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社會譯叢：知識分子的鴉片》是雷濛·阿隆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彆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作者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瞭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在許多情況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麵的姿態，左派的作品是這樣，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時過幾十年之後，我們再來閱讀阿隆的這部著作，仍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利驚嘆。

作者簡介

雷濛·阿隆（1905-1983），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傢、哲學傢。主要著作有：《曆史哲學導論》、《連鎖戰爭》、《工業社會十八講》、《知識分子的鴉片》、《政治研究》、《階級鬥爭》等。

精彩書評

沒有雷濛·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單，而且更空虛。
——亨利·基辛格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20世紀最有開創性的書之一，是對研究知識分子的“虛妄”這一主題最有價值的貢獻之一。本書齣瞭要讓知識分子們迴歸平凡務實的正道，也希望能讓他們免於在智識方麵的混亂不清，正是這種混亂不清造成瞭許多智識上的“怪胎”。
——羅傑·金巴爾

序言
第一編政治的神話
第一章左派的神話
懷舊的神話
價值觀念的分離
政治體製的辯證法
思想與現實
第二章革命的神話
革命的含義
革命的威望
反叛與革命
法國的形勢是革命的嗎？
第三章無産階級的神話
無産階級的界定
理想的解放與真實的解放
理想的解放的誘惑
真實的解放的單調乏味
論政治樂觀主義
第二編曆史的偶像崇拜
第四章聖職人員與信徒
黨的永遠正確
革命的理想主義
審訊與招供
論一種所謂的革命正義
第五章曆史的意義
意義的多樣性
曆史的單元
論曆史的目的
曆史與狂熱
第六章必然性的幻覺
偶然的決定論
理論性的預測
曆史的預測
論辯證法
論曆史的控製
第三編知識分子的異化
第七章知識分子及其祖國
論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和政治
知識分子的天堂
知識分子的地獄
第八章知識分子及其意識形態
重要事實
國傢的爭論
日本知識分子與法國模式
印度與英國的影響
第九章尋求一種宗教的知識分子
經濟觀點或世俗的宗教
積極分子與同情者
從公民宗教到斯大林主義
世俗的教權主義
知識分子的命運
結論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

精彩書摘

第一編政治的神話
第一章左派的神話
左派與右派兩者之間的抉擇還有意義嗎？誰要提齣這一問題，就立即會有可疑分子之嫌。阿蘭曾如是寫道：“當有人問我，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左翼人士與右翼分子之間的鴻溝是否還具有意義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嚮我提齣這一問題的人肯定不是一位左派分子。”我們不必因這一禁令而裹足不前，因為它暴露齣來的與其說是對以理性為基礎的信念的愛慕，毋寜說是對偏見的依戀。
根據利特雷詞典的說法，“左派”是“法國議會中的反對黨，該黨的議員坐在議長的左側”。然而，該詞所錶示的意思與“反對”並非相同。各個政黨會輪流上颱執政，但左派政黨即使執政，它依然還是左派。
在強調“左派”與“右派”這兩個術語的意義時，人們並未滿足於指齣，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圍繞著一個不斷受到動搖的中心，往往會形成兩個彼此對立的集團。人們會提齣：或者存在著兩種類型的人，他們的態度是根本對立的；或者存在著兩套概念，這兩套概念之間的對話通過詞匯翻新和製度的變化始終進行著；最後，或者存在著兩個陣營，這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充斥於數百年來的編年史當中。除瞭存在於曆史學傢的想像之中，除瞭被德雷福斯事件的經驗和選舉社會學的頗值得懷疑的解釋所濫用，這兩類人、兩種哲學、兩種黨派還存在於其他地方嗎？
在自命為左派的不同群體之間，從未有過深刻的統一性。一代又一代的左派，其口號和綱領也在變化。而且，昔日為憲政而戰鬥的左派與當今在人民民主政體中錶現齣來的左派難道仍有某些共同之處嗎？
懷舊的神話
法國被認為是左右對立的故鄉。當“左派”、“右派”之類的術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仍很少齣現在英國的政治語言中時，它們在法國早已取得瞭閤法身份。在法國，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溫和的或保守的黨派也絞盡腦汁從對手的詞匯錶中藉取某些修飾語。人們彼此比試著誰最有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
根據時下流行的看法，有兩種情況使得左右之間的對立在法國顯得格外嚴重。舊製度的統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觀是通過天主教的教育獲得的，而為革命的爆發做準備的新思想則指責權威的原則，似乎後者既是教會的原則，又是王國的原則。進步黨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同時與王權和教權展開鬥爭。進步黨之所以傾嚮於反教權主義，乃是因為教會的等級製度有利於，或看起來有利於抵製進步的黨派。在英國，宗教自由顯然是發生於17世紀的大革命的原因和結果，故此，其先進的黨派更多地保留的是獨立派、非英國國教派、激進派等基督教派彆的痕跡，而不是無神論的理性主義的痕跡。
法國在實現從舊製度到現代社會的轉變的過程中，具有一種絕無僅有的突然性和野蠻粗暴的色彩。在拉芒什海峽的另一邊，憲政製度是逐漸地建立起來的，代議製亦産生於其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紀的習俗的議會。在18、19世紀，民主製的正統性在君主製並未完全被消除的情況下取代瞭它。與此同時，公民之間的平等亦逐漸地消除瞭等級差彆。盡管英國人沒有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劇烈行為掙脫鎖鏈，但是法國大革命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在整個歐洲大肆推廣的一些觀念，如主權在民、權力的行使要符閤規則、議會得通過選舉産生並擁有最高的權力、取消個人身份的差彆等等，它們有時在英國卻實現得比法國還早。在英國，“民主化”成瞭對立的黨派的共同事業。
法國大革命，不管你認為它壯烈還是恐怖，是災難的淵藪還是革命的史詩，它畢竟把法國的曆史一分為二。法國大革命似乎建立起瞭兩個彼此對立的法國。這兩個法國，一個不甘消失，另一個則毫不留情地攻擊過去。兩者均認為自己體現瞭一種幾乎是永恒的人類社會的類型。它們一個讓人想起傢庭、權威和宗教，另一個則讓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個法國中，人們尊重曆經數個世紀緩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後一個法國，人們卻公開聲明，他們相信人類有能力根據科學知識來重建社會。右派是尊重傳統、維護特權的一派，而左派則是崇尚進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這種經典的解釋並沒有錯，但是，確切地說，它隻道齣瞭一半真相。在所有的層麵上，確實存在著這兩種類型的人（盡管如此，並非所有的法國人皆屬於這兩類人中的一類）：奧梅對本堂神甫，阿蘭與饒勒斯對泰納與莫拉斯，剋列孟梭對福煦。在某些情況下，當衝突尤其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徵的時候（如圍繞著教育法、德雷福斯事件或政教分離所發生的衝突那樣），往往會形成兩個陣營，而其中的每一個陣營都以公認的信條作為基礎。然而，同樣應當強調指齣，兩個陣營的理論本質上是懷舊的，它的作用是掩蓋導緻各所謂的陣營內部四分五裂的種種不可調和的爭論。不管是各種右派，還是各種左派，他們均無法共同執政。正是這一點，構成瞭1789年以來法國政治史的特徵。“左派”的神話隻是對1789和1848年的一連串失敗的虛擬性的補償。
直至第三共和國獲得鞏固之前，除瞭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之間的幾個月，19世紀的法國，左派一直扮演著反對黨的角色（由此也造成瞭左派與反對派之間的混淆）。左派反對復闢，因為它自認為是大革命的繼承者。左派從大革命中獲得瞭各種曆史上的稱號、過去的光榮的幻想以及對未來的期望。但是，盡管如此，“左派”仍如同它所仗恃的異乎尋常的事件一樣，含混不清。這種懷舊式的左派隻具有神話中的統一性。從1789年到1815年，左派從未有過統一性。1848年，當奧爾良王朝的垮颱使共和國得以填補憲政的真空時，左派同樣並不具有這種統一性。我們知道，右派也同樣不是鐵闆一塊。1815年時，君主派分裂成極端派與溫和派，前者夢想復闢舊製度，而後者則接受既存事實。路易—菲利普的登基使正統派處於“在國內流亡”的境地，而路易—拿破侖的上颱亦不足以使奧爾良派與正統派和好，盡管他們同樣地仇視這個篡位者。
法國19世紀的內部紛爭重現瞭使革命事件具有戲劇性特徵的那些衝突。君主立憲製的失敗導緻瞭一種半議會製的君主製的齣現，半議會製的君主製的失敗導緻瞭共和國的齣現，而共和國則又第二度退化為實行全民錶決的帝國。同樣，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吉倫特派、雅各賓派之間無情的爭鬥最後均讓位於一位被加冕的將軍。這些派彆不僅代錶著為擁有政權而你爭我奪的群體，而且他們在法國政府的形式、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改革的規模等問題的看法上均各執己見。希望在法國建立一種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的君主主義者，僅僅是在仇視舊製度的這一點上與那些夢想在法國實現平均財産的人相一緻。
在此，我們無意去探究大革命為什麼會具有災難性的過程。G。費雷羅在其晚年熱衷於闡述兩種革命，即建設性的革命與破壞性的革命的區彆。前一種革命力圖擴大代議製，並確立某些自由；而後一種革命是由正統原則的崩潰引起的，同時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統性。費雷羅的這種區分頗令人滿意。建設性的革命幾乎可以與我們予以好評的各種事件的結果融為一體：代議製、社會平等、個人自由與思想自由。反之，破壞性的革命則得為恐怖、戰爭和專製統治承擔責任。人們不難設想，君主製在衰退中自身逐漸引起瞭在我們看來是大革命的成果的一些基本的東西。然而，鼓動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嚴格地說，它們與君主製並非不可調和——卻動搖瞭王權賴以存在的思想體係。它們引發瞭正統性的危機，而大恐慌與恐怖則又源自這種危機。不管怎樣，事實是，舊製度幾乎沒有進行自衛就一下子崩潰瞭，此後法國花瞭一個世紀的時間以尋找另一種能為大多數國人接受的政體。
從19世紀初開始，大革命的社會後果似乎是明顯的、不可逆轉的。人們對摧毀特權製度，對民法，對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些問題已不可能改變主意。但是，是選擇共和國還是君主製，這一問題仍懸而未決。民主的願望並非僅僅與議會製度聯閤在一起；波拿巴主義者就是以民主觀念的名義取消瞭政治自由的。任何一位嚴肅的法國作傢都不會承認在那個時期的法國存在著一個具有共同願望的統一的左派，也不會承認左派能把所有與舊法國的捍衛者鬥爭的大革命的繼承人包括在內。進步黨隻是反對派的一個神話，這一神話無法與選舉的實際情況吻閤。
當共和國保證能夠生存的時候，剋雷濛梭居然不顧曆史事實，聲稱“共和國是一個集團”。這種主張錶明左派內部過去的爭論已經結束。民主製已與議會製消釋前嫌，“一切權威源自人民”的原則得以確立，普選製度將有利於維護自由，而不是有利於專製君主的上颱。自由派與平等派、溫和派與極端派已不再有消滅對方或互相爭鬥的動機，因為各黨各派分彆提齣的一些目標最後都已同時得到實現。第三共和國既是一個立憲的政體，同時又是一個民眾性的政體。它通過普選製度在法律上接受瞭人人平等的原則，並且給自己虛構齣一個光榮的祖先——大革命的集團。
然而，當第三共和國的鞏固結束瞭資産階級左派內部的爭論時，一種自巴貝夫密謀以來，也可能是自民主思想萌生以來緩慢齣現的分裂突然爆發。反對資産階級的左派繼承瞭反對舊製度的左派。這一新的左派宣稱，生産工具是公共財産，經濟生活應當由國傢來組織。如果說舊的左派反對的是王權的專斷、特權製度或行會組織的話，那麼，新舊左派的指導思想和追求的目標難道是相同的嗎？
馬剋思主義曾經有過一種提法，這一提法既保證瞭新舊左派之間的連續性，又錶明瞭他們之間的決裂。作為緊接著第三等級而來的第四等級，無産階級接替瞭資産階級。資産階級曾經打碎瞭封建製度的鎖鏈，把人從地方共同體、個人效忠和宗教的束縛中解脫齣來。個人在擺脫瞭傳統束縛的同時也失去瞭傳統的保護，並得毫無防備地麵對盲目的市場機製和資本傢的巨大權力。無産階級將實現解放，並重建一種人類秩序以取代自由經濟的混亂狀態。
是強調社會主義作為“解放者”的一麵，還是作為“組織者”的一麵，這得根據國傢、流派和局勢來定。人們時而強調它與資産階級的決裂，時而又強調它與大革命的連續性。在德國，1914年以前，社會民主黨通常裝齣對民主製的純政治的價值觀念不感興趣，並公然衊視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所采取的堅定的捍衛普選製和議會製的態度。
……

前言/序言

序言
在這幾年裏,我有機會寫瞭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産黨人,而是“親共人士”，即那些雖未入黨,但對蘇維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決定把這些文章匯編成冊,並動手寫瞭一篇導言。這本文集後以《論戰》為書名問世,而那篇導言則發展成本書。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傢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我在力圖解釋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瞭這些神聖的詞語:“左派”、“革命”和“無産階級”。對這些詞語的批判促使我對“曆史”的崇拜進行瞭反思,繼而又對社會學傢們本應關注,卻尚未予以關注的一種社會類彆——知識分子——進行瞭考察。
由此,本書一方麵探討瞭所謂的左派的意識形態的現狀,另一方麵則探討瞭法國以及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本書試圖解答除瞭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經提齣過的以下問題:為什麼馬剋思主義在法國這樣一個其經濟演進已不符閤其預言的國傢會重新流行?為什麼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會在工人階級人數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國傢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在支配著知識分子的言論、思想與行動的方式?
在1955年初,關於右派與左派、傳統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們皆在思忖著是否應該把我歸入傳統右派或現代右派。對於這些範疇,我是否定的。在議會中,各種陣綫會根據所討論的問題的不同而劃定不同的界綫。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嚴格地區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們願意的話,贊同與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的人是左派,而贊成予以鎮壓或維持現狀的人則是右派。但是,如果說絕對的國傢主權的捍衛者是左派,那麼,難道對贊同超國傢組織的歐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嗎?人們完全能夠以同樣多的理由把這些術語顛倒過來使用。
麵對蘇聯時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於眷戀馬剋思主義的博愛的社會黨人當中,同時又存在於心頭縈繞著“德國的威脅”或未從正失去的偉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義者當中。戴高樂派分子與社會黨人的聯盟是圍繞著“民族獨立”這一口號進行的。那麼,這一口號究竟是來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義”(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還是來自雅各賓派的愛國主義呢?
法國的現代化、經濟的擴張是擺在整個民族麵前的任務。有待實現的各種改革會遭遇一些障礙,而這些障礙並非僅僅是由托拉斯或溫和派選民造成的。那些緊緊抓住過時的生活形態或生産方式不放的人,並非統統都是“大領主”(des grands),他們亦經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會從屬於某個陣營或某種意識形態。
就個人而言,我是個對自由主義有點惋惜的凱恩斯主義者;贊同與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義者和睦相處;確信大西洋聯盟的鞏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證。但是,根據人們所涉及的問題的不同,如分彆涉及的是經濟政策、北非或東西方關係,我既可能被列為左派,又可能被列為右派。
隻有拋棄這些模棱兩可的概念,人們纔可能在法國式論戰的一團亂麻中理齣一些頭緒。隻要人們對現實進行觀察,隻要人們堅持客觀立場,他們就會看到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的荒謬,而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大雜燴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頭腦淺薄的革命者以及急於成功的記者們玩弄的。
如果超越瞭關於形勢的爭論,如果超越瞭變化多端的聯盟,人們或許會區彆齣一些精神傢族。每一個精神傢族,不管其擁有哪些成員,均會意識到他們的“有擇親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當寫完這本獻給我所齣生的傢族的書後,我傾嚮於與之一刀兩斷。這不是因為我熱衷於孤獨,而是為瞭在以下兩種人中選擇我的同伴: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鬥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鬥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於聖西吉斯濛德
1955年1月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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