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北島、梁文道、耿占春、柯雷 鼎力推薦。

◆廖偉棠先生繼《春盞》熱銷後又一部詩集力作。

內容簡介

《後覺書：詩選：2011—2017》是廖偉棠先生繼《春盞》熱銷後又一部詩集力作，精選瞭2011年至2017年間的詩歌，豐富而準確地展示齣香港桂冠詩人廖偉棠詩風的一貫和繭破，他的怊悵與沉吟也讓一代文人的風骨，挺立與堅韌起來。

作者簡介

廖偉棠，詩人、作傢、攝影傢，一九七五年齣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五年。一九八九年開始寫作，曾獲香港青年文學奬、香港中文文學奬、颱灣中國時報文學奬、聯閤報文學奬及香港文學雙年奬等，香港藝術發展奬二零一二年年度作傢，獲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等。

齣版詩集《少年遊》《野蠻夜歌》《春盞》，評論集《遊目記》《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反調》，散文集《衣錦夜行》《波希米亞香港》《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以及小說集、攝影集等二十餘本。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廖偉棠總能夠把我們的視覺經驗引嚮人們通常所未覺察之處，在可見的視界裏展現齣一種不可見的視域。

在廖偉棠謙遜的方法中有著小型史詩的抱負。在某種意義上這曾是杜甫的方式，在途中寫作，以時事入詩，做時代的見證人，記錄著似乎是偶然的見聞，記錄著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耿占春（著名文學評論傢）

身為詩人，廖偉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條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縧蟲，總是不可抑止他寫詩的衝動與纔華，所做所為莫不是為瞭寫詩。

——梁文道

廖偉棠的詩充滿瞭強烈的情感和思考，在他描述香港的時候，他以獨特的風格建構著張力。

——北島

這些詩高度個人化又保持開放，背後是對藝術和社會的意識，它們嬉戲，而又高貴，這是一場感官的盛宴，鮮活感人，它想要跟你說話。

——柯雷（著名漢學傢）

精彩書摘

後覺書

我在人間的曆練遠遠未夠

請讓我繼續洗碗、擦地、晾衫

請讓我再重復一次一個父親

夜半的驚醒、日晏的睏倦、傍晚的自燃

當然也請不吝把我送給森林和幽榖

不吝讓我結識那些野鹿一般的青年

還有那些春溪一般的老人

我願意是被吞咽的青草或者雪泥

也願意是漆黑中深嗅血腥的公熊

哦讓我被鹽和月光加冕

那些熊成長中必不可少的事物

讓我手執鹽罐與鍋鏟如興奮的造物者

在自己的腿腱上躍起如一條不知歸的拋物綫

急速穿過廚房、陽颱、公車站與碼頭

每一次換氣都變成一艘遠洋貨輪的體量

全身空空蕩蕩，鋥亮的甲闆上除瞭我一傢人

運載的全是昂貴的浪沫

四十歲纔喝到的美酒啊

我不知道嚮誰稱謝，跟誰結賬

也許我應該再去一趟超市，看看能否遇見

二十四小時待機的惠特曼

2016.4.24

父親節寫給小兒女之詩

爸爸要提前感謝你們

在日子來臨的那一刻

調暗燈光，息我雙眼

開窗把最後的呼氣放走

把寒骨送進火焰片刻溫暖

餘燼裝在沙漏裏麵

送給你們的媽媽

一切如我所願

一切寜靜如海洋

然後我去尋找我的父親母親

不管那海洋有多深、多麼黑暗

我們將一再穿過彼此，像自由的粒子

我們將一再擁抱彼此，一再被愛睏阻

被愛解剖

被愛縫閤

笑一笑吧，英勇的小兄妹

假如你們看到雲，學習它變幻而不消弭

2017.6.15

前言/序言

詩的介入：談詩言誌與文以載道

◇廖偉棠

首先，詩人必須有誌，方能言誌，方能為詩。無誌者，詩寫得再冠冕堂皇也立不住腳。誌一方麵是一種態度：是誌氣，是矜持，是高貴，是有立場；另一方麵是心胸的包羅萬象、坎坷磊落、慷慨抑揚。“詩言誌”就是要求我們的詩承擔嚴肅的問題、針對這世界的現象發齣詩人的聲明，詩去質問、闡明、判斷詩人之心。而誌，於我，還是憂憤、是執著、是理想主義、是信。

“詩言誌”後麵還有“歌永言”，我理解為詩歌自身的要求—超越詩人的“誌”所控製的、又反過來補充“誌”的，屬於語言本身的魔術。詩歌語言能帶領詩人去到他自己也難以想象的境地，在那裏藝術的法則和道德法則統一瞭，美包含瞭真和善。

我所嚮往的那個高貴的中國，也就是我誌之所嚮的中國，她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是一個文明的靈魂所在、一種精神，她由一些耿介、認真、智慧、仁義的人組成。

堅持“詩言誌”也是要求詩歌存在“心中有道德律，頭上有星空”這一坐標係，來要求自己：言說生命的痛苦與歡欣，言說世界的絕望與希望、社會的不公與抗爭。在這個“後現代”的嘻哈語境中，我仍然相信詩人是負有使命去發齣不閤時宜的聲音的。

詩“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純然我們的理想也！是否真能如此，自己良心判斷即可，相信神秘主義的人完全可以做具體的理解，不相信的人也可以做齣精神意義上的衡量。至於“言”是否足“誌”，這就是詩對自己的要求，世俗的言語是“不盡意”，詩歌語言卻尋找最準確的可能，甚至還不止，詩歌還冒險尋找超越“準確”的可能性，追溯本源實際上等於重造一個起源。從最高意義上說：海德格爾“說那不可言說的神秘”也正是詩歌的魅力所在，在不斷嘗試中，詩歌和真理的距離一點點縮短，直至“奇跡”齣現。

而迴到詩人本身，詩言誌本身，詩歌最起碼也是人類渴望闡明自己的一種極端的努力。我這兩天在讀宇文所安的《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剛讀罷的一章“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之觀念”中有言：“韓愈遵循著儒傢詩學的主流，認為文字‘取之於心’，因而可以由文字進入作者的內心……一旦獲得‘醇’也就恢復瞭心、言間的連貫。”所以詩人提高自己技巧的努力也就是使自己的語言獲得“醇”的努力，你越想把自己的心跡錶明、越想闡明自己深遠的“誌”，你就越需要高超的技巧，“言以足誌”方成為詩。

“現實”在不少詩人那裏未得到準確的錶達—甚至沒有得到任何錶達，讀他們的詩我們甚至懷疑他仍然生活在精緻的明朝、生活在歐洲士紳的小城堡或者生活在梵蒂岡的圖書館裏，這不是“不能盡力地記錄已經發生的事實”的問題，要從事記錄，有比詩歌準確得多的工具，攝影或者DV都行，新現實主義詩歌需要做到的是看穿現實、抓獲遊蕩在現實上空的那個幽靈；而所謂現實主義的態度，就是“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灕的鮮血”，是和儒傢思想甚至存在主義相通的。未來是不可預期的，我不是悲觀論者也毫不樂觀，但也不焦慮，總有一些優秀的靈魂把真正的曆史、文化傳承下去。

而且，我再次強調：選擇“寫什麼”並不影響“怎麼寫”，就像喬伊斯選擇高度的實驗手法來寫作《尤利西斯》並無礙於他寫齣的是一個極端現實的都柏林一樣，我寫作現實題材也可以在形式上追求實驗追求完美，最後還要做得比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詩更精彩。說迴去“怎麼寫”，其實這屬於基本要求，是每個詩人都必須思考和解決的，而“寫什麼”卻是你真正成就你詩人形象的充分條件。

我再說說我對“文以載道”的一些想法：詩歌是能夠和觀點、意義並存的，那些畏懼“文以載道”的詩人，隻是因為他們還欠缺承載道德和處理現實的能力而已。

沒有無觀點的詩歌，即使是自動寫作的産物也有觀點，選擇一種寫作方式就是一種觀點。你或許可以不接受、甚至不屑，但詩與道仍然同時存在著並發生關係，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你生存著同時使用語言製造作品，你的寫作行為本身就是你選擇的生存態度。奧斯威辛以後，不是沒有詩歌，而是嚴肅的詩歌變得更睏難瞭，你再也不能聳聳肩說我是純詩藝匠我和現實無關然後一走瞭之，因為現實仍在把你緊追。艾曼達·海特在《阿赫瑪托娃傳》裏說得好：“要知道繆斯賦予詩人認識的方法，於是詩人在為一切事物命名的同時還創立法則，成為立法者。若是沒有演完這個神聖的角色便沉默不語，那是可恥的。”艾曼達·海特的意思就是反對所謂的不屑，當然你完全可以有能力但不屑於運用這能力，但在需要你發言的時候你放棄你的能力，“沉默不語，那是可恥的”。

詩歌不是無意義的，人類在這個反意義的世界、在那些邪惡的時代仍然堅持詩歌寫作、堅持語言的修煉，這行為本身就帶來意義，詩歌反對虛無。詩歌也不是無用的，詩歌能告訴我們無論戰亂、暴政、死亡都不能抹殺精神的高貴，詩人的存在告訴不幸的人：在另一個時代、或者就在同一個時代，也有人和你一樣承受過這些不幸，並堅持書寫自由的靈魂、堅持去辯論幸福與不幸。

繼而，我想提齣“道以載文，文以證道”的想法。《文賦》“理扶質以立乾，文垂條而結繁”在楊牧《陸機文賦校釋》中被他注為：“任何題材，皆有其當然之理；作者應把握題材之理以成為文章之質，由質而樹立一篇之乾。質必作多方麵之發揮而始顯，亦猶木之乾必有眾多之枝條而始茂。文即文辭，發揮有賴於文辭運用的技巧，所以由文辭的運用技巧，將質作多方麵（垂條）的發揮，而成其繁盛。”這裏的關鍵仍然是“理”，所謂“題材之理”超越文學概念來看實在就是對“萬物之道”的理解，“理扶質以立乾”是道在起主動作用，支撐起一首詩的存在理由，是道承載起文字。

再讀韓愈《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即是詩人悟道的程度，繼而成為寫作的依持，讓人在詩中開口說話時“中氣十足”，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很多哲人雖非詩人（如孔子、莊子），但其言論卻有大詩意的原因。而詩人之能又在於他能返迴再“文以證道”：“文垂條而結繁”，他使用文辭之力灌溉、護理道之樹苗，使之生長齣更豐富的含義，以至於一首詩成為道之生長過程，引嚮未知之道，此乃詩歌發現之上還有創造之奇妙。詩人為何能夠如此，那是因為他有赤子之心，有獅子的勇猛和嬰孩的心。

宇文所安關於“宋代以前的中國文學思想……希望世界和文學創作之間保持一種有機的關係”和“宋代許多理論傢堅決反對有機關係……是徹底喪失創作信仰的徵兆”所言準確且微妙。要理解其中所謂的“喪失”先要理解何為“世界和文學創作之間保持一種有機的關係”這一“創作信仰”。且看宇文氏在《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對“宋以前的創作信仰”的闡述：“中國古代文明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假設文章與政治或社會秩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中古時期有關這一假設命題的闡述，遠遠超齣瞭儒傢核心原則‘正名’本身，即言辭之得體確保瞭社會和道德規範之得體。對這重關係的一種天真說法便是簡單的反映論—文章（representations）‘反映’瞭政治和社會秩序……還有一種說法，雖然也並非中國所獨有，不過它在中國傳統中卻有特殊的分量：這樣的命題就是好文章能夠或者應當改變政治和社會秩序。”

我的信仰基於此並希望超乎此。“道”包括“政治和社會秩序”但遠不隻是，“秩序”乃是人類努力於混沌中建立的道路，而大道卻是混沌中蘊涵的神秘的道路，詩歌不但反映那已建立的道路，自身也從事建立道路的工作，而最終它還負有彰顯源初之道路的使命。這就是我對詩歌“載道”之道的理解。宋之後的理論傢遺忘瞭“大道”，僅有少數優秀的詩人和思想傢仍惦記著、眷念著，因此詩歌尚未喪失“創作信仰”。

2006

與詩評傢木朵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