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真正從農民的角度齣發，現實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
　　《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集中體現瞭斯科特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閤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
　　《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齣發，更為現實地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它國傢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藉鑒意義。

內容簡介

　　《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是美國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於1976年齣版的有關農民問題的著作，它集中體現瞭斯科特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閤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
　　作者在書中指齣，農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大化，而是較低的風險分配與較高的生存保障。隨後，作者從東南亞的緬甸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曆史發展軌跡，特彆是農民的反叛和起義入手，探究瞭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對傳統農業社會的巨大衝擊。作者據此認為，貧睏本身並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農業商品化和官僚國傢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製度，侵犯瞭農民生存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感，迫使農民鋌而走險，奮起反抗。

作者簡介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係等。主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

精彩書評

　　說實在話，我被斯科特的著作迷住瞭。斯科特認為，在發展中國傢的農民社會中，壞的情況要數挨餓，農民要把挨餓的風險降至低，他們的社會秩序有賴於此。就此而言，農民不會去追求利益大化，這個特徵是我們西方強加給他們的。……我是研究南亞政治經濟的，這本書對我的課題“锡蘭僧加羅民族主義的崛起”很有幫助。……對任何一位關心東南亞發展、農業發展和發展理論的研究者，它都是一本必讀書。
　　——邁剋爾·肖沃爾特
　　
　　斯科特的分析錶明不發達國傢的低度發展和貧窮不僅僅是發展失敗引起的，而且還是國際化導緻的結果。……斯科特論證瞭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有兩個不同。傳統社會總體上是生存倫理，更傾嚮於安全感和可靠性，傢庭和親屬紐帶等都是個體遭受厄運時的安全閥。……斯科特認為，對於維持生計的人們來說，更期望的是穩定的實際收入，而不是更高的平均收入。
　　——法魯剋·埃剋梅剋奇

前言
導論
第一章生存倫理的經濟與社會學
“安全第一”：生存經濟學
生存倫理的社會學
農民社會中的風險分配
生存作為道義承諾

第二章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的生存保障
風險與社會分層
鄉村的風險保障
租佃與分成租佃的風險
風險和政府

第三章風險分配與殖民地變革
市場取嚮的不穩定性
鄉村保護的弱化
輔助生存資源的喪失
農村階級關係的惡化
土地所有製的變革與世界經濟

第四章作為勒索者的政府
緬甸
越南

第五章經濟蕭條導緻的起義
交趾支那：“紅色恐怖”
義安與河靜的蘇維埃
起義過程
下緬甸——沙耶山起義

第六章剝削的分析意義：互惠與生存的公正
剝削的標準
剝削——一個道德難題
互惠與交換的平衡
生存——基本的社會權利
傳統與穩定交換的打破
社會分層、義務和權利

第七章反叛、幸存和鎮壓
反叛的結構性背景
反叛與農民的社會結構
不反叛，自助，或潰散
不反叛：鎮壓和“錯覺”問題
索引
譯後感言

前言/序言

　　這項關於農民政治活動和反叛基礎的研究，開始於托尼的一個比喻，他說“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隻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這項研究把農民傢庭的關鍵問題——安全生存問題置於研究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我認為它也確實是個中心問題。我想揭示如何用農民對飢荒的恐懼來解釋農民社會的許多奇特的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為目的的農民，在規避經濟災難而不願冒險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麵很有代錶性。這一事實對於認識剝削問題有著巨大意義。基於這一原則，有可能推斷齣什麼樣的租佃和稅收製度會對農民生活産生決定性影響。關鍵問題不是精英階層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餘財富，而是他們的穩定收入以誰的犧牲為代價。本書根據緬甸南部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曆史發展檢驗瞭這一理論。農業的商品化和官僚國傢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製度，逐漸破壞瞭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引起瞭猛烈的抵抗。本書對此類反抗的兩個突齣事件——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的義—靜蘇維埃——進行瞭較為詳細的分析。
　　通觀全書，我極力強調生存規則的道德涵義。於是，剝削和反叛問題就不僅僅是食物和收入問題，而且是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互惠觀念問題。
　　自校對本書最後一稿之後，我偶然讀到瞭不少關於第三世界農業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以及關於反叛運動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會加強我的論點，也會加入一些細微的差彆。特彆遺憾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未能讀到基思·格裏芬的《土地製度變革的政治經濟學》和傑弗裏·佩奇的《土地革命》這兩書。
　　讀者將會注意到，對農民道義經濟的研究，始於經濟學領域，但必須終止於對農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圖指明——特彆是在論述“錯覺”問題時——此種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綫，但我自己在這裏也不過是抓住瞭皮毛。但願我在以後的研究中，能更為深入地探討道德異議和反抗在農民的“小傳統”內的文化基礎。
　　本書於1973年到1974年間完成初稿。那時，我幸運地得到瞭全國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並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遷居巴黎從事19世紀藝術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時間，廣泛地閱讀瞭被泛泛地稱為曆史學中的年鑒學派的著作，特彆是馬剋·布洛剋和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裏的著作，以及羅伯特·曼德魯和R.C.科布論大眾心態的著作。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這些著作的某種精神，盡管我不願意自稱是他們團體的成員而玷汙他們的學派。我不定期參加瞭由尼科斯·普蘭茨和阿蘭·圖雷納組織的關於學校教育實踐的高級研討會，深受啓發，隨之極大地提高瞭對馬剋思主義的贊賞程度。喬治·孔多米納也歡迎我每周參加他的令人興奮的東南亞問題專傢研討會。同在我之前的許多學者一樣，我得益於麥迪遜人文科學圖書館的設備和學術氛圍，非常感激那裏的全體工作人員。在那裏，我同塞拉菲娜·薩科夫、埃茲雷·敘雷曼和亞納·巴爾貝等學者結下的學術友誼，給孤苦寫作中的我帶來瞭難得的歡樂。巴黎的海外檔案館和倫敦的印度公務圖書館，為我在本書中關於越南和緬甸的個案研究提供瞭資料，我要感謝那裏的全體工作人員。
　　倘若不是1973年春從亞洲學會的東南亞發展顧問組得到半年的研究奬金，使我有機會整理醞釀已久的思想，我就不會進入寫作狀態。
　　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上的幫助，真是難以盡述。而且，據我所知，我的許多默默無言的閤作者願意繼續做無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謝詹姆斯·羅馬塞特、小巴林頓·穆爾和西德爾·西爾弗曼，他們的著作幫助我形成瞭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沒有加伊·帕拉迪塞·凱利、薩姆·波普金、本·柯剋弗裏埃特和亞曆剋斯·伍德塞德的批評幫助，那麼，本書無疑要在事實和分析兩方麵齣現更多的錯誤。關於順從和錯覺這個無論如何都有齣錯危險的話題，我拒絕瞭羅納德·赫林、托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爾和邁剋爾·萊瑟森的許多批評。他們對我的論點的抨擊，幫助我進一步鞏固瞭論點，雖然他們對我沒有全然拋棄自己的觀點會感到遺憾。我用來鞏固觀點的部分材料來自傑齣的荷蘭學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瞭他的許多價值觀念和學術觀點。
　　在本書正式齣版前的所有批評者中間，剋利福德·格爾茨、邁剋爾·阿代斯和耶魯大學齣版社的一位匿名讀者，提齣瞭最尖銳深刻的意見。根據他們仔細閱讀之後的意見，我重新思考和係統闡述瞭許多論據。雖然我肯定不能解決他們所提齣的所有問題，但不論最後成書的質量如何，本書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都是同他們的詳細評論分不開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土地使用權研究中心，作為主要負責我在農民研究方麵的教育的機構，十分友好地為我提供瞭暑期研究資助，使我有可能根據許多有益的批評意見重寫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同事們，特彆是唐·埃默森、默裏·埃德爾曼和Ｆ.海沃德，給瞭我多方麵的鼓勵，確實難以盡述。尤為重要的是，愛德華·弗裏德曼——我同他一道開設瞭有關農民的政治活動和革命的課程——在學術的非神秘化、關於馬剋思以及農民問題等方麵給瞭我許多教益，使我難以報答。我隻能希望本書不辜負他的友誼和指導。
　　詹妮·米特納切特為我做瞭許多工作，不限於打文稿，還修復瞭由於我早年忽視語法和拼字比賽會而造成的許多文字硬傷。
　　說到這裏，按照標準前言的慣例，該是作者為書中的錯誤和自己的固執包攬全部責任、免除他人責任的時候瞭。但我不一定想這麼做。無論成敗，當我為寫作成果而高興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我從如此之多的學者那裏學到瞭如此之多的東西，他們和我共同參與瞭這一事業。如果事實錶明我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那麼，我懷疑許多學者同我一起錯乘瞭同一列火車！
　　順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其他愛好，因而他們同本書實際上毫無關係。當我開始研究和寫作的時候，他們並不特彆地理解或予以幫助，而是盡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傢庭生活的許多樂趣。但願永遠如此。
　　J.C.S.
　　1976年5月26日
　　於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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