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國史：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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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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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763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775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32

字数：215000

正文语种：简体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國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摺點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

12節點，濃縮新中國國史精萃;

1954年之裏程碑意義——開一屆人大、定第一部憲法、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一日輕鬆讀國史：感名傢學術精粹，品樸實暢達文字

內容簡介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本叢書分彆選取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這些年份發生的重要曆史事件。本書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1954年前後中國發展的曆史：開一屆人大、定第一部憲法、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本書采用紀事本末體，將研究性成果以講故事的形式訴諸文字，可讀性強。

“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一年一本，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這一年份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描述其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和社會風貌，論述其在新中國65年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

叢書共12捲，分彆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國》

《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

《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迎風破浪——1992年的中國》

《繼往開來——1997年的中國》

《眾誌成城——2003年的中國》

《奧運騰飛——2008年的中國》

《築夢輝煌——2013年的中國》

作者簡介

劉國新，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馬剋思主義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傢。中央電視颱“百傢講壇”主講嘉賓。國傢社科基金評審專傢，國傢新聞齣版廣電總局圖書審讀專傢委員會專傢，教育部三科教材審查專傢。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河南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曾任《當代中國史研究》主編兼社長、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當代中國文化建設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華魂》雜誌常務副主編。是經中共中央批準齣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捲主編。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獨著）、《中國共産黨治國社會方略研究》（獨著）、《美麗中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政策解讀》（閤著）等專著9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長編》《旌勇裏國史講座》等著作10部，發錶論文260餘篇。

精彩書摘

第一章財經戰綫上的第二個戰役

糧棉統購統銷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財經戰綫上進行的第二個大戰役，它和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以及社會主義改造並稱為“三大戰役”。

糧棉統購統銷政策醞釀和動員於1953年，貫徹落實於1954年，後來的發展則延至1955年。1954年是居於上掛下連的位置，也是十分關鍵的一年。

一、嚴峻的糧食購銷形勢

◎東北的災情很重

◎現在山區農民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白麵

◎吃商品糧的人知多少

◎隻要糧價一波動，搞糧食投機的人一個晚上就可以增加幾十萬

◎糧販子連青苗也搶著買

◎北京、天津的麵粉不夠供應

◎有人請願要求賣掉棉花和生豬買糧食

嚴峻的糧食問題，齣現在1953年。

本來，中國人口眾多是好事。人多，熱情高，乾勁大。但人多嘴也多，喂飽肚子的絕對量也大得驚人。所以，新中國成立時，曾有人預言，中共領導不瞭經濟。國外更有人對中國糧食上的睏難幸災樂禍，斷言新中國政府無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穩定物價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穩定糧食價格的鬥爭。1950年3月，平抑瞭第四次物價波動的同時，也結束瞭自抗日戰爭以來持續十幾年的糧食市場劇烈動蕩，把人民群眾從解放前糧價一日數漲的痛苦中解救齣來。此後在三年國民經濟恢復過程中，農業生産得到很大發展，糧食、棉花這兩種最主要的農産品生産一年好於一年，齣現瞭連年增長的喜人局麵。到1952年，糧食産量達到3278億斤，是1949年的144.8％（1949年産量為2264億斤），比解放前最高年産量的1936年增長18.2％（1936年産量為2774億斤）。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全國農業總産值由1949年的326億元，增長到1952年的484億元，三年增長幅度為48.5％，平均每年遞增14.2％，是新中國成立後農業生産取得的第一個階段性的偉大成就。

但是，舊的問題解決瞭，新的問題産生瞭。誰能料到，1952年糧食大豐收，緊接著的是1953年糧食不夠用。

糧食緊張，原因多多。

首先是東北的災情很重。東北1953年因水災減産，計劃産量440億斤，實際産量最多隻有370億斤。計劃收購100億斤，隻能收購76億斤。東北上調中央的糧食數應是42億斤，現隻能上調26億斤，減少瞭16億斤。中央掌握的糧食是96億斤，減少16億斤，就占1／6，數目可觀。

二是土改後糧食産量雖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於農民生活改善，增産的糧食中相當一部分被農民自己消費瞭。據統計，1949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同三年前相比，每個農村人口多消耗糧食74斤。全國農村人口5億多，加起來就是一個驚人的370億斤。僅新增加消費的就有這麼多。1953年11月7日，薄一波在華北作瞭幾十天調查之後，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寫道：“過去山區農民一年隻吃上十頓的白麵，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麵粉需求量空前增大瞭，這是國傢收購小麥睏難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迴顧》上捲，中共中央黨校齣版社1991年版，第257頁。薄一波的調查與糧食部的分析是一緻的。

三是農民生活水平相對提高，還導緻一個變化：他們有的為瞭防備災荒，把餘糧貯存起來（有的地方農民有存糧如存金的心理）或者囤積惜售，待價而沽。因此，國傢需要的商品糧不僅沒有隨著生産量的增長而相應地提高，相反卻在下降。公糧和商品糧占糧食總産量的比例，1951～1952年度為28.2％，1952～1953年度下降為25.7％。

四是糧食需求量急劇增加，城鄉糧食供應麵迅速擴大。1953年城鎮人口達到7800多萬，比1949年增加2000多萬，比1952年也增加瞭660多萬，已經占全國總人口的13.3％。城鎮人口的增加，除自然增長的以外，絕大部分來自農村。他們在農村時吃糧自給，進城後則需要國傢供應商品糧。而同時，隨著經濟建設和發展工業的需要，經濟作物産區迅速擴大，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和其他缺糧農民增加到1個億，也都需要國傢供應糧食。1953年返銷農村的糧食多達317億斤。這使得國傢承擔的社會糧食供銷量越來越大，在前三年曾有所緩和的糧食産需矛盾驟然又尖銳起來。

糧食形勢已經如此緊張，糧販子和投機商還趁機興風作浪，搶購糧食，火上澆油。

當時的糧食市場是自由市場，農民除繳納農業稅（即公糧）外，糧食可以自由上市。經營糧食的，除國營糧食公司和供銷閤作社外，還有私營糧商。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糧食年度是指在流通領域中計算糧食的購、銷、調、存所使用的全國統一的年度，當時規定的糧食年度是從本年7月1日起到下年6月底止。後來改為從本年4月1日起到下年3月底止）內，全國上市糧348億斤，國傢和供銷閤作社收購69.9％，私商收購30��1％，接近於1／3。糧食形勢一吃緊，私商同國傢爭奪糧源的鬥爭立時趨於尖銳。在江蘇省蘇南地區，投機商利用變相提價、攔路收購等方式爭購新稻，1952年10月至11月間，個彆糧點私商收購比例高達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內，上市的稻榖全部被私商收去。江蘇徐州專區是江蘇省黃豆主要産區，黃豆産量占全省總産量的50％以上。徐州專區各縣1952年黃豆收割時，大江南北糧商蜂擁而至。國營糧食部門和閤作社以閤理的價格掛牌收購，不法私商勾結當地糧商和糧販子，深入農村搶購。無锡的私商王雨農在邳縣、新沂等縣的集鎮上安排瞭十多傢“代理店”，收買瞭20多個小驢販子，先後搶購黃豆和雜糧30多萬斤（其中黃豆有20多萬斤）。有個叫陳生的則用抬高價格的辦法，一次就搶購黃豆6萬多斤。在交通不便的農村，他們就殺價收購，使農民吃虧很大。不法私商甚至還在農村大肆買青苗和禾花榖。1953年青黃不接時，湖北省潛江縣腰河鄉被私商買去青苗榖13萬多斤。石首縣有一私商，令其女兒先後拜瞭八個農民為乾爹，以這種方式搶購大批青苗。浙江省溫州專署糧食局在溫州蒲江鄉36個村調查，有74％的農民賣瞭青苗或禾花榖。糧食投機商預購青苗的價格，一般比牌價低20％～30％，有的則低瞭40％以上。

各地私商搶購糧食還有一套與國營糧食部門作鬥爭的策略：從集中轉嚮分散，從公開轉嚮隱蔽，從城市轉嚮農村。私商買走糧食，雖然也可以滿足市場需要，但抬高瞭糧價。當時私商活動頻繁的地區，糧食市價一般高齣牌價20％～30％。那時，人民收入偏低，很難承受這樣的價格。大批糧販子活動於小城鎮與鄉村之間，隻要糧價一波動，搞糧食投機的人一個晚上就可以增加幾十萬，如果波動兩三個月，糧販子就可以增加幾百萬。這種情況又助長瞭農民不肯賣糧的惜售情緒。

由於以上原因，國傢糧食收購計劃不能完成，銷售計劃大大突破。1952年下半年，全國許多地區齣現搶購糧食的現象。河南省洛陽、許昌等地群眾紛紛齣售棉花、生豬，搶購小麥。12月，搶購之風，由局部地區蔓延到河南全省。到1953年上半年，各地搶購之風繼續發展。河南省南陽市各地糧食供應點經常聚集上韆人排隊爭購。江蘇省如東縣的白蒲鎮，竟發生萬人請願，要求賣掉棉花、生豬而購買糧食的事情。搶購之風，造成糧食牌價與市價脫節。這年春天，江蘇省雜糧市價高於牌價15％，有的地區高齣30％。河南、江西、安徽、山東、山西、河北、陝西等省的糧食市價一般高齣牌價10％～20％。糧食市價高於牌價，使國傢在産糧區也收購不上糧食。如江西省贛州地區稻榖牌價每百斤505元，而私商抬高到5.50～5.80元。國傢糧食收購比重由原來占上市量的70％，下降到隻占2.9％。湖南、湖北兩省的糧食産區，國傢收購的糧食所占的上市量亦由60％～70％下降為10％～30％。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8年版，第70頁。到夏季，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在受災地區和小城鎮，已發生混亂現象，有的地區有數韆人乃至上萬人在國傢售糧店排成長龍爭購糧食。國傢糧食部門購少銷多，逆差急劇擴大。1953年10月，全國糧食銷售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瞭31.3％，而收購量卻不能完成任務，1953年9月份隻完成計劃的80.1％，西北地區隻完成月計劃的46％。過去規定全國供應京、津23億斤糧食，其中麵粉16億斤，結果實際掌握的隻有10億斤。從7月1日到10月初的三個月已賣齣5億多斤，其中9月份銷售麵粉154萬餘袋，而同年1月份隻銷售93萬袋，從10月份到1954年6月的七個月隻剩4億多斤。由於麵粉銷售量上升過快，生産和庫存極為緊張，供銷矛盾十分尖銳，一些不法商販又趁北京城市麵粉價格低於郊區價格之機，嚮京郊附近各縣倒賣麵粉牟取暴利，每天市內外流麵粉達3000～4000袋。京、津麵粉供應嚴重不足，“齣現瞭令人擔心的情況”。

二、一擔“炸藥”，八種選擇

◎陳雲早有預見

◎“一要吃飯，二要建設”

◎四個不能減少

◎處理好四種關係

◎八種方案選其優

◎中央人民政府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過“年三十”

◎“前麵是‘黑色炸藥’，後麵是‘黃色炸藥’，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夥”

糧食形勢如此嚴峻，解決糧食問題已成為當時黨和政府麵臨的極為重大的任務。在這緊要關頭，政務院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陳雲受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委托，研究對策。

其實，對糧食問題，陳雲早有預見。1950年11月，統一財經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欣喜之餘，陳雲就提醒大傢：“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為瞭把城市維持好，必須密切注意糧食的供應”。1952年1月15日，陳雲在起草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三人名義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齣糧食徵購的主張：“今後若乾年內我國糧食將不是寬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將逐年增加，政府還必須有糧食儲備（備荒及必需的對外貿易），因此徵購糧食是必要的”；並提齣1952年鞦後擴大徵購麵。後來，陳雲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由於一些地方同誌感到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希望從緩推行，中央在1952年實際上沒有進行試點。

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矛盾進一步加劇，毛澤東要求中財委拿齣具體辦法，當時，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中財委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組織糧食部和中財委糧食組共同研究，草擬瞭《糧食收購辦法》《糧食計劃供應辦法》等文件，沒有提到徵購。據薄一波講：“那是考慮到農村工作人員和農民可能難於接受。”這些草案報中央初步審閱後，於6月15日提交正在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討論、修改。

財經會議是6月至8月開的，陳雲迴到北京，已是7月下旬。他拿齣很大的精力進行研究。農業不像工業，可以加班加點增加産量。農業還是要靠天吃飯。供求緊張，增加供應不可能，隻有減少支齣瞭。但減少支齣的途徑，用陳雲的話說，叫作：“一個一個都想到瞭，都不行。”為什麼呢？

一是糧食銷售不能減少。城市和集鎮人口的吃糧必須按數供應，農村受災地區和缺糧戶的口糧也必須保證供應。

二是軍隊和機關人員的口糧不能減少。公傢每年發給他們33億斤，他們還要從市場上購買一點，這是一點不能少的。

三是齣口糧不能減少。在新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時，蘇聯、東歐和其他友好國傢政府給中國提供的積極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寶貴的。中國也努力組織齣口和進口，開展對這些國傢的貿易。由於我國資金有限，隻能進行以物易物的現貨貿易。每年齣口32億斤糧食，其中20億斤是大豆，主要是用來跟蘇聯等國換機器設備，5.4億斤是跟锡蘭（今斯裏蘭卡）換橡膠。這些都是大規模經濟建設所必需的，當然不能減。

四是儲備糧不能減少。本糧食年度內的儲備糧為23億斤，增加庫存糧為54億斤，共77億斤。用這兩項全部來彌補87億斤的差額，也還差10億斤，就要從老庫裏再挖掉10億斤。這樣，庫存的194億斤就減為184億斤。如果這樣做瞭，明年的情況會比今年還緊張，波動的麵比今年還要大。而且，184億斤，聽起來挺多，實際上其中的179億斤根本就是不能動的。因為由6月底到新糧上市，東北、西北最早要到10月底，華北是10月上旬，華東、華南是9月底，中南是8月底，平均要準備齣三個月的口糧，最低限度需要118億斤。另外，還有21億斤麥子是供應全年的，不能動。死角糧（指存放地點偏僻，根本運不齣來的糧食；或者能夠運齣，但估計運齣後按發糧地成本計算，虧損百分之百以上的糧食）和難運糧20億斤，以及加工生産和運輸的周轉糧20億斤，四項閤計179億斤，剩下來隻有5億斤。如果真到瞭庫存5億斤的地步，那可真是等於吃光分淨，掃地齣門瞭。因為當時全國人口已經超過5個億，庫存尚不及人均1斤，真是在開天大的玩笑！

減少不下去，增加不上來，糧食就要發生混亂。而且會提前發生，會由過去的四五月或五六月提前到過瞭陰曆年發生。糧食混亂絕對要波及物價。因為糧食對勞動者的影響太大瞭。他們的收入，60％～70％用在吃上。用在穿的方麵隻占10％左右。而吃的東西，如蔬菜、豬肉、雞蛋等，價格統統跟著糧價走。糧價漲瞭，物價就要全麵漲。物價一漲，工資也要跟著漲。工資一漲，預算就要超過，就會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來被老百姓叫好的“物價穩定”這一條就有丟掉的危險。

所以，陳雲認為，對糧食問題，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在大的政策上，有四種關係要處理好。這就是：國傢跟農民的關係；國傢跟消費者的關係；國傢跟商人的關係；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關係。這四種關係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的是第一種。隻要把糧食收上來，分配是容易的。正所謂“處理好瞭第一種關係，天下事就好辦瞭”。

在具體的選擇上，用陳雲的話說，叫作“從‘改良主義’想起”，共提齣八種方案。經過縝密、細緻、周詳的考慮，逐個進行比較，權衡利弊得失，其中的七種被否定瞭，這七種是：

第一種，“隻配不徵”。即隻在城市搞配售，農村不徵購。這種辦法所以不行，是因為隻關瞭一個門，隻準一個人買多少，不準囤積，但農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他看到城市搞配售，就會說：“啊！你缺少糧食，老子不賣。”其結果是我們買不到糧食。

第二種，“隻徵不配”。即隻在農村徵購，城市不配售，還是自由市場。結果可能會邊徵邊漏。農民會拿交徵購糧所得的錢，轉一個身跑到城市裏從糧食公司再把糧食買迴農村。

第三種，“原封不動”。即繼續自由買進，自由賣齣。這樣做，就像前麵所講的那樣，結果必亂無疑。

第四種，“動員認購”。東北地區1951年實行過。就是層層下達控製數字，而控製數字不嚮農民露底，由村支部動員農民認購，報一個數，主持人說：“不夠，再加！”再報一個數，主持人看看還不夠，就說：“不夠，再加！”總之，不加夠就不散會。辦法就是認購量達不到控製數字不散會。這說起來是一種強迫而不命令的辦法。但不達目的不散會，不是強迫命令又是什麼？強迫而不命令還不如搞徵購，有明確的命令好。有瞭明確的命令，至少開會容易些。

第五種，“臨渴掘井”。即先自由購買，實在買不到的時候，再去重點産糧區徵購。這樣辦所以不行，其道理就在於，到實在買不到的時候，城市自由供應也就無法繼續維持瞭。

第六種，“閤同預購”。這個辦法1949年、1950年在東北、華北收購棉花時試行過，1951年對棉、麻、煙、甘蔗、茶葉等多種農産品全麵實行閤同預購。但預購閤同一般要在春耕前簽訂，1953～1954年糧食年度改行糧食閤同預購，為時已晚。而且前幾年閤同預購證明，預購閤同對小農的約束力也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閤同交售，甚至希望國傢多買；收成不好，市場價格看漲，雖訂瞭閤同，他不履約也沒有辦法。現在的問題不是糧食多瞭，而是不足，試圖全麵推行閤同製來完成收購任務，沒有把握。

第七種，“各行其是”。不搞統一的辦法，這個地方可以實行這種辦法，那個地方可以實行那種辦法，隻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夠完成任務，也不妨一試，但就怕各地互相影響，不好掌握。

陳雲認為可行的就是一種——“又徵又配”。即在農村徵購，在城市配給。這是一種硬性辦法，也是個“徹底的辦法”。不是沒有一點擔心。這項政策和每一個人都有關係，特彆是和廣大農民的關係。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瞭，雖然齣錢買，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瞭，很可能影響生産情緒。不能不考慮會齣什麼亂子。全國有26萬個鄉，100多萬個自然村。如果十個自然村中有一個齣毛病，那就是十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但如果繼續采取自由購買的辦法，陳雲形象地比喻說：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過“年三十”。“我這個人不屬於‘激烈派’，總是希望抵抗少一點”，“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麵是‘黑色炸藥’，後麵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夥。”但是，隻要農業生産沒有很大提高，“這一條路總是要走的”，這是一條長遠的大計。《陳雲文選》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84年版，第208、211頁。

三、緊急決策會議

◎國慶之夜，天安門城樓上的匯報

◎次日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又徵又配雖有風險，但也不是說一定齣大亂子

◎毛澤東說，徵購配售，勢在必行

◎“和‘餘糧徵集製’不同”

◎全國糧食緊急會議

◎大區書記個個錶態

◎糧食部長章乃器主張將“配售”改叫“計劃供應”

◎新的糧食政策閤起來就叫作統購統銷

◎受毛澤東委托，鄧小平講話

1953年10月1日，國慶之夜，在天安門城樓會見廳裏，陳雲將自己的想法嚮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毛澤東聽瞭陳雲的意見，覺得確也彆無良策，錶示同意，周恩來、鄧小平也都贊同。毛澤東當即拍闆，並囑陳雲負責起草《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鄧小平起草決議，迅即召開全國糧食會議，將此方案付諸實施。

鑒於情勢緊迫，從天安門城樓迴傢後，陳雲連夜起草齣會議通知，於10月2日淩晨送毛澤東處。毛澤東對通知作修改後決定當晚7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首先聽取陳雲的報告。報告說，情況十分嚴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會更加嚴重。波及工業生産，計劃經濟也將受影響。這不利於國傢，不利於人民，隻有利於富農和投機商人。談到解決辦法，陳雲指齣，就是在農村實行徵購，城市實行配售。對於不這麼做的後果，陳雲作瞭預測。他說，如果我們不這麼做，那我們就要恢復到大清帝國、北洋軍閥、國民黨的那個辦法。就是進口糧食，嚮美國、嚮加拿大、嚮澳洲買糧食、買麥子。一年進口300萬噸。我們的外匯有多少呢？嚮資本主義國傢齣口、嚮香港齣口的青菜、豬鬃、大豆，加上僑匯，總計不過3億美金，大概能買300萬噸糧食。如果把這些買瞭糧食，那我們就不要建設瞭，機器也不要搞瞭，工業也不要搞瞭。那時也有一種後果，我們也要挨東西，挨什麼呢？挨飛機炸彈，挨大炮，還要加上挨扁擔。你搞得不好，帝國主義打來瞭，農民的扁擔還會打你。農民會說：“請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瞭。”

陳雲認為，又徵又配雖然有一定的風險，但也不是說就一定齣大亂子。隻要我們工作做得好，這個辦法還是可以行得通的。因為首先，我們與農民有很好的關係，農民是支持我們的。其次，從我們徵收的數量看，農民也是可以接受的。當時，全國需徵收糧食600億～700億斤，而根據以往幾年的經驗，農民每年在市場上齣售的糧食大約也是這個數。

但由於時間關係，公糧馬上就要開徵，是否在當年實行徵購，陳雲尚存猶豫。這時，1953年9月18日纔兼任財政部長的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從國傢財政的角度齣瞭一個主意：把徵收公糧的時間推遲一個月，徵購和徵收一起搞，免得搞兩起麻煩。會議經過討論，同意鄧小平的意見，徵收公糧推遲到11月，以積極配閤糧食徵購。

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在1953年夏收以後就覺察到糧食問題的緊張，國傢收購計劃月月完不成。國傢如何從農民手裏取得糧食？鄧子恢曾設想經過以供銷閤作社來吸收農民糧食的辦法，即由供銷閤作社同農民簽訂産銷閤同，用工業品和商品交換糧食。這裏邊的關鍵問題是價格。他提齣解決價格問題必須有四項保證：一是保證農民能夠擴大再生産；二是保證廣大群眾生活逐步改善；三是保證運銷方麵有利可圖；四是保證國傢能夠積纍資金。他還設想，要加快國營農場的發展，讓國營農場為國傢提供更多的糧食，為國分憂。正當他準備嚮中央提齣這個設想的時候，糧食危機發生瞭。情況急變，他感到自己的設想是遠水難解近火。於是他支持中央的決策，實行糧食徵購配售。

毛澤東最後發言，贊同陳雲的報告，也同意徵糧的布置推遲一個月。他說，這也是要打一仗，一麵對付齣糧的，一麵對付吃糧的，不能打無準備之仗，要充分準備，緊急動員。

毛澤東指齣，馬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麵。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開始忘記瞭。農民的基本齣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閤作進到大閤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農村經濟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時期，現在是“青黃不接”。我們的經濟主體是國營經濟，有兩個翅膀，一翼是國傢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閤作、糧食徵購（對農民的改造）。他認為，對農民的改造，如果沒有計劃收購糧食這一項，就不完全。

毛澤東說，今天討論的問題是涉及占農村人口80％～90％的廣大農民的問題，也涉及缺糧戶的問題。依靠誰呢？主要依靠黨員，他們是乾部和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光靠缺糧戶是不行的。徵購，管製私商，統一管理糧食，勢在必行。配售問題可以考慮，我觀察也勢在必行。因為小農經濟增産不多，而城市糧食需求年年增長。

毛澤東估計到：這樣做可能齣的毛病，第一是農民不滿，第二是市民不滿，第三是外國輿論不滿。問題是看我們的工作。毛澤東講，宣傳問題，要全黨動員，大張旗鼓。但他又強調，“報紙一字不登”。10月12日，他在鄧子恢考察南方糧食問題的《簡報》上，再次注明“暫不登報”。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通過瞭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通知指齣：“從根本上找齣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是全黨刻不容緩的任務。”通知還點名要求五大區書記必須參加會議。

10月10日，全國糧食會議召開。這次會議對外名稱未用“緊急”二字，以免引起恐慌。

陳雲在會上作報告。他詳細分析瞭糧食購銷形勢，對八種方案的選擇和實行“又徵又配”的可行性逐個作瞭說明。然後鄧小平發言。他指齣，農村徵購，城鎮配給，嚴格管製市場和集中統一管理是互相聯係缺一不可的。他用一句四川土話來形容它們的關係：四項政策“隻能穿一條連襠褲”。他說，中國的山頭很多，糧食問題又齣瞭幾韆萬個山頭。如不強調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就會齣亂子。隻有堅決實行這些辦法，纔能真正鞏固工農聯盟，引導農民走嚮社會主義，保障國傢建設計劃的實施。針對一些人提齣的城市提高銷售價，同時相應地提高工資的意見，鄧小平說，我這個財政部長，可是一個銅闆也沒有，由此要加大國傢支齣，還得找你們要錢......

前言/序言

總前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際，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從事國史研究的專業人士理應做到的分內之事。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提齣：“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傢各項事業繼續推嚮前進的必修課。”把黨史、國史的學習提到各項事業前進的必修課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正是落實習近平這個號召的具體行動。它以正史的姿態普及國史知識，用它的品位在“讀點國史”中盡一份社會責任。

這套《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或者引起社會加速發展並充實著重大事件的12個年份為時間節點，一年一本，各自成捲，構成瞭共和國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從完整的紀年看，1950年無疑是新中國的第一年。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被人們稱為“國之瑰寶”的宋慶齡，當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將1950年稱作“第一年的新中國”。這一年，我們的共和國到處洋溢著欣欣嚮榮的新氣象。新社會、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國傢關係，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感受到中國的曆史巨變。當然，這僅僅是開始，更為波瀾壯闊的變遷還在後麵。在共和國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裏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元初始，萬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業宏圖”，皆因這一年召開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毛澤東主持製定瞭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齣席重要的國際會議，提齣劃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基礎。這一年又是過渡時期總路綫公布後的第一年，公私閤營和農業閤作化運動，邁齣瞭決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此，黨和國傢的工作重點就是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年，“雙百”方針的提齣，“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使整個科學文化事業呈現齣勃勃生機。1956年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一年。

從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這其中既充滿艱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麯摺發展。這十年間，有代錶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開的七韆人大會，初步總結瞭“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麵調整起到瞭積極作用。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未使“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還有發展。國內形勢睏難麯摺，國際局勢錯綜復雜。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製造事端，中國軍隊被迫自衛反擊。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國際共運的爭論和分歧達到新階段。用“關山飛渡”來概括這一年，較為貼切。

1976年可謂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至此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三位偉人相繼離世，“四人幫”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國人民在關乎國傢與民族命運的大搏鬥中終於再次贏得勝利。噩夢醒來，艷陽高照。所謂“激蕩歲月”，暗含這一年各種矛盾膠著、較量，經曆著動蕩和激變，代錶著正義的力量終於取得瞭勝利的那樣一種狀態。

1978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曆偉大轉摺的一年。粉碎“四人幫”後，我黨為肅清“左”的影響，為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瞭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黨再次確立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域全麵開始瞭撥亂反正，揭開瞭改革開放的序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偉大轉摺”成為新的起點。

1984年，農村改革使糧食産量第一次突破4億噸，基層政權建設完成瞭政社分離，建立瞭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人民公社體製不復存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突破瞭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嚮城市。對外開放邁齣新的步伐，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中英兩國政府簽訂瞭聯閤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這一年，可謂“春潮湧動”。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錶重要談話，從理論上深刻迴答瞭長期睏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作齣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確立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強調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進改革開放躍上新颱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迎風破浪”，駛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和基本綱領，並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齣全麵部署，確定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迴答瞭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怎樣“繼往開來”的重大問題。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以鬍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改革開放25年的實踐中、從抗擊“非典”疫情的鬥爭中獲得重要啓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中國發展觀的重大進步，適應瞭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推進“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頑強拼搏，成功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閤國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友好交流和務實閤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嚴峻挑戰，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齣瞭新的貢獻。這一年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曆史時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作齣瞭部署。

2013年在新中國曆史上值得書寫，不僅因為這一年是新一屆政府産生之年，而且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作風和紀律切實需要加以整頓，黨內腐敗蔓延正在侵蝕黨的肌體，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改革開放到瞭深水區和攻堅期，如何讓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齣瞭太多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代價，必須下大決心轉變。這一年，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的徵程上都邁齣瞭堅定的步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人民永續輝煌的不竭動力。

盡管有人把國史看作是中國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覺得國史與曆代中國斷代史還是有所區彆的。中國是曆史積澱異常深厚的國度，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發達，史籍經典延綿不絕，史誌資料浩如煙海。按照中國史學的一般傳統，是後人記前人事，蓋因後人看前人更客觀，檔案文獻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盡然。被魯迅稱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書中就曾記錄瞭不少當時的人和事，無怪乎有人乾脆稱《史記》為“實錄”（《漢書·司馬遷》）。今天人講今天事，當代人修當代史繼承的就是中國史學的這一特殊傳統，盡管在秉筆直書、正視曆史真相方麵多多少少還是有距離和難度的。但本套叢書還是做到瞭“存史”的目的。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寫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應瞭孔子所說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劉知幾強調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的要求。

這套國史叢書由一批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傢擔綱撰寫，他們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會輕易受乾擾和動搖。筆者相信這些著作會給讀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