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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實踐（第四版 ）》是既羅傑斯後以後，在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領域的又一本經典著作，本書是最新版第四版。以人為中心治療（person-centered therapy)是由羅傑斯於上世紀50年代創立的，被視為心理治療理論中的“第三股勢力”。全書詳細介紹瞭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實踐的理論發展、臨床實踐，及其在心理谘詢運用中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新版還專門新增一章節對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研究及其效用進行討論。

作者簡介

　　戴夫·默恩斯，心理谘詢教授，斯特拉思剋萊德大學心理谘詢係前主任、國際學術期刊《以人為中心的實驗心理治療》編委，他著有包括《心理谘詢和心理治療的理性》等7部專著。

　　布賴恩·索恩，東英格蘭大學心理谘詢榮譽退休教授，諾裏心理谘詢與研究中心前主任、諾裏奇中心創辦者，他的著作涵蓋瞭心理谘詢、教育以及田園文學等領域。

　　約翰·邁剋李歐，英國阿伯泰鄧迪大學的心理谘詢教授，曾任教於基爾大學、沃爾夫漢普頓大學等英國知名學府。他擁有豐富的谘詢經驗，曾參與學生谘詢、婚姻谘詢等多個領域的谘詢、培訓及研究工作，此外亦擔任護士、社工以及急救人員等職業團體的顧問。

目錄

1以人為中心的方法：當代迴顧與基本理論
時代精神
自我概念
價值條件
機體評價過程
評價點
為成長創造條件
2以人為中心理論的最新發展
實現過程
自我協調過程
理論假設1-4
艱難過程
自我對話
理論假設5-8
以人為中心的方法對心理谘詢過程的現代界定
3心理谘詢師對自我的運用嚴格的訓練
心理谘詢師對自我的態度
傾聽自我
自我接納
共感的發展
學會真誠
心理谘詢師和來訪者之間的"健康關係"
心理谘詢師的獨特自我
對獨特自我展開冒險
心理谘詢師正在改變的自我
關係深度經驗
4共感共感
共感量錶
共感與評價源
共感為何在谘詢中重要以及如何重要？
關注"覺知邊緣"
無須理解
釋放我們的共感感受性
共感障礙
對來訪者不同自我組成部分的共感
5無條件積極關注無條件積極關注為何重要？
一些自我防禦的來訪者
個人語言
當我無法接納來訪者時該怎麼辦？
來訪者能相信我的接納嗎？
關注熱情
關注條件性
無條件積極關注並非做到"友善"
6一緻性一緻性為何重要？
共鳴
元交流
不一緻性
一緻性的準則
心理谘詢師如何纔能發展齣一緻性？
谘詢師的發展計劃
三個條件的結閤
結論
7"開始"權力遊戲
對新來訪者敞開胸懷
來訪者滿懷期待而至
最初時刻
建立信任
"僞裝與綫索"
開始的結束
日程與協議
費用問題
總結
案例研究（第1部分）
8"中期"案例研究（第2部分）
"中期"--迴顧
9"結束"案例研究（第3部分）
谘詢過程的結束
心理谘詢師眼中的"倉促"結束
準備結束
結束之後
10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研究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研究的曆史發展
以人為中心的研究工具與方法
以人為中心心理谘詢的有效性
以人為中心的谘詢過程研究
利用研究提高並維持以人為中心的實踐
總結
附錄提問與迴答
人名索引
參考文獻
術語對照錶

精彩書摘

　　自從羅傑斯1987年去世之後，以人為中心的理論有瞭長足的發展。在這一章裏，我們將羅傑斯有關實現傾嚮的獨創理論與心理睏擾的産生、默恩斯在擴展羅傑斯的理論上所作的努力，以及沃納對其發展所作的貢獻結閤起來，共同進行討論。
　　首先要說的就是羅傑斯的動機概念，即實現傾嚮，他將其描述為：
　　……機體維護其自身的一種傾嚮——攝取食物，在麵對威脅時錶現齣防禦性行為，實現自我維護的目標，即使實現這一目標的一般途徑受到瞭阻礙。我們所說的是機體朝著成熟的方嚮前進，而每個物種的成熟定義各不相同。（Rogers，1951：488）
　　在羅傑斯的人格理論中，實現傾嚮是唯一的動機概念。它描述瞭使個體維持、發展並增強其機能的基本驅力。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基本的“生命力量”，它不會減弱，反而會不斷促使個體嚮前發展。這種實現傾嚮驅使個體在自身所處的環境中獲得最好的發展。一些並不理解這一概念的批評者認為，這是羅傑斯過分樂觀地看待人類本性——即人們不斷地以一種積極方式嚮前發展——的證據。然而，這一概念實際上並沒有與諸如“積極的”或“消極的”價值觀相聯係，它僅僅隻是一種指嚮持續發展的力量，依據不同觀點可以對這種發展給予肯定或譴責。看看下麵希拉(Sheila)和奈傑爾(Nigel)的例子：
　　希拉正被她與莫林的關係所睏擾。盡管兩人年齡懸殊，但是這一關係持續瞭15年（希拉35歲而莫林54歲）。但在過去的兩年中，希拉不再看重這一關係所提供的安全感，而是渴望一種更令人興奮的生活方式。
　　14歲以前奈傑爾一直在身體和精神上飽受父親的虐待。他的父親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因為一些小事而將他綁起來痛打一頓——稍有不從父親就會拿齣皮帶揍他一頓。傷害不僅僅隻是生理上的——奈傑爾在學校錶現好的時候卻會受到滔滔不絕的辱罵。奈傑爾作為一個人隻有“苟且偷生”纔能活下來。如今，22歲的他掌管著一傢由40人組成的毒品交易組織。他高度控製著自己的組織與員工，有時公然殘酷地嚮員工施加自己的權威。他在幫派爭鬥中獲得瞭最高權力，這種權力部分是通過暴力而得，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很聰明。
　　希拉和奈傑爾的行為中都錶現齣瞭實現傾嚮。在早期與莫林的關係中，希拉認為安全頭等重要，那時候她以此為齣發點謀求其他方式的發展。也許希拉以及她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積極的”，但莫林也許並不這麼認為，除非她同樣也在嚮前發展。奈傑爾從童年生活中熬瞭過來，但他必須“苟且偷生”纔能活下去。然而，他仍然展示齣瞭實現傾嚮這一驅力存在的證據，實際上，他在扭麯的環境中盡量使自己發展得最好。他沒有使自己一直成為“受害者”，而是運用自己的纔智來尋求自我錶現和發展，盡管受到瞭亞環境的限製。正如他所說的，“我的校友中並不是很多人22歲時就成瞭百萬富翁”。也許很多讀者不會認為奈傑爾的發展代錶瞭任何“積極的”東西。然而實現傾嚮並不是從社會價值觀的角度而言具有指導性。它具有指導性隻是從以下意義而言的：它將促使個體盡最大努力去生存、發展和提高。
　　當然，實現傾嚮是永不停止的。在希拉早期的成長中，獲得安全感對她而言非常重要，但是現在她卻渴望多樣化，而這會驅使她朝著不同的目標而努力。如果說奈傑爾獲得的不是社會意義上的成功的話，那麼他當前的狀況代錶瞭心理學意義上的發展成功。然而，實現傾嚮會驅使著他繼續嚮前發展。這種壓力並不一定會導緻即刻的發展——也許奈傑爾會睏惑一段時間，無法朝著他認定的“嚮前的”任何一個方嚮前進。有時候挫摺和沮喪反而可以成為次級動機（參見羅傑斯的第六個“假設”，Rogers，1951：492��494）。也許，奈傑爾在隨後的發展中會把自己的聰明纔智與管理技巧運用到閤法的事業中，也許他會成為一個更高明的罪犯。
　　羅傑斯發錶瞭三篇主要的理論性論文來闡述自己的人格理論（Rogers，1951：481��533，1959，1963b）。在1951和1959年的論文中，實現傾嚮——而它與睏擾的産生有關——這一概念是相當一緻的。然而，在他稍後寫於1963年的一篇論文中則齣現瞭一種標誌性的轉變，但這篇文章並不廣為人知，他在文中寫道：
　　我已經逐漸開始將這種(存在於自我建構和經驗之間的)分裂、裂縫和疏遠視為是習得的，是某種實現傾嚮被錯誤地導嚮瞭沒有實現的行為……在這一方麵，我的想法在過去十年中發生瞭變化。十年前，我竭力去解釋自我和經驗之間、意識到的目標和機體方嚮之間存在的裂縫，就如同某種必需但卻不幸沒有的東西。現在我相信個體的行為受到瞭社會文化的限製、奬賞和強化，而它們實際上卻被誤認為是單一實現傾嚮的自然方嚮。（Rogers，1963a：19��20）
　　較之於先前的文章，從這裏可以看到他的觀點已經發生瞭巨變。現在，對於可能抑製實現傾嚮錶現的社會力量，他引入瞭一個消極的價值判斷。當這篇論文在1963年發錶的時候，羅傑斯也走完瞭他奉獻給心理治療的一生。這一工作的大部分是在芝加哥進行的，羅傑斯和比爾·庫爾森（Coulson，1987）都將這位來訪者稱為“芝加哥神經癥患者”。（注：當代的讀者請注意不要把它看作一個輕衊性的術語。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臨床界，它僅僅用於描述來訪者這一群體，以將他們與“精神病”“精神病來訪者”等區彆開來。）在典型的“神經癥”失調中會發現實現傾嚮與父母的強大命令相衝突，例如：不要相信你的感覺；你的自我錶現是危險的；要三思而後行；諸如此類。對於這位來訪者，羅傑斯在1963年認為限製瞭其實現傾嚮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副作用是將所有可能阻礙實現傾嚮的影響力都歸於消極的。“正常的”社會製約沒有瞭立足之地：任何社會製約都被視為一種消極影響。正是理論結構上的這一轉變為羅傑斯贏得瞭極大的聲譽，標誌就是他移居加利福尼亞。羅傑斯成為瞭20世紀60年代反傳統文化的先鋒，這種反傳統文化挑戰瞭前輩們所強調的對自我錶現的壓製。
　　比爾·庫爾森(Coulson，1987）對羅傑斯的這一新價值觀提齣瞭批評。該批評的更詳細內容見其他文章（Mearns and Thorne，2000：179��180），不過，簡言之，庫爾森提齣，許多社會製約實際上是“正常的”，並且代錶瞭個體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的一種閤理調和。然而，作為與這一運動的中心如此密切相關的人（他與羅傑斯在威斯康星州共同工作，之後又同赴加利福尼亞），庫爾森提齣的挑戰被羅傑斯的許多同事認為是異端邪說，盡管在庫爾森看來，羅傑斯自己並不這樣認為（Coulson，2000）。反對者片麵地認為，庫爾森僅僅隻代錶瞭來自親子社會化的壓製力量。這種反應體現瞭對新發展的辯護，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認為我們現在可以從一種更確定的立場來重新思考的話，那麼這種觀點就太狹隘瞭。對於庫爾森而言，社會環境，尤其是傢庭，代錶的並不是抑製力量而是恰恰相反。它們為自我錶現和自我發展提供瞭豐富的環境。在社會環境中關注與同伴的對話大大增加瞭個體自我實現的機會。
　　羅傑斯對“神經癥”的社會化過程的關注限製瞭他對社會環境的思考。他對社會化不良影響所進行的觀察重要而有用，然而這些觀察的短期影響則是促使人們在相反方嚮走得太遠——不歡迎所有的社會影響。看看這同一過程如何在來訪者身上概括齣來是非常有趣的。一旦他們擺脫瞭使自己無能為力的社會製約，他們常常在一段時期內偏移到另一個方嚮，並且由於拒絕正常的社會影響而變得“難以相處”。幸運的是，在適當過程後，這種偏移獲得瞭一種更加現實的平衡。
　　然而，根據羅傑斯的理論，與社會影響有關的防禦和判斷的立場抑製瞭它的發展,及其應用於其他文化和信仰係統的可能性，在那些文化和信仰係統中，個體被視為根植於社會環境中並無法與之分離——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實現的概念隻在這種根植的背景下纔有意義。在當今的日本文化中可以找到相關例子。日本人普遍感到團體很重要，並且這種基本感受交織到瞭現代結構中。因此，舉例來說，一些以人為中心方法的學校心理谘詢師在日本福岡的九州大學接受過培訓，他們不僅與學生本人交流，而且還到學生傢中與他的母親或祖母交談，然後返迴學校會見他的傢庭指導老師，甚至朋友。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學校心理谘詢師則可能會對以這種擴大範圍進行工作的方法采取謹慎態度，並且會關注保密性。但是不能說這種嚴格控製範圍的工作方式更好或者更壞——它僅僅是反映齣瞭不同文化的差異。在日本，學生來訪者希望心理谘詢師結閤自己的整個團體進行谘詢工作，因為作為一個人，他不僅僅是團隊的一部分，而且他的團隊也是他的一部分（Ide，Hirai and Murayama，2006；Morita，Kimura，Hirai and Murayama，2006）。以人為中心的方法在當代有許多類似的機會，可以將自己應用於各種文化和亞文化，而該工作也麵臨著許多挑戰（Balmforth，2006；Boyles，2006；Chantler，2006；Khurana，2006；Lago，2006；Lago and Haugh，2006；Sembi，2006；Shoaib，2006）。我們同樣還在對話中目睹瞭引人注目的嘗試，例如伊納亞特（Inayat，2005）將伊斯蘭教中的自我概念與心理學理論結閤起來。這些極有意義的發展錶明，正如羅傑斯所做的那樣，這個理論需要進行修訂和豐富，從而使它從20世紀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亞發展到更符閤現代世界觀。
　　在論述實現傾嚮時，羅傑斯說：“最終，有機體的自我實現會朝著廣義上的社會化的方嚮發展。”（Rogers，1951：488）對社會維度的這一讓步是不夠的，它既沒有反映齣與各種遭受不同煩惱的來訪者進行會談的臨床經驗，也沒有反映齣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世界上各種不同文化。人類是極其社會化的動物，其大部分發展途徑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我們與朋友、同事、伴侶，以及子女的關係代錶瞭我們自身成長和發展的大多數潛在環境。因此，在發展羅傑斯的理論時，我們提齣瞭作為實現傾嚮緩衝器的社會調解這一概念（Mearns，2002；Mearns and Thorne，2000：182��183）。除瞭個體具有維持和發展的驅力之外（實現傾嚮），我們還假設瞭一種製約力量，它同樣也存在於個體內部，尋求與個體的社會環境形成一個整體。換言之，不允許促進成長的力量不經過某種檢查或“調解”而不斷增強。通過這一方式，個體不僅促進瞭自身的發展，並且還維持瞭充足的社會背景，而這些社會背景反過來又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瞭基礎。我們使用瞭實現過程這一術語來描述實現傾嚮和社會調解二者之間的結閤。在其他地方，我們說道：
　　在這次理論的修訂中，實現過程成為瞭核心概念，它被描述為實現傾嚮需要與在個體社會生活空間的不同領域中所進行的社會調解之間的內部平衡狀態，以及為瞭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作齣反應而對該內部平衡的重構。（Mearns and Thorne，2000：184）
　　換言之，個體將其生活中的他人也納入到瞭自身維護和發展的過程中。在羅傑斯的時代，他可能格外注意這種敘述，因為在芝加哥這一主要基地中，他與同事們所遇到的很多來訪者都錶現齣瞭一種將他人願望淩駕於自我需要之上的神經質價值觀。根據這一新的理論，他們的實現過程失去瞭平衡，從而導緻過於強調社會調解的力量，並低估瞭實現傾嚮的促進作用的價值。這類來訪者在谘詢實踐中很常見。他們逐漸産生瞭這種失衡，以作為一種方式來適應自身經驗和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與理解這兩者之間的不協調。正如第1章所描述的那樣，他喪失瞭對其機體價值判斷過程的覺知和信任，其自我概念的形成也不是通過自我經驗與他人觀點的對話，而是完全通過將他人關於他是誰的看法進行內化，正如雷切爾(Rachel)的案例所顯示的那樣，在接受培訓的最後一年，她已經開始對自己選擇做小學教師而提齣質疑：
　　我突然發覺自己之所以在教學實踐中陷入諸多睏境，是因為我“不愛小孩子”。經常有人告訴我雷切爾與孩子們相處得如何好。也許這是使我扮演四個弟弟妹妹的保姆這一角色的一種方法。這是一個對我來說可以接受而又恰當的定義——它為我提供瞭一種簡單的方式來瞭解自己並獲得認可。不幸的是，我一直持有這種錯覺並且浪費瞭過去的這四年。在現實的學校環境中，要繼續假裝不得不把自己視為“熱愛孩子的人”是很難的。另外，你無法知道如果你不必喜歡這些孩子們時，你對他們的真實感覺又是什麼。
　　在雷切爾的自我概念中，她對孩子的愛這一特定領域已經被扭麯瞭，它反映瞭其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她自己的自我經驗，但是這種扭麯會在自我概念中蔓延，對其産生消極影響。因此，個體在各個方麵都逐漸變得脆弱，無法相信他自己的自我體驗和自我判斷。有時候他甚至無法相信自己的情感體驗。他內心的悲傷體驗可能不被父母所接受，他們認為對於男孩子來說，這是一種“軟弱”。如果他將自己的感覺錶現為憤怒並且錶達齣來，那麼他可能依然會陷入睏擾，但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男孩式”的睏擾。同樣，在大多數西方文化中，女孩對憤怒的內在經驗會被重新定義並且錶現為悲傷。漸漸地，當人們放棄對自己的權威而接受他人的權威，並將其作為自我定義的來源時，前文所提到的個體的評價點就變得更加外化。
　　羅傑斯十分詳細地探究瞭實現過程中的這一失衡傾嚮，但這隻是睏擾形成的一部分。當個體喪失瞭對其社會調解經驗的信任時，另一種失調傾嚮就發生瞭。他變得僅僅依賴自我經驗，而不是依賴發生在實現傾嚮的推動與社會調解的警告之間的對話。結果，他的自我概念沒有機會以一種通過社會結閤的方式而獲得發展——能使之成為可能的對話已經喪失，並且他的自我概念是基於其自我防禦的需要。一切都以“我”為中心以獲得自我保存。他的過程是“以我為中心”的：他隻允許自己從自我中心的觀點來理解其社會環境，這就是為什麼默恩斯（Mearns，2006a）藉用瞭心理學術語自我協調過程來錶示這一存在模式。這個術語值得詳細闡述。
　　自我協調過程
　　自我協調過程的發展基礎是情感虐待，盡管並不一定如此，但它有時伴隨著其他形式的虐待。個體已經從父母的愛與價值評價是無法預測的養育環境中挺瞭過來。對結果的預期是積極的，但實際經驗卻是消極的——這種關係是不可依賴的。要在這種社會性上是不可靠的、具有破壞性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個體需要做三件事：
　　1.收迴自己的情感依賴；
　　2.找到控製關係的方法；
　　3.找到在關係中控製自己的方法。
　　一個電視紀錄片講述瞭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芝加哥奧索傑尼剋學校的工作經曆，桑迪(Sandy)以前曾是一名患者，如今已經是成功的華爾街股票經紀人，他使我們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去洞察作為一個年輕人在該情景中的感覺如何。桑迪曾經是學校裏問題最嚴重的學生之一，具有嚴重的自殺和殺人幻想。他曾經描述過自己是多麼想剖開懷孕的心理谘詢師帕蒂(Patti)的肚子，並且殺死嬰兒。多年以後，桑迪描述瞭自己以前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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