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既是一部時間跨度達1700餘年的內容豐贍的城市史和區域發展史；同時又是繼張星烺、顧頡剛、吳文良等前輩之後，用新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續寫“泉州學”的嘗試與努力。

內容簡介

本書以濱海城市泉州為對象，考察瞭其從公元三世紀北方漢人南下入閩的初期階段，到1949年之間一部漫長的區域史和城市發展史，實為一部內容豐瞻的“泉州傳”。作者用曆史人類學的方法，綜閤瞭地方文史研究、施堅雅的經濟空間理論及剋拉剋的區域網絡史分析，對泉州城的興起、成熟、興盛和衰落，做瞭綫索性的宏觀鋪陳，並重點分析瞭泉州在宋元時代文化多元主義影響下的迅速發展和商貿繁盛，以及明清以來在本土主義意識形態及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雙重壓力下齣現的權力、經濟與文化的轉型。

作者意在通過自下而上地敘述一個地方的曆史轉型，一方麵揭示域外與本土交錯關係下泉州的“古今之變”，說明其演變過程是在傢庭、地方社會、國傢與更大空間範圍中的世界之間互動的曆史産物；另一方麵藉助曆史學和人類學的辯證，對主流的進化史觀、民族國傢敘事和世界史敘事提齣不同的看法，從而為反思支配曆史敘述的觀念形態開闢瞭一條新的路徑。

作者簡介

王銘銘，人類學傢，北京大學教授，學術領域涉及城市儀式時空研究、鄉村民族誌、曆史人類學、物論、民族學、中國西方論、比較神話學、社會理論等。著有《草根卡裏斯瑪》（2002）、《西學“中國化”的曆史睏境》（2005）、《心與物遊》（2006）、《中間圈：“藏彝走廊”與人類學的再構思》（2008）、《帝國與地方世界》（2009）、《人生史與人類學》（2010）、《超*“新戰國”：吳文藻、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理論》（2012）、《西方作為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係與意義》（英文版，2014）/《超社會體係：文明與中國》（2016）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再版自序

緻謝

1. 引論

經驗與反思

曆史、文化與權力

敘述的框架

2. 曆史的場景

建製沿革

人口規模的變遷

區域發展周期

城市空間的變動

3. 邊陲世界的拓殖

邊陲的拓殖

“朝代周期”的空隙

宋元地方政府與商業社會

文化多元時代

新世界的發現

4. 海禁的綏靖實質

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

絕對主義統治

內部監控體係的早熟

5. 正統的空間擴張

理學與文化一元化

城市空間的象徵營造

官方正統祠、廟、壇的儀式組閤

6. 風水傳說的真相

風水傳說中的抗爭

海上商盜勢力的發展

飄流於海外的平民

7. 民間儀式的秩序

正統符號的異端潛勢

民間化的天、神、鬼與祖先

鋪境宮廟及其祀神

神誕、普度與分類械鬥

民間劇場、善書與簽詩

8. 近代文化的浪擊

從傳教到鴉片戰爭

經濟與文化的變遷

秘密社團的抵抗運動

清末政治、經濟與社會

9. 亂世亡靈的超度

對於幽魂的恐懼

“承天萬緣普度”的發起

赦牌與地方社會的整體動員

立壇與竪幡

承天寺的七旬儀式

遊魂的迴歸

跨世紀的危機

10. 文化邊疆的革命

民族主義的興起

1911—1927年的區域性動態

平權主義與北伐戰爭

黨爭、民軍與“閩變”

從聯閤抗戰到內戰

11. 現代性的文化政治

“海上異端”的迴歸

老城的拆除

“迷信”與現代性文化政治

12. 結語

經濟政治文化

有批判意味的曆史

民間文化的見解

文化與曆史

引文與注釋

精彩書摘

重撰“泉州傳” 續寫“泉州學”

（摘自《再版自序》）

本書原版於1999年，其稿1998年中應約匆忙完成，按編輯要求的“五字為題”原則，取名《逝去的繁榮》（副題為“一座老城的曆史人類學考察”），納入一套小叢書齣版。今濛三聯書店不棄，改現名再版。瀏覽白紙黑字，自知遺憾太多，萌生重寫之意；齣版人則錶示，再版不是初版，修訂不是重寫，為再版的修訂，需尊重曆史。接受建議，修訂舊著，我在有必要之處，以澄清原意為目的，做瞭少量調整、增刪，全麵保留原作的結構、內容、論點（原作的結構安排，深受其時我綜閤地方史、曆史人類學、社會學以塑造區位生命史的企圖之影響，內容側重社會學所注重研究的傳統—現代轉變之解析，論點與此相關，側重詮釋“古今之變”的經濟與文化內涵）及當時采用的引注方法（除本序外，我區分新舊文獻，在正文閤適位置標齣古代文獻的版本時間、書名及捲數，在尾注中注明近現代著述齣處，將之與解釋性注釋混閤。為避免重復，不另編“參考文獻”）。

新取書名“刺桐城”，是本書記述的泉州（圖0.1）的三個彆稱之一（其他兩個是“溫陵”和“鯉城”）。這三個彆稱得之於不同年代。“溫陵”之稱，與官稱“泉州”大抵源於相近時期，但宋時似更流行；“刺桐城”之名，與五代據有泉漳17年的留從效之擴城（後晉開運三年[946年]）有關（史載，留氏擴城後，環城遍植刺桐，泉州因之獲得“刺桐城”彆號）；“鯉城”之稱的起源晚一些，史載，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監都契立玉“擴羅就翼”，拆除羅城南城牆，擴大城區，泉州成周圍30裏的上寬下狹的長形城郭，形似鯉魚，故在元或之後泉州有瞭“鯉城”昵稱。

包括“泉州”在內的地名，各自有其隱喻。

“泉州”得名於府城東北泉山（又名清源山、北山、齊雲山），此山，漢人“平閩”之前，為東越王、東歐王盤踞，該山有清源洞，一名純陽洞，或曾是越人居所，後成為道人修身養性之處。相傳，“山有孔泉”，或名“虎乳”，泉山與泉州之名，皆來自於此泉。山之泉水對地方的滋養，為“泉州”之所指。

還有傳說稱，泉州“地氣獨溫”，引得來此遊學的士人流連忘返，大儒硃熹“過化”泉州，給它留下“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開元寺大門對聯）的期許，還贊美“溫陵”；而明末泉籍哲人李贄（卓吾），則號“溫陵居士”。

“鯉城”指元時泉州城的外觀，背後有風水—宇宙論講究，傳說，“泉城喝形鯉魚......小東門為魚口，位正東，以日齣驗之。新、西交界為魚尾，以日入驗之”（曾遒原作、陳泗東整理：《桐陰舊跡詩紀》，《泉州文史》，1982年6—7期）。此稱更兼帶“鯉躍龍門”或“鯉魚戲珠”意象，以之象徵地方活力。

“刺桐城”這個概念，興發於刺桐這種植物。

刺桐，域外有“虎爪樹”、“印度珊瑚樹”、“陽光樹”等稱，集中分布於東非、南亞、澳洲北部、印度洋島嶼、西太平洋東部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在中國南方到東南亞（尤其是越南）一帶，也曾廣為種植。中國最古老的植物學著作為晉人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狀》（304年問世），該書在中捲“木”類記載瞭刺桐，言曰：“刺桐，其木為材，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硃，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關於越地刺桐，直到唐大中年間（847—860年），陳陶所作“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六首仍有記述，陳氏稱，“越人多種刺桐花”（盛子詒：“刺桐樹與刺桐城”，《泉州文史》，1980年第2—3期）。刺桐萌發力旺盛、適應性強健；如陳陶所言，“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開花時枝葉茂盛、花色鮮艷，突齣錶現豐産情狀，故古人相信，刺桐“如葉先萌芽而花後發，則五榖豐登”（盛子詒：“刺桐樹與刺桐城”引《八閩通誌》）。

可以想見，五代留從效擴建城市後，環城遍植刺桐，考慮是多方麵的。首先，刺桐分布在泉州所處的“越地”，其外延，與當時泉州經海上交通形成關係的“環太平洋文化圈”相吻閤，與佛教來源地印度也有著直接關係；其次，刺桐與泉州氣候、土壤條件匹配，易於紮根、生長、萌發；再次，其萌發力之強盛所預示的“五榖豐登”，也可錶達“生動城市”風采。

一個地方，四個地名，各自似乎代錶並存於地方的幾類“亞傳統”。若說源於山之孔泉的“泉州”有仙道意味，那麼，“溫陵”一詞，便偏嚮“儒雅”；如果萌生於濛元泉州重商時期的“鯉城”一詞，錶達“自然顯現”的城市活力，那麼，“刺桐”一詞，便在含有與“鯉城”類似意味之餘，還勾勒齣泉州所在的“環太平洋文化圈”的地理範圍，在“泉南佛國”（刺桐分布的核心地帶，與佛教最繁盛的區域相對應）意象之內，融入瞭刺桐“綠葉”和“紅花”所分彆代錶的持恒與綻放的對立統一。

在本書正文中，為瞭敘述之便，我持續采用“泉州”這個地名，但我所敘述的，可以說是諸不同地名代錶的諸“亞傳統”相互之間關係的轉型曆史。這部曆史的主體是作為地方的泉州，但其演繹的曆史，時空範圍卻超齣“中夏”。本屬“海隅偏藩”的泉州，介於山海之間，既有“海濱鄒魯”之譽，又曾“梯航萬國”，它兼雜著持恒與綻放性格，自成諸文明交匯區位；身處分閤不一的朝代之下，它沒有脫離上下關係（如中心與邊緣關係、帝王將相士農工商構成的“政治—社會等級關係”、國傢與地方關係、城市與鄉村關係等等），從這些關係，它有時獲益，有時受製。作為曆史主體的泉州，其曆史活動，不隻是縱嚮疊加，這些活動，在貫通前後之同時，嚮橫方展開，其範圍觸及夷夏之間的廣大領域。

所願者，本書副題“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能充作對這些事實的恰當概括，主題“刺桐城”的意象，能成為泉州城市史總體特徵的隱喻。

在泉州曆史之河流淌過的諸文明因素中，最引學界注目者，有兩類：其一，在明以前匯閤到此的各種異域文化，其二，發自本土的、有頑強生命力的“漢人民間文化”。前一類因素，給予泉州一種世界形象，後一類，則與此大相徑庭，突顯這座濱海城市保留的鄉土色彩。

在泉異域文化因素，早在1920年代已引起相關學者關注，其中，張星烺先生的論述，最富開創意義。

張氏為江蘇人，清末（1889年）齣生，自幼年承襲傢學廣讀經史，成長過程中，在美國、德國學習化學和生理化學，但從未放棄經史。他曾任北京大學化學係教授，但其著名研究，卻均專述中外交通史。38歲時（1926年），他集十多年之功，完成其《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該著1930年齣版，全書共分六大冊，3000多頁，100餘萬字）。1926年，張星烺應聘任國學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教授。該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與考古學傢陳萬裏、專注於研究泉州開元寺古塔的德裔美籍漢學傢艾鍔風（Gustave Ecke，或譯“艾剋”，生於1896年，1923年起在廈門大學任教，關於泉州，著有《刺桐城雙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 A Study of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結伴同行，前去泉州訪古。他們一行，訪問瞭府學（文廟）、開元寺、清淨寺、靈山先賢塚（伊斯蘭聖墓）、奏魁宮等古跡，還調查瞭宋末市舶司提舉“色目人”蒲壽庚的後代。

訪古歸廈，張星烺在國學研究院做瞭一次題為“中世紀之泉州”的專題講演，對宋元泉州與海外各國交通貿易的勝景及馬可波羅等旅行傢對泉州的記述加以梳理，並寫齣“泉州訪古記”一文。

在前一篇文章（“中世紀泉州狀況”，《曆史年報》，1929年第1期）中，張星烺界定瞭泉州在中國對外交通貿易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說：

......[泉州]唐末似已成為商港，惟不若廣州之盛耳。五代王審知施政政策之一，為招來海中蠻夷商賈（見《五代史記》捲六八），由是番商大至。至北宋時，市乃繁昌。太平興國初，京師置諸番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齣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見《宋會要》）。泉州與廣州並列矣。哲宗元祐二年（西一八七），置市舶司於泉州（見《宋史》捲八六《食貨誌下》八《互市舶法》）。徽宗時，廣東、福建、兩浙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惟廣州最盛（見硃彧《萍洲可談》捲二）。南宋之初，國傢財政睏難，故奬勵外國貿易；高宗紹興七年（西一一三七）上諭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閤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寬民爾。”（見《粵海關誌》捲三引《宋會要》）紹興十六年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見同上）。每歲十月內依例支破官錢三百貫文。排辦筵宴，係市舶提舉官同守臣犒諸諸國番商客。經此奬勵，中外貿易大盛。

鋪陳瞭泉州宋元外貿興盛的曆程後，張星烺還介紹瞭唐宋間外國人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夷夏通婚情況，及外國人在華之教育（建番學，“日引諸生講解”）等，在文章最後，討論瞭“外國人同化於中國”的原因如下：

泉州在宋元之世，外國居留民如此之多，閤一今代不多見耶？是皆於明時同化於中國人矣。明太祖種族之意見甚深，既得天下，以漢族為中間，同化元代色目，故嘗下令禁鬍姓鬍俗鬍服......

遊泉二三日，張星烺也留下遺憾（比如，他聽說泉州城南華錶山，背之麓有草庵，為元時之物，祀摩尼光佛，但因交通不便，沒能前往）。然而，此行他的收獲甚巨，所撰“泉州訪古記”，順行程，記錄瞭其一行抵達、考察、離開泉州的過程，以行記的形式，展現瞭古代泉州多元種族—文化匯集的盛況。據該文，10月31日，張星烺等淩晨五點半齣發，經過石井，換小劃船，進入安海鎮，在安海閩南汽車站搭車由泉安公路往泉州。入城後，他們先去天主教堂參見神父任道遠（Seraphin Moya），由其帶著，遊開元寺，此後他們訪問已故教友、旅菲華僑陳光純先生傢宅並住宿。次日清晨，再由神父帶往府學文廟參觀，偶遇晉江人陳育纔，得知宋末元初蒲壽庚後裔尚存，有的改姓吳（據核，為黃姓），有的保留蒲姓，在永春縣以製香為業。參觀府學後，他們到瞭寬仁鋪府學街參觀清淨寺，發現寺之大門上刻有阿拉伯文，譯意為：“此寺為居留此邦迴教信徒之第一聖寺，最大為真，眾所信仰，故名為‘聖友之寺’。建於迴教紀元四百年（西曆1009年至1010年）。”下午，張星烺等由府學街迴寓，路過民間公廟奏魁宮。令其驚奇的是，廟牆有石刻小神像（圖0.2），像頂有十字架，胸亦有十字架，又有兩翼，顯然為古代基督教徒所遺留。11月2日，張氏一行一早便登上啓明女學及國學專修院之新建築屋頂高颱，眺望全城，接著前往考察明代古棺。從學校齣來後，張星烺等雇人力車齣仁風門，至靈山，參觀伊斯蘭教聖墓，後驅車返城，觀東門外石牌樓。午餐後，張星烺本計劃往南門外訪問蒲壽庚後裔，但因廈大假期滿，隻好放棄，乘人力車齣南門，過晉江橋至汽車站，乘車迴安海，在安海過一夜，聞知鄭芝龍、鄭成功後裔尚居石井鎮（距安海二十餘裏）。次日晨，張星烺乘船歸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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