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道路公團（政府經營的公用事業）不好，就懲罰道路公團；如果橋本派的人馬想玩金權政治，就在各重鎮埋設“地雷”，讓他們踩個痛快。如果所上演的改革劇演不下去瞭，就送齣“刺客”（具有高知名度或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士）加以製裁，並塑造瞭比曆史上赤穗47位義士陣容更龐大的83位被稱為“小泉之子”的“騎士”（新科議員）。後來則緻力於杜絕“族議員” ，並且裁撤政府體係下的金融機構，據說已經鏟除瞭5%曾大撈一筆的官員。

　　能成功推進這一連串“事業”的小泉純一郎，果然不同凡響，他的政治手腕真的無人能齣其右。此外，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信念”，也是日本在外交上從未有過的做法。我個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以避免激怒中國、韓國。不論是外交或內政，小泉做法上的問題，都在於隻看到瞭“有問題的現象”，所以小泉內閣所采取的治療方法隻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不堪一擊的政治劇

　　一般來說，看起來不對勁的問題，都有其原因；再深究下去，原因中還有真正的原因。那麼日本大多數問題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我們順著問題追溯探索，就會發現源頭竟然是自江戶時代（1603~1867）一直延續下來的中央集權（統治機構）問題，以及《明治憲法》及《昭和憲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開始將西歐列強的統治機構直接套用於始自江戶時代的國傢運行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失調、變形的統治機構全部推翻（事實上，大傢都深信已全數推翻），以美式憲法為標準重新齣發。這麼做造成瞭混亂，那些無法因戰敗而被消除的明治時代富國強兵思想、江戶時代的國學創意，有時仍會像走馬燈一樣，一幕幕又齣現在眼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看電視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國民，因為無法看透“劇情”背後的思想、意圖，所以在“小泉劇場”邁入第五個年頭時，在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的情形下，贊成參拜靖國神社的人超過瞭50%。

　　類似這樣的政治劇持續不斷地上演，由於長年如此，所以百姓們也就不會動怒要求：“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啊！快點上演正式劇目吧！”事實上，日本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裏。

　　大多數百姓都以為“改革的好戲正要登場”，但事實上由5幕戲構成的“小泉劇場”，有4幕已經演完瞭。這4幕戲都隻輕輕“觸碰”瞭一下日本所存在的問題，點到為止。小泉純一郎明知“這已是正式的演齣”，但即便戲已經告一段落瞭，仍舊是死也不肯告訴觀眾真相，因為這會讓身為觀眾的全體國民要求他“退錢”！

　　戲已經接近尾聲，但是日本人的生活並沒有變得更輕鬆。政府非但沒有培育優秀的人纔（因為教育改革還沒有提上日程），而且在序幕中承諾過的財政重整，也如海市蜃樓一般，虛幻而又遙不可及。

　　小泉所實施的政策，並不切閤國民的需求，但其實為國民謀福利纔是政治的本質。換句話說，“小泉劇場”最欠缺的就是“從國民（指消費者與就業者）的角度思考一切改革，進而實現國民的夢想”的政治態度。盡管事實就擺在眼前，卻無人疾呼：“喂，主要的劇情是不是‘隻要改革，就可以提高生活質量，降低生活成本’啊？”

　　因為國民也認為“反正這種事也做不到”，所以即使覺得戲劇掃興、冷場，還是十分賞臉地觀賞著“繞道而行”的小泉政治戲劇，但是距離迴過頭來怒氣衝衝地大罵“根本就是浪費時間”的那個時刻，應該不遠瞭。

　　“打地鼠式”改革

　　那麼，我們真的隻是在浪費時間嗎？我並不這麼認為。小泉先生最大的功勞，就是證明瞭“隻要有堅強的信念和意誌力，即便是頑固保守的戰後政治體製也可以破壞”。姑且不論改革內容如何，這就已經是一大進步瞭。

　　有人說小泉純一郎是奇人，有人說小泉純一郎是怪人。奇人也好，怪人也罷，總之，小泉純一郎就像是為瞭要打倒持續270年之久的江戶幕府而存在的浪人武士一般，他發揮瞭自己最大的功能。不過，小泉純一郎及其一派人馬所使用的手法，也像浪人們到瞭新的明治政府時代就無法産生作用一樣，在新的日本社會中沒有登場的機會。不，我認為不可以給他們登場的機會。

　　理由很簡單，因為不好的製度不管怎麼破壞，都不會自己長齣好的東西來。

　　道路公團民營化之後，隻是讓原本腐朽的組織更為專橫跋扈。今天的日本根本不需要道路公團。道路公團隻是在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金錢的時代，為瞭“藉助收費擴建全國高速公路網”而設的有時限的組織，因此階段性的任務完成之後，就應該解散。把道路公團民營化，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關於郵政三事業（郵政業務、郵政儲蓄、簡易保險），廢止郵政儲蓄及簡易保險之後，讓郵局維持國營或轉由民間經營都可以，但就是沒有理由讓三種事業全都民營化。首先，“民營化稀鬆平常”這一想法就是個最大的錯誤。小泉純一郎也這麼認為，可是當他針對“民營化”進行谘詢的時候，端齣民營化方案的委員會卻隻是敷衍瞭事。公務人員的定額裁減在5年之內要達到5%，對民營企業來說，這個數字隻是“自然瘦身”。

　　小泉改革其實就是修正各政府機構所提供勞務或産品不閤邏輯的部分，做法是“修正看得見的地方”，也就是大玩“打地鼠”遊戲，並且在“對活躍在某個舞颱上的不良官吏加以懲罰”的錶象之下，上演“懲惡揚善”的戲碼。這種做法和什麼是該做的，本質上完全扯不上關係，所以纔會在有一派人士反對“打地鼠”的情況下，郵政民營化變成瞭一齣耗資770億日元的宏偉大戲。

　　事實上，現今的日本根本沒有空閑去為喋喋不休的民營化話題勞民傷財，因為日本政府的債務排名世界第一，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物價雖然稍稍下降，卻仍然很高。日本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存款，但是這些熱錢卻不流入市場，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國民不相信政府。

　　我並不認為這些人都想抱著存款過日子，不過就算他們想用自己的錢享受人生，但是礙於對未來有一份不安，也隻好把錢放著以壯膽，好讓自己有備無患。而日本政府竟然把國民這些寶貴的金錢集中到幾乎零利率的郵政儲蓄或定期存款裏，然後拼命地濫用這些錢。這種政府真的是可以下颱瞭。

　　因此，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不是修正現象，而是修正原因，必須將病因連根拔除。

　　不是修正現象，而是修正原因

　　“不是修正現象，而應該修正原因的時刻來臨瞭！”我第一次說這句話是在20年前的幾本書裏：《新·國富論》、《平成維新》、《平成維新PART2》、《新·大前研一報告》。在本書中，我則進一步加入瞭最近所分析的數據，希望全體日本國民産生共識：必須加速“治療”日本政府。基於這個心願，我鉚足精神提筆完成瞭這本書。就算有人說“大前是架破鼓”，我也不在乎。因為鐵證如山，事實就擺在眼前，政府必須徹頭徹尾大翻修，所以我不能假裝沒看見問題而睜眼說瞎話。

　　就算政府玩的是“打地鼠”遊戲，小泉先生也已經證明，從來不曾有過的大膽改革是可行的，這就是最新的證據。也正因為如此，小泉先生纔得以搭建有國民支持的舞颱。既然如此，政府就應該更往前邁一步——“寫一齣從國民觀點齣發的劇本”。

　　日本如果能積極專心緻力於建造“國民主權國傢”，“就能提高生活質量，並降低生活成本”，這是我10年來一貫的主張。我想現在的年輕人大概都沒有看過我初期的著作吧！我當時認為“如果在2005年前，日本無法完成一連串的改革，那麼邁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將陷入無法自行改革的狀況”。進入平成時代（始於1989年）之後，日本人稱所有的改革為“平成維新”。具體而言就是，不隻是憲法，而是在各方麵都製定符閤21世紀需求的新法律，讓日本成為真正的“國民主權國傢”。

　　和“國民主權”相對立的概念是“提供者的思考邏輯”。戰後日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提供者的思考邏輯決定的，因為所有的物質都不足，所以這是時代的需求。農林水産省隻要能繼續填飽國民的肚子就沒事。厚生省（衛生署與社會福利局）用的是醫生的思考邏輯，文部省（教育部）宣揚教育人員的思考邏輯，隻要他們可以提升所提供的服務質量，政府部門也就算盡到瞭責任。

　　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昭和時期，1926~1988年），這些提供者的邏輯很明顯並沒有實際地讓國民感受到生活更充實、更富裕。雖然數字還算亮麗，但是比起先前，國民的生活質量偏低，甚至還停留在發展中國傢的水平上。原因是政府重視公共工程等産業基礎、社會基礎，更甚於國民的生活基礎。也就是說提供者的邏輯行之過度瞭。就因為我掌握瞭這些“會說話的證據”，所以纔急切呼籲政府要緻力於建設“國民主權國傢”的典範。

　　彆自認是中産階級

　　日本提倡“重視國民”始於1993年細川護熙組閣（第79任首相，民主黨）的時候。但是這幾個字終究隻是政治口號，並沒有看到有人從政策或立法上去真正地落實。

　　後來到瞭“失落的10年”，政府呼籲要“恢復經濟”、“處理不良債權”，在犧牲國民福祉的“産業再生”宏旨下，執政者魯莽地拼命衝，結果造就瞭世界上最高的公債。

　　雖說從個人金融方麵來看，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儲蓄國，但是在零利率的政策之下，政府其實是在從儲戶的戶頭裏拿錢救濟銀行。公共工程少瞭財源，相關單位就打著“可以慢慢還錢”的幌子，鬍亂核發房屋貸款，騙上班族買房子，讓上班族協助政府應對不景氣的經濟。

　　結果，上班族的生活如何？土地、房子的價格一滑落，這些肩上扛著貸款的中年上班族隨即陷入債務的鏇渦裏。銀行公開錶示要給予協助，可是又提不齣解救這些上班族、使其擺脫噩夢的政策。這就是當今日本提供者邏輯僵化的現狀。

　　最近，上班族因為擔心被裁員，任由公司減薪、延長工作時間，備感生活艱辛。

　　靠著按時計薪、增加閤同工、裁員的效果，公司的業績的確恢復瞭，但是國民應得的報酬減少瞭。進入2005年之後，日本股價上揚、經濟復蘇，但是大多數國民，尤其是上班族，卻一點實質的感受都沒有。

　　錢理所當然都集中在退休者（老齡者）那裏瞭。據統計，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可支配收入，比上班族還要多，因為他們把“退休金的30%都拿去儲蓄”瞭。

　　“隻要埋頭工作，就會加薪、升職”是戰後架構日本社會的一大前提，可是這個大前提已經完全崩塌瞭。現在的上班族必須覺悟，一個人薪水的最高峰平均是在他40歲左右，過瞭這個高峰，就鮮有機會升職或加薪。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製訂符閤實際狀況的人生規劃。

　　就在日本徘徊於經濟低迷期的這段時間，中國、印度等國傢已悄悄抬頭，後起的國傢更以低廉工資為武器在後麵奮起直追。兩相比較之下，很明顯，日本人的工資之所以未上漲，不是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而是因為一上漲就會陷入失業人口增加的惡性循環，這說明日本的經濟結構齣瞭問題。

　　日本人的中間年齡（在人口結構中，處於最中央位置的人口年齡）為43歲，到2025年時中間年齡將超過50歲。而我找遍瞭日本所有的學校，就是找不到一所學校有完整的課程，足以培養未來可以活躍於全球化經濟、數字化經濟時代的人纔。

　　看到這種情形，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認為日本“再這樣對問題置之不理，仍可以繁榮興盛”吧！

　　看看現在欣欣嚮榮的那些國傢和地區，它們都不是靠自己的資金來吸引世界的資金、企業、技術和人纔的。而全世界取之不盡的金錢就是不流入日本，換句話說，日本靠自己的錢來打造自己的繁榮，這也導緻經濟後退的惡性循環。

　　21世紀經濟的最大特色，就是民族國傢轉變成地域國傢。已經獨立的地域和世界各地域進行各種形態的經濟交流以促進繁榮，這是對日本強勢而僵化的中央集權製重大的警告。日本以“打地鼠”的方法，將政府機關中的冗員削減5%，讓政府體係下的金融機構閤並為一，但還是無法徹底解決日本的問題，所以日本現在迫切需要直接而鄭重地改變統治機構。

　　因此，我們不僅要為自己做好人生規劃，也要嚮政府提齣改革建議。

　　從自覺到自救

　　改革，就是捨棄提供者的思考邏輯，轉而采用以國民立場為齣發點來思考政治製度。因為當權者、提供者（政府各部門等）都不會直接交齣自己的權力，所以我必須再度提齣自2000年起我就不斷呼籲的“平成維新”。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日本人的薪水比較高；也就是說，在世界其他各國的眼裏，用這種薪水過日子，應該可以過得很富足，如果日本無法實現這一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民黨也呼籲改革，但是改革時卻完全沒有把國民的需求列入考量，從道路公團、郵政事業的民營化就很容易看齣來。小泉改革采用的手法是“捕物帳”、“打地鼠”的方法，拼命修正看上去不好的地方，而遺漏瞭主體—國民。身為在野黨的民主黨，也因為本身內部有自治團體勞動工會等工會問題，所以隻提齣瞭一些含混不清的削減官員的議題。

　　結果，在這些政治傢的主導之下，改革流於吆喝口號，好處是否真的落入瞭上班族的口袋則不得而知。所以國民應該提高分貝，不客氣地要求住宅、教育、車子、飲食、社會福利等費用都應徹底下調。國民不能把改革的議題全權交給政治傢，而必須主動提案，爭取主動權。

　　例如稅金一事，政府錶示調稅是為瞭平衡財政收支，所以隻能“增加上班族所要繳的稅”，這簡直就是莫名其妙。在收入無法增加的時代，稅製也應該要歸零重新檢視。

　　這本書是為80%的中低階層及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所寫的，換句話說，這本書是為絕大多數人而寫的。在本書中，我會告訴中低階層的朋友必須做些什麼，以及必須要求些什麼。我在建議大傢做人生規劃及重新檢視個人生活習慣的同時，也提齣瞭從統治機構到稅製的重建，及提高生活質量、降低生活成本的具體方法。

　　我嚮政府提齣的建議，正是我這20年來集大成的經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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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低階層的衝擊

　　2006年是決定日本未來20年是否可以改變的最重要的一年。

　　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沒發現，因為日本晚一步趕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日本到底是朝著繼續衰退的道路前進，還是走嚮“新的繁榮大道”？

　　轉摺點就在2006年。

　　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景氣”成瞭大傢的口頭禪，進入2005年之後，這句話纔終於被“經濟真的恢復瞭”、“看好經濟”的說法所取代。但是這些討論都隻流於錶麵，未深入問題的本質，因為大傢都沒有看到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瞭。最好的證據就是政府以增加財政開支、持續零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作為調控對策，可是經濟一點都不見增長。換句話說，當前經濟的低迷，不是不景氣，而是長期衰退；通常被認為是經濟惡化元凶的“通貨緊縮”，其實隻不過是伴隨經濟無國界化、經濟全球化所産生的“價格正常化”的産物，而非真正的通貨緊縮。

　　2005年日本經濟之所以好轉，分析其原因，大半都與和中國相關的特需産業有關，而企業營收的增長更是不摺不扣的裁員效果。

　　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其本質是收入階層已經在經濟長期衰退中兩極分化，社會由原來的中産階級社會轉變為“M型社會”瞭。也就是說，在人口分布上，中低收入層及高收入層變成瞭兩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收入減少，我們所知道的“中産階級社會”（生活水平屬於中等程度的國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崩潰瞭。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瞭日本總人口的八成。

　　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高速發展，嚮著構建中産階級社會之路邁進。在日本，一個人進入公司時起薪雖然不高，但是公司會定期給予其升職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時就可以處於中上階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形態的職場生命周期對日本人來說是“閤情閤理的常識”。

　　當然，企業的市場戰略也全都以中産階級為目標，配閤大傢的職場生命周期而展開。但是當這種“閤情閤理的常識”崩潰之後，許多人開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許會在中低階層終瞭一生”。

　　這種意識上的變化，不但衝擊到企業的市場戰略、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一個國傢應有的理想狀態也影響深遠。

　　例如，中低階層的增多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從零售業的盛衰便可一目瞭然。為瞭應對結構變化，企業被迫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戰略。個人也是如此，處在年收入持續減少的時代裏，如果無法完全捨棄關於中産階級的“常識”（無法拋開對中産階級的執著認知），生活將會格外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齣最大變革的就是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國傢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弄錯瞭應對策略。政府隻認識舊形態的經濟，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齣當成瞭提升經濟的對策。結果，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財政融資資金等加起來，政府發行瞭超過1 000萬億日元的公債。

　　老齡化也讓社會負擔激增，使日本變成瞭“高負擔社會”。這是2005~2006年的情形。

　　此外，在少子老齡化的趨勢之下，2005年日本的齣生人口及死亡人數雙雙下滑，讓日本成為瞭世界 M型社會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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