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共通校瞭19個不同版本，吸收瞭15傢前賢校勘成果，其匯校長編，既能反映版本源流，又能反映《尚書注疏》在刊刻過程中文字變化的軌跡，同時也能看到前人校記的遞承關係，對我們學習研究或整理使用《尚書注疏》都有很好的參考意義。

內容簡介

《尚書注疏匯校》共二十捲，由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主持編纂。該書所用底本為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注疏》本，所用校本共18種，即唐開成石經本、宋刻單疏本、宋刻八行本、李盛鐸舊藏宋刻本、宋王朋甫刻本、宋刻纂圖互注本、宋魏縣尉宅刻本、濛古平水刻本、魏瞭翁《尚書要義》、元相颱嶽氏刻本（清乾隆重刻）、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永樂刻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內府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乾隆內府鈔《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清嘉慶阮元南昌府學刻本，同時吸收瞭15傢前人尤其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齣版形式上，《注疏》原文為底本影印，匯校長編則為排印，放在每捲《注疏》原文之後。

作者簡介

杜澤遜，生於1963年，山東滕州人，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古籍整理齣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長江學者，在版本、目錄學領域卓有成就，著有《尚書注疏匯校》《尚書注疏校議》《文獻學概要》《四庫存目標注》《山東文獻集成》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尚書注疏匯校序

尚書注疏匯校凡例

尚書注疏匯校據校各本目録

尚書注疏匯校引用各傢校記目録

尚書正義序

注疏捲一

尚書序

匯校捲一

尚書正義序

尚書序

注疏捲二

堯典第一

匯校捲二

堯典第一

注疏捲三

舜典第二

匯校捲三

舜典第二

注疏捲四

大禹謨第三

皋陶謨第四

匯校捲四

大禹謨第三

皋陶謨第四

注疏捲五

益稷第五

匯校捲五

益稷第五

……

注疏捲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匯校捲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前言/序言

尚書注疏匯校序

《十三經注疏匯校》二○一二年三月正式啓動，項目組決定以《尚書注疏》為試驗，開展匯校工作。參加匯校工作的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訪問學者和在職教師共計四十七人。項目組先後對校瞭十九個版本：一、唐石經本，二、宋刻單疏本，三、宋刻八行本，四、李盛鐸舊藏宋刻經注本，五、宋刻王朋甫本，六、宋刻纂圖互注本，七、宋魏縣尉宅刻本，八、濛古平水刻本，九、宋魏瞭翁《尚書要義》，十、清乾隆仿刻元相颱嶽氏本，十一、元刊明修十行本，十二、明永樂刻本，十三、明嘉靖李元陽刻本，十四、明萬曆北監刻本，十五、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十七、清乾隆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十八、清乾隆鈔《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十九、清嘉慶阮元刻本。其中以明萬曆北監本為底本，其他為校本，每個版本都經過三次對校。又吸收瞭先賢校勘記十五種：一、清顧炎武《九經誤字》，二、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三、武英殿刻《尚書注疏》附《考證》，四、清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五、清王太嶽等《四庫全書考證》，六、《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附案語，七、《仿宋相颱五經》附《考證》，八、清盧文弨《群書拾補·尚書注疏考正》，九、清阮元主修《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記甲》），十、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校記乙》），十一、清汪文颱《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十二、清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十三、劉承幹《尚書正義校勘記》，十四、張鈞衡《尚書注疏校勘記》，十五、日本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尚書正義校勘記》。通過對《尚書注疏》的匯校，基本掌握瞭匯校的方法，為全麵開展其他各經的匯校工作積纍瞭寶貴經驗。在匯校過程中，藉工作之便，曾經請崔富章、瀋津、劉永翔、劉曉東、徐超、尚永亮、單承彬、李士彪、沙誌利、李暢然等專傢審閱過部分匯校稿。

二○一四年三月中旬，經過兩年的緊張工作，《尚書注疏匯校》初稿完成。根據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學典教授的建議，三月二十九日在山東大學舉辦瞭“《尚書注疏匯校》專傢審稿會”，邀請崔富章、虞萬裏、汪少華、徐俊、漆永祥、王鍔、橋本秀美、葉純芳、俞國林、王煒、劉心明、何朝暉等專傢對其中的《堯典匯校》進行瞭評審。劉曉東先生主持會議，趙逵夫先生寄來書麵意見。專傢評審意見整理發錶於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中華讀書報》，引起瞭廣泛關注。

審稿會議之後，我對全部《匯校》稿進行瞭逐字逐句的終審，對有疑問的字句逐一復核瞭原本，到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完成瞭定稿工作，曆時十個月。《尚書注疏匯校》的具體辦法另撰《凡例》一篇，這裏不再詳述。在匯校過程中，有許多新的認識，我曾撰寫發錶瞭《〈尚書注疏匯校〉劄記》（《文史》）、《明永樂本〈尚書注疏〉跋》（《中華文史論叢》）、《論平水本〈尚書注疏〉》（《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十行本〈尚書注疏·君奭〉書後》（《儒傢典籍與思想研究》）、《阮元刻〈尚書注疏校勘記〉“嶽本”辨正》（《文獻》）等論文劄記。這裏另舉一例：《尚書·盤庚》北監本捲九第八頁經文：“乃不畏戎毒於遠邇。”僞孔傳：“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疏：“遠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徐促”，宋刻單疏本、宋刻八行本、宋魏縣尉宅刻本、濛古平水刻本、明永樂刻本均作“賖促”，阮本作“賒促”。阮元《校記甲》雲：“十行本亦作‘賒’。”今檢元刊明修十行本（劉盼遂舊藏者），此頁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為明修版，作“徐促”。明李元陽刻閩本、明北監本皆從十行修版作“徐促”。明崇禎毛氏汲古閣本改作“賒促”。殿本不從毛，而從監本作“徐促”。按：賖、賒通，南北朝、隋、唐常用之，本義為藉貸，引申為緩。賒促，即緩急，即遠近。瀋約《宋書》引博士司馬興之議雲：“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賒促”為魏晉隋唐時期俗語，孔穎達疏偶用俗語，不乏其例。宋元以後這一俗語很少使用，所以許多人不知其義。十行本正德修版改“賒”為“徐”，即是明人不解“賒促”之證。毛本從北監本齣，而改“徐”為“賒”，殊為可貴，殆見宋本而據改也。殿本不從毛本，而從北監作“徐促”。浦鏜《正字》謂“徐，毛本誤賖”，皆不解“賒促”之義。盧文弨《拾補》謂“改‘徐’非”，良是。日本山井鼎《考文》雲：“賖字，崇禎本與宋闆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阮元《校勘記》於“賒促”、“徐促”之是非未下判斷。近齣點校本《尚書正義》，用宋刻八行本作底本，而改“賖”為“徐”，校記雲“徐原誤賖”，亦以不誤為誤也。

從《盤庚》疏文“賒促”到“徐促”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宋元到明初的刻本都沒有錯誤，明正德修版纔妄改為“徐促”，李元陽本、北監本、武英殿本、《四庫全書》本都沿用瞭正德修版的錯誤，毛本和阮元本都沒有錯。後人的校勘記，浦鏜的主張是錯誤的，盧文弨的主張是正確的，山井鼎、阮元雖然有校勘記，但沒有下判斷。可以發現盧文弨《群書拾補》的可貴。阮元《校勘記》直接參考瞭盧文弨的成果，為什麼沒有接受盧文弨的意見呢？這恐怕和盧文弨沒有舉齣證據有關（盧氏的證據其實是山井鼎《考文》所指的日本足利八行宋本，但盧氏沒有明說）。假如他們見到宋刊單疏本、魏縣尉宅本、平水本、明永樂本這些早期的刻本，相信他們很容易判斷“賒促”的正確性。校勘之學，貴在多見舊本，從這個例子可以得到印證。

我們的《匯校》已經包括瞭阮元的所有校勘記，經過比較可以發現，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完成的任務大約不足百分之四十。上麵的十九個版本，阮元校過的是唐石經、元刊明修十行本、嶽本、李元陽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等六種，其他大部分版本，尤其是早期的幾種宋本，阮元都沒有見過。即使他已經校過的版本，也有較多的重要異文漏校。如《緣起》所舉《儀禮》脫文五處，僅指齣“毛本脫”，實則更早的陳鳳梧本、李元陽本、北監本皆脫，而阮元《校勘記》不著一字。讀者驟視之，似乎隻有毛本脫此五段，其他版本不脫。這對結論有很大的不良影響。

過去學術界已大體弄清瞭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的源流，即元刊明修十行本是明嘉靖李元陽本的底本，李元陽本是萬曆北監本的底本，崇禎毛氏汲古閣本齣於北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亦齣於北監本，阮元刻本是元刊明修十行本的重刻本。現在我們通過校勘，認定這些結論是閤乎實際的，但又不夠精細。李元陽本來自元刊明修十行本，但進行瞭一定的校勘工作，改正瞭若乾錯誤。北監本也同樣改正瞭若乾李元陽本的錯誤，作為官版，用字的規範謹嚴，遠超十行本和李元陽本，並且從硃元璋至硃常洛，大部分帝諱都缺筆避諱，在其他明刻本中罕見，講避諱的專書也未之及。毛本在北監本基礎上也進行瞭校勘，明顯的積極錶現至少有兩點：一是不少改字都與宋魏縣尉宅本一緻，二是釋文部分的校勘顯然利用瞭陸德明《經典釋文》原書。殿本所依據的北監本是萬曆以後的修版，所以《考證》稱監本誤某，現在看萬曆北監本並不錯。當然殿本文字校勘勝於北監，加上每捲附有《考證》，更是各經注疏刊刻史上的創舉。其不能令人苟同之處則是體例的改變，閤並注疏，刪去起訖語，大失唐宋以來注疏的原貌。庫本來自殿本，略有校正，但俗字和減筆的情況明顯增加，不可謂善本。阮元本號稱“重槧宋本”，當然是來自元刊明修十行本，但相比元刊明修十行本，阮本在文字規範方麵有脫胎換骨的進步。元刊明修十行本俗字滿紙，減筆少畫，似是而非，隨處可見，阮本則中規中矩，整齊一新。不過元刊明修十行本的大量訛奪衍倒，阮本一仍其舊，隻在校勘記中予以指齣，因此，就其正文來說，並不比監本、殿本優越。人們重阮本，更多地在他的校勘記，所謂“讀一本如遍讀各本”是也。元刊十行本還有一個永樂重刊本，天一閣曾藏一部，誤為宋刊，張鈞衡得之，請陶子麟影刊，號稱影宋刊，繆荃孫代撰《校勘記》附後。經我們校勘，實為元十行本的重刻，而且校勘較差，其可取之處在於部分保留瞭元刊十行本的舊貌，彌補瞭元十行本經明代修版大失原貌的遺憾。元代以前的八行本十分顯赫，其疏文文字與單疏本相近。魏瞭翁的《尚書要義》文字接近八行本，隻是增加瞭《經典釋文》的內容。魏縣尉宅本應是元十行本的前身，而訛誤較元十行本為少。至於平水本，沒發現關係較近的注疏本，但文字與魏縣尉宅本相對較近，而與八行本相對較遠，應當源於福建地區的坊本。這些版本之間的關係，隻有通過校勘纔能體會到，這也是我們匯校的收獲之一。

對《尚書注疏》的前人校勘成果，在按撰寫先後逐條羅列之後，結閤我們對眾本的校勘，也可以有一些更切實的認識。日本山井鼎、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捲三十二冊，刊成於享保十六年（清雍正九年），不久傳入我國，乾隆修《四庫全書》，即與中國學者浙江嘉善浦鏜的《十三經注疏正字》一並收入經部。全麵校勘《十三經注疏》以山井鼎、浦鏜為開闢者。浦鏜稍晚於山井鼎，但沒有見過山井鼎的《考文》，所以二人算是不約而同。二傢的路子有較大差異，山井鼎主要利用日本足利學校收藏的古寫本、古活字本、宋刊注疏本進行版本對校，盡可能全麵地羅列異文。浦鏜沒有條件利用早期的刻本，使用的隻是明刻閩、監、毛三傢及清乾隆殿本，尤以監、毛二本為主，並且監本用的也是修版後印本，所以他的方法主要是“他校法”，即廣泛搜集史傳舊注，尤其是各經注疏中的引文，進行互校。發掘材料之廣，令人欽佩。浦鏜還較多利用瞭“本校法”和“理校法”，即據文義尋繹其是非，結論多為盧文弨、阮元認可。浦鏜在版本校勘方麵不能與山井鼎比肩，而山井鼎在網羅旁證、尋繹文義、判斷是非方麵與浦鏜不能同日而語，二人各有其長，正可互補。山井鼎《考文》的輸入和浦鏜《正字》的誕生，正是清代考據學日漸興盛的時期，二人校勘成果的配閤，已可包括後來盧文弨、阮元校經的所有基本方法，而在規模上，則與盧文弨、阮元可以共同構成《十三經注疏》校勘四大傢。其他從事《十三經注疏》校勘的學者（如惠棟等），要麼成果未嘗刊行，要麼規模相對較小，終不能與四傢相比。盧文弨從事《十三經注疏》校勘，成果正式問世的有《周易》、《尚書》、《儀禮》、《禮記》等。從《尚書》看，他所使用的版本基本上是元刊明修十行本（盧氏稱元本）以來的本子，沒有多少優越之處，他在版本校勘方麵主要采用瞭山井鼎的成果，而在求旁證和尋繹文義、判斷是非方麵，大量采用瞭浦鏜的成果。這些承用山井鼎、浦鏜的成果，盧氏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題辭》、《十三經注疏正字跋》等文中的確說過“兩取其長”、“善者兼取之”的話，而在具體行文時，卻未能逐一注明，以今觀之，仍不能免掠美之嫌。不過盧氏無愧校讎名傢，考證判斷往往後齣轉精，其貢獻未可低估。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則廣泛承用瞭山井鼎、浦鏜、盧文弨的成果，雖在捲前交代瞭“古本”、“宋闆”藉用山井鼎《考文》，對於浦鏜、盧文弨也頻繁稱引其名，但未明指之處仍占大半。阮元網羅版本較廣，與事學者亦夥，可資藉鑒之時人前修成果更非山井鼎、浦鏜、盧文弨三傢可比，故後來居上，有集其大成之概。後人瞭解山井鼎、浦鏜、盧文弨三傢校經成果，大都隻是藉阮元《校勘記》間接得其一鱗半爪，三傢之為阮校所掩，無可避免矣。阮元去盧文弨較近，而校勘方法亦不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阮元的判斷與盧氏相左者正復不少，而以今衡之，則互有短長，未必皆後勝於前也。今將山井鼎、浦鏜、盧文弨、阮元四傢盡數羅列於一處，其因循承襲，增益辨訂，軌跡燦然，其餘各傢固不能望其項背。近人校記，如劉承幹、張鈞衡二傢，皆繆荃孫代撰，不過就阮元刊本，參其校記，敷衍成文，版本既未廣徵，考證亦復苟簡，宜其佳者無幾也。

如上所述，《尚書注疏匯校》既能反映版本源流，又能反映《尚書注疏》在刊刻過程中文字變化的軌跡，同時也能看到前人校記的遞承關係，對我們學習研究或整理使用《尚書注疏》都有較好的參考意義。在《尚書注疏匯校》即將付梓之際，我代錶《十三經注疏匯校》項目組的同誌嚮關心支持《匯校》工作的專傢師友和領導緻以崇高的敬意。鑒於校勘工作的復雜性和我們能力的限製，錯誤疏漏在所難免，希望讀者隨時惠予批評指正。

二○一五年二月二日滕州杜澤遜記於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校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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