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 [Coase and China]](https://pic.tinynews.org/11219539/rBEhVVGyx3kIAAAAAAnU5227IXUAAAFdQD21xwACdT_589.jpg)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代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精粹、一個國傢的變革與命運、一群學者的解讀與延伸；《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是一本全麵展現著名經濟學傢、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科斯與中國密切關係的作品；
張五常、周其仁、張維迎、盛洪、錢穎一、張曙光、韋森、李稻葵、王寜、薛兆豐……傾心奉獻。
內容簡介
《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一書全麵展現瞭科斯與中國的密切關係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羅納德·科斯是20世紀公認的經濟學大師之一，作為新製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其産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中國的變革産生瞭直接和深遠的影響。他的思想和學說也影響瞭中國一代代經濟學傢。他的作品《變革中國》也在中國經濟、政治學界引起瞭很大的反響。《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這本書是由目前國內眾多經濟學傢們一起探討科斯的思想理論，以此推進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科斯與中國：一位經濟學大師的中國影響力》一書作者幾乎匯聚瞭國內所有學者以及諸多專傢，包括張五常、周其仁、張維迎、盛洪、錢穎一、張曙光、鄧正來、韋森、許成鋼、李稻葵、王小魯、王寜、薜兆豐等等。
作者簡介
張曙光，經濟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傢。主要研究領域：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製度和製度變遷理論。發錶論文數百篇，齣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譯著5部（篇）。主要著作和論文有《經濟結構和經濟效果》、《公有製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副主筆）、（《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閤作）、《製度·主體·行為》、《經濟自由與思想自由》、《中國轉型中的製度結構與變遷》、《張曙光文選》（五捲）等。盛洪，現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自80年代後期，側重於製度的結構、起源和變遷的研究；文明的衝突、融閤與整閤問題的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專著《分工與交易》是製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的成功嘗試之一；其他著作有《治大國若烹小鮮》、《製度為什麼重要》、《中國的過渡經濟學》、《尋求改革的穩定形式》、隨筆集《經濟學精神》、《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長城與科斯定理》、《為萬世開太平》、《舊邦新命》、《以善緻善》等。
精彩書評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跡，科斯是我認識的高興的西方人。他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迴到他們應該站著的位置上。——張五常 經濟學傢
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傢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啓發瞭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傢經濟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學說和思想，對於像中國處於發展和轉型期間，這樣的經濟在從中央計劃經濟走嚮市場經濟、從不發達經濟走嚮一個新興市場經濟過程中，遠比僅僅資源配置更為深刻和重要。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科斯似乎與中國冥冥之中有一種不解之緣。孩提時代讀馬可波羅的遊記而醉心中國，但一生從未踏足過神州大地，而晚年以《變革中國》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收官。科斯經濟學在神舟大地暢行天下，是中國人的福氣，也是科斯的運氣。科斯為人善而真，言語不失幽默；學問樸實而深邃，筆尖不乏犀利。
——王寜 科斯助手，《變革中國》閤作者
中國的經濟學者尊重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他那裏得到啓發和受益，學會從製度角度看問題，從而摸索齣一條適閤中國自主的道路。
——薛兆豐 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為什麼科斯經濟學在中國有這麼大的影響，我想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學傢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國的改革到瞭從對機製的反思，到對製度的反思，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需要和一個時代的呼喚。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瞭經濟學的偏嚮。
——史晉川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謙虛、慈祥，溫文爾雅且又充滿睿智，他的經濟學道理樸實而深刻，對於他，可能隻能用我們中文中的“聖人”二字來形容。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目錄
序一 推進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為《科斯與中國》而作 張曙光序二 為什麼科斯的名字與中國聯係在一起瞭？ 盛洪
第一部分 “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
一百年前，一個男孩誕生瞭 盛洪
科斯百歲瞭 張五常
期待中國經濟學傢的研究成果 羅納德·科斯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周其仁
在“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維迎
科斯影響力巨大的三個原因 錢穎一
科斯的理論可媲美牛頓定律 肖耿
經濟學傢為世界祭壇奉獻腦力産品 許成鋼
科斯是亞當·斯密真正的傳人 羅衛東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瞭經濟學的偏嚮 史晉川
把案例研究引到經濟學科是科斯的一大貢獻 張曙光
經濟學傢應成為政府職能無限擴張的反對者 李韋森
管理成本無限放大導緻計劃經濟低效率 王小魯
科斯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理論基礎 李建華
科斯定理在産權製度改革中獲得廣泛應用 黃凱南
科斯的理論是讓我們不斷反省自身的經驗 鄧正來
政府不能作長期承諾，科斯定理應用存睏難 柯榮柱
科斯理論尚不足以應對經濟製度的變遷 李稻葵
科斯對法律建樹卓越 李建德
在中國真正選擇市場的是沒有學問的人 毛壽龍
經濟學是有限的，解決經濟問題還需其他知識 鞦風
百年之後中國經濟學定能麵目一 新王寜
私有財産擁有者可以替政府解決很大問題 薛兆豐
製度企業傢對中國經濟起著重要作用 姚洋
推動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是對科斯的最好紀念 張旭昆
科斯理論對中國改革有很大指導意義 毛振華
附錄 羅納德·科斯王寜
第二部分 製度經濟學
再讀科斯的《企業的性質》 黃少安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所有權結構對企業縱嚮邊界的影響 王珺 龔曉瑾 楊本建
科斯定理與經濟分析謝作詩 袁暉光
羅納德·科斯的思想市場論 羅君麗
第三部分 法與經濟學
經濟運行的法律影響：論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權的功能與成本 淩斌
交易費用範式在司法裁判中的運用初探 方斯遠
《圖書公平交易規則》為什麼沒有失敗？ 於忠江
司法依附引起的産權交易問題研究 陳洲球
“人肉搜索”和隱私權邊界的法經濟學解讀 徐瑉川
恐怖主義犯罪的法經濟學研究 張旭 王青
精彩書摘
科斯百歲瞭張五常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的百歲大壽，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個“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為老人傢祝壽。我因為姊姊剛在那時訪上海，要陪伴另一個老人傢，不能到北京參與。科斯百歲，沒有我這個最年輕的老人傢說幾句不閤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瞭通過網絡視頻三地對話。
先進科技不靈光。事前試機幾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瞭半個小時，不能再等，聽不懂，看不清。硬著頭皮鬍亂地講瞭20分鍾。過瞭一天，美國時間又是科斯百歲正日，他的助手來郵說科斯很失望，因為聽不到我說的，要求我通過視頻對科斯再說一次。這次他聽得清楚瞭。憑記憶再說，可能跟早一天說的有齣入。太太在旁不斷地要我說得慢一點。這次我分點說，較有係統，大略如下。
一、經濟學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發展得特彆好。其一是上世紀30年代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其二是60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參與過這兩個重要發展的人。此外，上世紀60年代是經濟學發展最有看頭的10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個主要貢獻者。我因此認為，100年來，在時間上最幸運的經濟學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運程也不差。60年代專注地學習，價格理論師從鮑德溫、赫舒拉發、阿爾欽；科學方法師從布魯納與卡爾納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際遇。1967年到芝大時我已經寫好瞭《佃農理論》，對戴維德的口述傳統與科斯的論著很熟。當時弗裏德曼專注於貨幣，施蒂格勒專注於工業結構，在研究題材上興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討是自然的取嚮。我沒有聽過他的課，也不問他誰對誰錯。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樣想：為什麼30年代他會這樣問，跟著又那樣問；為什麼他要研究廣播行業；為什麼他認為這點重要那點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樣想是我能深入地體會他的論著的原因。後來他對人說我是最瞭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個思想傢學習是學他怎樣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對我的影響，是使我肯定瞭自己在經濟學上要走的路。1967年，赫舒拉發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費雪；1968年，哈裏·約翰遜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薩繆爾森；1969年的春天，科斯說我可能是另一個馬歇爾。但我是張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兒。在芝大跟科斯研討的兩年中，最大的收獲是自己從佃農理論摸索齣來的閤約結構與選擇得到他的屢次堅持。（科斯是個個性很強、觀點頑固的人，對當時盛行的好些理論漠不關心。他不斷地鼓勵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嚮，可能是因為我對斯密及馬歇爾的傳統很熟，隻是加進交易費用及改進。）
五、思想上我也是個頑固的人。確定瞭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氣地走瞭40多年，沒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釋行為與體製運作，發展齣來的是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調查，重視概念的闡釋與需求定律的運用。這三方麵我是走得比任何人遠瞭，而解釋及推斷力之強西方的先進經濟學者可能無法想象！10年前寫下瞭三捲本的《經濟解釋》，今天大修會變為五捲。目前隻修好瞭兩捲，再兩年可以完工。
六、迴頭說科斯的100年。那是人類曆史最緊張刺激的時期，也最矛盾：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是天纔之筆，反映著人類的智慧，但主義之爭、政策與製度的采用，皆蠢得離奇。有誰會想到，在這個難以自圓其說的發展中，中國竟然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起來？30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沒有想到會起飛得那麼高那麼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跡，科斯是我認識的最高興的西方人。他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迴到他們應該站著的位置上。1980年12月，在底特律，他極力勸導我迴到中國去，用中文解釋經濟製度的運作。1981年香港大學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親80歲瞭，就依他吧。1982年迴港任職，沒想到，之前沒有寫過中文，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隻是好於解釋，為瞭一點關心我寫瞭300萬字。
八、2008年為科斯寫好瞭《中國的經濟製度》那篇長文，要報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機寫，瘦瞭5磅。該文是寫給科斯一個人讀的，他滿意，我開心，其他的人怎樣贊賞或批評我無動於衷，一於懶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能在中國發展起來，是有意思的幻想。當然渺茫，但一點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還是我的，隻要能搞齣一個中國經濟學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除瞭經濟解釋，我看不到還有其他可以競爭的學派齣現。更何況我用中文寫下那麼多，寫瞭那麼久，是斯密昔日的純文本寫法，有互聯網協助擴散，不可能半點影響也沒有。
上述是我對科斯說的大略。他的迴應，是希望能在中國搞一份中英雙語的經濟學報，推廣他喜歡的經濟學。他認為我還是個青年！比他年輕25歲，相差四分之一個世紀，不是青年是什麼？多年以來也總是這樣想，總是這樣說我來日方長。我不敢對他說中國的文化有年逾古稀這句話，說的是日暮黃昏。
最後科斯說，當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討隻有兩年，要是還有20年就好瞭。太太說沒有聽錯，他不是說恨不得昔日有20年，而是希望還有20年。
100歲瞭，科斯的身體還好，而令人羨慕的是他的思想還很清晰。他構思《企業的性質》時隻21歲，我沒有聽到過另一位學者能在一門學問上的執著持續那麼久。我想，一個在學問上那樣執著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長生不老的。對我來說這是重要的啓示，對中國的青年應該是更為重要的啓示吧。希望同學們能夠明白，做學問要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纔算是真的做。
迴頭說神州，中國的復興無疑是炎黃子孫贈送給科斯百年大壽最大的禮物。舉辦“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的朋友製作瞭一本精美的畫冊，圖文並茂，介紹科斯與中國的關係。此冊也，製作得用心，製作得好，百年後拍賣不知值多少錢。但我認為他們忽略瞭一項：為瞭使科斯更開心，他們應該放進一些照片，示範著30年前的中國與30年後的今天。這些年，聽到任何中國有改進的話，老人傢就興奮起來。
期待中國經濟學傢的研究成果
羅納德·科斯
中國人有孔夫子，英美經濟學傢也有他們來自蘇格蘭的孔夫子，那就是亞當·斯密。但經濟學傢隻是強調亞當·斯密一個方麵的思想，就是他所說的“看不見的手”，也是一種“定價體係”。而它的作用是驚人的。譬如有一日，印度尼西亞人開始消費某種此前無人問津的産品，很快它的價格就會上去。接著呢？一些印度尼西亞人把貨物賣到捷剋斯洛伐剋（1993年，正式分裂為捷剋與斯洛伐剋兩個國傢），由此減少自身對這些物品的消費。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非常神奇：印度尼西亞人付齣瞭一些東西，但由此從捷剋斯洛伐剋獲得瞭他們想要的産品；捷剋斯洛伐剋人放棄一些以前消費的東西，從而能從印度尼西亞購買自己需要的物品。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在兩國消費者之間沒有相互溝通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從定價體係的優勢我們容易理解它。
但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並不是從“看不見的手”入手的。開門見山，亞當·斯密談的是勞動分工，但現代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忽視瞭斯密對勞動分工的研究。他們忽視瞭是專業化決定瞭整個經濟體係的生産效率及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忽視瞭是什麼因素決定瞭勞動分工。這些都是我和王寜稱為“生産的工業結構”所要研究的對象。而現代經濟學對此的研究乏善可陳。至於“生産的工業結構”如何運作、如何創造新的産品，目前的研究鳳毛麟角。將來很有必要通過各種經驗研究大力改善這種狀況。
中國的經濟學傢可以擔當此重任，在這方麵做齣自己的貢獻。他們應該摒棄成見，重新站立起來，以開放的胸懷來考察研究這些問題。我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傢能夠開始把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研究，探索這個體係如何生産已有的各種産品，如何不斷挖掘新的産品。我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都必須將它們置於一個不斷演變的經濟體係中加以考量。
我希望“科斯中國學會”能成為一個中國學者的學會，而且是一個開放的世界性學會，而不隻是中國學者的學會。我對該學會的研究工作寄予厚望，衷心祝願它能獲得成功。科斯中國學會立誌研究中國的市場經濟，在方法上要博采各傢之長，融會貫通。不要局限於一種研究方法，而是使用各種可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經濟。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旦能夠做到這一步，我們的研究將會帶來新的洞見，從而促進經濟學的全麵發展。我非常誠摯地祝願科斯中國學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對經濟學科的全麵革新做齣自己的貢獻。中國擁有輝煌的曆史，我期待中國的未來更精彩。
（馮興元譯，王寜校）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周其仁
科斯不懂中文，也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還像蘇格蘭的偉大學者休謨（DavidHume）一樣，天生具有“人貴述己而不自詡”的格調，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會自吹自擂。正因為這樣，“科斯的中國影響力”就成為一個在慶賀科斯教授百歲生日時，值得我們大傢加以討論的問題。
我認為，科斯的影響力，首先來自科斯經濟學（C·aseanEc·n·mics）的內容。我們都知道，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費用引入瞭經濟學分析。誠如他本人所言，這固然算不上經濟學高深理論方麵的“創新”，卻“引起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是的，自從科斯在他27歲發錶的論文裏引進瞭“幾乎可以歸入不證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費用概念以來，已經沒有一門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理會交易費用卻還能夠闡釋經濟行為的邏輯。
毫無疑問，科斯的上述貢獻有著普遍意義。在科學上，從完全無意識交易費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再到進入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層麵。對此，我們不妨以其他科學為參照來加以理解。例如，沒有人會否認在摩擦力為零的假設下，物理學研究取得的重大進展。正是站在這個颱階上，物理學傢纔可能進一步展開對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這裏的關鍵是，要假設摩擦力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類似地，經濟學倘若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概念，就不具備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嚮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規則、閤約及其履行、組織、製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諾奬典禮講演的題目所統稱的“生産的製度結構”——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也就要求正統經濟學理論分析製度的構成與運行，發現作為限製條件的製度在整個經濟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一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傢之後逐漸被收窄的視野——核心部分甚至是僅僅關注價格決定的價格理論——就得以重新擴展，成為包括分析産業、市場、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與國傢，以及一般地在製度約束下所有人類行為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如科斯本人所言，纔是“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首先在西方學術界産生瞭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他提齣交易費用概念的論文研究的是企業的性質，經驗基礎是西方發達國傢市場裏的公司；他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並以此為颱階走嚮正交易費用的世界，經驗基礎則是西方國傢法治下侵權判案的司法實踐。無論市場裏的公司，還是侵權判案的司法傳統，對西方讀者來說都是不難感知的。因此，隻要突破既定經濟學思維的束縛，換一個視角——科斯的視角——看世界，這個真實世界就在那裏瞭。
當科斯的名字剛剛為中國人所知的時候，中國的實際世界裏既沒有發達的公司，也缺乏法治傳統。就是說，在我們這裏尚沒有深入理解科斯經濟學的經驗基礎。所以毫不奇怪，科斯開始是作為西方經濟學流行的一個學派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瞭中國影響力，後來人們甚至可以說，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比他在歐美的影響力還要廣泛、深刻和持久。這又是為什麼？
我的理解是，科斯經濟學包含著另外一個方嚮上的重要內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卻引起中國經濟學傢和讀者的高度興趣。讓我們迴到科斯論述企業性質的那篇著名論文來理解這一點。在文中，科斯問：在價格機製協調配置資源的市場裏，為什麼存在靠權威下達的命令組織運行的企業？科斯的答案今天眾所周知：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傢”）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
科斯的分析沒有到此為止。他接著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那麼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這個問題有更普遍的意義，如果哪一種經濟廢止瞭所有市場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其經濟運行是不是就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瞭呢？科斯對此的迴答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經濟力量的製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價格機製不免費，企業連同企業傢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不免費。用企業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
很明顯，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個方嚮的實際活動都受到成本約束的基礎上。難道不是嗎？市場受交易費用的約束，可以通過企業來節約交易費用；而企業又受到自己組織成本的約束，限製瞭其所能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大小和範圍。正是通過對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不斷權衡，科斯纔確立瞭企業在市場裏的理論邊界。
仿佛在不經意之間，科斯就劃清瞭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界限。簡單地說，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也是一種企業理論：隨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內的計劃、權威和命令就擴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權威與命令。由於不受企業組織成本的製約，覆蓋全局的權威、計劃和命令再也無須為市場交易留下任何空間，交易被消滅瞭，交易費用自然也就消失瞭。這樣看，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確與“西方經濟學”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識不到計劃、權威和命令的成本，後者則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靜地告訴我們，那對立的理論兩極共同的思維方法，是無視真實的成本限製。
中國開始知道科斯的時候，中國麵對的經濟難題不是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而是籠罩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命令體製的組織成本太高。因此，中國改革的齣發點，是如何解決國民經濟的決策權力過於集中，計劃命令的信息成本過於高昂，以及個人、傢庭、單位和地方的工作積極性過低。對於這一點，我在提交給紀念中國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學討論會的論文裏，有過以下迴顧：
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齣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製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傢的理論齣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製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瞭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製、靠企業傢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就應運而生瞭。
鄧小平的齣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瞭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傢公司。在這裏，國傢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瞭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卻每日每時睏擾著這個超級國傢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齣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傢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閤法認定，激發瞭個人、傢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同時還把企業傢協調和價格機製協調一並請迴到中國經濟的舞颱。
我們有幸目睹瞭曆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傢離開瞭“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嚮企業傢協調與價格機製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齣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傢離開瞭計劃經濟的教條，嚮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製前進——他們“會麵”的地方不是彆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曆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製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裏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限。
據此，我在那篇發言裏還大膽地推斷，如果科斯教授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謀麵，“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
其實，唯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纔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而是接近於真實的現實。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每日每時付齣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計劃的指令齣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傢公司的“組織成本”。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於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於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徵。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傢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啓發瞭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傢的科斯經濟學，重點並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傢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中國在實踐中齣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並界定産權、發揮價格機製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傢協調更大的舞颱，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裏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産權、閤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隻要改革的成本低於原先國傢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會因此而獲得增長。在真實成本的限製下，“用一個閤約代替一係列閤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齣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係列閤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科斯從來不認為他和他的經濟學可以“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的道德原則和信奉的方法論也不允許他那樣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次講演中引用瞭弗蘭剋·奈特的話：“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他本來是用這段話贊揚沃倫·納特教授的，但是每個直接接觸過科斯的中國經濟學傢，都會同意“真實和客觀”，以及支持客觀態度的“正直、能力和謙虛”，這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為人風格。他的助手王寜告訴我們，即使到瞭百歲高齡，科斯老人還是會認真閱讀比他年輕不知多少、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學傢的文字，還會認真傾聽每位來訪者的問題、敘述和見解。就科斯而言，我們相信奈特說得對，科學的基本規則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
在方法論上，科斯堅持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批評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流行特徵，就是分析的日趨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對真實經濟體係進行詳細瞭解，“甚至在完全沒有關於真實經濟體係真實情況的前提下，也可以發展理論”。科斯的堅持其實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堅持，因為不從觀察現象齣發，對規律的猜測就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科斯對其方法論的堅持也是他的中國影響力日增的一個原因。這是因為，遵循科斯的方法論原則去從事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人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經驗科學而不是神學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給我們做齣瞭榜樣。他從求學的青年時代開始，就踏實觀察市場裏的企業，認真思考可觀察現象中那些不能被現成理論（當時是價格機製理論）很好解釋的部分，勇敢提齣問題，並進而提齣自己的理論猜想。無論我們的天分怎樣遠不如科斯，隻要遵循這條路綫走，我們總會更有機會做齣有意義的科學工作。那麼多歐美經濟學傢連認真觀察歐美經濟現象的時間都不多，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爺正在把觀察中國現象、提齣中國問題並做齣科學猜想的難得機會，更多地留給瞭中國的經濟學人？
最後，科斯的鼓勵——中國經濟學傢要基於中國經驗研究“製度在整個經濟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帶給我們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傢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於市場之中，與私人産權、閤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著過於多樣的組閤，並無一不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製的範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製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復雜的轉型環境裏，中國經濟的走嚮當然與中國經濟製度的走嚮密切相關，問題是我們對後者所知甚少。
也許值得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中國奇跡”——也刺激瞭理論傢們的膽量，以至於任何一種猜測齣來的因果聯係，都可以聲稱找到瞭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斷言舉國體製纔是中國經濟輝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這種體製繼續擴展。有人肯定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運用閤法強製力配置資源，促成瞭中國經濟，特彆是城市麵貌令所有人大吃一驚的變化，因而構成瞭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有人認為席捲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瞭市場的缺陷和失敗，人類正進入一個也許可以由中國領頭的、需要擴張政府調控和管製的新時代。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都包含著一些真理的成分。不過，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嚮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瞭解，纔能對中國體製的現狀和未來，得齣經得起更長遠曆史檢驗的判斷。
為此，我們為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保持得更為長久。
市場和企業不是互替而是互補
張維迎
首先，我想強調一下，我非常高興在20多年前，我們翻譯瞭科斯的第一篇文章，即《企業的性質》。當時是楊小凱教授推薦給我們、栗樹和翻譯的，發錶在體改所的刊物上，當時王小魯好像是編輯。
其次，我講講我對科斯思想的理解。我用一句話概括科斯的思想，就是理性人在自由環境下會選擇最有效率的交易製度安排。我覺得這是科斯思想最本質的東西，無論選擇市場方式還是企業的方式、其他閤約的方式，其實都貫穿著這樣一個思想。並且我在解讀的時候，覺得可能要強調一點，在科斯的理論當中，製度是演化的，根據各種條件在演化，而不是設計的。
當然，我看到很多文獻在討論企業、市場。我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我讀科斯的東西，也讀張五常教授的東西。當時我寫瞭一篇簡單的文章，我覺得我們過分強調市場與企業的替代性，而事實上應該從更大的曆史背景來看，市場和企業之間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補性的。比如，我們發現市場交易成本建立的時候，企業的規模、企業所掌控的資源不是在變小，而是在變大。同樣企業管製更有效率的時候，市場交易範圍在擴展，而不是在收縮，也就是說我們看一下曆史，我們看到的不是要麼市場來交易，要麼企業來交易。我現在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我在《市場的邏輯》一書裏麵也談到這樣一個思想，企業實際上是市場運行的一種方式，如果沒有企業的話，其實我們很難談到真正的市場。過去有一個比方就是市場像一個汪洋大海，企業是上麵的一些島嶼，這個比喻可能很不恰當，因為大海可以離開島嶼存在，我們看到很大的海並沒有島嶼，但是市場不可能離開企業而存在。這裏，我想更多強調的不是簡單的企業是生産方式，企業更重要的是藉重人與人之間相互信賴，特彆是陌生人之間相互信賴的一種安排。正像我們現在有瞭這些大的品牌企業，我們纔有瞭經濟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場，我們纔敢於在中國的土地上買那些其實我們根本不認識的人，遙遠的幾韆、韆萬裏的地方生産齣來的東西。這是我想特彆強調的。當然我說這一點並不是和科斯理論矛盾的，我認為是不矛盾的。科斯在1937年的文章，更多是針對當時古典經濟學把價格作為最重要的東西，我覺得現在我們在研究他的理論以後，應該有更深刻的認識。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經濟學的很多批評者，經常把經濟學理論缺陷理解為市場缺陷，像斯蒂格利茨，他把新古典經濟學缺陷當作市場本身的缺陷來批評，這有很大問題。我們迴顧20世紀30年代，很多新古典經濟學傢都是計劃經濟的擁護者，計劃經濟的真正理論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提供的，而不是馬剋思的理論提供的。我覺得今天是個機會，可能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很好地去討論。
……
前言/序言
推進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為《科斯與中國》而作張曙光
2010年12月29日，是羅納德·科斯教授百歲華誕。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心等十多傢單位，在北京召開瞭“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祝賀科斯教授生日，探討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論，推進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本書就是這次研討會成果的結集。
科斯教授是新製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如果從1937年《企業的性質》一文發錶算起，新製度經濟學已經産生和發展瞭75年，隻是由於中國國內外局勢的變故，在過去瞭半個世紀以後，到瞭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纔介紹到中國。當時，由於中國改革的現實需要，很快就齣現瞭一股科斯熱和製度經濟學熱。中國學者開始運用科斯教授的理論和方法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改革問題，研究中國的製度變遷，科斯、諾斯、德姆塞茨、巴澤爾、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張五常等人的著作譯成中文齣版，中國內地也有不少有價值的製度經濟學論文和著作問世，齣現瞭像天則所這樣以研究製度經濟學為主的學術機構，還學習科斯的方法，組織瞭中國製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盡管曾經齣現過一些麯摺，有人把新製度經濟學當作新自由主義來批判，國內的研究也曾經有過一段沉寂的時期，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停滯、反復和迴潮，一係列重大問題尖銳地擺在中國學者的麵前。這就為我們的研究和探索提供瞭巨大的激勵和豐富的材料。中國是一個大國，曾經創造瞭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近代以來卻落後瞭。改革開放迎來瞭一次新的機遇，成為人類曆史上一次重大的製度變遷試驗，但又發生瞭停滯和倒退，而中國製度變遷的成敗不僅直接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正是從這一點齣發，科斯教授也寄希望於中國和中國學者。
那麼，怎樣推進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呢？
首先，認真總結30多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看看我們是怎樣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敗的？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發生的機製是什麼？其中製度經濟學的道理在什麼地方？特彆是，為什麼會齣現一些始料不及的後果？比如，我們從政府的放權讓利開始，為什麼得到的結果卻是一個大政府、強政府、富政府？再如，為什麼國有企業改革從包、租、賣和破産退齣開始，現在卻大規模地擴張和強勢進入，其壟斷地位是如何鞏固和加強的？國有資産是如何資本化的，是如何從“為社會而生産”變成“為政府而賺錢”的？還有，現有的特殊利益集團是怎樣形成和怎樣活動的，它們在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已經起瞭並將繼續起什麼樣的作用？這種總結既不能割斷曆史，也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聯係過去的60年、百多年，甚至更久遠的曆史實際，放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的大背景中來考察。
其次，直麵我們的社會現實，看看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製度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哪些地方是閤適的？哪些地方是扭麯的？是怎樣扭麯的？如何校正和解決這些扭麯的問題？為什麼改革至今，産權在中國仍然是一個政策變量，而不是一個製度變量？為什麼中國的民營企業不是通過建立一套製度規則來保護自己的産權，而是通過進入體製內或者在體製內尋找代理人來保護自己？為什麼我們的市場秩序如此混亂，坑濛拐騙，無所不用其極，為瞭賺錢，假藥、假酒、有毒食品到處泛濫，已經大大地突破瞭社會的道德底綫？這一切難道僅僅是秩序形成過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其産生和發展的環境條件和內在機理是什麼？不搞清這些問題，我們就無法前進。
再次，透視人心，解剖靈魂，看看我們的各種社會和經濟主體是如何行為的。為什麼官場有腐敗和黑暗，而人們又都想擠進官場，官員也是總嫌自己的烏紗帽太小，不少人不擇手段地往上爬？為什麼企業在市場上的不正當競爭比比皆是，甚至一個比一個更惡劣，一些企業傢隻有違法亂紀、投靠行賄，纔能把企業做大做強？為什麼學術界抄襲之風盛行，造假之風更甚，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很多學人突破瞭為學做人的底綫？為什麼整個社會失去瞭信仰，沒有瞭道德，甚至連親情也遇到瞭危機？要知道，一個沒有信仰、沒有道德約束、失去精神傢園的社會和民族是危險的。
最後，恰當地看待和正確地利用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和中國的資源。看看哪些是有用和有價值的精華，哪些是無用和無價值的糟粕，哪些符閤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共同價值，哪些有違一般規律和共同價值，從而真正懂得什麼是中國特色和中國優勢，以明確和端正我們研究的重點和方嚮。比如，中國是一個法製很不健全的社會，製定的法律、製度、規則、閤約很難真正實施。如果說發達國傢製度經濟學的研究重視製度的製定和建立，那麼，我們就要把研究的重點從製度的建立推移到製度的實施，從閤約的締結推移到閤約的治理。發達國傢的産權明晰，不會發生侵犯農民地權之類的問題，而在目前的中國，這卻司空見慣，幾乎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我們能不能不管60年來地權變遷的現實？通過私有化和國有化能否解決中國的土地和城市化問題？可否通過虛化所有權、做實用益物權，保證産權的有效實施？這涉及中國的傳統和資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問題。
總之，中國目前的情況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頌揚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是認真檢討我們的失誤。與此同時，要踏踏實實，既要學習和掌握國外理論的發展，又要深入中國的實際，到真實世界中去，長期觀察，潛心思考，“用腳作研究”。隻有這樣，纔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旺盛的精力和正確的方法，在推進中國的製度變遷的同時，拓展製度經濟學研究，通過自己的理論創造，為人類做齣我們應有的貢獻。
什麼科斯的名字與中國聯係在一起瞭？——代《科斯與中國》序
盛洪
2010年12月，為慶祝羅納德·科斯教授的百年華誕，天則所聯閤十餘傢學術研究與齣版機構共同舉辦瞭“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同時編輯瞭同名的紀念冊。紀念冊印刷齣來以後，又配上專門製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響。不僅科斯教授收到後很是高興，科斯太太愛不釋手，很有鑒賞格調的張五常教授也倍加稱贊，除會議贈送之外，還自己掏錢買瞭10套。他對這套紀念品隻有一個批評，即在紀念冊的最後，應該放一張現在中國的照片，以錶示科斯理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人用自己的經濟奇跡對科斯教授的報答。科斯與中國果真聯係得這麼緊密嗎？
科斯在諾貝爾奬獲奬演說中曾說過：“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論中有所創新。我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促使我們的分析將經濟體係的特徵包容進來。如同Ｇ·Ｋ·切斯特頓創作的布朗神父的傳說——《看不見的人》中的郵遞員那樣，這些特徵是如此的顯然，以緻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說的“經濟體係的特徵”是什麼呢？主要就是産權製度。這種製度在經濟學誕生之前早已存在瞭。如同老子所說的“太上，不知有之”，韆百年來，産權製度無形地、默默地服務於人類社會，如此的理所當然而又讓人熟視無睹，以緻成為“看不見的人”。
那麼，重新強調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麼意義呢？問題在於，這一自古以來人們從不懷疑的製度在近代以來受到瞭忽略、質疑甚至否定。這不僅源於馬剋思的批判、凱恩斯的削弱，也源於新古典主義的漠視。這些理論雖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過分誇張人類理性的作用。産權製度就像所有的社會傳統一樣，在人類“緻命的自負”的時代中，是無法昂首挺胸、自證閤理的。它必須經過理性的評判，纔能證明自己是否應該繼續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産權製度的否定纔會大行其道。然而，無論什麼樣的理論，最終還要用事實去證實或證僞。在注重傳統的時代，理論未必會被人們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時代，理論有可能成為一個集團的行動綱領，甚至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旦理論有著緻命缺陷，它所帶來的災難則是無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國成瞭否定産權製度的試驗場。
科斯教授迴顧說，他在年輕時信仰社會主義，後來當他思考企業為什麼存在時，對列寜的“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工廠”的說法産生瞭懷疑，最後走上瞭經濟自由主義的道路。他移民美國，不僅是對美國的偏愛，而且是對“社會主義化的英國缺乏信心”。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瞭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産權製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頭腦中的理論的麯摺、動蕩、風暴和變遷，在中國就是整個社會現實的麯摺、動蕩、風暴和變遷。前者可能會引發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興奮，後者則會帶來社會現實中的戰爭、革命、掠奪、仇殺、飢餓、專政，以及改革帶來的巨大成就。一件本來可以通過思維試驗解決的理論問題，如果用社會試驗的方法，就要付齣多齣韆萬倍的代價。然而，如果沒有這種社會試驗，又怎麼證明理論是對還是錯呢？隻是不幸的是，這個試驗場在中國。她不僅是我的祖國，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實體。
科斯教授頭腦中小小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擾動，在中國現實中就是一場深重的災難。對産權製度的否定導緻瞭用暴力奪取在産權製度上較為成功的人的財産，並對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産權的擁有者實行瞭肉體上的消滅。有大量史料記載，地主不僅被沒收瞭土地，而且還不經任何閤法的和公正的審判（哪怕依據否定産權的理論）而被剝奪瞭生命，準確地說，他們是被虐殺瞭。在所有生産資料的産權都變為“公有”以後，全社會的生産效率迅速下降，以緻有著數韆年農業曆史的中國，經曆瞭“三年大飢荒”（實際上不止三年），有數韆萬人被餓死。此後多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中國不得不，當然也藉助於開明領導人的齣現，走上瞭改革開放之路。
科斯教授對産權製度和市場的迴歸，在中國就錶現為改革開放的實踐。既然科斯的貢獻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地方，中國改革的成就也沒有什麼超齣傳統的秘訣，隻是簡單地迴歸瞭傳統，即重新發現瞭産權製度這個“看不見的人”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雖然簡單，卻成就非凡。改革開放短短30多年，中國已經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舉世矚目的事實比什麼理論都更雄辯地說明，自發的秩序要遠勝過人為設計的製度。如果中國走過的彎路還有價值的話，那就是以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犧牲告訴人們：計劃經濟，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誕生於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國爆發。可以說，科斯是與推翻帝製後的現代中國一起成長的。他從小就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對其中那個古老國傢深為嚮往。他成年後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深重災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更為關注中國的製度變遷。在他的心目中，中國是一個值得冒險發現的神秘大陸。1987年，他在紀念《企業的性質》發錶50周年研討會的演講中說：“我想再度揚帆探尋通往中國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發現瞭美洲，我也不會感到失望。”
也許他的中國情結使他很願意結交中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他認識瞭張五常，並對後者的纔華非常欣賞。90年代，我應他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做瞭半年訪問學者。後來認識科斯教授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他現在的中國助手叫王寜。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諾貝爾奬金分彆資助瞭兩次有關中國製度變遷的研討會，與許多中國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傢見瞭麵。與中國人的直接溝通，使他找到瞭中國的感覺。
就這樣，在探尋更好的經濟製度的道路上，科斯與中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瞭。科斯仿佛就是內在的思想的中國，中國仿佛就是外在的現實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證，交相輝映。科斯對中國的希望，就如同他對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樣。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雖不因科斯的理論，而是緣於對中國傳統的記憶和發掘，但科斯的理論與中國的取嚮不謀而閤，並加強瞭這一取嚮。這是一個對全人類都有價值的取嚮。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會議的閉幕辭中說：“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
據說科斯教授的百歲誕辰，隻有中國人給他舉辦瞭慶祝活動；他也婉拒瞭一些西方媒體的采訪。這足見科斯與中國的關係。隨著科斯教授與中國的交往，兩者越來越融閤在一起瞭。這本論文集，是作者們為慶祝科斯教授的百歲生日而提交給研討會的，說明科斯教授的理論已經在中國得到瞭廣泛傳播，並逐漸演化為中國自己的理論。反過來，中國改革的實踐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瞭思維素材。科斯教授在百歲生日迴答王寜的采訪時說：“1988年我曾給盛洪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我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於製度結構對經濟體係運轉的影響的分析。’我現在仍然堅信這一點，並且這個信念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在中國，理論和實踐在互動，在融為一體。
當然，正如理論有爭論也有謬誤，實踐也有起伏和反復。在中國，我們還麵臨著如何解釋30多年經濟奇跡的問題。一些人堅稱，這是因為中國有更多的政府乾預，而看不到改革過程就是一個市場的領地不斷擴大、産權不斷清晰和個人化的過程。他們仍然以“中國特殊”為理由，試圖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對中國奇跡原因的闡釋和對當前問題的分析，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學派發展的重要契機。科斯教授期待的這個“中國經濟學派”就是他所謂的“正確的經濟學”。他對王寜說：“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瞭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傢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麼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
科斯是一個個人，中國是一個社會生命體；個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而社會的生命理論上是無限的，隻要這個社會遵循瞭正確的道路，如“正確的經濟學”所揭示的那樣，或者按照中國的說法，天道。而個人，因為社會“立言”，而使社會走上這條正確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將與社會一起不朽。
用户评价
這本《科斯與中國》真是讓人耳目一新，它並非那種枯燥乏味的學術報告，而是以一種引人入勝的方式，講述瞭科斯這位經濟學巨擘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之間跌宕起伏的聯係。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穿梭於中國經濟轉型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之中。作者並非簡單羅列科斯先生的理論，而是將他的思想精髓巧妙地融入到中國具體國情的分析中，勾勒齣一幅清晰而深刻的圖景。從産權界定到製度變遷，科斯先生的“看不見的手”在中國這片熱土上是如何被解讀、被實踐、被修正的，書中都有精彩的闡述。尤其是，作者選取瞭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典型案例，通過科斯理論的視角進行解構，讓我們看到瞭那些看似尋常的經濟現象背後，隱藏著多麼深邃的經濟學原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嚮我們展示瞭科斯理論的普適性，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瞭理論與實踐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國情復雜的國傢進行對話與融閤。讀罷掩捲，我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又上升瞭一個層次，也對經濟學理論的實際應用有瞭更深的敬畏。
评分閱讀《科斯與中國》，讓我對經濟學理論與現實世界的連接有瞭全新的認識。這本書並非那種故作高深的學術論文，而是以一種更為親切、更具洞察力的方式，展現瞭科斯這位經濟學巨匠的思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激起的漣漪。作者的敘述非常流暢，他將科斯關於交易成本、製度變遷等核心概念，巧妙地融入到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梳理中。每一次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具體問題的剖析，都仿佛為科斯理論注入瞭新的生命力。我尤其喜歡書中對一些經典案例的解讀，它們不僅僅是理論的例證，更是曆史的縮影，讓我們看到瞭科斯理論是如何在中國復雜的現實環境中被接受、被應用、甚至是被升華的。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經濟學並非隻是一套冰冷的公式，而是一種理解世界、解決問題的強大工具。讀完之後，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對科斯先生的智慧有瞭更深的敬意。
评分《科斯與中國》這本書，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閱讀體驗。我原本以為會是一本充斥著專業術語、晦澀難懂的書籍，但齣乎意料的是，它以一種極其引人入勝的方式，講述瞭科斯這位經濟學大師與中國之間的故事。作者的文筆流暢自然，將科斯的一些重要理論，如交易費用、産權等，以非常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現齣來。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將這些理論巧妙地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相結閤，通過生動的案例分析，讓我們看到瞭這些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具體體現。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迴顧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同時也在學習如何用經濟學的視角去理解這些曆史事件。它讓我明白，理論並非脫離實際，而是能夠深刻地指導和解釋現實。這本書不僅讓我對科斯先生的學說有瞭更深的瞭解，也讓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有瞭更清晰的認識，是一本值得反復品讀的好書。
评分初翻《科斯與中國》，我便被書中那股子“煙火氣”深深吸引。作者並非高高在上地俯視，而是仿佛一位老友，娓娓道來科斯這位經濟學大傢與中國的奇妙緣分。書中那些關於改革開放初期的迴憶、那些關於政策製定的辯論、那些關於市場化改革的探索，都帶著鮮活的曆史氣息，讓人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年代。我尤其欣賞作者對科斯思想的解讀，他沒有把理論講得晦澀難懂，而是用生動形象的語言，結閤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將科斯關於交易費用、産權等核心概念解釋得淋灕盡緻。書中所舉的案例，也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通過科斯的理論進行審視，卻能發現其中蘊含的深刻道理。讀這本書，我不僅學到瞭經濟學知識，更感受到瞭中國經濟改革的艱辛與智慧。它讓我明白，經濟學並非隻是象牙塔裏的理論，而是關乎現實、關乎人民、關乎國傢命運的偉大實踐。
评分《科斯與中國》這本書，簡直是為所有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人量身打造的。它以一種非常平實卻又不失深刻的方式，嚮我們展示瞭羅納德·科斯這位經濟學泰鬥對中國的影響。我一直對科斯的名字有所耳聞，但總覺得他的理論過於高深，難以理解。這本書卻徹底改變瞭我的看法。作者巧妙地將科斯的核心思想，例如交易費用理論、産權理論等，融入到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析之中。你不會感到枯燥乏味，反而會隨著作者的敘述，一步步理解科斯理論在中國是如何被應用、被驗證的。書中對一些具體事件的解讀，更是讓我茅塞頓開，仿佛一直以來我對某些經濟現象的睏惑，都在這一刻得到瞭解答。它不僅僅是關於科斯的書，更是關於中國如何運用經濟學理論，走齣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的生動寫照。讀完這本書，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瞭信心，也對經濟學在解決現實問題中的作用有瞭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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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很好很不错，值得好好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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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非常好。数据什么的也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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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编辑推荐：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精粹、一个国家的变革与命运、一群学者的解读与延伸。《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是一本全面展现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与中国密切关系的作品。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张曙光、韦森、李稻葵、王宁、薛兆丰……倾心奉献！
评分个人感觉书封面太厚，内容少，价格太贵，慎买。
评分剑桥中国文学史》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内容简介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部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 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重要学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断代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 下卷部分，以1400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本卷文学史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作者简介 孙康宜（此外，还用中文出版了多部关于美国文化、女性主义、文学及电影的著作。自传《走出白色恐怖》（增补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目录本卷目次 第一章 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 孙康宜 第二章 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 吕立亭 第三章 清初文学（1644—1723） 李惠仪 第四章 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 商伟 第五章 说唱文学 伊维德 第六章 1841至1937年间的中国文学 王德威 第七章 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 奚密 查看全部精彩书摘 ● 本书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本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深入浅出地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 ● 《剑桥中国文学史》力图实践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相对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分析，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杂志与报纸副刊等——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对作家个体的强烈关注，更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及对一些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对于以朝代断代、将文学史与政治史重合，则更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相对于传统文学史致力于将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则更注重文本的不确定性……因而作者问题，文学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选集的编纂，文本的制作、流传与改写等等在本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评分1585 年，在羽柴秀吉的运作下，朝廷授予其“关白”之位。羽柴秀吉以此位发 号施令，统领天下大名，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德川家康。 即使这样，德川家康也从未到大阪去拜见羽柴秀吉，而是一直待在自 己在冈崎的根据地。德川家康坚持认为自己和羽柴秀吉处于同等地位，拒 绝向羽柴秀吉施臣下之礼。这对于羽柴秀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德川 家康不肯臣服，那他在全国大名面前就无法树立威信。为此，羽柴秀吉竟 然强迫已经出嫁的妹妹旭姬离婚，改嫁德川家康，实施怀柔政策。此外， 他还把自己的老母亲送到德川家康处做人质。事已至此，德川家康只好顺 从。1586年10月，德川家康在大阪城谒见羽柴秀吉，由此确立了二人的主 仆关系。 1586年，羽柴秀吉出任太政大臣，并正式使用“丰臣”这一姓氏，改 名丰臣秀吉；次年，平定了九州；1590年，灭关东的北条氏，降服伊达政 宗，平定奥州。在织田信长遇难8年后，丰臣秀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天下收 入囊中。 丰臣政权的顶峰 丰臣政权一帆风顺，后继人却问题重重。 统治制度的确立 1587年，丰臣秀吉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聚乐第”完工。聚乐第位 于京都，豪华无比，连当时的后阳成天皇也前往参观，丰臣秀吉一时无限 风光。 同年，丰臣秀吉又命令播磨明石城主高山右近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但遭到高山右近的拒绝，丰臣秀吉将其改封别地，同时命令国内的基督 教传教士离开日本。织田信长曾因一向起义而吃尽苦头，所以丰臣秀吉对 宗教势力的强大有危机感，于是颁布了禁教令。 1582年，丰臣秀吉在全国推行“太阁检地”（即丈量土地），严格规定 土地的等级和测定方法，由此计算土地的产出量。另外，他还承认农民的 土地耕种权，明确土地所有者（领主）和地租负担者（农民）之间的关系。地 租和大名的封地也以土地产出量为基准，进一步巩固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1588年，丰臣秀吉又发出“搜刀令”，禁止农民持有大刀、腰刀、弓 、矛和火枪。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农民起义反抗领主，另一方面也可以区分 武士和农民的身份，起到“兵农分离”的作用。 这些政策的推行者是石田三成。石田三成精通财政，受到丰臣秀吉的 赏识，被分封到近江佐和山，封地为19万石。随着政权的稳固，像石田三 成这样的文官逐渐受到重用，同时加藤清正和黑天如水等武官被疏远，政 权内部出现了裂痕。 关白丰臣秀吉的悲剧 丰臣秀吉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稳定国家政权，但继承人问题却很是 棘手。丰臣秀吉和正室之间一直没有儿子，而侧室淀君所生的孩子丰臣鹤 松又在3岁时夭折。无奈之下，丰臣秀吉收外甥丰臣秀次为养子，将关白之 位让与丰臣秀次，自称“太阁”。 但仅仅两年后，淀君又生下儿子丰臣秀赖。理所当然，丰臣秀吉还是 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而丰臣秀次的立场就变得很尴尬。 相传当时丰臣秀次开始变得狂暴，且行为怪异。最终，丰臣秀次被冠以谋 反之名，于1595年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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