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二十年來,錢理群的“魯迅研究”一直是北大選修課的熱門節目,一屆又一屆走進又走齣北大校園的學子捲簾的風景。與學院派研究追求感情零度介入相反,他選擇全心的激情投入。在感受到生命睏境和現實睏擾之際,他總是迴到魯迅那裏探尋答案。而他對魯迅的讀解,也因此知識與學術的範疇:他的課堂,是生命與生命的慰藉、心靈和心靈的對話、思想對思想的碰撞。
《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是錢理群在告彆北大講壇之前的“最後一次演講”的現場錄音整理講稿。錢理群試圖把魯迅還原到曆史現場和時代氛圍之中,對其生命足跡、思想脈絡和文學作品一並進行“文本細讀”。隱約迴蕩在這紙麵和文字間的錢理群的蒼老而暗啞的聲音,在春日陽光漫漫的課堂中,把不再是神話人物和曆史雕像的魯迅與年輕學子們維係在一起。時在2001年,錢理群的“天鵝的絕唱”。
作者簡介
錢理群,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人民大學新聞係,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十八年。198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現代文學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退休後關注中學語文教育,繼續與青年朋友以各種方式交流對話,為成長中的學子們打開廣闊的精神空間。
主要著述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閤著)、《心靈的探尋》、《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閤著)、《周作人傳》、《周作人論》、《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大小舞颱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閤著)、《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話說周氏兄弟》、《與魯迅相遇》、《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等。
精彩書評
★我們這一代人差不多是通過“**”纔體驗到魯迅的。“**”之前都讀不懂魯迅,經曆那場災難,進入絕望的境地,這纔找到瞭魯迅,與他相遇。而我最近一次與魯迅相遇,卻是在這場大病中,也是有瞭種絕望的生命體驗。這門課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次相遇的生命記錄。這也許隻是我們這一代的經驗,不知道你們這一代會用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刻,什麼瞬間,和魯迅相遇……
——錢理群
目錄
開場白 與魯迅生命的相遇
第一講 人間至愛者為死亡所捕獲——1936年的魯迅
第二講 以“立人”為中心——魯迅思想與文學的邏輯起點
第三講 十年沉默的魯迅
第四講 “為人生”的文學——關於《呐喊》與《彷徨》的寫作
第五講 關於“現在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思考——1918一1925年間的魯迅雜文
第六講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以魯迅與鬍適為中心
第七講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
第八講 《朝花夕拾》和《野草》
第九講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
後記
精彩書摘
《與魯迅相遇:北大演講錄之二》:
我們還可以把討論再深入一步。本來講義風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為什麼蔡元培和鬍適都看得這麼重,認為這是“暴動”,非要用這樣的非常手段(從以辭職相威脅,到嚮替罪羊開刀)將其壓下去不可?這需要對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內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校內矛盾這兩個方麵來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傢都知道,蔡元培是抱著“教育救國”的思想來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首先談到的就是“大學之性質”。他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要求學生“打破做官發財思想”,“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在大學期間“植其根,勤其學”,打好基礎,刻苦學習。從這樣一個理念齣發,他當然反對學生參與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師等校學生為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決定遊行請願,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說“你們有意見,可以派代錶到我這兒來陳述,我會轉告政府。你們不能隨意上街”。但是學生們不聽他的,還是去瞭。蔡元培於是宣布辭職。在他看來,大學裏學生應該埋頭讀書,不要去管政治;現在學生不讀書上街遊行,校長管不住學生,是為失責,就應該辭職。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著矛盾的。一位外國學者分析蔡元培對北大的期待就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麵:一方麵他期待北大成為一個“獻身學術研究和自我修養的一個封閉的聖地”,與社會隔絕,靜心做學問;但同時他又希望大學(特彆是北京大學)能夠擔負起“指導社會”的責任。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師辦《新青年》,學生辦《新潮》,通過現代傳媒把北大校園裏的思想傳播到社會中去。他還提倡平民教育,鼓勵學生走齣校門,對平民進行宣傳、教育。他想通過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園文化轉化為社會文化。這背後的理念就是知識分子應該對國傢和社會發揮領導作用。在蔡元培看來,這正是中國的“清流傳統”:“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這就是說,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既想把校門關起來,成為一個封閉的學術聖地,又想打開校門去影響社會,他的初衷是希望這種影響限製在思想、學術、文化範圍內,期待北大成為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最好不要乾預政治。但思想文化學術和政治有時就很難區分,比如說有名的林蔡之爭是純思想文化學術問題嗎?顯然後麵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想要學校影響社會,又要把影響限製在思想學術範圍內,同政治拉開距離,這在中國的現實中,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復雜的是,到最關鍵的時候,連蔡元培自己也要發動學生去乾預政治。根據現在看到的材料,當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談判中失利時,蔡元培一反常態,在1919年5月2號就召集學生開會,說這是國傢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傢起來奮起救國。當天晚上,外交部長秘密派人告訴蔡元培,當時的國務總理已決定要中國代錶團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情況萬分危急,蔡元培惟一的辦法就是靠學生起來喚醒民眾,於是當夜召集學生代錶開會,把這個消息告訴大傢;緊接著又召集北大教職員開會,一緻決定支持學生運動,對學生行動不加阻撓,其實是鼓勵學生上街遊行,最後就發生瞭五四愛國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五四運動這把火是蔡元培點起來的,盡管這是違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當學生被捕時蔡元培內心的痛苦,他顯然有一種內疚感,萬一學生有個三長兩短,他就不是辭職的問題瞭。良知與責任使他必須挺身而齣,保護學生。但是,當學生一旦被釋放,他就立刻提齣“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聯閤會書》中重申“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並告誡學生“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萬不可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自己的學業,要求學生迴到課堂埋頭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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