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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並行或先後釋放齣的人口紅利、製度變革紅利、全球化紅利，都將並行或先後麵臨見頂迴落的趨勢，因循這些發展機遇時期形成的分析框架來思考未來的增長，難免會陷入慣性與定式，從而齣現較大的偏差。彭文生編寫的這本《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力圖建構適應“後紅利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相應地、分主題地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領域若乾重要議題；最終，帶領讀者去探索中國經濟新平衡的路徑。
　　遵循製度變革和人口結構這兩條主綫，《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的基本結論有三點。
　　一，經濟增長進入趨勢性放緩的階段。主要體現在傳統意義的人口紅利消退，加上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製度變革尤其是參加世貿組織以來帶來的紅利的釋放，以及高地價/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
　　第二，結構不平衡有多方麵，但根本的失衡是貧富差距。後者降低瞭消費率，提高瞭儲蓄率和投資率；消費弱/投資強的需求結構導緻我國産業結構中的工業占比高、服務業落後；工業過重的産業結構進而帶來環境汙染與資源壓力。財富差距擴大有人口結構的原因，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壓低瞭工資；更有政策扭麯的因素，包括行業壟斷、不閤理的財稅機製（稅收過度依賴流轉稅、財産稅比重低以及政府支齣重投資、輕公共服務和轉移支付）、金融壓抑（存款利率管製和資本賬戶管製）、房地産價格過快上漲等。
　　第三，高儲蓄、房地産泡沫和信用擴張聯係在一起，形成我國的貨幣信用周期，是未來5~10年大的宏觀風險。高儲蓄率意味著很強的投資需求，貨幣擴張受CPI通脹的限製較小；而信用擴張和房地産糾結在一起，有著很強的順周期特徵。其他國傢的經驗顯示在貨幣信用周期的上半場，房地産泡沫吹得越大，信用（包括影子銀行）擴張越快，下半場的調整就越痛苦。
　　經濟轉型需要平衡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場、上一代與下一代、金融與實體、需求與供給。隨著人們稟賦差異的擴大，公平問題凸現，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時，需要同時糾正“越位”與“缺位”，轉變政府職能，進行深度的財稅改革，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在放鬆金融管製尤其是利率市場化的同時，更要控製房地産泡沫，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

作者簡介

　　彭文生，1966年齣生於安徽省。1986年獲得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和1993午分彆獲得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86午曾就讀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2010年9月加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任首席經濟學傢、董事總經理。此前，2008年加入巴剋采資本，任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董事總經理。1998年至2008午，任職於香港金融管理局，先後擔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1993午至1998午，在華盛頓擔任國際貴乾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傢，主要負責亞洲新共市場經濟研究、政策分析和谘詢。2012午受聘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宏觀經濟和金融。在《銀行和金融期刊》《牛津經濟與統計評論》《太平洋經濟評論》《中國經濟評論》等國際學術期刊發錶多篇論文。齣版英文著作“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 co-authored with Andy Mullineux and David Dickinson，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經濟周期：理論與實證》，閤著）;”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nminbi“， co-edited with Chang Shu，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製度變革的紅利在中國仍有巨大的潛力。然而製度變革必須順應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不在同一語境體係中，難以真正實現集思廣益。此書有助於我們用同一語境思考製度的變革問題。
　　——吳曉靈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我們總說人口是大的國情，人口因素如何影響長期經濟增長也剛剛在破題，現在，彭文生又提齣新的智力挑戰——人口結構如何塑造宏觀經濟格局。
　　——蔡昉 全國人大常委，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
　　
　　彭文生博士受過係統嚴謹的現代經濟學訓練，多年來從事宏觀經濟研究，麵對國內外機構投資者，近距離解讀分析中國經濟，心得良多，今天他給我們帶來瞭一幅係統而客觀的中國經濟全景圖，極富啓發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他對人口老齡化趨勢以及貨幣信用擴張後果的深刻思考。
　　——李稻葵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經濟學者和政策製定者就經濟增長、資産價格和金融穩定的相互關係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瞭深入的反思。彭文生博士在本書中以其嚴謹的邏輯和細緻的觀察，深入淺齣、娓娓道來，錶現瞭一個睿智的中國學者在這一國際前沿領域中卓有成效的努力。
　　——張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

目錄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宏觀經濟分析新思路
一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二　需求和供給
三　長期和短期
四　兩大主流學派的盛衰
五　主流分析框架
六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

第二章　人口結構的宏觀經濟含義
一　人口結構的主要特
二　人多人少的爭議
三　放鬆計劃生育的影響
四　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
五　人口結構和通貨膨脹
六　人口結構和資産價格
七　前車之鑒

第三章　增長的長周期和短周期
一　過去三十年的三次增長上升期
二　長周期放緩已經開始
三　改革決定未來的增長趨勢
四　短周期波動：中國版“大緩和”
五　案例分析：2013年的溫和反彈
六　供給與需求的雙麵性

第四章　結構的失衡與再平衡
一　結構失衡的錶象：消費弱
二　失衡的癥結：收入差距擴大
三　人口結構是基本因素
四　企業對居民部門的擠壓
五　政府對居民部門的擠壓
六　居民部門內部貧富差距拉大
七　結構再平衡的路徑
八　“中國消費”的宏觀含義

第五章　貨幣信用周期
一　房地産交易吸收瞭“超發”貨幣？
二　準確理解貨幣的儲值功能
三　貨幣是如何創造的？
四　上半場的繁榮
五　信用擴張的暗影——影子銀行
六　下半場的挑戰

第六章　通脹謎思
一　通脹短周期：總需求波動
二　貨幣“超發”的影響：先通脹，後通縮
三　發展直接融資降低通脹嗎？
四　勞動力短缺推升通脹嗎？
五　食品價格的特殊性
六　過剩型經濟難以逆轉
七　政策的通脹容忍度難以上升

第七章　房地産泡沫
一　泡沫的爭議
二　房地産價格嚴重偏離基本麵
三　泡沫的宏觀驅動因素
四　高房價的長期危害性
五　房價下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六　房價下跌會帶來金融危機嗎？

第八章　人民幣的再平衡之路
一　不平衡的體現
二　匯率的三個形式
三　準確理解匯率和貿易差額的關係
四　人民幣匯率均衡水平之辯
五　外匯資産的再平衡之路
六　資本賬戶開放和匯率靈活性
七　再平衡的影響

第九章　城鎮化新機遇與新挑戰
一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二　舊模式難以持續
三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下降
四　新型城鎮化需要多方麵改革
五　新型城鎮化促進經濟轉型

第十章　“新中間路綫”——轉型的政策路徑
一　經濟發展麵臨的挑戰
二　公平和效率
三　政府與市場
四　上一代與下一代
五　金融與實體
六　供給與需求
參考文獻
後記
附錄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簡介

精彩書摘

　　確實，從長遠來看，有瞭這些條件，將有助於趨開放的資本賬戶之利而避其害。但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過程，與經濟其他方麵的改革和發展相輔相成，是我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發展和走嚮成熟的一部分。利率市場化已經取得較大的進展，體現為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使得直接融資的比重近幾年增加較快，銀行貸款利率也已經有瞭較大的浮動空間，主要的限製是存款利率。目前的狀況是否是進一步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的重要障礙？從理論和其他經濟體的經驗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就利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管製的關係來講，有兩個層麵。一是效率層麵，利率市場化有利於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本身是經濟結構改革、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講，正因為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加大瞭收入分配的差距，導緻國內儲蓄率過高。放鬆資本賬戶管製應該是促進利率市場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一部分。
　　另一個是宏觀穩定的層麵，迴到前麵提到的“三元悖論”，假設在開放的資本賬戶的條件下，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將對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靈活性的要求産生什麼影響？首先，受管製的利率並不意味著其不能變動，也不意味著其變動對經濟活動沒有影響。利率調整色括存款利率的調整，在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中一直發揮著作用。
　　當然利率的作用還不夠大，受到多方麵因素的限製，但就與資本流動的關係而言，主要是匯率不夠靈活。國內外利差如果沒有匯率的變動來抵消就會形成套利的機會，加劇資金流入或流齣的波動，影響貨幣政策執行的效率。沒有匯率靈活性，即使在市場化利率條件下，如果因國內政策的需要把利率水平調整到與美元利率有較大的差距，仍然會導緻套利空間。
　　其他經濟體的經驗也顯示瞭利率市場化不一定發生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前。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推動更為靈活的利率製度，到1994年實現完全市場化，花瞭近20年時間，在此期間伴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日本放鬆利率管製的過程也是非常謹慎的，最後纔涉及存款利率，並且遵循先大額存款後小額存款，先定期存款，後活期存款的路徑。
　　……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書係·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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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結構不平衡有多方麵，但根本的失衡是貧富差距。後者降低瞭消費率，提高瞭儲蓄率和投資率；消費弱/投資強的需求結構導緻我國産業結構中的工業占比高、服務業落後；工業過重的産業結構進而帶來環境汙染與資源壓力。財富差距擴大有人口結構的原因，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壓低瞭工資；更有政策扭麯的因素，包括行業壟斷、不閤理的財稅機製（稅收過度依賴流轉稅、財産稅比重低以及政府支齣重投資、輕公共服務和轉移支付）、金融壓抑（存款利率管製和資本賬戶管製）、房地産價格過快上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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