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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真正從農民的角度齣發，現實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集中體現瞭斯科特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閤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
《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齣發，更為現實地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它國傢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藉鑒意義。
內容簡介
《人文與社會譯叢：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是美國著名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於1976年齣版的有關農民問題的著作，它集中體現瞭斯科特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閤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作者在書中指齣，農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大化，而是較低的風險分配與較高的生存保障。隨後，作者從東南亞的緬甸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曆史發展軌跡，特彆是農民的反叛和起義入手，探究瞭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對傳統農業社會的巨大衝擊。作者據此認為，貧睏本身並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農業商品化和官僚國傢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製度，侵犯瞭農民生存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感，迫使農民鋌而走險，奮起反抗。
作者簡介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係等。主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精彩書評
說實在話，我被斯科特的著作迷住瞭。斯科特認為，在發展中國傢的農民社會中，壞的情況要數挨餓，農民要把挨餓的風險降至低，他們的社會秩序有賴於此。就此而言，農民不會去追求利益大化，這個特徵是我們西方強加給他們的。……我是研究南亞政治經濟的，這本書對我的課題“锡蘭僧加羅民族主義的崛起”很有幫助。……對任何一位關心東南亞發展、農業發展和發展理論的研究者，它都是一本必讀書。——邁剋爾·肖沃爾特
斯科特的分析錶明不發達國傢的低度發展和貧窮不僅僅是發展失敗引起的，而且還是國際化導緻的結果。……斯科特論證瞭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有兩個不同。傳統社會總體上是生存倫理，更傾嚮於安全感和可靠性，傢庭和親屬紐帶等都是個體遭受厄運時的安全閥。……斯科特認為，對於維持生計的人們來說，更期望的是穩定的實際收入，而不是更高的平均收入。
——法魯剋·埃剋梅剋奇
目錄
前言導論
第一章 生存倫理的經濟與社會學
“安全第一”：生存經濟學
生存倫理的社會學
農民社會中的風險分配
生存作為道義承諾
第二章 農民的選擇和價值標準中的生存保障
風險與社會分層
鄉村的風險保障
租佃與分成租佃的風險
風險和政府
第三章 風險分配與殖民地變革
市場取嚮的不穩定性
鄉村保護的弱化
輔助生存資源的喪失
農村階級關係的惡化
土地所有製的變革與世界經濟
第四章 作為勒索者的政府
緬甸
越南
第五章 經濟蕭條導緻的起義
交趾支那：“紅色恐怖”
義安與河靜的蘇維埃
起義過程
下緬甸——沙耶山起義
第六章 剝削的分析意義：互惠與生存的公正
剝削的標準
剝削——一個道德難題
互惠與交換的平衡
生存——基本的社會權利
傳統與穩定交換的打破
社會分層、義務和權利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鎮壓
反叛的結構性背景
反叛與農民的社會結構
不反叛，自助，或潰散
不反叛：鎮壓和“錯覺”問題
索引
譯後感言
前言/序言
這項關於農民政治活動和反叛基礎的研究，開始於托尼的一個比喻，他說“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隻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這項研究把農民傢庭的關鍵問題——安全生存問題置於研究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我認為它也確實是個中心問題。我想揭示如何用農民對飢荒的恐懼來解釋農民社會的許多奇特的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把生存作為目的的農民，在規避經濟災難而不願冒險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麵很有代錶性。這一事實對於認識剝削問題有著巨大意義。基於這一原則，有可能推斷齣什麼樣的租佃和稅收製度會對農民生活産生決定性影響。關鍵問題不是精英階層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餘財富，而是他們的穩定收入以誰的犧牲為代價。本書根據緬甸南部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曆史發展檢驗瞭這一理論。農業的商品化和官僚國傢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製度，逐漸破壞瞭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引起瞭猛烈的抵抗。本書對此類反抗的兩個突齣事件——緬甸的沙耶山起義和越南的義—靜蘇維埃——進行瞭較為詳細的分析。
通觀全書，我極力強調生存規則的道德涵義。於是，剝削和反叛問題就不僅僅是食物和收入問題，而且是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互惠觀念問題。
自校對本書最後一稿之後，我偶然讀到瞭不少關於第三世界農業問題的經濟學研究，以及關於反叛運動的檔案材料。這些都會加強我的論點，也會加入一些細微的差彆。特彆遺憾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未能讀到基思·格裏芬的《土地製度變革的政治經濟學》和傑弗裏·佩奇的《土地革命》這兩書。
讀者將會注意到，對農民道義經濟的研究，始於經濟學領域，但必須終止於對農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圖指明——特彆是在論述“錯覺”問題時——此種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綫，但我自己在這裏也不過是抓住瞭皮毛。但願我在以後的研究中，能更為深入地探討道德異議和反抗在農民的“小傳統”內的文化基礎。
本書於1973年到1974年間完成初稿。那時，我幸運地得到瞭全國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並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遷居巴黎從事19世紀藝術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時間，廣泛地閱讀瞭被泛泛地稱為曆史學中的年鑒學派的著作，特彆是馬剋·布洛剋和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裏的著作，以及羅伯特·曼德魯和R.C.科布論大眾心態的著作。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這些著作的某種精神，盡管我不願意自稱是他們團體的成員而玷汙他們的學派。我不定期參加瞭由尼科斯·普蘭茨和阿蘭·圖雷納組織的關於學校教育實踐的高級研討會，深受啓發，隨之極大地提高瞭對馬剋思主義的贊賞程度。喬治·孔多米納也歡迎我每周參加他的令人興奮的東南亞問題專傢研討會。同在我之前的許多學者一樣，我得益於麥迪遜人文科學圖書館的設備和學術氛圍，非常感激那裏的全體工作人員。在那裏，我同塞拉菲娜·薩科夫、埃茲雷·敘雷曼和亞納·巴爾貝等學者結下的學術友誼，給孤苦寫作中的我帶來瞭難得的歡樂。巴黎的海外檔案館和倫敦的印度公務圖書館，為我在本書中關於越南和緬甸的個案研究提供瞭資料，我要感謝那裏的全體工作人員。
倘若不是1973年春從亞洲學會的東南亞發展顧問組得到半年的研究奬金，使我有機會整理醞釀已久的思想，我就不會進入寫作狀態。
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上的幫助，真是難以盡述。而且，據我所知，我的許多默默無言的閤作者願意繼續做無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謝詹姆斯·羅馬塞特、小巴林頓·穆爾和西德爾·西爾弗曼，他們的著作幫助我形成瞭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沒有加伊·帕拉迪塞·凱利、薩姆·波普金、本·柯剋弗裏埃特和亞曆剋斯·伍德塞德的批評幫助，那麼，本書無疑要在事實和分析兩方麵齣現更多的錯誤。關於順從和錯覺這個無論如何都有齣錯危險的話題，我拒絕瞭羅納德·赫林、托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爾和邁剋爾·萊瑟森的許多批評。他們對我的論點的抨擊，幫助我進一步鞏固瞭論點，雖然他們對我沒有全然拋棄自己的觀點會感到遺憾。我用來鞏固觀點的部分材料來自傑齣的荷蘭學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瞭他的許多價值觀念和學術觀點。
在本書正式齣版前的所有批評者中間，剋利福德·格爾茨、邁剋爾·阿代斯和耶魯大學齣版社的一位匿名讀者，提齣瞭最尖銳深刻的意見。根據他們仔細閱讀之後的意見，我重新思考和係統闡述瞭許多論據。雖然我肯定不能解決他們所提齣的所有問題，但不論最後成書的質量如何，本書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都是同他們的詳細評論分不開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土地使用權研究中心，作為主要負責我在農民研究方麵的教育的機構，十分友好地為我提供瞭暑期研究資助，使我有可能根據許多有益的批評意見重寫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學的同事們，特彆是唐·埃默森、默裏·埃德爾曼和Ｆ.海沃德，給瞭我多方麵的鼓勵，確實難以盡述。尤為重要的是，愛德華·弗裏德曼——我同他一道開設瞭有關農民的政治活動和革命的課程——在學術的非神秘化、關於馬剋思以及農民問題等方麵給瞭我許多教益，使我難以報答。我隻能希望本書不辜負他的友誼和指導。
詹妮·米特納切特為我做瞭許多工作，不限於打文稿，還修復瞭由於我早年忽視語法和拼字比賽會而造成的許多文字硬傷。
說到這裏，按照標準前言的慣例，該是作者為書中的錯誤和自己的固執包攬全部責任、免除他人責任的時候瞭。但我不一定想這麼做。無論成敗，當我為寫作成果而高興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我從如此之多的學者那裏學到瞭如此之多的東西，他們和我共同參與瞭這一事業。如果事實錶明我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那麼，我懷疑許多學者同我一起錯乘瞭同一列火車！
順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有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其他愛好，因而他們同本書實際上毫無關係。當我開始研究和寫作的時候，他們並不特彆地理解或予以幫助，而是盡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傢庭生活的許多樂趣。但願永遠如此。
J.C.S.
1976年5月26日
於威斯康星州麥迪遜
用户评价
這本書簡直是讓我大開眼界！作為一個長期在城市生活的人，我一直對農村和農民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種模糊的、甚至有些浪漫化的想象。直到我讀瞭《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暫且這麼稱呼它吧），我纔真正開始理解，原來在淳樸的外錶下，農民的經濟行為有著如此深刻的內在邏輯和道德考量。作者並沒有像很多社會學著作那樣，上來就堆砌復雜的理論框架，而是通過大量生動的案例和細緻的田野調查，將一個個鮮活的農民形象呈現在我麵前。我尤其被那些關於“最低生計水平”的論述所打動，書中描繪的場景，農民們並非為瞭追求暴利，而是盡力確保傢庭成員能夠維持體麵的生活，不至於陷入貧睏的泥潭。這種“道義”的底綫，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似乎越來越被忽視，但它卻紮根於農民長久以來形成的生存智慧和社群倫理之中。讀完之後，我開始反思，我們城市居民的消費行為，是不是也應該帶有一些“道義”的審視？不僅僅是追求性價比，更應該考慮商品的生産過程是否符閤公平和可持續的原則。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農民，更是關於一種更深層次的人性，一種在物質追求之外，對尊嚴和公平的堅守。
评分不得不說，這本書的內容非常豐富，讓我深刻認識到曆史進程是如何塑造瞭農民的集體意識和行為模式。書中對不同曆史時期農民麵對的經濟壓力、社會變遷以及由此産生的抗爭方式進行瞭詳盡的描繪。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關於“自救”和“抵抗”的章節，它們揭示瞭農民並非是沉默的、被動的承受者，而是在絕境中不斷尋找齣路，用他們特有的方式維護自身的權益。書中的曆史細節非常紮實，引用瞭大量的史料和一手資料，讀起來仿佛身臨其境，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農民的艱辛與不易。我曾經以為農業社會的經濟活動是相對簡單的，但這本書讓我明白，即使在傳統社會，農民的生産決策也受到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包括氣候、市場、政府政策，甚至是鄰裏關係。而且，他們並非僅僅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深深地嵌入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社會網絡中，這個網絡既提供瞭支持，也帶來瞭約束。讀這本書，不僅僅是增長瞭知識，更重要的是激發齣瞭一種對曆史的敬畏感，以及對普通人生存智慧的贊嘆。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論述方式和深度，讓我感到非常震撼。作者在分析農民的經濟行為時，並非簡單地將他們看作是追求最大利益的經濟人，而是將他們置於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和曆史的背景之下進行考察。書中對於“社會規範”和“道德約束”在經濟決策中的作用的探討，讓我耳目一新。我一直以為，經濟行為的核心就是利益最大化，但這本書卻提齣瞭“道義經濟學”的視角，強調瞭農民在追求生計的過程中，還受到一係列非物質因素的影響，比如對社區的責任感、對公平的追求，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集體主義”情結。這種視角，讓我重新審視瞭我們對“理性”和“利益”的定義。在現代社會，我們是不是過於強調瞭個體利益，而忽視瞭集體福祉和道德約束的作用？這本書所描繪的農民形象，雖然可能帶有曆史的烙煙，但其所蘊含的對於尊嚴、公平和社群價值的追求，對於當下的我們，仍然具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真的覺得自己的認知被顛覆瞭。一直以來，我們對農民的理解，可能更多停留在“貧睏”、“落後”、“傳統”這些標簽上，認為他們的經濟行為是簡單粗暴、缺乏理性指導的。但這本書卻用紮實的研究和深刻的洞察，展現瞭一個截然不同的農民形象。我被書中對農民“抗風險能力”的分析深深吸引，他們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和嚴苛的環境下，通過精巧的策略和社群的互助，來應對各種突發事件。這種智慧，不是課堂上學來的理論，而是無數代人與土地、與生活搏鬥的經驗結晶。書中關於“最小收益”和“最大損失”的辯證思考，讓我看到瞭農民在極端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理性極緻。他們不是不追求利益，而是他們對利益的理解，與我們這些城市居民有著本質的區彆。他們首先要保障的是生存的底綫，是傢庭的穩定，然後纔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這本書讓我對“農民”這個群體，充滿瞭敬意，也對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瞭更深刻的反思。
评分這本書的視角非常獨特，它讓我看到瞭一個我從未想象過的農民的“經濟學”。我之前對經濟學的理解，大多停留在供需麯綫、成本收益分析這些冰冷的公式上。但這本書卻告訴我，在農業社會，尤其是過去那種半自然半市場的經濟環境中，情感、人情、信任這些“軟性”因素，在經濟決策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比如書中提到的“互助網絡”，農民之間不是簡單的交易關係，而是充滿瞭義務和責任的連接。這種連接，在應對風險、分散損失方麵，發揮瞭巨大的作用。我曾經在一些農村地區生活過，也親身感受到那種“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復雜人際關係，但這本書幫我把這種體驗上升到瞭理論高度，讓我明白瞭這種關係背後的經濟學邏輯。它讓我意識到，經濟活動並非總是冰冷的理性計算，而是充滿人性的溫度和復雜性。尤其是在一些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基於人情和信任的經濟模式，對於農民的生存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一道防綫。
评分内容简介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1949-1969年）的传记。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述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飒飒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作者简介 陆键东，广东南海县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呢我、近代岭南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2007年，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
评分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个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单位。因此，以可靠稳定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各种选择的主要标准，而农业生产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风险，使得农民周期性濒临生存边缘，安全、可靠性不置可否地优先于长远的利润。农民争取最低限度生存的斗争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以小块土地维持家用的农民“自我剥削”，即极力压榨自身劳动力要素的潜力，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活动，则是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极端重要性，常常迫使农民不得不付出比资本主义投资多得多的价钱去买地、租地，家庭规模越大，风险越大，“饥饿地租”也越高。
评分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评分密里本德是以“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写作的，而不是“工业社会”。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立场的认同。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立场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活动形式，同时，由于他相信，其他制度与这种经济活动形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也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类型。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于，假定作为经济活动形式的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出现，并且为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刺激因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结构因素。其中之一当然是资本。“资本”不外是那种能够用来投资，进而获取更多有价物品的任何有价物品：它因而包括了货币，这种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同时也包括了使生产成为可能的工具，如工作场所、工作器材等，进人工业化阶段以后，它还包括了工厂和机器等。
评分顺着《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找到的
评分质量没问题，正版。 满200减50，价格实惠
评分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评分《人文与社会译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评分反复无常的大自然和各种家庭变故使得农民常常陷入生存困境，勒紧裤腰带和临时手艺赚钱的“自救”是有局限的，而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社会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旦农民依赖亲属或保护人的力量，他就让渡了对方对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索要权，“帮助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以便有朝一日需要时兑付。”援助机制有双重效用，在饥荒时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险，但也对农民的人力财力资源提出了索要，逼迫农民去满足这种盘剥。外部剥夺作为不可避免的生活内容，农民对它进行评价的关键因素，是看它增加还是减少了发生灾难的机会。在生存伦理有了社会表达方式的乡村内部，“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一原则，塑造了农民的日常行为的社会控制和互惠的模式。由于地方舆论的支持，非正式社会保障体现了公平合理的规范的生活模式，使一切人的生存权利和风险担子落到实处，成为农民对政府和地主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也只有满足了村民们的福利需要，富人的威望才能增长聚集一批追随者，使其社会地位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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