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著名社會學傢理查德·桑內特分析瞭傳統工業資本主義和當今處於全球化轉型中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重大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工作倫理已經漸趨改變；穩定的傳統科層式大型企業逐步被新經濟條件下的小型化企業所代替；重視熟練技藝（所謂匠人）和成就的傳統價值觀讓位於更加注重潛能和纔華的價值觀；所謂的“無用的幽靈”正纏繞著專業人士和手工業工人；消費和政治的界綫正在消亡。
　　新經濟在擺脫僵化靜態的科層組織的“鐵籠”的同時，理應給個人提供一種新的自由模式，但桑內特認為並非如此，新經濟帶來瞭新的社會和情感創傷，能適應和得益於這種新資本主義文化的隻是一部分人。這種新資本主義文化對個人的自我提齣瞭新的要求：越來越要求來自更加簡潔意義上的自我，注重潛能而不是已經取得的成就，人們必須輕視甚至放棄以往的經驗，努力適應新經濟的“改革”要求。

作者簡介

　　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當代著名社會學傢和思想傢，曾任紐約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目前擔任劍橋大學社會學係傑齣訪問教授，因其在社會學、城市規劃研究等方麵的傑齣貢獻，屢獲黑格爾奬、斯賓諾莎奬、格爾達·亨剋爾奬和特森諾奬等國際奬項。他的主要著作有：《19世紀的城市》（1969）、《階級中隱藏的傷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公共人的衰落》（1976）、《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新資本主義的文化》（2006），以及三部小說。
　　
　　李繼宏，200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其學術論文見於《社會學研究》、《人文雜誌》、《廣東社會科學》等刊物，另譯有《小王子》、《與神對話》、《瓦爾登湖》、《追風箏的人》等各種體裁的圖書三十餘部，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所訪問學者，目前擔任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C Irvine）英文係客座研究員。

精彩書評

　　★幾乎所有的社會學方而的思想傢都對全球背景下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給予高度的關注，但理查德·桑內特無疑是其中很特彆的一位，他的研究手段和視角都顯得與眾不同，他可以說是我們時代*有洞察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一書中，理查德·桑內特用他不一般的廣博知識闡述瞭新的企業文化的變化、不同的道德維度對政治的影響等多方麵的內容，他得齣的結論是明智且引人深思的，絕對是有可讀性的。
　　他一直在闡述資本主義經濟雖然相當成功，但並不令人滿意。會有劇烈的震動使它發生裂變嗎？理查德·桑內特認為會的。大傢來讀讀這本書吧！
　　——羅伯特·默頓·索洛（麻省理工大學榮體教授）

目錄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科層組織
第二章 纔華和無用的幽靈
第三章 消費的政治
第四章 我們時代的社會資本主義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無用的幽靈
　　導緻無用的幽靈威脅到當代社會的因素有三種：全球的勞動力供應，自動化，以及老齡化的管理。每種因素的實質都與其錶象不同。
　　當新聞記者驚呼全球勞動力供應已經使得工作崗位從富裕地區流嚮貧窮地區時，他們往往會把這種情況歸咎於為瞭降低薪酬而進行的“惡性競爭”。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總是追逐最廉價的勞動力。這種看法有一半是錯誤的。某種文化選擇也起到瞭作用，所以工作崗位纔會離開美國和德國，轉移嚮各個低工資的經濟體，那些地方的工人有足夠的技能從事這樣的工作，有時候從事這樣的工作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大材小用。
　　印度的呼叫中心便是很好的例子。在那些呼叫中心工作的人至少懂兩門語言；他們精心錘煉他們的語言技能，以緻呼叫者不知道接電話的人是在美國的哈特福德還是在印度的孟買。許多呼叫中心的工人受過兩年或以上的大學教育；此外，他們還得到良好的上崗培訓。印度的呼叫中心強調“拓展學習”，這使得他們的頭腦充滿瞭各種信息，能夠快速地迴答最多閤理常見的問題，從而大大提高呼入電話的數量。那些呼叫中心還給它們的工人上“人力資源技能”培訓課，這種培訓的目的有許多，其中之一是使他們不會以煩躁的口氣迴答某個糊塗的呼入者。那些印度工人比西方的呼叫服務工人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培訓（愛爾蘭和德國除外，這兩個國傢的經營標準和印度差不多）。從事這種工作的人都很有能力，而他們得到的薪酬確實非常糟糕。
　　同樣的現象也齣現在某些已經轉移到南方國傢的産業崗位中。這裏要舉的生動例子是墨西哥北部邊境上的汽車裝配廠。從事那些非常刻闆的勞動的往往是擁有很高技能的機械師，他們寜願離開汽車修理廠來到裝配流水綫上工作。在墨西哥北部那些美資免稅工廠中上班的普通工人本來也許是領班或者工頭。
　　惡性經濟競爭最可怕的形象是這樣的：許多南方國傢的兒童離開傢庭和學校，去血汗工廠打工。這個形象也許並沒有錯，但卻是不完整的。勞動力市場也追求廉價的纔華。南方國傢的雇主和發達國傢的雇主相同，也喜歡用牛刀來殺雞。因為那些被大材小用的工人善於解決問題，尤其是在原有的工作程序齣現毛病的時候。
　　……

前言/序言

導論

　　半個世紀之前，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傳說中那個性交自由、毒品泛濫的年代，許多嚴肅的激進主義青年將矛頭對準瞭各種社會機構，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業和政府組織，它們規模龐大，結構復雜，等級森嚴，鐵鉗似的牢牢地束縛著個人。1962年發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獻“呼倫港宣言”同樣抨擊瞭國傢社會主義和跨國公司，在新左派看來，這兩種組織都是科層式的監獄。

　　曆史部分地滿足瞭“呼倫港宣言”起草者的願望，五年計劃、集中的經濟控製等社會主義規則早已消失，那些強迫雇員賣命工作、年年供應相同産品和服務的資本主義企業已經成為陳跡。此外，醫療和教育等福利機構的規模越來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過去那麼固定。當今的統治者與五十年前的激進分子有著相同的目標：拆分僵化的科層組織。

　　然而，曆史以相反的方式實現瞭新左派的願望。我年輕時代的那些叛逆者認為，通過取締各種社會機構，他們便能創造齣各種共同體：直接交往的、團結信任的關係，不斷進行協商與不斷更新的關係，一個共同體的領域，身處其中的人們會關心他人的需求。這種情況當然沒有發生。大型社會機構的分裂使得許多人的生活處於碎化的狀態：他們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車站，而不是村莊，因為傢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種需求弄得失去瞭方嚮。遷移是全球時代的標誌，人們四處流動，不再固定下來。可是拆分社會機構並沒有生産齣更多的共同體。

　　如果你是個懷舊的人（哪個敏感的靈魂不懷舊呢？），你可能會覺得這種情況實在令人惋惜。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亞洲、拉美和西方發達國傢創造瞭史無前例的財富，這些新增的財富與拆分政府和企業的科層組織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時期的技術革命也主要發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製的機構。當然，這種增長的代價非常高昂：加劇瞭貧富不均和社會的動蕩。盡管如此，認為這樣的經濟爆炸不應該發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這裏，文化進入瞭我們的視野。我說的“文化”是人類學意義上的，而不是藝術意義上的。既然人們所生活在其中的機構已經四分五裂，什麼樣的價值觀和實踐行動纔能夠讓人們團結起來呢？我這代人曾經苦苦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倡導小規模共同體的價值觀。共同體並非惟一的文化粘閤劑，最明顯的證據是，城市中的陌生人盡管彼此並不認識，卻生活在共同的文化裏。但支持性文化的問題不僅僅與規模有關。

　　在不穩定的、分碎的社會環境中，隻有一類人能夠如魚得水。這個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應付三個難題。

　　第一個與時間有關：不停地在任務、工作、地點之間遷移的同時，如何應對各種短期關係和自我。如果機構不再提供長期的框架，個人可能不得不隨時修改他或她的“生活敘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穩定持續的自我認知。

　　第二個與纔華有關：現實的要求不斷變化，如何纔能培養新的技能，如何纔能開發自身的潛能。從實踐的角度來講，在現代的經濟中，許多技能不用多久便會過時；在科學技術領域和先進的製造業中，工作人員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訓。纔華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新齣現的社會秩序不利於匠人精神的發揚。所謂匠人精神，指的是將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態度；這種專注的態度在經濟上往往是破壞性的。為瞭取代匠人精神，現代文化推齣優纔統治的理念，這種理念更注重潛在的能力，而不是過去的成績。

　　第三個難題由此而生。它和放棄有關；那就是如何忘掉過去。最近，某個蓬勃發展的企業的領導人宣稱，她的公司裏沒有人能夠端著鐵飯碗，過去的成績並不足以讓員工保住自己的職位。要怎樣纔能積極地迴應這種宣言呢？這需要人們擁有一種性格特徵，就是看輕一個人已經擁有的經驗。擁有這種性格特徵的人就像貪心的消費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拋棄那些雖然舊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會敝帚自珍地守護已經擁有的東西。

　　我想展示的是，社會如何四處尋找這個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我將會越齣學者的本分，對這種尋找進行評判。這些以短期關係為取嚮、專注於潛在的能力、願意放棄已有經驗的自我是一類——說好聽點吧——異乎尋常的人。大多數人並不是這樣子的；他們需要持續的生活敘事，他們以某項專長為榮，他們珍惜有過的經曆。因而，那些新機構所要求的這種文化理念給許多生活在它們之中的人們造成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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