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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立足於新國情，立足於道德建設的視角，從中國古代的治國理政思想中尋求智力支持，旨在提高我國的治國理政水平，以期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形成科學有效的治國理政措施。從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培育社會良性運行環境，增強社會成員的理性、淳樸和誠信，為促進國傢穩定與世界和平有所貢獻。

內容簡介

　　隨著“一帶一路”國傢戰略的深入推進，中國傳統文化必將走嚮世界，深入影響到全球的社會治理。中國傳統文化是多元思想體係相互碰撞、相互包容、相互學習之後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統一體。其內容之龐雜、角度之多維，很容易讓人産生片麵認識。基於這一點，有必要對傳統文化中有關治國理政的思想進行係統化的梳理，使全世界對古代中國的社會治理思想有一個全麵的認識。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從宏觀立旨，把握古代中國多元思想體係中儒、道、釋、墨等諸傢（法傢除外）的源流因革及各傢思想在冶國理政中的階段性適用特徵，從而創新性地嚮世界展示瞭人類曆經六韆年而不絕的治國理政文化脈絡。

作者簡介

　　王國棉，1978年生，陝西省興平市人，山西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現就職於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五颱山研究》雜誌編輯部，主要研究方嚮為區域社會史和佛教曆史文化。從業十多年來，在編校之餘，先後在國內報刊發錶論文二十多篇，主持和參加各類課題十多項，齣版著作《裴頠與魏晉玄學》《山西民俗：歲時節日》等。

目錄

概論
第一節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是以儒學為主導的思想體係
第二節 道德修身理論是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內容主體
第三節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實踐意義

第一章 儒傢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係統性開創
第一節 孔子：儒傢治國理政思想的奠基人
第二節 孔學中包蘊的治國理政思想
第三節 治國理政者基本的道德素質
第四節 “為政以德”的治國理政模式
第五節 孔子推行治國理政思想的教育實踐及其影響

第二章 道傢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深遠影響
第一節 道傢參與治國理政的曆史軌跡
第二節 道傢對其他治國理政思想的兼容
第三節 道傢在治國理政中的優越性與曆史局限性
第四節 道傢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第三章 墨傢治國理政思想對儒傢的繼承與突破
第一節 立足於被治理人的治國理政思想
第二節 墨傢與儒傢在治國理政思想上的關聯
第三節 墨傢治國理政的具體方案
第四節 墨子對儒傢思想的突破及其在現當代治國理政中的影響

第四章 曾子與子思對儒傢治國理政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第一節 曾子對儒傢治國理政思想的發揚
第二節 子思對孔子治國理政思想的傳承

第五章 孟子對儒傢治國理政體係的係統化詮釋
第一節 老百姓是天：孟子治國理政思想的立足點
第二節 性本善是孟子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基石
第三節 “仁政”的治國理政模式
第四節 個體修身靠“養氣”
第五節 孟子推行治國理政體係的教育實踐及其影響

第六章 儒學在漢朝治國理政中的全麵實踐
第一節 董仲舒：儒傢治國理政思想的成功實踐者
第二節 “大一統”思想上升為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
第三節 “天人閤一”與“天人感應”在治國理政中的具體運用
第四節 官德和民德在治國理政中的體現
第五節 董仲舒推行儒傢治國理政思想的教育實踐及其影響

第七章 佛教參與治國理政的精神感驗與價值輻射
第一節 佛教參與治國理政過程中的起起落落
第二節 佛教為參與治國理政所作的革新
第三節 佛教參與治國理政的精神感驗
第四節 佛教參與治國理政的價值輻射及其深遠影響

第八章 理學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全麵融閤
第一節 理學是以儒傢為主導的“三教閤一”
第二節 理學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哲學化實踐
第三節 理學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抽象詮釋
第四節 理學的世俗解讀及其影響

第九章 硃熹注“四書”“五經”與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體係的日臻完善
第一節 硃熹對治國修身理論的係統化總結
第二節 硃熹對“四書”“五經”的創新與發揮
第三節 硃熹注“四書”“五經”對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的完善
第四節 硃熹注“四書”“五經”的廣泛傳播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十章 陽明“心學”在治國理政中的運用與實踐
第一節 靠心靈感悟來認識世界的修身理論
第二節 “心外無理”對宋明理學的繼承與突破
第三節 集體無意識在道德修養中的體現
第四節 “知行閤一”思想在治國理政中的運用

第十一章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對當代的啓發與藉鑒
第一節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與哲學的兼容
第二節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對核心價值觀形成的積極作用
第三節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在後現代的應用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古代中國治國理政思想》：
　　“老百姓是天”是我國當代著名歌唱傢彭麗媛在歌麯《江山》中唱到的一句歌詞，典故齣於劉嚮《說苑·建本》。齊桓公問管仲：“君王如何纔能使自己獲得擁戴？”管仲迴答說：“應尊重天。”桓公仰而望天。管仲說：“我所說的‘天’，不是頭頂上的天，而是指老百姓。當君王的人，要把百姓當作天。隻有百姓擁戴，國傢纔會安定、強盛；反之，國傢就很危險，就要滅亡瞭。”
　　這個典故所講的道理淺顯易懂，然而，古往今來並不是所有的治國者都能在實踐中照此落實。隋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隋朝是中國曆史上國庫異常充裕的時期，按史書上記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隋朝的物資儲備之所以充足，就是因為沒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對老百姓多取少予。隋朝政府在各地都修建瞭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興洛倉、常乎倉、黎陽倉、廣通倉等積聚瞭數量龐大的粟帛。唐朝貞觀十一年（637），監察禦史馬周對唐太宗李世民說：“隋傢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傢之用，至今未盡。”也就是說，隋朝已滅亡瞭二十年之後，隋朝遺留下來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可見其集聚的物質資源是相當充裕的。盡管如此，隋朝還是難免速亡的命運，之所以如此，與隋朝統治者躁急求功的苛政有關。特彆是隋煬帝，修運河、徵高句麗，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將一係列大項目、大工程密集安排在極短的時間區間內，就遠遠超齣瞭當時老百姓的承受力與社會生産力的負載水平。隋煬帝從即位到第一次東徵高句麗，八年之間一共興修瞭22項大工程，動用人力達到3012萬人次，總數達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濫用民力，超齣瞭人民的承受極限，連政權都保不住，更談不上富國利民瞭。隋朝滅亡的教訓告訴後人，“老百姓是天”，治國理政者要把建功立業的欲望節製和降低到老百姓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老百姓是天”這句話突齣強調瞭老百姓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來，黨和國傢切實推進民生、關心民生。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老鄉也即老百姓的生存狀況、生活水平，是衡量一切治國理政工作成敗的試金石。故而，從這個意義上講老百姓是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律。但是，如果從古到今，反觀曆史，你就會覺得敢於而且能夠把“老百姓是天”這個意思錶達齣來，不僅需要治國理政者具有顛覆性創新的眼界，更需要有敢為天下先的膽量與魄力。因為，縱觀中國曆史，老百姓的命運形同草芥，成語“草菅人命”說的就是老百姓不值一提的社會地位。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能夠站齣來毅然決然為老百姓說話的人少之又少，孟子是敢於而且能夠把“老百姓是天”這句話說齣來的為數不多的其中之一。其後，唐太宗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錶達瞭類同的意思。
　　那麼，孟子是如何錶述“老百姓是天”這個意思的呢？簡單地說，就是“民貴君輕”。孟子發展瞭孔子的“仁”學，提齣“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隻有省刑薄賦，施仁政，纔能讓普通百姓幸福安康。公元前320年前後，他到梁國嚮梁惠王宣傳“仁政”，惠王對他隻是以禮相待。襄王繼位，同樣對“仁政”不感興趣。他又到齊國，齊宣王以十乘、數百人的禮儀歡迎他，還拜他為卿，但並不欣賞他的治國理政思想。他又去宋國、滕國。滕文公也熱情接待他，但僅此而已。
　　……

前言/序言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副多米諾骨牌，那麼，治國理政者及其團隊無疑是居於多米諾骨牌的起首。起首立則整體立，起首垮則整體必然呈現連鎖式垮塌。特彆是對於社會道德風氣的影響更加明顯。可見，起首的狀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故而，治國理政者如果缺仁少德，往往會造成社會風氣的敗壞。
　　從深層次講，社會風氣的敗壞常常也是思想轉型或者思想缺位的結果。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倘若失去瞭傳統治國理政思想的支持就很容易陷入無序化發展的危機，或者說是由於顛覆傳統道德理性而導緻失去傳統道德資源的支持，往往會造成人們對其存在的持續性産生懷疑。當代人類社會中，治國理政觀念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與失去傳統道德資源的支持密切相關。這也導緻瞭當代人對道德的踐行陷入瞭無序化發展的危機，使得人類社會正步入一個危機四伏的“高危時代”。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當代人類也麵臨著許多突齣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曆史上積纍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
　　為瞭全麵有效應對各種全球性、區域性的新型危機，由國際組織、民族國傢、非政府組織、企業、民眾以及媒體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全球治理模式進行瞭積極的嘗試，但這仍然不足以應對現有的以傢庭、國傢為中心的治理危機。因為，當前道德的滑坡與科技的進步、社會的進步已發生嚴重的乖離。所以，由於人口膨脹、科技異化、人性貪婪、發展至上、治理失效以及全球網絡等諸多原因導緻生態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精神危機等大量“現代性”的危機呈現齣明顯的上升趨勢，可以說全球性的政治不穩、經濟動蕩、核戰爭威脅、生態惡化、科技異化、恐怖主義等問題將人類帶入瞭一個空前復雜、多變和高度化的危機時代。
　　從全球視域來看，近年來，由於社會的高度發展，以人為因素為主導的災難正在使人類進入一個機遇與風險並存的高危時代。比如，對於科技發展的利弊問題，英國著名曆史學傢湯因比和日本著名佛教思想傢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紀》中認為，在現代技術文明還沒有覆蓋整個地球以前，人們遇到的災害差不多都可以說是自然災害，由於科技的高度發展和應用，地球變得都在其影響之下瞭。從此，純粹的天災不可能齣現瞭。科淡定知識作為一柄雙刃劍，既給人類帶來益處，又給人類帶來災難。而這種災難集中體現在道德倫理層麵，正如馬剋斯·韋伯曾經深刻指齣的那樣：“這種具有顛覆性的倫理觀念的建立顯得力量單薄和舉步維艱。傳統是我們從祖宗手裏接過的傳傢寶，當然不是僵死的東西，因為我們不能原封不動地傳下去，因為我們存在過，就有存在的意義。這個意義恰恰在於時代性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的保證，至少是焦慮。”所以，無論現代治國理政風險大體有多樣性、突發性、循環性、擴散性、隱匿性、高危性、不可控性及關聯性等特徵，還是綜觀其産生的根源和領域、傳播的方式和速度、危害的範圍和強度、治理的要求和難度等諸環節、諸階段，再或者形成“高危時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是最根本的是人為因素作用的結果，特彆是人的道德修養失去理性化的結果。這直接導緻瞭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人類再一次進入互害模式，人人逃不脫。你覺得你占瞭便宜，我覺得我占瞭便宜，最後誰也占不瞭便宜。這就是處於互害社會生態鏈中個人的典型心理。網絡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麵問題高發正是互害模式的必然結果，處在這個鏈條中的每個人，都逃不脫被傷害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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