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本書以中西文明互鑒為大背景，從中華文明的起源、演變，中國曆史上的製度、思想、價值，以及藝術與審美等方麵，簡明又係統地闡釋瞭中華文化的主要內容。器物文化、製度文化、思想文化等多角度的闡發，並吸收當前學術界的經典觀點，是本書的鮮明特徵。本書是我們理解中國的曆史發展、文明特徵、智慧形態的門徑，對於弘揚中國精神、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

　　乾春鬆，1965年齣生於浙江紹興。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孔子研究院泰山學者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製度儒學》《重迴王道：儒傢與世界秩序》等。

目錄

第一章　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1）

一　“滿天星鬥”與“炎黃子孫” （1）

二　紅山文化與“龍的傳人” （4）

三　二裏頭與“夏” （7）

四　殷墟與早期城市（9）

五　中國神話與《山海經》（14）

第二章　天下國傢與製度禮俗（21）

一　中國的疆域沿革（21）

二　中國的行政區劃沿革（28）

三　宗族與宗法（32）

四　天下製度（39）

五　封建製與郡縣製（43）

六　禪讓與世襲（48）

七　天子與皇帝（54）

2中華文化簡明讀本

八　輔政製度與中國古代的文官係統（59）

九　察舉製與九品中正製（64）

十　中國傳統教育製度（68）

十一　科舉與書院（76）

十二　禮法閤治與中國古代的法律製度（83）

十三　近代法律轉型中的禮法之爭（91）

十四　中國古代的軍事製度（98）

十五　中國古代的土地製度（108）

十六　中國古代的賦稅製度（114）

第三章　思想與信仰（121）

一　早期中國思想的形成（121）

二　中國思想文化形態的演進脈絡（127）

三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人生智慧（149）

四　中國思想的主要派彆（170）

第四章　藝術與審美（205）

一　禮樂文明：儀式、音樂與秩序（205）

二　儒釋道與中國的審美文化（210）

三　唐詩和宋詞（214）

四　明清小說（224）

五　中國書法與中國文人畫（232）

六　中國建築的倫理與審美（241）

目　錄　3

第五章　中外文化交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248）

一　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248）

二　中醫文化與中西醫結閤（255）

三　“各美其美”與人類文明共同體（260）

參考文獻（267）

索引（269）

後記（275）

精彩書摘

　　第 一 章

　　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

　　考古的發現對於瞭解一個地區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來自考古遺存和傳世文獻資料方麵的證據，那麼許多曆史的記載就隻能算是“傳說”。20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麵是“疑古”泛濫，特彆是以顧頡剛為主的“疑古派”對夏朝及堯、舜等古代聖王是否真實存在持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麵，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考古學科成立以來，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又為我們瞭解遠古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提供瞭可靠的素材。在這些發現中，有包括距今170萬年前、具有人種起源意義的元謀人，以及稍後的藍田人和北京周口店附近發現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認為與黃種人的起源具有一定的關係。

　　在此之後，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直接相關的更多考古發現也越發受人關注。這些不斷發現的考古材料使我們得以對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曆史進行一種輪廓性的描述。這些材料也提示著，《史記》中有關五帝時代的記載，並非隻是“虛構”，其中有豐富的曆史信息。

　　◇◇一“滿天星鬥”與“炎黃子孫”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形成期的空間分布十分廣闊，南到廣東、北到黑龍江直至目前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地區。氣候條件跨越瞭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如此廣闊的地理區域，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瞭不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方式，留下瞭麵貌各異的物質文化遺存。這也就是為何有人將這樣的起源方式概括為“滿天星鬥”的原因。

　　第一章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中華文化簡明讀本綜閤考古學傢的看法，到公元前4000年前後，大約是相當於雅思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中華文明經曆瞭突破性的發展。其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空前繁榮。大約相同的時期，長江中下遊也進入瞭繁榮期。第二階段自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以長江中下遊、錢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為代錶的社會有瞭相當程度的發展，文明的發展達到瞭一個新的高度。黃河下遊的海岱文化區，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開啓文明化的進程後，穩定發展。以紅山文化為代錶的遼西地區，其文明化起步的時間和海岱地區相近，許多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其曾經的繁榮。第三階段是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時期，長江上遊的成都平原突然湧現齣一批城址，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長江中下遊和遼西的文明卻衰落瞭。不過，中原文化卻再度“復興”，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推動者。

　　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階段的文明發展之間交互作用，互相影響，從而使語言、信仰和習俗等方麵不斷接近，最終構成一種“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態。

　　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齣現代人的想象，以司馬遷為代錶的曆代史傢，根據他們所能收集到的文獻材料進行瞭創造性的綜閤，雖然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虛構。比如，中國人一般自稱“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國語·周語》，該文提齣鯀、禹和夏人之後，以及薑姓之後，都是黃帝和炎帝的後代。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而後來的帝王都是黃帝的直係子孫，由此，黃帝也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曆史開端意義上的開創者。

　　其實，司馬遷將黃帝塑造為中華傳統始祖的做法自有其價值的依據。在春鞦時代，孔子與他的學生可能就已經開始討論有關黃帝的傳說。據《大戴禮》記載，孔子與宰我有過如下的對話：“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在孔子看來，黃帝是否真活瞭三百年並不重要，關鍵是生民得其利，而後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的長度是以他為人類所做的貢獻來衡量的。司馬遷的《五帝本紀》中的《黃帝紀》即是將上古中國的許多偉大的事功都歸結到黃帝身上，因而賦予黃帝以特彆的意義。

　　曆史上中華文明區域內的其他民族，有時也會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比如遼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們民族曆史的典籍中稱自己是黃帝的子孫。這樣的說法，也可以看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念在民族觀念中的體現。

　　雖然，對黃帝本人考證具有許多“想象”的成分，不過，在曆史上也一直有人試圖進行“實證”性的證明。如宋代學者邵雍《皇極經世》一書，大意在於運用《周易》中數的理論推究宇宙起源和社會曆史變遷的規律。在該書中，邵雍說道，黃帝元年距今四韆六百二十五年，書中還將堯元年稱為甲辰年。據清末民初學者盧景貴考訂，認為黃帝元年相當於公元前2357年。再據更久遠的晉代學者皇甫謐所作的《帝王世紀》推算，堯以上共有五帝，曆時341年。按照這個說法，黃帝元年應為公元前2698年，這一論斷後來得到廣泛接受。近代以來，隨著民族觀念的傳入，“炎黃子孫”的觀念，被用來激勵國人團結起來，抗擊外侮。針對西方人采用耶穌紀年的做法，許多學者提齣瞭“黃帝紀年”，最著名的例證是1912年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雖然孫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過，將黃帝看作中華五韆年曆史的起源已經廣為接受。

　　黃帝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關於他的事跡，盡管夾雜有許多神話傳說和比附的內容，然而因為在中國最偉大的曆史著作《史記》中，以黃帝作為中國曆史的開端，由此確立瞭黃帝的開端性地位。

　　◇◇二紅山文化與“龍的傳人”

　　如果黃帝是由眾多的早期的傑齣人物而逐漸凝聚的種族始祖，而“龍”則堪稱是文化的圖騰。

　　20世紀70年代，在內濛古赤峰地區，一位農民在修梯田的時候，發現瞭一個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發現瞭一塊像鈎子一般的石頭，這塊石頭口閉吻長，上棱起翹，吻前伸上翹，身體如鐵鈎一般細長捲麯。不過，這件造型獨特的石頭，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彆注意。直到20世紀80年代，遼寜省建平縣齣土瞭一批玉製品，經考古學傢考證，這一批文物與十幾年前內濛古赤峰地區發現的文物屬於同一時期的文明類型，並因發現地赤峰而命名為“紅山文化”。在這批新發掘的文物中，其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見，齣土後甚至引起瞭考古界和學術界的爭論。這一玉器形似玉豬，卻身形修長彎麯、首尾相連，體現齣龍的特徵，豬首含有獠牙，肥頭大耳，與赤峰地區的石鈎般的玉器頗有相似之處。經著名考古學傢蘇秉琦先生考證，這兩件玉器均屬於紅山玉龍，是紅山文化的重要見證。

　　其實，在紅山的玉龍齣土之後，一直有關於“龍”的考古發現。1987年8月，在河南省濮陽市的西水坡遺址發現瞭一組屬於仰韶文化的遺跡。在其中的45號墓中，發現瞭以蚌殼擺放的龍虎圖案。龍昂首麯頸、拱背、體彎麯、長角、大眼、張口露舌、顯齒、足端有四個至五個尖爪。這大約能說明當時已經有比較固定的龍的形象，而這件距今大約6000年的龍圖案，也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晚期，大約距今6700—4000年的這段時間的不同地區考古發現中，龍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雖然龍的頭部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頭，有的是豬頭，也有類似馬和鹿甚至魚的頭的，然而身上有鱗、體彎麯、有爪等核心特徵卻是一緻的，這錶明這種圖騰在當時已經廣為流傳。而在《史記》中，炎帝的齣生，就被描述為其母遊華陽時與“神龍首”相感而生。也因為龍在中國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龍不僅齣現在考古發現中，也經常齣現在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在這些作品中所齣現的“龍”既能行雲布雨，又能飛沙走石，既有禳災除禍的善行，又有作惡多端的劣行。在各種曆史文獻中我們不乏龍的形象，人們熟悉龍的喜好和習慣，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屠龍術和葉公好龍的記載也早已成為中國人傢喻戶曉的故事，但龍卻是人們在現代生活中早已無法確切對應的神獸。可是，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國古人曾嚴肅地討論龍是否真實存在：

　　鞦，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蓄龍，故國有豢龍氏，有禦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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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之曰：“今何故無之？”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物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在這段文獻中，魏獻子與蔡墨討論何以不得見龍的原因，魏獻子認為，或許是因為龍是最具有智慧的動物，所以人無法捕獲而得見。蔡墨卻認為，古代有專門負責豢養、馴育各種動物和神獸的職官，這類職官的功能世代相傳，亦有相應的名號和姓氏。而豢養龍的職官因為失職，導緻龍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隱匿，人便不得見。但是，蔡墨極其堅定地認為“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從上述對話我們可以瞭解到古人確信龍是真實存在的，隻是沒人見過而已。以現在的眼光看，龍是人們綜閤不同動物的因素而糅閤在一起，並賦予其非凡的“法力”。而這一圖騰信仰在後世時間的磨礪中，龍的形象不斷演變，其文化含義、思想意蘊愈益豐富，最終成為中華文明乃至華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徵，逐漸成為整個中華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統一的意義符號。

　　◇◇三二裏頭與“夏”

　　《論語·八佾》篇中記載孔子的話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在這裏孔子說道，他對夏和殷商的“禮”雖然能言說，但並不能以杞國和宋國來引證，因為文獻上的證據並不充分。這裏所說的夏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兩個王朝，而在儒傢的敘事體係中，夏、商、周也被視為是理想政治的範型，即所謂的三代之治。

　　但在20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夏朝是否存在卻是飽受爭議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夠的考古材料做證據。1928年，隨著甲骨文的被發現，董作賓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決定下開始發掘安陽殷墟，直至20世紀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瞭無可辯駁的依據，但是關於夏的存在，無論是在商代的甲骨蔔辭中，還是都城遺址，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所以，傑齣的曆史學傢楊寬和考古學傢陳夢傢，都否認瞭夏王朝的存在，他們認為關於夏的種種記載，無非是周人依據神話傳說輾轉演義而成，或者是從商朝的曆史中分齣來的。那麼，大禹中斷瞭禪讓而將帝位繼承給啓的曆史轉摺，還有荒淫的夏桀的記載難道都是後世的曆史編纂者杜撰的嗎？

　　為瞭解開關於中國早期曆史上的種種謎團，徐旭生先生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走訪二裏頭一帶重要遺址，寫成《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瞭重要的基礎。李學勤等專傢開展瞭“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課題，試圖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對地下地上文獻進行綜閤研究，以確定早期中國曆史的發展過程。

　　其實，有一處考古發現很大程度上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瞭綫索，這就是二裏頭遺址。

　　夏文化的探索，與對二裏頭文化認識直接相關。後來稱為二裏頭文化遺存的係列文明遺跡，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發現，1956年在鄭州曾被稱為“洛達廟期”。1958年發現的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調查後進行瞭係統發掘，二裏頭文化的命名得以確立。二裏頭遺址被視為是一處都城遺址，總麵積約3平方公裏。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製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跡。已經可以看齣有規劃的都邑的意圖。齣土物品中存在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20世紀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二裏頭文化或其較早的部分屬於夏文化，但近年來亦有學者認為二裏頭文化屬於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並不能確定無疑地斷定其屬於夏文化。

　　與夏文化相關的另一處考古發現是陶寺遺址。據古史傳說，在堯活動中心地區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遺址新發現瞭距今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麵積為58萬平方米。到瞭中期（距今約4100年），建成瞭長1800米、寬1500米，麵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內的東北部應為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區，這裏發現瞭規模達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在這個基址上齣土瞭一些陶製的瓦片和其他建築材料。在齣土的陶器錶麵，還發現瞭疑似文字的刻畫，錶明當時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陶寺遺址中齣土的以銅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用生活用品，說明那時人們已經學會瞭冶煉金屬。陶寺的發掘最初也是作為夏文化的一個可能的遺存而展開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來越傾嚮於將其認定為堯都平陽。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堯帝曾建都於此。而陶寺的種種發現又證實其曾經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與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閤度。除瞭二裏頭和陶寺，1975年發現的登封王城崗城址，有的學者主張該遺址就是禹都陽城，從而引起瞭學術界的注意，該遺址屬龍山晚期。從這一時期起，諸如河南禹縣瓦店、鞏義稍柴、偃師二裏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鄭州小雙橋，以及最近發掘的安陽洹北商城、河北邢颱東先賢等遺址，都有學者指為夏商都邑所在。盡管這些均存在爭議，然而，其對瞭解夏商文明的意義，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四殷墟與早期城市

　　與夏文化的疑問叢生所不同的是，殷商文化因為殷墟的發掘而得到確證。1949年以前考古學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1928年到1937年河南安陽殷墟的15次發掘及與之相關的研究。殷墟的發掘和研究，不僅證實瞭商代曆史的客觀存在，而且將當時文明的燦爛輝煌展示在世人眼前。1950年，中國科學院即恢復瞭已中斷13年的殷墟發掘。這處遺址的發掘，一直持續到今天。

　　1950年至1951年，在河南輝縣琉璃閣與鄭州二裏崗的發掘中，確認瞭早於殷墟的商代前期遺存。1955年，發現瞭鄭州商代前期的城址，經多年探查，大緻可以確定其城垣周長近7公裏，城內外築有宮殿建築基址和各種作坊遺跡，以及墓葬、窖穴，等等。近年又發現瞭範圍更大的城郭。1983年則發現瞭始建年代與鄭州商代城郭相距不遠的偃師商代城郭。

　　原始城市的産生，是古代文明進步的一個重大標誌，也是斷定該文明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因此，學術界普遍重視城市的産生問題。但什麼是城市，原始聚落與城市如何區彆，仍是探討中的問題。多數學者趨嚮於認為，城市的主要標誌是能夠反映齣階級的社會結構。城市不一定有城牆，例如中國商代後期的殷墟，經過多年的發掘，隻在宮殿基址外圍發現防禦性的水溝，並未找到城牆（最近發現的洹北商城，時代似早於盤庚遷殷）。另外人口的規模可以作為城市的參考標誌。

　　第一章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中華文化簡明讀本殷墟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城市，包括有宮殿基址、陵墓、居住遺址和手工業遺址，其性質是不容爭議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舉齣河南偃師屍鄉溝商城、鄭州商城和湖北黃陂的盤龍城等。偃師商城是1983年發現的，位於偃師西部的大槐樹村南，南臨洛水。目前已探齣東、北、西三麵城牆，南北距約1700米，東西最寬處1215米，麵積約190萬平方米。城內發現瞭大型建築基址、道路等。這座城建於商代早期，其地望與古書所載湯都西亳吻閤。鄭州商城發現於1952年，遺址總麵積達2��5平方韆米。城東、南牆各長1700米，西牆1870米，北牆1690米。城內發現有大型建築基址，城外也有許多手工業遺址、墓葬等遺跡。有些學者認為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瞰。盤龍城發現於1954年，位於長江北岸不遠，城較小，南北約290米，東西約270米，城內也有建築基址，城外有居住遺址、手工業遺址、墓葬等。這些材料，說明商代前期已有規模可觀的城市，而且有的可以確定為王都，有的可能是諸侯國的都邑。

　　前麵曾經提到的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距屍鄉溝商城不遠，很可能屬於夏文化的遺存，甚至有人主張這是夏都斟尋。二裏頭和陶寺一樣，都沒有發現城牆，但有大型宮殿基址以及居住遺址、手工業遺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發現。

　　最早發現的是山東章丘城崖的古城。自1928年以來，當地曾進行多次發掘，城址已經被發掘齣土，但由於技術手段的限製，對城市的時代歸屬卻難下定論。1989年到1990年，在該地重做的勘查試掘證明這是一處龍山文化、嶽石文化（與二裏頭文化大緻相當）、周代三城重疊的遺址。位於最下方的龍山文化城址，平麵接近方形，南北最長530米，東西約430米，麵積約20萬平方米。勘查還證明，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城址屬於三城中的嶽石文化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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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對象的那些概念，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用創製的想象力）所造成的某個形象置於它們之下。當人們讀到或聽說一位在纔能、貢獻或地位方麵是偉大的人物的生平事跡時，通常就被誘使著在想象力中給他一個壯觀的外錶，相反，對於一個被描述為性格細膩溫柔的人則給他一個小巧玲瓏的形象。如果一個根據傳說的事跡而想象齣來的英雄被證明是一個矮子，或者相反，如果細膩溫柔的休謨被指齣是一個壯漢，那麼這不但對鄉下人，就連對一個有足夠閱曆的人來說也是可驚的事。所以，由於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就有走嚮極端的傾嚮，人們哪怕是對事物的期望也切不可提得很高，因為現實總是比用來實現它的理念模型要更加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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