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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海報：

內容簡介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作者藉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講述瞭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書稿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作者在論述中注重曆史資料的發掘，著意生活細節的勾勒，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

作者簡介

　　陳平原，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2008—2012年任係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

目錄

“大學五書”小引

緒言：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此情可待成追憶
——中國大學內遷的曆史、傳說與精神
一、炸不垮的中國大學
二、年的統計
三、不該被埋沒的文本
四、筆落如何“驚風雨”
五、“奇跡”該怎樣講述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一、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三、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
四、以本科教學為中心
五、“人和”的另一麵
六、“應叫青史有專篇”

豈止詩句記飄蓬
——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二、百一篇成聊自遣
三、詩史更愧無君纔
四、還將孤憤托長吟

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
——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
一、從“宏大敘事”到“私人記憶”
二、師生之情與同窗之誼
三、“新文學”教學之披荊斬棘
四、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
五、政治與學術的糾葛
六、物質與精神之張力

參考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迴平津。據西南聯閤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1]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纔輩齣，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藉助於報紙公告、電颱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信息的三校學生紛紛曆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九點，響起瞭空襲警報，師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瞭個括號“實在也無處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瞭，故師生們置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就在這連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裏長徵，辭卻瞭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彆，絕檄移栽楨乾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3]

　　一、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跡。據史傢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4]。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師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師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係三校閤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製。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於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7]。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於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8]。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為瞭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纔，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最早關注這一重大現象並作齣詳細調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

　　成都（川西）區（學生約6500人）：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技藝專校、西康技藝專校（以上國立）、金陵大學、金陵女院、朝陽學院、光華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以上私立）；重慶（川東）區（學生約7000人）：中央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藥學專校（以上國立）、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以上省立）、復旦大學（籌改國立）、私立中華大學等；昆明（雲南）區（學生約4500人）：西南聯大、同濟大學、雲南大學、中正醫學院、藝術專校、國術體育專校等（均國立）；貴陽（貴州）區（學生約4000人）：浙江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貴陽醫學院（以上國立）、湘雅醫學院、大夏大學（以上私立）等；西北區（學生約5000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技藝專校（以上國立）、山西大學（省立）等；兩廣區（學生約4000人）：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以上國立）、江蘇教育學院、廣東文理學院（以上省立）、華中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勷勤學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區（學生約1100人）：湖南大學、師範學院、商業專校（以上國立）、民國學院（私立）；上海區（學生約7400人，注：僞校不在內）：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學院、上海商學院（以上國立）、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分校）、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上海法政、上海美專、南通學院等，以及抗戰後新成立之太炎文學院、達仁學院、新中國大學等十餘校（均私立）；北平區（學生約2500人，注：僞校不在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協和醫學院、鐵路專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學（中法閤辦）。其他地區（學生約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國立廈門大學、私立協和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浙江之國立英士大學、省立醫專；江西之國立中正大學、蘇皖政治學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學等。
　　附注：一、各地區主要專科以上學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數未列入。
　　二、陝甘寜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9]

　　這一統計，包含瞭遷入租界的若乾國立及私立大學，但排除瞭日本人控製的“僞校”（如“僞北京大學”“僞中央大學”）。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遷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錄《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錶》，記載抗戰期間遷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見上錶的有36所。最近十幾年，隨著學界對於抗戰中大學內遷的研究日益精細，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纔，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錶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誌。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於戰火臨近，不得不一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瞭。創建於1907年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雲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10]。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曆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餘公裏，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於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迴杭州。”[11]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迴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12]正因此，浙大人對於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13]。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錶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贊嘆，屬於全體內遷高校的師生。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跡。二戰中其他國傢的大學，也都麵臨各種危機，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韆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瞭民兵、紅軍和遊擊隊。”[14]為瞭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綫的幼兒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於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同生活建立瞭更密切的聯係，並設立瞭戰時防禦題目的講授”[15]。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為密切：“為瞭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瞭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傢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瞭正常的教學工作[16]。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瞭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係教授、曆史係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綫。整個戰爭期間有三韆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裏的專傢，則“徹底修訂瞭科研工作計劃，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瞭，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17]。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剋；隨著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嚮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迴遷莫斯科[18]。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占領；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齣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於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徵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麵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纔，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傢，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19]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錶達瞭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綫去是一個失策，到瞭戰後纔深深地感覺到”；“國傢為瞭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綫去衝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20]當局錶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834人，犧牲5人。實際上，還有若乾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21]，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抗日戰爭中，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的，不僅是西南聯大。可後人談論“大學精神”，或者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都會以西南聯大為例證。作為史傢，我承認此例證很有說服力；但同時我更想強調，還有很多同樣可歌可泣的“大學故事”。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精神。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南方日報》刊文為中山大學“抱屈”：“前後7年，顛沛流離，幾度遷徙，三易校址。先遷雲南，復遷粵北，三遷粵東仁化、連縣。抗戰八年，不少中國人記住瞭西南聯大，殊不知在廣東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們在國難麵前也經曆著民族個人的深重磨難，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在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滿精神的一筆。”[22]是的，“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的，不僅僅是中山大學，也不僅僅是西南聯大。我要追問的是：為何聯大的故事廣為傳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瞭“中國大學”理所當然的“代錶”。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閤一，學術實力超強，這當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還牽涉一些彆的問題，比如“故事”的傳播與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團”為例，校歌裏提到的“萬裏長徵”，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轉赴濛自、昆明，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3500裏長途跋涉，曆時68天的“小長徵”，無論當時還是日後，都一再被提及，且作為聯大精神的象徵。
　　正如鬍適在紀念聯大九周年集會上說的：“這段光榮的曆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23]可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舉措，為何長期湮沒無聞？1938年7月，同濟大學第四次內遷到廣西賀縣八步鎮：“這次遷校，從贛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數同學組織瞭赴桂步行隊，每隊十一二人，堅持每天走五六十裏路，充分體現瞭同濟大學同學吃苦耐勞、共渡時艱的奮鬥精神。到桂林後，沿灕江乘木船經陽朔至平樂，轉程至八步，前後花瞭兩個月的時間。”[24]1938年9月，浙江大學從江西泰和轉往廣西宜山，“學生方麵，為鍛煉體質，沿途采訪計，另有步行團之組織，計分兩隊，共有陶光業……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齣發，校長當贈以地圖錶格等件，以示鼓勵。”這次“經行韆裏，費時四十餘日”[25]。1939年初，中山大學輾轉撤往雲南澂江，據說有幾百學生，“分彆結隊從連江西行，長途跋涉，徒步赴滇，曆經粵、湘、桂、黔、滇5省，最後趕到澂江復課”[26]。1939年5月，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在王廣慶校長的率領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經方城、葉縣、寶豐、臨汝、伊陽、伊川，行程六百餘裏，終於抵達嵩縣縣城”[27]。為何其他大學的“步行隊”聲名遠不及湘黔滇旅行團？作為“事件”，中大校史的說法相當含糊[28]，同濟則是半個世紀後的個人追憶，浙大有二十人名單，屬於記錄在案，可也就是這麼兩句話[29]，哪比得上西南聯大校友的連篇纍牘、聲情並茂？
　　湘黔滇旅行團指定瞭丁則良等三人為日記參謀，全麵記錄旅行團活動，寫成瞭約二十萬字的日記，寄到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刊行，隻是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不幸失落[30]。即便如此，也有諸多書寫刊行，如外文係三年級學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韆裏徒步旅行日記》（1938年春發錶於《大公報》副刊《小公園》）、中文係二年級學生嚮長清的《橫過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發錶於巴金主編的《烽火》）、政治係二年級學生錢能欣的《西南三韆五百裏》（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以及生物係助教吳徵鎰的《長徵日記——由長沙到昆明》（《聯大八年》，1946年版）[31]。上世紀80年代以後，有心人士積極整理資料，徵集照片，引導校友追憶往事，加上中外學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因而相當完整。讀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你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同濟大學的“赴桂步行隊”等會失落在曆史深處。
　　同樣是長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瞭旅程長，還因為旅行團中有教授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等。張寄謙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團的組織及行程，還提及此旅行團如何“齣人纔”——截至此書刊行的1999年，旅行團成員中日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屠守鍔、唐敖慶等十一人，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陳力為等三人；至於著名人文學者，除瞭序言列舉的任繼愈、馬學良、王玉哲、劉兆吉、唐雲壽等，作為後學，我還可以舉齣查良錚（穆旦）、季鎮淮、何善周、丁則良、孫昌熙等。這也是此旅行團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龍臥虎，確實瞭不起。
　　此次“小長徵”，影響瞭這三百旅行團成員，也影響瞭這所大學的性格。確實如美國學者易社強）所說，經由一遍遍的言說與書寫，“長徵的現實夾雜著神話和傳奇的色彩”[32]。“這次長徵是一次艱苦卓絕的跋涉之旅，此後是八年患難，它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纔能的象徵；因此，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續不輟的象徵。”[33]
　　一個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後人追懷不已，除瞭自身的曆史價值，還與有無動人的細節相關。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本沒什麼好說的。可校長羅傢倫很會講故事，抓住一個細節，讓你永誌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羅傢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彆。校長走後，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傢畜，決定把這些傢畜傢禽搬遷到大後方去，於是推舉王酉亭為負責人，經過韆辛萬苦，曆時一年，於1938年11月中旬到達重慶。羅傢倫1941年“於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瞭，仿佛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34]這故事實在太動人瞭，以至於日後講述抗戰中的大學內遷，很難遺漏中央大學。
　　聯大師生的湘黔滇旅行團，也是因為有大量的細節，纔顯得如此豐滿，且神采奕奕。旅行團從一開始就注意搜集資料，專人記錄日記，沿途采風問俗，順便做社會調查及文化考察，甚至還留下瞭《西南三韆五百裏》（錢能欣）、《西南采風錄》（劉兆吉編）這樣的作品。此外，像抄錄玉屏縣縣長劉開彝具名的布告[35]，沿途拍攝各種照片[36]，以及圍繞聞一多教授的一係列故事，所有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前言/序言

　　緒言：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閤，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瞭，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我說：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2]。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硃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閤影（圖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誌嚮。聯大人貧睏，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3]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齣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閤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曆朝曆代，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隻有當戰亂平息，統治者纔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藉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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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宦官當權，生靈塗炭，民不聊生。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兄弟發動黃巾起義，官軍聞風喪膽。為抵抗黃巾，幽州太守劉焉齣榜招兵。榜文前，劉備、關羽、張飛三兄弟萍水相逢。三人都有為國效力之心，於是桃園結為異姓兄弟，投靠劉焉。從軍後劉、關、張顯示齣非凡的纔能，一敗黃巾於涿郡，二敗黃巾於青州。不久，又救齣被張角打敗的董卓，但董卓見劉備是白身，並不答謝。張飛大怒，要斬董卓，被劉備勸住。劉關張與硃儁、孫堅進攻黃巾，大勝。硃儁、孫堅皆受封賞，隻有劉備被冷落。很久之後，劉備纔被封為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到任四月，督郵來縣巡視，藉機索要賄賂。因劉備不從而欲存心陷害，張飛得知後怒鞭督郵，三人被迫棄去職位，投瞭劉恢。不久參加平定魚陽之戰，劉備因立功被任平原令，開始擁有一支人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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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材我最喜歡。大學者大學之精神也。抗日聯大中國大學曆史精神最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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