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08年次貸危機後，經濟舊格局被打破，世界經濟正在建立新的平衡。麵對波譎雲詭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
　　以強大的製造業能力著稱的德國經濟，是如何在危機中逆勢增長，成為歐洲經濟復蘇的強大支撐？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和中國是否有共通之處？德國模式能否給中國經濟帶來啓示？
　　中國知名經濟學傢李稻葵、國際管理谘詢界巨頭羅蘭·貝格親蒞編著
　　旨在撥開全球經濟的迷霧，探尋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嚮！

內容簡介

　　“強大的製造業能力、基於一流産品與服務的齣口導嚮、關注利益相關方的企業治理、重視中小企業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全麵的結構改革”，這就是在金融危機中堅挺增長的德國，為全球經濟貢獻的“德國模式”。
　　知名經濟學傢李稻葵與全球谘詢巨頭羅蘭·貝格發現，擁有著相似價值理念與基礎機製的兩國，在改革目標上也同樣相似。兩人在無數次思想碰撞後，總結齣瞭現實藉鑒。他們從公共財政體係、房地産市場調控策略、金融監管體係、馬剋國際化戰略、企業基業長青等方麵，探索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為中國改革提齣新的建言。

作者簡介

　　李稻葵，知名經濟學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裏曼講席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 Scholars）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議程委員會委員。曾先後任教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並曾任世界銀行項目顧問、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國傢研究員、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等職。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谘詢公司創始人、榮譽主席；全球多傢企業和機構的委員會成員，如德意誌銀行、美國黑石集團、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亞特集團、德國費森尤斯集團、德國慕尼黑Prime Office集團（董事長）、意大利RCS傳媒集團等；並擔任德國聯邦政府等多國政府的顧問。

精彩書評

　　★之所以要藉鑒德國模式，是因為相對於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其他民族與社會，德國的社會價值理念和基礎性機製，與中國較為相似。
　　今天研究德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比較，更好地認識自己的國情和曆史，對當前的社會思潮進行一定的補充，對衝一些經濟體製方麵思維的偏激性。
　　——李稻葵

　　★雖然中國不可能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是中國和德國有很多共同目標，如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塑造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可持續發展等。
　　——羅蘭·貝格

目錄

序一 德國模式的中國之鑒 李稻葵
序二 中國可以嚮德國學習什麼 羅蘭·貝格
第一章 德國實體經濟如何戰勝危機
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
次貸危機對德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德國的影響和對歐洲其他國傢的影響有何不同
德國實體經濟為何未受兩次危機的影響
德國應對危機經驗對中國的啓示
第二章 德國公共財政體係研究
德國公共財政體係初探
中德各項稅收對比與啓示
中德財政平衡製度對比與啓示
德國公共財政體係對中國的藉鑒意
第三章 德國房地産市場研究
德國房地産市場曆史錶現
各階段德國房地産調控政策梳理
經驗一：租賃住房市場發達緩解房價波動
經驗二：穩健住房金融體係抑製住房投機
第四章 德國金融監管研究
德國金融業概況
德國金融監管概況
德國金融監管下的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
德國金融體係對我國金融改革的藉鑒意義
第五章 德國馬剋國際化研究
德國馬剋緣何崛起
德國馬剋國際化緣何受限
德國馬剋國際化受限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啓示
第六章 德國傢族企業研究
德國傢族企業概述
德國傢族企業為什麼成功
德國傢族企業典型案例——寶馬公司
對中國的藉鑒意義
第七章 再論德國近年來經濟成功之道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
德國成功的關鍵因素
結 論
後 記

精彩書摘

　　中國可以嚮德國學習什麼
　　羅蘭·貝格
　　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新格局
　　過去幾十年間，世界經濟圖譜發生瞭重大改變，它正不斷地從發達經濟體，嚮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轉移。特彆是自 2007 年的金融危機、全球性經濟危機以及緊隨其後的歐元區危
　　機以來，這種趨勢變得愈發明顯。若單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盡管歐盟和美國的經濟總量依然大於中國，但是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使得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地接近歐美。雖然這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有所下滑，但是自 2007 年以來，中國實際人均 GDP 仍以 8.1%的速度增長，這已經遠遠超越瞭美國的 0.3%與歐盟的－0.2%。
　　歐洲各國差異顯著，德國獨樹一幟
　　歐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2年，歐盟GDP為16.4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 25％，是美國的1.1倍，中國的2.0倍，日本的2.7 倍。2012年，歐盟人口總數為5億人，占世界人口的7％，是美國的1.6 倍，日本的4.0倍。
　　歐洲經濟增長呈現顯著的區域差異。2009—2012年，歐盟傳統15國的年均GDP增長率為原0.3％。其中，個國傢的年均GDP增長率為負：10希臘增長率最低，為原4.9％；其次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彆為原1.5％和原1.4％。隻有瑞典、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法國實現瞭正增長，其中德國以 0.7％的年均GDP 增長率排名第二。除此之外，各方麵指標錶明，德國經濟處於健康狀態。
　　一、經常賬戶盈餘
　　2010—2014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隻有德國、中國和日本有持續的經常賬戶盈餘。德國的平均經常賬戶盈餘為2410 億美元，反映齣強勁的競爭力；而同期美國平均經常賬戶赤字卻為4350億美元；英國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為970 億美元。經常賬戶盈餘通常錶明齣口大於進口，有利於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對於德國來說，這一現狀也因其實際匯率低於歐元區其他國傢所導緻，這進一步加劇歐元區內部的緊張。
　　二、公共財政
　　2014 年年末，德國的一般政府債占GDP的75.5％，在歐盟國傢中處於中等水平，遠低於美國和日本。2014 年，德國成功地實現整體政府預算盈餘，不僅低於美國、日本和歐盟其他國傢，也低於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較少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為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留齣瞭空間。一旦德國經濟齣現下行風險，政府可以采取增加公共支齣、降低稅收等措施刺激經濟。
　　三、就業率
　　得益於1998—2004 年之間的經濟改革，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而失業率一路走低：2005年失業率為 11.2％，此後逐年下降，隻有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略有上升。2014 年，德國失業率達到 5.0％，比美國低 1.2％、比法國低5.3％，但卻比中國高 0.9％。2014 年第三季度平均就業人口為 4290 萬人，達到曆史最高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勞動者維持生計的基本手段，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前提。失業給勞動者造成痛苦，增加社會保障體係的負擔，甚至成為社會動蕩的誘發因素。較低的失業率通常帶來更高的幸福感，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四、高製造業比重
　　與其他發達國傢相比，德國的製造業保持較高的比重。2012 年，德國製造業占增加值的24%，高於美國的12%、日本的19%以及歐盟15國的15%。近年來，發達經濟體齣現瞭去工業化的趨勢。2000 年至2012年間，歐洲大部分國傢的製造業部門，都呈現下滑態勢，其中芬蘭下降10.3%，英國下降5.6%，法國下降5.3%；而隻有德國和立陶宛呈現瞭明顯的增加，分彆增加瞭1.6%和 2.0%。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德國製造業部門的高比重意味著，德國經濟更具均衡性，並較少地依賴於服務業；有助於德國增加齣口，鼓勵技術創新，吸引外國投資，發展高附加值的服務以及增加高技術含量的就業。這些讓德國在金融危機後，得以迅速復蘇，並實現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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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德國模式的中國之鑒
　　李稻葵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德國經濟強勁而富有韌性的錶現，引起瞭全球的關注。事實上，在二戰結束後的這幾十年間，德國經濟，包括統一前的聯邦德國經濟，始終是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標杆。它長期穩健發展，在環境保護、社會和諧、勞資關係、收入平等、地區之間平衡發展等方麵錶現突齣。
　　為什麼要藉鑒德國模式
　　特彆值得強調的是，之所以要藉鑒德國模式，是因為相對於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其他民族與社會，德國的社會價值理念以及基礎性機製與中國最為相似。為什麼這麼講？
　　首先，德國民眾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選擇問題上，比之於美國、英國等西方社會的發達國傢，更加接近於中國。在德國，百姓比較崇尚社會秩序，願意接受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製度安排，維係社會長期的和諧與穩定。相比之下，美國民眾不願放棄一些極端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製度安排。比如，美國的絕大部分州都保留著相當寬鬆的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利。事實上，美國國父們在設計美國的政治體製的時候，他們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如何從製度上限製政府對個人自由的踐踏，因此國傢基本政治製度的設計是以保證政府不能過於強勢為齣發點的。而德國從俾斯麥時代到二戰結束後，政府的設計理念比較注重社會秩序和穩定。因此，在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的選擇上，中國社會與德國社會相對比較接近。比如說，中國社會不允許個人擁有槍支，有些地區甚至不允許百姓擁有或者駕駛摩托車，而這一係列製度安排的齣發點是為瞭保證社會的秩序，它們在中國往往被百姓不加質疑地接受，這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
　　其次，德國的法律框架與中國有一定的相近性。在德國，法律是由國傢製定的，不像英國和美國，法律條文是由各個分散的法院通過成功的判案演變而來的。德國這種國傢立法的理念，與中國的基本國傢製度是一緻的。當然並不能說，國傢立法體製不如或者優於英美式的普通法的立法體製，但至少應該講，這兩類立法體製的社會經濟錶現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更接近於德國。
　　再有，德國與中國比較相近的另一點，是社會民眾有比較強烈的改革意願。在德國，社會民眾普遍認同一個理念，那就是要對 20 世紀 30 年代到二戰結束時期的希特勒法西斯統治製度的罪惡進行反思，也要對民主德國時期的集權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反思。因此，社會精英和大眾普遍有不斷反思和改革的意願。中國的精英和百姓更是不斷地對過去 170 多年來（包括對“文革”期間）的種種社會政治經濟製度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為改革帶來瞭基本的共識和動力。這種基本的改革動力，在美國和英國顯得並不是很強烈。尤其是在美國，民眾普遍有一種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的優越感，美國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認為美國製度是最好的製度，美國的國父們是聖人，美國的經濟問題（包括金融危機和財政問題）不能追溯到美國的基本政治和社會製度上去，要改隻能在經濟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層麵上進行修補，而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製度的改良。這一點，美國與中國相距甚遠，而德國與中國有相似之處。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筆者得齣的結論是，德國的經濟模式，必須要認真學習研究。並在學習研究的基礎之上，結閤中國的國情，仔細藉鑒。
　　為什麼德國模式未必完全學得來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德國市場經濟模式未必完全能夠學得來。這其中有一些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個根本因素是德國社會相對的一緻性以及社會民眾的理性和紀律性。德國統一的曆史相對比較短，在所有發達國傢中幾乎是最短的。但是在德國以及奧地利，其百姓的語言文化傳統卻有高度的一緻性。因此，在德國形成一種社會共識相對比較容易。同時，由於百姓的紀律性、相對理性和良好的教育水平，一些相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管理體製能夠比較容易得到貫徹。比如說，德國有著比較復雜的房地産管理體製，由於德國的百姓紀律性強，願意配閤，而且也願意在一定情況下互相監督，嚮有關政府機構反映和舉報一些違法行為和不良舉動，因此這種製度的執行成本相對比較低。
　　中國不可能完全復製德國模式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曆史的路徑依賴。今日德國模式的曆史起點與中國幾乎是相反的。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德國人反思魏瑪共和國時期不受拘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給德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衝擊而形成的。特彆有意思的一個觀察是，德國的主流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是強調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約束，警惕自由市場經濟對社會的衝擊。而中國社會應該說是基本上相反的，在中國社會，主流精英知識分子和相當一部分的民眾，不斷反思改革開放前，尤其是“文化
　　大革命”中的社會經濟體製，他們對於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過度乾涉、行政約束等機製深惡痛絕。許多精英階層，特彆渴望並且極其贊賞自由的市場經濟體製。因此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以及相當一部分的民眾，他們的主體意識是要推動市場化的改革。換言之，中國與德國精英階層的主流思想意識不僅是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
　　綜上所述，需要特彆強調的是藉鑒德國模式，必須關注兩國不同的曆史經曆和百姓的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研究德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比較，更好地認識自己的國情和曆史，對當前的部分社會思潮進行一定的補充，對衝一些經濟體製方麵思維的偏激性。

目錄“強大的製造業能力、基於一流産品與服務的齣口導嚮、關注利益相關方的企業治理、重視中小企業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全麵的結構改革”，這就是在金融危機中堅挺增長的德國，為全球經濟貢獻的“德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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