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司馬遷之誌》是近年來研究《史記》極為重要的成果，作者研究細膩，論點鮮明，分析透徹，深入淺齣。
　　2.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
　　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司馬遷之誌》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內容簡介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
　　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書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作者簡介

　　陳文潔，哲學博士，曾從事曆史學博士後研究，現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所副研究員，2014－2016年在美國耶魯大學訪學。著有《荀子的辯說》等。

精彩書摘

　　“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宗旨
　　司馬遷著《史記》，意在成一傢之言。《史記》既為“繼《春鞦》”而作，則司馬遷藉撰述史事所錶達的一傢言亦當為“繼《春鞦》”而發，當視為他“繼《春鞦》”的具體錶現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傢言的宗旨，根本上與他對《春鞦》的理解緊密相關。鑒於當時《春鞦》經傳並行不分的一般學術環境，這首先需要澄清司馬遷“繼《春鞦》”說中“《春鞦》”的實際意指，在此基礎上把握他對《春鞦》的述作意圖和性質的認識，進而領會他對“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實質性定位。
　　然而，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明確提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其一傢言的主旨，似與其“繼《春鞦》”說相歧，難免使其一傢言旨趣呈現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維都有其內在的一緻性，“一傢之言”作為司馬遷貫通《史記》的自傢思想，也有其統一的宗旨、核心。“繼《春鞦》”與究天人、通古今兩種說法隻是貌似不可溝通，在本質上則是完全和諧、互通的。司馬遷的一傢言，既可說是“繼《春鞦》”之一傢言，又可說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傢言。在他而言，“繼《春鞦》”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非二事，而是一事兩說。“繼《春鞦》”即意味著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則是對“繼《春鞦》”之著述任務的具體解說，二者從不同的角度確定司馬遷一傢言的核心，並共同指嚮一個現實的治政目標。
　　2.1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
　　《春鞦》編年記事，本魯史舊名。自戰國時孟子雲“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指《春鞦》體現聖人大義，遂有孔子作《春鞦》而明王道之說。今天看來，此說疑點頗多，在《春鞦》簡略的大事記間找尋、領悟大義所在，也殊為不易。但任何觀點，無論真僞、好壞，一旦被接受成為信念，就會産生現實影響。西漢人普遍篤信孔子手定《春鞦》，寓大義微言，以當一王之法，故置《春鞦》於五經之首，以為聖典。孔子作《春鞦》明王道，無論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漢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實性。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定位，無疑也是在這一信念背景下展開的。
　　《儒林列傳》中，司馬遷謂西狩見麟而孔子自以為道窮，“因史記作《春鞦》，以當王法”，“辭微而指博”。這完全與時論相閤，且在見解和語氣上都有比較明顯的公羊學色彩。眾所皆知，漢武獨尊儒術，《春鞦》三傳中，唯《公羊傳》立於學官，既有正統之尊，又最有可能為學者所熟悉，司馬遷對這一官方學問也當有相當瞭解，他以公羊學口吻談論孔子作《春鞦》一事，實不為怪，不足證他特彆傾心於公羊之學，官方意識形態對人的話語方式所産生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曆來都不罕見，從情理上講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僅憑《史記》中這類顯而易見的說法，難以論定司馬遷對公羊學的真實態度。當然，《史記》稱引《公羊傳》，常經傳不彆，多用“《春鞦》”一詞代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推崇《公羊傳》而視其為《春鞦》唯一嫡傳，因為在《史記》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徑以《春鞦》稱《左傳》。事實上，盡管《公羊傳》是當時解釋孔子大義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據，可司馬遷並未囿於此見，而明指《左傳》得孔子真傳、羽翼《春鞦》：
　　是以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鞦》，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史記·十二諸侯年錶·序》）
　　孔子作《春鞦》，其刺譏褒諱挹損之義隱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為，口耳相傳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鞦》之義。此謂左丘明親得孔子《春鞦》真傳，特存其大義於《左傳》。至此，司馬遷主張《左傳》實傳《春鞦》之意，已無可疑——這從章太炎《春鞦左傳讀敘錄》據上引文而有“左氏親見，公、穀傳聞”的優劣之評，亦可見一斑。《史記·儒林列傳》記《春鞦》之學，三傳中獨缺《左傳》，與此不相矛盾。《儒林列傳》自嘆“廣厲學官之路”起言，述當時教化不興而文辭粲如的官方儒學狀況，並非為明儒林正宗而作；該傳不提《左氏》，隻載公、穀兩傢，當源自其時官方學術對《左氏》的冷淡態度，而與《左氏》是否傳《春鞦》的問題無關。可見，在司馬遷的觀念裏，《春鞦》之真傳不止一傢——據此看他以《春鞦》統稱《左氏》、《公羊》，即可瞭然。其實，學術正統之爭，本難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於史實，不甚措意”，“漢人於史事，尚未知覈實”，《春鞦》三傳之互詆，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傳爭立學官，學者亦多以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贊》）。司馬遷謂公孫弘以《春鞦》（即《公羊傳》）起傢而至取相封侯，則“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未嘗不是有見於學術與利益之互為支援而語含譏諷；且司馬氏世典天官，司馬遷以傢學立身，固不必依傍門戶，而當時今古文經學之間也釁端未啓，故司馬遷據己之見，就事論事，側《左傳》於傳經之列，應是常理。
　　……

前言/序言

　　自班固引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材”，並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贊》），《史記》嚮有“實錄”之目，後世論者也常以信史繩之。事之“實錄”，既重在“實”，未嘗不探究事實、揭明真相，從而有助於認識過往事件的真實麵貌；《史記》一百三十篇，司馬遷謂之“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始於黃帝止於漢武，戰國末期至漢武時代的一段曆史躍然紙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匯列書中，一直為古史研究所重視——這部《太史公書》終以《史記》之名傳世，固不足怪。不過，“為作史而作史”，隻是近世史學的觀念；古代有關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現過去”這種基於比較純粹的知識興趣的撰寫目的，而是彆有意圖。《史記》也不例外。
　　司馬遷仕於漢武帝之世，續父職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時星曆，不主記載，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職分內；《史記》之作，完全緣於其個人誌趣。《史記》作為私傢著作，較之官史，其著述動機顯然更為個人化，更具主動性，從理解經典的角度看，也更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述其著《史記》之由，著重引其父臨終遺命為辭：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絕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鞦》，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談先論孔子作《春鞦》之功，再言“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史記放絕”雲雲，明顯有激勉司馬遷之意——《春鞦》今文二傳皆終於“獲麟”，在今文傢眼中，“獲麟”與孔子作《春鞦》有莫大關係；司馬談雖未必意屬今文，但其卒時，《春鞦公羊傳》早已列於學官，勢力鼎盛，具備塑造一般話語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處他以“獲麟”喻孔子作《春鞦》的特殊時刻，與《史記·孔子世傢》謂“西狩見麟”而《春鞦》作一樣，均可視為是對當時特殊的統治意識形態語境的無意識反映。按此，司馬談遺囑可理解為，孔子作《春鞦》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續者，司馬遷當存光耀祖先之誌，興著述之事以繼《春鞦》。上引文言“四百餘歲”，乃實數，以虛數論，可謂之五百歲，故司馬遷《自序》接下來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誌：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鞦》，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五百歲而一聖人也”（劉敞《公是集》捲四十七《五百》）。五百歲之數，在古人有其特殊意義。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司馬遷藉言五百歲之期，欲上繼孔子，不見得是齣於某種神秘體驗，倒明顯與孟子一樣，是富有纔力的人自道當仁不讓之意。至此，司馬遷“繼《春鞦》”而著書的誌嚮已錶露無遺。但是，由於《春鞦》作於周衰之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記·太史公自序》），有褒貶之意，《史記》又多語涉當世得失，司馬遷以繼《春鞦》自任，便有譏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險的說法。於是《自序》後文又設壺遂之問：“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鞦》，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先以“唯唯”謙應，再連用“否否，不然”兩個否定語，接著力頌當世之美，最後故意為遜詞雲：“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鞦》，謬矣。”這明顯是司馬遷因其“繼《春鞦》”之誌觸及時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願意的進退失據”之中，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意在撇清《史記》效《春鞦》而刺當世之嫌，並非是自悔前說——從情理上講，司馬遷若真無“繼《春鞦》”之誌，固不必放言續聖著書，虛張聲勢而徒引猜忌。這一點，由其於《自序》下文再以“幽於縲紲”而著《史記》自比“孔子厄陳蔡，作《春鞦》”，亦可略見。趙恒論《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馬遷“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隱諱以避患之意”，並謂其“雖自謙不敢比於《春鞦》，然（後文）又以孔子之戹陳蔡而作《春鞦》自況，則其自任之意益見其不敢讓之實矣”。當是。司馬遷曾因李陵案受刑，對言語之禍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開己誌的同時，閃爍其詞以為保身之計。這與其欲上繼《春鞦》而接續孔子的豪語壯誌，不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種持護。
　　可見，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已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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