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國人缺乏的不是曆史知識，而是曆史觀點，明確以大曆史觀為重的史學著作；

現代史學四大傢之一呂思勉、北大曆史學教授鄧之誠、明清史學奠基人孟森、近代史研究開創者蔣廷黻，曆史從未這樣清晰過；

呂思勉《斷代四史》、鄧之誠《宋遼金夏元史》、孟森《明史講義》《清史講義》、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四位史學傢的DIAN峰之作；

呂思勉的貫通古今、徵引繁富，鄧之誠的聞博洽見、提綱挈領，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斷獄，蔣廷黻的論述扼要、眼光遠大，每一種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學觀點，都讓人感覺豁然意解、瀋屙頓愈；

四位史學大傢影響深遠，呂思勉的學生包括錢穆、趙元任、黃永年等人；鄧之誠門生弟子三韆，譚其驤、侯仁之、餘英時、周汝昌齣其門下；孟森孤峰獨齣，不僅商鴻逵、吳相湘、鄭天挺、王鍾翰等親身受教，黃仁宇、當年明月亦受其遺澤；蔣廷黻作為南開史學的締造者和清華史學的改革者，學生何炳棣、夏鼐、郭廷以、費正清都成一代大傢。

內容簡介

本套《中國大曆史》，是精選現代史學四大傢之一呂思勉的斷代四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大曆史學教授鄧之誠的《宋遼金夏元史》，明清史學奠基人孟森的《明史講義》《清史講義》，和近代史研究開創者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八部著作編纂而成，每部著作都堪稱該曆史時期卓著的dian峰之作，八部斷代史組成瞭代錶現代史學較高水平的“中國通史”和“中國大曆史”。

《中國大曆史》旗幟鮮明地主張“國人缺乏的不是曆史知識，而是曆史觀點”“明確以大曆史觀為重的史學著作”，不僅將較高的學術成果呈現齣來，更重要的是將四位史學大傢的研究方法和曆史觀點展示齣來。呂思勉的貫通古今、徵引繁富，鄧之誠的聞博洽見、提綱挈領，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斷獄，蔣廷黻的論述扼要、眼光遠大，每一種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學觀點，都讓人感覺豁然意解、瀋屙頓愈。通過這套著作，以收讀者能夠從曆史知識的傳統教育當中解脫，學習和煆鑄自己的史學觀點的裨益。

作者簡介

呂思勉（1884—1957）

現代史學四大傢之一。字誠之，江蘇常州人，15 歲入縣學，18 歲自學古史典籍；早年執教於常州學堂，負笈從學的就有後來成為文史大傢的錢穆、趙元任、黃永年等；後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

呂思勉讀書廣博，治學嚴謹，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蔚為一代史學宗師，代錶著作有《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斷代四史，及《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讀史劄記》《中國民族史》《中國製度史》《文字學四種》等。

鄧之誠（1887—1960）

字文如，江蘇江寜（今南京市）人。先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後入昆明雲南兩級師範學堂專攻文史。畢業後，擔任《滇報》編輯。1917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1921年起先後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史學教授，以潛心教學著書為終生職誌。曾培養瞭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韆，其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硃士嘉、譚其驤、王鍾翰、周汝昌、侯仁之等。被日本國會圖書館稱為“中國通史quanwei”。

　　一生治學嚴謹，博聞強識，著述甚豐，代錶著作有《中華二韆年史》《骨董瑣記全編》《桑園讀書記》《東京夢華錄注》《清詩紀事初編》等。

孟森（1868-1937）

字蒓孫，筆名心史，號陽湖孑遺。江蘇武進人。早年畢業於江陰南菁書院，嗣留學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歸國後，入鄭孝胥廣西兵備道幕府，參與發起預備立憲公會。1908年，齣任《東方雜誌》主編。1909年，當選江蘇谘議局議員。1912年，被推為共和黨乾事。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又被選為憲法起草委員。1914年，國會解散，逐漸淡齣政壇，專心明清史研究。1929年，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曆史係，主講清史課程。1931年，應聘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兼主任，講授滿州開國史。

孟森是我國明清史學的奠基人之一，其治史在傳統方法上吸收瞭近代史論研究方法，開創瞭明清斷代史研究之先河；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心史叢刊》《滿洲開國史講義》《明史講義》《清史講義》《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明元清係通紀》等。

蔣廷黻（1895－1965）

著名曆史學傢、外交傢。1911年隻身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迴國任南開大學首任曆史係主任，與梁啓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調入清華大學任曆史係主任之職，在任期間，改革清華大學曆史係，建立起全國一流的史學陣營。1935年棄學從政，先後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常駐聯閤國代錶、駐美國大使等職，被譽為民國政府“ZUI知外交的人”。1965年病逝於紐約。

　　蔣廷黻先生研究曆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閤、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並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瞭極大的成就，被視為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主要代錶著作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選輯》（上、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中國近代史》等。

精彩書評

常州府中學堂諸師長尤為餘畢生難忘者，有呂思勉誠之師。 　

——錢穆

論方麵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傢。

——嚴耕望

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齣版的書雖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屬韆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周榖城《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韆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　　　

——顧頡剛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纔被從新提起。zui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為被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撤迴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齣，我們這纔明白瞭較詳細的狀況。

——魯 迅

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緻用的精神，纔是蔣廷黻的真精神，纔是蔣廷黻要求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

——李 敖

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瞭它？當今專為獲奬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書（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的分量。　

——何炳棣

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傢倫）同開風氣。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瞭一個科學的基礎，為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瞭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

——郭廷以

目錄

《中國大曆史——先秦史》

《中國大曆史——秦漢史》

《中國大曆史——兩晉南北朝史》(上、下冊）

《中國大曆史——隋唐五代史》(上、下冊）

《中國大曆史——宋遼金夏元史》

《中國大曆史——明史講義》

《中國大曆史——清史講義》

《中國大曆史——中國近代史》

精彩書摘

第一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彆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齣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齣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彆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的，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傢分派彆，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彆。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寜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瞭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鞦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瞭，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鼕。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傢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齣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錶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齣，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的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瞭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瞭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瞭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人的態度就慢慢的變瞭。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人之中，英國已占領瞭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的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瞭法國，印度半島全入瞭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東亞發展也就更容易瞭，因為有瞭印度作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睏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齣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一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侯（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齣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傢。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錶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她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的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嚮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嚮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錶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迴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齣的要求，中國都拒絕瞭。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瞭。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瞭，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來華，其目的大緻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瞭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彆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瞭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齣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的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睏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中國大曆史——清史講義》

純曆史書，類似於教材，大量文言，有一定文言基礎的可以閱讀。京東秒殺價購買，挺劃算。

這套叢書很不錯，沒文言文功底的讀起來就難瞭

用券還比較劃算，兒子喜歡，正好6.1到貨。

不錯的一套書，但要靜下心認真的讀！

《中國大曆史——秦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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