想傢們反復探索，給齣瞭不同的發展指嚮。然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卻是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經濟形態。

自明清以來，粵商作為一股強大的商業力量，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相始終，承前後，脈絡至今不斷。

浩瀚的大海使粵商獲得瞭有彆於徽商、晉商成長的經曆與精神氣質。他們始終站在對外開放的前沿，他們的成敗興衰，既反映瞭中國沿海商人麵臨世界大局變幻時的調適和應對，也摺射瞭中國變革的艱難與成就。

粵商的獨樹一幟，在於他們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瞭傳統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粵商的演變史，濃縮瞭傳統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卓越曆程。

但，他們做齣的獨特貢獻，仿佛墜入瞭曆史的煙塵。

1．在實體經濟一片下滑的大環境下，從曆史的角度看當下的商人精神。

2．互聯網經濟和泡沫經濟下，商人的精神到底是什麼？

3．商脈，在疾風驟雨中流傳。200年前就曾産生過世界首富的粵商，走過一條怎樣的風雨路？

4．比肩晉商徽商，重尋粵商與近代中國的轉型軌跡。

內容簡介

本書跨界史學、傳播學、社會學、經濟學領域，作者搜尋大量史料，走訪專傢學者、增補各地民間口述材料，踏察瞭諸多曆史遺跡，在曆史的餘燼中重新發現粵商，還原這個群體的真實麵目。經緯交錯，曆時性與共時性並重，從追述秦朝南遷的探索者趙佗開始，到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繼而唐、宋、元、明四朝市舶使司的設立與延續，再到清代的“一口通商”，發掘、梳理瞭自古以來粵商群體形成的社會曆史背景及發展曆程。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走嚮世界。

從“睜眼看世界”到“改革開放”，粵商群體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每個關節點上都發揮著重大作用。粵商的演變史，濃縮瞭傳統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卓越曆程。粵商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瞭傳統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尤其在中國社會進入變局、麵臨路徑選擇的時候，他們總會發齣自己的聲音，並以自己的實踐為國傢民族開拓新的未來。曆史的經綫與人物、地理的緯綫相交織，本書連綴起中國現代工商業的發展圖景。

作者簡介

楊黎光：高級記者，一級作傢，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傢，現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傢協會副主席。齣版有《楊黎光文集》（十三捲）。代錶作有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傢園的靈魂》《打撈失落的歲月》《驚天鐵案》《瘟疫，人類的影子》，中篇報告文學《生死一綫》等。另著有長篇小說《走齣迷津》《大混沌》《欲壑·天網》等。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奬”。

近年著力於“追尋中國的現代化腳印”長篇思辨體報告文學係列創作，完成《大國商幫》《中山路》和《橫琴》，既各自獨立成篇又構成瞭三部麯，其現實意義和思想深度都是作者再創輝煌的嘔心之作。

曾獲奬項有：一、二、三屆“魯迅文學奬”；一、二、三屆“中國報告文學‘正泰杯’大奬”；一、四屆“徐遲報告文學奬”；“新中國六十年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奬”；“中國改革開放優秀報告文學奬”；首屆“冰心散文奬”。

精彩書評

古今中外的商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是文化的較量和精神的博弈。粵商是中國近韆年曆史上為活躍，也是較為特殊的一個商幫，他們是中國具市場化特徵和國際化創業的群體。《大國商幫》講述成就瞭“世界工廠”神話的粵商故事，展現豐富多彩的經營之道、處世之理，從商人境遇看大國興衰。

——《粵商》雜誌記者

目錄

自序

前　言　海洋、商人與中國社會轉型

考察中國社會轉型，追尋中國現代化的曆史腳印，一個長期被人遺忘的事實便是：得風氣之先，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變遷，進而走在變革前列的，是明清以來一直在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這個群體被稱為：粵商。

粵商，纔是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斷發生碰撞、衝突與融閤的交匯點上，在曆史風雲變幻之際，承載起轉型之重任，腳踏實地推動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第一章　嶺南，一片屬於探索者的土地

韆百年來，嶺南作為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的融閤之地，得山海之利，發展齣瞭特有的以五嶺—珠江—海洋為錶徵的山海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無論是穿越“梅關古道”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還是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國商人，他們都是不畏艱辛的探索者，他們及其後代子孫的身上都蘊藏著開拓者的基因。

這也是嶺南人樂於麵對藍色海洋，勇於改變陳舊世界的文化血脈。

第二章　粵商，萌生於大航海時代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嚮把海洋作為封閉自守的天然屏障，歐洲人則讓它變成瞭通嚮未來的探索之路。當歐洲人開始越過大洋全神貫注地凝望中國的時候，距離粵商因勢而起的日子，就已經不遠瞭。

在專製政體裏，商人的活動空間非常有限，商品經濟的發展受到種種約束。但也正是因為營商環境的嚴酷，粵商的齣現纔顯得可貴。他們在官方嚴密管製的縫隙間尋尋覓覓，艱難成長。

曆史的發展將不斷證明，粵商的萌生和奮起，呼應瞭遙遠歐洲的商業革命，促進瞭中國的社會轉型。

第三章　從海上到口岸，主流粵商演化史

需要交易，渴望財富，不僅是商人存在的前提，也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從陸地到海洋，人類竭盡全力擴大交易範圍的過程，自然而然地演變成瞭探索未知世界的發現之旅。

從闖蕩天下、一度主導瞭南海民間貿易的海商，到居於口岸、總攬西方來華貿易事宜的行商，粵商，一直在風雲多變的國內外大勢中摸索前進，直至發展成瞭主導中外貿易格局的中堅力量。

第四章　鍾擺搖動，廣東迎來“世界時間”

正當歐洲人努力張開時代的風帆，竭盡所能嚮海外發展的時候，中國的清朝統治者卻逼迫沿海居民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迴遷內地。這不僅讓人民的生命財産遭受瞭一場浩劫，給國民經濟造成瞭無法估量的損失，也是一次文明的大倒退。

而就在清政府實施“遷海”令，試圖讓人民與海洋徹底隔絕的同時，全球化浪潮已經滾滾而來。不管你願意與否，一個終將覆蓋全球的“世界時間”，伴著時鍾機器發齣的節奏，正嚮中國步步進逼.

與此同時，繼晉、徽商幫成就的輝煌之後，一個屬於廣州十三行商人、屬於粵商的新時代，就要到來瞭。

第五章　一口通商，中國唯有十三行

一口通商，是廣州十三行的機會，也帶來瞭責任和風險。因為，十三行行商不僅壟斷瞭中外貿易，也要負責經辦具體外交事務。他們跨越政商兩界，周鏇於官府與洋人之間；他們既要尊重中國國情，又得明悉世界大勢；他們不僅是中國的商業精英，也是對外進行政治、文化和科學交往的先驅。

因緣際會，在人類社會總體轉型的關節點上，廣州十三行行商們成為中國走嚮近代化的直接參與者與推動者。

第六章　行商，樹起中國商人的世界形象

鼎盛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寶盆。這個華洋雜處的奇妙之地，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世界，也接受著世界的影響。由此，廣州、廣州十三行就成為古老中國緩慢嚮近代轉型的一個曆史性起點，成為近代中國百年變革的發源地，它既是一個展示中國形象的窗口，也是重塑中國形象的發力點。

在那個世界對中國滿懷誤解與偏見的特定年代，在那個大清帝國對世界既輕衊又疑懼的矛盾年代，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們站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匯點上，小心翼翼地樹立著這個國傢的民間形象。同時，他們也在努力重塑中國商人的形象，一點一滴地推動著這個古老帝國嚮近代轉型。

第七章　國運，從商人的境遇看大國興衰

一邊是近代商業文明的傑齣代錶，一邊是失去瞭社會活力的老舊帝國，中英兩國商人的不同境遇，標記瞭兩種文明的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瞭國運的興衰。

鴉片戰爭，是一場因貿易糾紛而引發的戰爭。英國是一個得益於貿易擴張而急劇崛起的近代強國，它視商業利益為國傢利益，無論是政治還是外交，都要或多或少地服務於貿易這個立國之本。所以，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較量，其實也是近代商業文明與傳統農耕—遊牧文明的較量。

狂飆過後，大清帝國和廣州十三行行商們都進入瞭飄搖零落的衰敗期。

第八章　化蛹為蝶，廣東行商的涅槃之路

鴉片戰爭作為一個分界綫，標誌著中外貿易關係由番邦來朝的納貢製，進入瞭由法律和條約主導的條約製。與此同時清王朝隻準一口通商變成瞭五口通商，由十三行專攬對外貿易的時代結束瞭。

在十三行行商齣身的吳健彰主政上海期間，廣州十三行行商紛紛藉機轉型，與外國洋行一起大舉北進，進入上海，從而催生瞭又一個特殊的商人群體：廣東買辦。廣州十三行行商及其他粵商以“買辦”的形式在上海異軍突起。他們作為中西貿易文化交流的橋梁，深刻地影響瞭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

第九章　廣東買辦，在上海開創粵商新時代

五口通商以後，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成為中西文明交流互動的又一個至節點。從上海開埠之初直到此後的許多年裏，無論是中國從這裏走嚮世界，還是世界從這裏進入中國，粵商都起到瞭不可替代的作用，並因此催生瞭一個影響近代中國曆史走嚮的特殊群體：廣東買辦。

在腐朽沒落的舊中國搖搖欲墜之際，一嚮被傳統觀念所歧視的廣東商人身體力行，奮走呼號，承擔起瞭民族振興的重任。徐潤、唐廷樞、鄭觀應構成瞭拉動洋務運動艱難前行的三駕馬車，助力李鴻章、曾國藩等洋務派領袖，開始探索一條自強之路。

第十章　洋務運動，粵商推動中國轉型

洋務運動是中國曆史上的創舉，不僅因為它締造瞭為期三十年左右的“同光中興”，初步建立瞭中國近代工商業的基本框架。與此同時，它也讓朝廷親貴、開明官僚與熟悉洋務的近代商人結成瞭推進社會變革的精英同盟，並且摸索齣瞭“官督商辦”的操作模式。

粵商，全麵參與瞭這場社會經濟變革，為瞭推動中國嚮現代化轉型，以他們的專長、纔乾和資金實際主導瞭那場史無前例的洋務自強運動；為瞭讓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粵商又有意識地超越瞭“官督商辦”的洋務自強運動，嚮思想啓濛、國民教育、文化更新等上層領域提升，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等諸多方麵，全麵影響瞭近代中國。

粵商，由逐利的商人到推動國傢進步的改革者，是一次質變，也是他們從中國各大商幫中脫穎而齣，實現身份超越的標誌型特徵。

第十一章　摩登時代，粵籍僑商塑造時尚生活

人類曆史上的一切變革，其最終目標都是讓人過上更有尊嚴、更幸福的生活。粵商作為中國最先進的商人群體，自明清以來始終緻力於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和進步，從海商到行商、買辦，代代相傳，層層 遞進。

民國成立前後，旅居海外的粵籍僑商紛紛迴到香港、廣州和上海發展，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傢經營環球商品的大型百貨公司先後開張迎客。由南至北，粵籍僑商發動瞭一場新興商業文明的“北伐”。他們把現代化變成瞭一種觸目可見、觸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他們讓中國迎來瞭一個時尚新潮的“摩登時代”。

第十二章　商脈，在疾風驟雨中流傳

從明朝的海商，到清朝的行商、買辦，再到民國時期的歸國僑商，數百年來，廣東粵商因時而易，順勢而為，不斷演進，構成瞭完整、獨特的發展脈絡。

粵商作為一個不事張揚的商人群體，承受著近代中國的轉型之重，粵商一點一滴、腳踏實地而又卓有成效地推動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無論世道如何艱難，最終他們總能頑強地剋服重重睏難，延續它那特殊基因，做到一脈相承、根基不斷。

近代中國的對外開放史則標記在粵商發展的每一座裏程碑上。一代又一代粵商上下銜接，不斷延續而成的商脈，將中國與世界愈來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參考資料

精彩書摘

2009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來到瞭中山市孫文西路上的一幢古老的小樓前。中山市前身為1152年設立的香山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1925年3月，積勞成疾的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為瞭紀念這位首舉徹底反封建旗幟，“起共和而終兩韆年帝製”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開拓者，當年4月民國政府將香山縣改名為中山縣。1983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山縣撤縣改市。我走近的這幢充滿著歲月痕跡的三層小樓，原為香山縣商會舊址，現被改建為一個規模不大，卻很有特色的中國首傢商業文化博物館。我來到這裏，是為瞭解考察孫中山先生有關“實業救國”和一批又一批香山實業傢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而做齣貢獻的史料，為撰寫我的“追尋近代中國現代化腳印”的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中山路》做研究。

當我端詳著這幢粉白相間、有著南洋風格的小樓時，腦中呈現齣數月來在澳門、珠海、中山（這三個城市曆史上都屬於香山縣）的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裏查閱和收集到的那些曆史資料所形成的畫麵。我在想，這幢樓裏又會給我帶來些什麼呢？

我抬腳跨進瞭大門——赫然間，五位曆史名人迎麵站在我的麵前。

從左至右，他們分彆是著名實業傢、當年在中國有“茶王”和“地産大王”之稱的徐潤，著名實業傢、洋務派的代錶人物唐廷樞，著名實業傢、曾以《盛世危言》一書影響瞭包括孫中山和毛澤東等在內的一批中國精英的改良主義思想傢鄭觀應，著名實業傢、引領中國現代時尚文化風行之先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創始人馬應彪、郭樂。這是五尊真人大小的人物塑像，三位穿清末民初的長袍馬褂，兩位西裝革履，成弧形麵對著博物館的大門，迎接著所有來館參觀的人們。

這五個人的名字以前在看中國近代史時，都有所接觸，但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所以瞭解並不深。這次到中山、珠海、澳門和香港采訪考察，以這五位為傑齣代錶的一代又一代香山或者說粵籍實業傢，形成一個浩蕩的梯隊從曆史中走來，一個一個齣現在我的眼前，他們影響瞭一個中國，影響瞭數個朝代。他們雖然在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身世和經曆，也做齣瞭不同的貢獻，但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粵籍，二都是商人，所以他們共性的名字叫：粵商。

我突然覺得，有這五位在近代中國工商業發展史上聲名煊赫的人物在，這傢小小的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瞭。這五個人，已經清楚地勾勒齣瞭中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譜係，同時也都是中國“實業救國”以及為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做齣過突齣貢獻的人。

我感覺到，我這一步跨進瞭從清末到民國，粵商們所走過的那段凝重的曆史。這一段曆史，又與孫中山先生後來努力想實現的“實業救國計劃”前後相連。

孫中山先生自小生活在香山縣的翠亨村，父母都是農民，因此他對中國底層勞動大眾的苦難有著實際的瞭解，並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發展實業，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過“物暢其流”而強國富民，使民眾過上溫飽的日子。民生主義可以說是孫中山思想體係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發展實業的主張則是民生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孫中山先生認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瞭在新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是為瞭最終能夠謀求國傢的富強，從而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所以，孫中山將革命的目的與中國的富強和振興密切聯係起來，多次明確提齣要通過發展教育和交通，“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

其實，實業救國論在19世紀末就已齣現，到瞭辛亥革命前後成瞭一種頗為流行的理論。20世紀初，宣揚實業救國論的主要是民族資産階級上層的代錶人物，如實業傢張謇等，他們和孫中山先生“實業救國論”的區彆是，張謇是舊陣營的改革者，孫中山是新陣營的革命傢，兩人齣於對國傢和民族命運的共同關注，都提齣瞭實業救國的思想主張。

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始終麵臨著一個“嚮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經過近代思想傢、政治傢、革命傢，以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反復探索、解答，給齣瞭多種不同的發展指嚮，然而，最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卻是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民國學者王孝通說：“辛亥革命，其端實啓自商人。……民國之造，商人當在首功之列。”

如今談起近代中國的商人，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晉商，在史學界、文學界、齣版界充滿著關於反映他們的作品，而曾經深刻地改變瞭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軌跡的粵商卻被嚴重忽視瞭。他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做齣的獨特貢獻亦仿佛墜入瞭曆史的煙塵之中。有關係統介紹粵商發展史的論著，在廣東、在全國、在史學界、在文學界都寥若晨星。

自明清以來，粵商作為繼徽商、晉商之後崛起的另一股強大的商業力量，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相始終，承前後，脈絡始終未斷。

浩瀚的藍色大海使粵商獲得瞭有彆於徽商、晉商成長的經曆與精神氣質。他們始終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得益於海上貿易，也緻力於對外開放。他們的成敗興衰，既反映瞭中國沿海商人麵臨世界大局變幻時的調適和應對，也摺射齣瞭中國維新變革的艱難與成就。可以說，粵商的演變史，濃縮瞭傳統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卓越曆程。

粵商之所以獨樹一幟、引人矚目，還在於他們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遠遠超越瞭傳統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尤其在中國社會進入變局，麵臨路徑選擇的時候，他們總會發齣自己的聲音，並以自己的實踐為國傢民族開拓齣新的未來。

我齣生於安徽安慶，曆史上安慶和徽州這兩個城市，是安徽重要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安慶是省會，徽州是徽商的故裏。“安徽”兩個字就是各取自於這兩個城市的名字：“安（慶）—徽（州）”。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有著“三進”（相當於北京三個四閤院直串起來）的徽商的大宅子裏，這個有著幾百年曆史的徽式大宅子寫進瞭我的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因此我自小就對徽商充滿瞭興趣，80年代初就曾到徽州去考察過，收集瞭很多有關徽商的曆史資料。傢族祖上也曾為徽商，隻是到瞭我爺爺那一輩就已經完全破落，以至於父親變成瞭一個目不識丁的城市貧民。記得小時候傢裏有一個殘破的高腳桌，比書桌高，比供桌又多瞭兩個大抽鬥，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麵正中在兩個大抽鬥之上，並排開著兩個窄窄的還用銅皮包著邊的長形的孔。我一直不知道這張桌子是乾什麼用的。後來，聽外婆說是傢裏祖上開店時的錢櫃，桌麵上那兩個窄窄的孔，就是做生意時收款塞銅錢和銀元的。後來，我又專門去山西考察過晉商，從太原齣發，到過平遙、太榖、祁縣，最後到大同，逛過平遙的老街，進過喬傢的大院，先後走瞭七天。自覺對徽商晉商的曆史瞭解一些，也想寫點什麼，但一直沒有想好主題。

後南下深圳二十多年，一直在報業工作，幾十年來雖然已經完全融入瞭嶺南的生活，但自我的身份認同仍然是一個安徽人，仍然是一個新移民，所寫的著作仍然以一個移民的視野居多。

自2008年應邀創作《中山路》一書後，我係統地瞭解瞭嶺南的曆史和文明，也係統地瞭解瞭近代嶺南人，特彆是粵商對中國現代化艱難進程的貢獻，可還沒有看到能係統地幫助人們瞭解這段波瀾壯闊曆史的書籍。於是就有瞭一個想法，能不能寫一本有關粵商發展的書，並常常在一些聚會裏、采訪中、講課時，談粵商、談自己對粵商發展的看法。後我又被那龐雜的曆史資料的收集、歸納和分析所難住，我想，我隻是一個作傢，在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麵的知識匱乏，會不會犯“班門弄斧”的錯誤？再加上報社工作繁忙，這個想法雖然一直沒有放棄，但也隻是留在心裏。

後來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斷鼓勵，特彆是顧作義先生給瞭我很大的支持。他在得知我有這個想法後，幾年來不斷地鼓勵催促我，建議我放下手頭的一些工作，集中精力寫好此書。2012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齣差，傍晚時分突然接到顧作義先生的電話，他說當前中國正處在新三十年改革之際，歸納、研究、總結粵商的發展史，錶現這個群體實現“中國現代化之夢”的曆程，無論是對現實和曆史都有著重大意義。他鼓勵我應該剋服睏難，挑起重任，盡快上馬。

於是，我就這樣被“架”上瞭馬，從2013年1月4日北上天津南開大學參加一個粵商發展的學術研究會開始，整整寫瞭三年，這是我報告文學創作中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如今一本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商幫——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粵商群體》呈現在瞭讀者麵前。是非成敗，自有讀者評說。

來廣東二十多年，寫瞭二十多本書，齣瞭十三捲的文集，自覺已經是融入嶺南的一位作傢，終於有一本記載著廣東粵商曆史發展的書，放在曆史的書架上。

誰來救救我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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